历史

在《光明日报》的网站上看到两篇讨论现代汉字术语误植的文章（《中西日文化对接间汉字术语的厘定问题》，《近代汉字术语误植问题初探》），它们讨论中国在从日本借鉴学习西方经验的时候，从日语汉字里直接借用术语翻译时出现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是指用于翻译某个西语名词的汉字词汇，在古汉语里已经有了特定的意思，但是却被用作翻译不相干的西语名词。两篇文章都讨论了“经济”这个词的误植。经济在中国古代是“经世济民”的意思，颇类现在的“政治”一词，但是却被用于翻译 economy ，与本意不是很相关。第二篇文章的作者还深入的分析了这个误植的来源，因为即便是在日本，经济原先也是类似政治的意思，所以最早是用来翻译 political economy的。但是后来却被误用来翻译 economy 以及 economics（经济学），导致了现在的错位，还有一个误植的例子是“封建”，导致一个词语字面含义与本身含义的混乱。当然也有一些是翻译的不错的，譬如“社会”，譬如“哲学“等。呵呵，我倒是想到了另外一个近似误植的翻译：政党。

说它是”近似“误植是因为它把一个古汉语里含贬义的词用来翻译一个中性词，以至于在清末的时候还闹出了一段公案。党最初的意思是周朝时的地方户籍编制。《周礼》上说的”五族为党“，并由此产生”乡党“一词，也就是乡亲同乡的意思，后来又从乡亲这里引申出姻亲或是意气相投的朋友等意思。再往后，大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词被用来称谓社会上层的小利益集团了，”朋党“、”党人“等词也开始使用，这个时候就逐渐暗含贬义了。褒贬是由普遍的价值观决定的。而中国古代强调与赞美的是大公无私；反对的是结党营私，所以就逐渐变为贬义词了。

历史上第一起比较著名的与部党（部党这个词也暗含贬义）有关的事件恐怕要数东汉的”党锢“事件了。李膺、杜密、范滂等人是被诬为党人的，也就是宦官们罗织的”共为部党，图危社稷“的罪名。这之后，历史上又有几次比较有影响的党争，譬如唐朝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以及明朝的阉党与东林党的争斗，同时也出现了诸如部党、党羽、党祸，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等词语，这些都是含有贬义的。

明朝末期，西学东渐，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方的科学文化，但在当时，明人所翻译的还是以自然科学、数学与圣经相关的术语比较多，譬如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利玛窦翻译的上帝等，社会科学的术语并没有太多的翻译。直到明治维新，日本才开始用汉字大量翻译西方术语，于是他们就碰到了Partei 这个德语词。

其实翻看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政治制度史，有很明显的抄袭模仿德国的痕迹。譬如日本的国会英语里称作 Diet，这个与现在德国的Bundestag的英语翻译是一样的，而这样的称呼其实是德国的传统，来源于神圣罗马帝国。同样的，日本也从德国人那里翻译了Partei，译为政党。

可是就像上边所说的那样，这个词在中国有贬义，清末政治改革运动兴起，孙中山开始组织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尽管此时政党这个翻译在国内已经非常的流行，但是他自然不愿意用一个贬义词称呼自己的革命团体。所以，孙中山把自己的第一个组织成为”兴中会“，避免使用政党的字眼。之后许多类似的改良或是革命团体也都称自己为”会“，譬如略晚于”兴中会“一些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强学会，以及黄兴的华兴会，蔡元培，秋瑾，陶成章的复兴会等。同盟会建立的时候，也称自己为”会“。但这些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是革命派的政党。

当然，语言是活的并不断变化的，就像现在经济一词已经被人广泛的接受用来翻译economy一样，政党也用来翻译party，呵呵，现在已经习惯了当初的错误。

刚才在维基百科上翻看到一段关于明光宗的介绍：

呵呵，不知道这段是谁写的，最后一句评价恐怕是有些离奇了。一个仅仅在位二十九天的贪财好色的皇帝居然被描述为中国历史上走向君主立宪的最后希望，真让人有些叹为观止了。其实，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本与末，因与果的问题：到底是立宪导致了虚君，还是虚君导致了立宪。看看世界历史，恐怕立宪才是本，虚君只是末；把一个荒淫无度，无暇顾及政事的皇帝作为中国走向立宪的最后希望只能说是本末倒置了。

最直接的例子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前的几个君主，个个都不是不理朝政的“虚君”，恰恰相反，詹姆斯一世与查理一世是君权神授的鼓吹者，查理二世与詹姆斯二世也正是旧秩序的积极提倡者。立宪的动力并非虚君，而是立宪派（议会）空前高涨的实力，也正是因此，立宪的势力才能够驱除了强主詹姆斯二世，从荷兰迎来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通过了《权力法案》，开始了立宪君主制。换言之，是立宪的势力渐渐架空了君主，而非相反。

日本是另外一个例子，二战前的日本是二元制君主制，虽然议会有立法权，但是天皇有任命首相的权力，也有决定重大问题的权力，不仅如此，天皇还可以批准或是颁布法律，召集或是解散议会等等。二战之后，天皇才真正成了虚君，但是原因却是美国占领军推行的宪政制度，也就是说，立宪仍然是因，虚君只是果。

那么立宪的力量来自何处呢？最重要的是社会基础（当然也有借助外力的情形，譬如日本）。而对比同时期的明朝与英国，新兴阶级的力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可否认，在明朝中后期，市民阶层的力量与以前相比大大增强。光宗之前的万历年间和之后的天启年间的民变就是这一力量的显示。这些民变与农民起义不同，他们的核心力量不是农民，而是城市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与中下级官僚，他的政治诉求也不是仅仅为了土地，而是为了政治改革与保护工商业的发展。但是对比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势力，明朝中后期市民阶级的势力还是太弱了，毕竟明光宗死后20年，英国资产阶级就强大的足以推翻君主，而在同时期的明朝，不过杀死几个矿税监，或是迫使朝廷撤回几个矿税使罢了。这样的力量，远远不能担负立宪革命的重任。

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恐怕最需要的不是虚君，而是有作为的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可是够“虚”的，几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甚至连朝臣官员们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可是这样的“虚”对立宪大有裨益么？没有，只落下个“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的结果。

呵呵，在桑林志那里读到一篇关于焰火和火炮的blog以及讨论，觉得挺有趣的，也跟着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问题是这样的：yijun在blog引述了一段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关于火药与焰火的记载：

最后，我们应该谈淡硝石；这种东西相当多，但并不广泛用于制备黑色火药，因为中国人并不精于使用枪炮，很少用之于作战.然而，硝石却大量用于制造焰火，供
群众性娱乐或节日时燃放.中国人非常喜欢这类表演，并把它当作他们一切庆祝活动的主要节目。他们制作焰火的技术实在出色，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他们不能用焰火
巧妙地加以摹仿。他们尤其擅长再现战争场面以及制做转动的火球,火树、水果等等，在焰火上面，他们似乎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我在南京时曾目睹为了庆祝元月
而举行的焰火会，这是他们的盛大节日，在这一场合我估计他们消耗的火药足够维持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达数年之久。

然后yijun提出了一个问题：“长久以来就熟悉了火药的中国，没有足够的发展火器技术的动力，都是一件令人迷惑的事情。” 并从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呵呵，这个标签是我加的）的角度作了解答，认为：“
技术源于需求，需求则源于政治与文化。”并假设“
设想另一个历史。假设能够制造佛朗机火炮的某个小国家是与中国接壤，那么长期的摩擦下很难想象中国不会发展自己的火器技术。”

不过jiyanjiang不同意，以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历史上（明朝为例）是很重视火器在军事中的应用的；另外，火器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东方并不比西方落后。因此，应用需求并不是推进科学发展的主导因素，而是在“科学背后支撑科学发展的思想和价值观”。桑椹似乎支持这个观点，并援引了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1883年所做的《为纯科学呼吁》的演讲，其中以火药的例子说明纯科学的重要性：

我时常被问及这样的问题：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哪个对世界更重要。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
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
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只满足于火药
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以至于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

呵呵，事实上这牵扯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的枪炮技术会落后； 第二，为什么中国没有诞生现在科学。第二个问题太大了，短短的一篇blog说不清楚，所以只谈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最早发现了火药，但是最终在火器的使用上会落后于西方。

首先是中国的火器技术的问题，中国并非是只把火药用于娱乐，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把火药用于战争的国家。其实这个也是显而易见，因为中国古代打仗的习惯，讲求的是谋略，而火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战术。《孙子兵法》里面专门有一篇是《火攻》，火攻也很早就用于实战，譬如田单的火牛阵，周郎的火烧赤壁，但是这些大多用天然的易燃物（譬如油脂干草之类的），这些引火物受气候的影响很大，呵呵，譬如周郎烧曹操的时候，万一借着东风来了一场及时雨，周郎就要郁闷了。但是火攻有时又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水军交战的时候，所以最迟在唐末的时候，火药已经用于战争了，最早的用途自然是为了纵火，譬如宋初的火球，用硝、硫、木炭以及其他药料为核心，外面用多层纸或是布包裹，然后涂上沥青，松脂或是黄蜡用以防潮防水，并有引信发火，使用的时候，用人力或是礮（也就是抛石车）投掷到敌营，对于城垒或是车船非常有杀伤力。火球只是火器的雏形，后来很多更为先进的火器的被制造出来，由于我们不是回顾火器史，所以就略去，如果感兴趣，可以看看周纬写的《中国兵器史稿》，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比较系统，其实在古人写的《武经总要》等书里也有很多关于火器的记载。

纵观中国的火器使用史，火器发展的两个高潮时期是宋与明，其背景都是频繁的战争，而火器技术的没落是从清朝中叶开始的，其背景是康乾盛世，河清海晏。从这个角度，功能主义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只有有了技术的需要，才会有技术的创新，否则即便是有了创新，也会被湮没。所以这和清朝愚昧不愚昧关系也不大。举个例子一个国家有10块钱，如果都买了大炮，10块钱就没了；如果都投资在经济上（譬如兴修水利等），那么每一年都会有1块钱的回报，那这个国家该如何选择呢？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明天就会发生，那么自然是买大炮，因为没有了大炮就没有了明天；如果战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发生，那最优的选择自然是投资经济，这样在将来如果有需要就可以买很多的大炮。但是这个国家不可能很清楚的知道战争会不会发生，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只能根据经验来估计战争的可能性。在宋朝与明朝，战争显然无时不在（明朝前期抗蒙古，中期倭寇，后期后金，战争的规模都较大），而清朝根据经验，以为战争不会很快的到来，国家投资的重点自然不在火器上。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在重新update了对战争发生可能性的估计之后，才手忙脚乱的开始发展新军。

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的纯科学的发展，而科学的发展方向还是缘于技术的需要，是一个物质的需要，而非纯粹的意识上的价值与思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的各门科学中，哪些科学发展的速度最快？申请到funding最多的学科发展最快，怎样才能申请到funding，呵呵，写过proposal的人自然知道各中的诀窍。回到古代，譬如数学，宋元四大家的著作是数学史上的一块丰碑，但是后来居然都没有人能读得懂了，这就是没有物质支持的科学（广义）的结果。技术与科学是相互促进的，是一个双向的关系，而非单向的从科学到技术的关系。

呵呵，反正是blog，所以不妨漫无边际的聊下去。就一段春秋战国历史，描述的部分经过诸多历史大家的考证与考古的不断发现，在重大历史事件上已经很是清晰；欠缺的是分析的部分。在解决完“是什么”的问题，紧接着的是“为什么”的问题。譬如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到了战国，战争变得日益频繁，规模变得越来越大？ 这类问题在每部史书的评论部分都会有一个简单的解释，但是并不构成理论。所谓理论，通常有三个属性：描述、解释和预测 （David Singer）。古史书上的理论大多都可以做到前两点，第三点往往做得不好。当然，谶纬那一套除外，刘邦的老妈与金甲神人（此处省略），刘邦就注定当皇帝，这样的理论太powerful了，以至于一般的人都不敢用：）

今天碰巧看到一个外国人解释战国时战争规模的，挺有趣的，转述一下。说来惭愧，此人其实是俺们专业的小牛人之一，他的书读过不少，但是都是只看看开头的概述--一般把理论交待清楚--和结尾--一般再总结一下理论。中间的Case Study什么的都跳过不看。今天再次翻开 Stephen Van Evera的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发现有一段是讲中国的战国的。他的理论是一套进攻防御理论。核心理论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征服变得容易的时候，战争就更可能会发生。跳过中间的论证，直接到战国的历史。他认为有四个变化使得在战国时期，进攻变得更为有利。

首先是封建主义的衰落。换言之，个个国家都采取了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措施，使得国家的力量壮大，可以更有效的发动攻击；其次是步兵代替战车，扩大军队的成本降低，国家的军队增多；再次，征兵的引入扩大的兵源。春秋时候士兵的主体是贵族，而到了战国，平民成为军队的主要构成部分，各个国家都开始了征兵制度；最后是大规模常备军的创建。这一切都使得进攻与防御的平衡向朝着有利于进攻的方向发展，从而导致了战国时频繁的大规模战争。

昨天看《武林外传》，看到了包大仁那几集，很是逗乐：云南的地方官包大仁用十万两银子向东厂的督主（剧里称督公）曹公公买了一个礼部侍郎的职位，由六扇门的捕头展堂护送进京赴任，路过七侠镇。燕小六与佟掌柜不小心得罪了包大仁，惶恐之中无意听到包大仁的官是买来的，于是就想拿到证据告发包大仁与曹公公以避免包大仁报复，不想曹公公已经派出了东厂的番子来刺杀包大仁，因为卖官不过是曹公公聚敛的手段，一个礼部侍郎，他已经卖了十几家了，凡是付过银子的他都要杀了灭口，并不断地吸引新的人来买。而六扇门的捕头展堂实际上也是一个太监（ft，白让pp的无双对他一往情深了），是锦衣卫派出来搜集曹公公罪证的。最后，锦衣卫的展公公骗走了东厂的杀手，与前来接应的锦衣卫一起护送包大仁离开了七侠镇。但是，同福客栈的伙计们还悬着一颗心，因为东厂的人得罪不起啊（特别是在他们中大多都看过《新龙门客栈》，《东方不败》，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但是在下一集，曹公公转眼就倒了。呵呵，看似很无理，但是却很符合明朝的宦官制度。

中国历史，宦官祸害最严重的有三个朝代，东汉、唐和明。其他时期，虽然也有宦官专权的时候，但大多是为害一时，并不长久，譬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干政没多久，赫赫一时的大秦就被他整垮了。而东汉、唐、与明三朝中，又以明朝宦官专权延续时间最长，为害最烈。有明一代，自明英宗王振起，除去明世宗嘉靖帝的一代，到明末崇祯帝吊死煤山止，宦官不断的窃夺权柄，操纵朝政，为害天下。但是与前朝相比明朝的宦官又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宦官对皇权从未构成威胁。反观汉唐，宦官往往参与皇帝的废立，唐朝是一个典型，自唐肃宗至唐昭宗十三帝，居然无一不是宦官所立，皇帝屡次与朝臣联合，反对宦官干政，但是次次都失败了，比较著名的事件譬如“二王八司马”，以及“甘露之变”等。但是在明朝，权势熏天的“立皇帝”刘瑾，以及“九千岁”魏忠贤等从来没有对皇帝的权力产生过威胁，更别说废立了。一旦失去了皇帝的宠信，他们立马就倒台，和《武林外传》中的曹公公一样，远没有汉唐时期的宦官那么嚣张。

魏忠贤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天启年间，魏忠贤几乎与天子无异，可是明熹宗天启帝一死，魏忠贤甚至还挡不住十八岁的信王朱由检入京即位，虽然他也曾有谋逆之心，但是却一直不敢发作。朱由检入京即位后，从表面上看魏忠贤似乎占尽优势，因为不仅朝中布满了他的党羽，他手下还有东厂，还有大量习武的太监，而崇祯帝只是一个根基未稳的藩王，但是三个月之后，垮掉的不是崇祯帝而是魏忠贤。明朝的宦官里也有个别试图废立的，譬如逐渐失势的英宗朝宦官曹吉祥，打算与嗣子曹钦里应外合，重演一次夺门之变，废掉明英宗，但是很快就被镇压了，曹吉祥也被凌迟处死。所以整个明朝，虽然宦官之害非常的严重，最终断送掉了明朝的基业，但是宦官相对于皇权却又是非常虚弱的，完全受皇权的控制。但是恰恰正是宦官与皇权之间的依附关系，才使得宦官的祸患愈演愈烈，最终成为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为什么明朝的宦官制度会这个样子呢？下篇再说：）

纷纷绕绕的春秋最终稳定在晋国与楚国的两极对抗上，形成了中国历史或者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冷战”局面，和二千多年后苏美冷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最稳定的格局自然是统一或者一极独大(hegemony），其次是两极对立（bipolarity），最不稳定的系统是多极对立(multipolarity）---当然这样的理论是把系统内的国家作为最小的研究对象，假设了国家作为一个单一actor的理性，但是由于国家也是有内部结构的，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假设并不合理，譬如战国时候稳定的秦国与齐国的二极对立就毁在了齐国的内部问题上--齐国找了燕国间谍苏秦来当相国，最终把自己给废了（每每读到这里都为苏秦可惜，战国的人真是老实啊，苏秦要是演上一段《无间道》那哭的就是燕昭王了，而苏秦也不用被车裂了，可是苏秦就是恪守着自己的信义，结果自己的命也赔上了）。但是这样的假设大抵能帮我们理解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

两极化的形成也是战火磨砺得结果。不仅有晋国和楚国的直接对抗，也有其他小强们的挑战。即便国家是台机器，也有暂时出故障的时候而国君的交替就是这样的故障，所以当晋文公死后，秦穆公出兵郑国，攻下了郑国便能得到插手中原事务的机会，晋国作为两极之一的地位也将被动摇。晋国的先轸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毅然决然地准备打一场preemptive war，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偷袭了秦军，导致秦军全军覆没，打掉了秦国的上升势头。随后的几年，秦晋又有交手，秦国屡有败绩，并非晋国的敌手，公元前624年，秦国被逼急了，秦穆公亲自带着军队伐晋，过了黄河之后连渡船都烧了，一副拼命的拼命架势，而晋国并没有直接应战，糊弄糊弄也就过去了。秦穆公之后，秦国一直追随楚国反晋，成为superpower手下的小强。

晋国在与楚国的邲之战战败之后，晋国阵营内部的齐国也蠢蠢欲动，想要取代晋国superpower的地位，与晋国冲突起来，齐顷公在交战前甚至自负的说“灭此朝食”，但是还是被晋打得大败，连自己都差些被俘虏了。

呵呵，中文维基百科被国内封了，德语维基百科被德国法院封了，现在英语维基也出了问题：有些人在有组织的刻意更改历史。这些人是谁？美国的国会议员。

这两天一直在讨论如何书写历史的问题，大家都赞同一个较为客观的书写方式历史，反对为尊者讳。可是刚刚看到的一个报道，在过去六个月中，英文维基百科被美国议员的雇员们修改了1000多次，修改的重点是议员们的个人历史，也就是简单的传记。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麻省的众议员Marty Meehan，此公竞选的时候说自己只干8年，但是后来食言，继续恋栈。此事被人写入英语维基百科。但是去年六月份的时候，他的助手授意一位实习生把维基百科上由大家编写的Marty Meehan的简传给删除，另换上Marty官方的简传，因为维基百科每次的修改都保留有纪录，所以不难找到新旧两个版本，原来的版本是这样写的：

Meehan first ran for Congress in 1992 on a platform of reform, as part of that platform Meehan made a pledge to not serve more than four terms, a central part of his campaign. This breaking of the pledge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the 5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of Massachusetts.

后来被改为：

Meehan was elected to Congress in 1992 on a plan to eliminate the deficit. His fiscally responsible voting record since then has earned him praise from citizen watchdog groups. He was re-elected by a large margin i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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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再次被人改回，指出他的食言，但是不久以后又被来自国会的IP更改为：

(Meehan) also supported term limits, pledging to serve no more than four terms.

于此同时，Marty惊人的高达4百80万的竞选筹款也从维基百科中删除，至今也没有在被加入。

Marty只是这1000多次的修改中的一个例子。议员的雇员们不仅修改他们老板的个人历史，还相互谩骂，佛吉尼亚议员Eric Cantor 曾在维基百科上被骂，说他“闻起来像牛粪”，而做这次更改的IP也是来自于国会的。

因为来自国会的访客大量的修改维基百科的内容，维基百科曾于去年11月和12月封掉了国会的IP，禁止他们修改百科内容，并指责他们进行“deliberate attempt to compromise the integrity of the encyclopedia”

呵呵，命运多舛的维基百科啊。

呵呵，老袁说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那就让咱们这些吃过狼奶的反过来想想自己受过的历史教育吧，也想想狼奶到底是什么。俺先说说俺印象中的中学历史教育。

俺的初中和高中都是在我们厂的子弟学校读的，学校不怎么好，不知道现在解散了没有。初中历史课一开始好像不是由专门的老师来讲的，讲历史的老师像是一个“不管部老师”，包括历史课在内的一些低年级的副科他都会来客串讲一下，基本上是照本宣科，念念课文，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好像给我们讲过不少评书的内容（东周列国志，三国，隋唐演义等），听起来还挺好玩的。到了初二下学期或是初三，有一个年纪大一些的老师给我们讲历史，上课特别爱写黑板，一写就是就是好几黑板，还必须做笔记，同学们普遍苦不堪言，老师还定期检查课堂笔记。我们班是我们年级八个班里最差的一个班，上课纪律特别不好，班主任的课以及主科老师的课还凑合，像历史地理这样的课，课堂秩序特别差，没有人用心，都在私下里聊天，所以老师经常会发火，有时候场面挺僵的。那个老师倒是很认真负责，就是比较刻板，所以历史课大家都是敷衍。历史有一个初中会考，权力是下放到各个学校的，所以学校也就糊弄糊弄完事。中考印象里是不考历史的。所以初中历史基本上没有学过到什么东西，不知道各位对初中历史的感觉如何。看了老袁的文章，我已经记不起来初中历史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怎么讲的，所以才到网上google到了初中历史课本的内容，翻看了一下，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印象了。

高中的历史课就更别提了。我们那个时候的高考是3+2，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因为历史等科目不是高考内容，基本上都没有怎么教。历史课似乎就是为了高中的毕业会考，那是高考的入场券，所以印象里历史课上基本都是在圈化重点，准备会考。历史的毕业会考好像在高一或是高二上学期就已经进行了，基本上都是六十分万岁。历史课本好像都没怎么用，新崭崭还扔在那里。

基本上这就是印象中的中学历史教育了。因为历史始终是作为副科，所以从头到尾都没怎么用过心，课本也没有仔细研读过。可能高中考文科的同学对历史课本要学得多一些，但是起码在我读中学的那个时候，重理轻文还是很普遍的，文科考生的数量要远远低于理科考生的数量，并且很多文科的考生也是半路出家：头一年考理科高考的成绩不理想，第二年复读才转文科的，所以对于历史课本也就是一年的工夫。

呵呵，总体上的感觉，是学校和高考剥夺了我们喝“狼奶”的机会。到了现在，狼奶没喝到，却被指责为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冤枉啊：）

《韩非子》的第一篇是《初见秦》，而这篇《初见秦》恰恰就是韩非子文集中争议最大的一篇，争论的焦点是：这一篇到底是不是韩非子写的。不少后来的读书人认为这篇并非韩非所做，因为韩非在《初见秦》里通篇都是在帮助秦国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并宣称如果秦国能够听信自己的谋略，那么就可以“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也就是说韩非在这篇文章里宣扬的观点与他“存韩”的使命看起来是矛盾的，与《韩非子》的第二篇《存韩》也是矛盾的，所以《初见秦》不该是韩非子所做。但是《初见秦》的观点真的和《存韩》是矛盾的么？

也有不少后来的读书人坚信《初见秦》是韩非写的，其中包括《韩非子》最重要的注疏者之一的陈奇猷，除了考证了《初见秦》中字词用法以及典故的使用与《韩非子》其他篇章相类外，他还认为韩非到了秦国先上书存韩，但是李斯进谗（当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李斯所说的不该是谗言而是忠言了）说：“非终未韩不为秦“，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韩非欲自陈不见。而《初见秦》便是韩非欲”自陈而不见“的篇章。换言之，韩非因为先上书存韩，被囚系牢狱，然后不得已又上书自陈，写下了《初见秦》，所以篇末有“愿望见大王”之语。简而言之，即便是陈奇猷认为《初见秦》是韩非子写的，但是仍然认为《初见秦》与《存韩》是矛盾的。

也有人认为韩非只是一个说客辨士，任何一个观点都未必是他的本意，之前的商鞅也曾以不同的观点如帝道、王道、霸道、强道等游说秦孝公，为的就是得到重用，所以《初见秦》与《存韩》都是韩非写的，不过是在兜售不同的理论罢了。也就说这种观点仍然认为《初见秦》与《存韩》是矛盾的。

不过也有人（譬如陈祖釐）认为《初见秦》与《存韩》不矛盾，他认为韩非说以先举赵而后亡韩，乃所以缓韩之急，其亡韩即所以存韩，故此云亡韩，与《存韩篇》实不抵触。

那么究竟《初见秦》中关于秦统一的观点与《存韩》中关于保存韩国的观点是否矛盾呢？我们不妨先仔细看一下《初见秦》中记录的事件与韩非的主要观点，其实《初见秦》也是一部战国晚期的各国征战与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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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fufu问起现在热炒的《天下全舆总图》，今天在网上发现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版本，有14M那么大，附在这篇blog的后面了。这个14M的地图上可以清晰的看到地图上的文字，按照原地图上的图例，拿红笔框起来的地方是原来明朝永乐十六年旧有的，未加圈框的是复制者自己添加的。大致看了一下，有两个问题:

第一，地图的欧洲部分提到“上帝”这个名词，这在永乐十六年应该是不大可能的，这个词大致是明朝中后期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时才绞尽脑汁翻译出来的（上帝一词虽然中国古亦有之，但是作为god的翻译却是在明末）；

第二，地图中的“大清海”，也圈了红框，也就是说是永乐十六年的名词，但是这种称谓有些古怪，如果清特指国号的话，那这里应该称“大明海”才比较贴切，或者清不是专有名词，但是似乎明朝也没有这样的称法。

呵呵，不管怎样，这个地图的拥有者应该比较能够造势，不然的话最新一期的《Economist》以及BBC新闻也不会报道这份地图。期待专家们的进一步鉴定：）

清晰版下载（14.1M） 扫描者不详，可能和“采慧斋”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