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

紫禁城三大殿之一的中和殿里悬有一匾，上面是乾隆的御笔“允执厥中”四个字。这四个字很有问题，可以说是亡国之言。按照清朝士人的汉学素养，这样的问题该不难看出，但是却没有人提出异议。确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当然，乾隆皇帝题写这四个字的本意肯定是要引用的《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这十六字真言。宋代理学以义理解经，这十六个字就被认为是尧舜心传，以论天理人欲。明清推崇理学，把这四个字挂在中和殿自然也算是情理之中，但是问题是，这四个字宋儒可以说，士人也可以说，但是唯独皇帝不能说，因为皇帝说这四个字，就意味着禅位，也就是亡国。

这其中原因，简单说起来，是因为《古文尚书》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伪书，《大禹谟》更是东拼西凑凑出来的，这十六个字可以分别在不同的古籍里找到原始的模样，譬如这句“允执厥中”，最初的出处大概是《论语·尧曰》：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这话是尧禅位给舜时说的，所以在中国的史书里，但凡出现“允执其中/允执厥中” ，大多和禅位有关。譬如，汉献帝禅位给魏文帝的册书：

於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君其祗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

譬如，魏元帝曹奂禅位给晋武帝司马炎的册书：

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

譬如，刘裕矫称的晋安帝禅位遗诏：

其君临晋邦，奉系宗祀，允执其中，燮和天下。阐扬末诰，无废我高祖之景命。

又譬如刘裕的曾孙宋顺帝禅位给萧道成的诏书：

于戏！王其允执厥中，仪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望。

还有齐和帝萧宝融禅位给萧衍的诏书，唐哀帝禅位给朱温的诏书等等，不胜枚举。

当然，也可以争论说禅位并不是“允执其中\允执厥中”的必然含义，但是《汉书·董贤传》里的一个故事说的很明白：

闳妻父萧咸，前将军望之子也，久为郡守，病免，为中郎将。兄弟并列，贤父恭慕之，欲与结婚姻。闳为贤弟驸马都尉宽信求咸女为妇，咸惶恐不敢当，私谓闳曰：“董公为大司马，册文言‘允执其中’，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此岂家人子所能堪邪！”闳性有知略，闻咸言，心亦悟，乃还报恭，深达咸自谦薄之意。

萧咸因汉哀帝册封董贤为大司马的册文中有“允执其中”这样尧禅舜之文而感到不安，拒绝了董贤父亲为董贤弟弟所求的婚事。这之后，汉哀帝在醉酒时真的说要禅位给他断袖之爱董贤，看来册书的中的行文用典并非无所指。

这个典故也被后世所援引，譬如《宋史·倪思传》：

弥远拜右丞相，陈晦草制用“昆命元龟”语，思叹曰：“董贤为大司马，册文有‘允执厥中’一言，萧咸以为尧禅舜之文，长老见之，莫不心惧。今制词所引，此舜、禹揖逊也。天下有如萧咸者读之，得不大骇乎？”仍上省牍，请贴改麻制。

麻制是唐宋委任宰执大臣的诏命，因为写在白麻纸上，所以称为麻制。倪思看到史弥远拜相的诏命里用到“昆命元龟”四个字，想到了董贤的“允执厥中”，认为皇帝的诏命里出现这四个字是非常不妥的，因为“昆命于元龟”也是禅位之辞。所以倪思上书，请求更改麻制，但是最终却被史弥远罢官。

由此可见，皇帝的诏书中，出现这四个字，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习惯，是非常不吉利的。但是乾隆皇帝却把这四个大字悬在了紫禁城的中和殿上。如果古史官来修清史，写到宣统逊位（事实上也算禅位），恐怕要感叹一语成谶了。

NPR 新闻里又在讨论禁枪，原因是这个月的五角大楼枪击案。经过排查，发现犯罪嫌疑人用的手枪是田纳西警察局收缴又卖给 dealer ，然后几经辗转，到了犯罪嫌疑人的手上。新闻讨论的一方主张禁枪，另一方反对禁枪，理由其实也已经很古老 —— 即使禁枪，犯罪分子也总能搞到枪，而善良的市民由于没有枪支的保护，反而会变得更加危险。虽然这个观点很古老，但是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样的论点仔细考证起来，在公元前一二四年汉代的一次廷议上就有了。

《通鉴·汉纪十一》：“（公孙）弘尝奏言：‘十贼彍弩，百吏不敢前。请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

因为弓弩的杀伤力太大，所以丞相公孙弘请禁弓弩。汉武帝把这条建议让大臣讨论。有一位侍中反对禁弓弩，理由是：

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于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窃以为大不便。

大意也是说，盗贼本来就是作奸犯科之人，你就是禁了弓弩，他们也会不顾禁令，不顾惩罚去持有弓弩，倒是普通遵纪守法的良民，会遵守法律不再持有弓弩，也失去了保护自己的手段，这样一来，盗贼会更加作威作福，而普通百姓则会遭殃。讨论的结果：汉武帝决定不禁弓弩，和现在美国的情形一样。

关于禁枪的问题，应该是犯罪学研究的问题，没有读过相关的文献，不知道数据的支持怎样，但是从理论上讲，倒是觉得禁枪和枪械犯罪率可能会存在一个非线性关系，i.e. 我们不把禁枪当做一个 binary choices（禁与不禁），而是把它当做一个连续变量，用政府禁枪的 efforts 来度量（譬如在禁枪上的 budget），这样禁枪与枪械犯罪率可能存在一个如下的关系：

假设没有 effort constraint (譬如 budget constraint)，政府没收所有在民间的枪支，那么枪械犯罪数肯定会触及 x 轴，也就是说犯罪数为零 ，但是由于 constraint 的存在， effort=< max_effort（无论是财政上的，还是制度，法律，政治上的），特别是 f(effort=max_effort)>=f(effort=0)，（f()是图中effort和 crimes 之间的函数），那么任何花费在禁枪上的 effort 都是白费，不能使犯罪率升高，而更进一步，当 max_effort 小于 f’(effort)=0 的哪一点（就是图中的顶点），那么任何禁枪的努力都会增加枪械的犯罪率——正如那个古老的观点，良民缴枪，邪人继续持枪。

换句话说，公孙弘和那位侍中的观点其实不矛盾，关键是朝廷有多少可支配资源，以及肯花多少资源（上面一直在讨论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

不胡扯了，继续算我的 stochastic growth model 去了 —— 这是一个运气活儿，closed-form solution 唯一的算法就是 guess & verify，要靠撞大运，可是今天的运气不佳，sigh 。。。

赵地的驰道上，郦食其的轺车很快就要到平原津了，从那里渡过黄河，离临淄不过两三日的路程。九月本是溽暑难耐（注：汉初承秦制，秦历九月，是为现行农历六月），大醉方醒的郦食其倒也不觉得特别的热，他迷迷糊糊的看着车窗驰道两旁不断闪过的松树，心下不由的赞叹韩信张耳在赵地治理有方，这么快就修复了始皇帝的驰道，“难道他们真的要对齐国用兵么？”郦食其想。

郦食其刚刚在魏郡见过韩信。他正一副倒霉的样子。一个月前，汉王刘邦在成皋吃了败仗，和夏侯婴两个人狼狈的逃了出来，连夜渡了黄河，跑进韩信的营垒，强行夺走了韩信的精兵，可同时又下令让韩信去攻打强大的齐国。“真是个可怜人。”郦食其想，“韩信即便是用兵如神，但是现在手下不过一班残兵弱旅，又怎能打下连霸王都平定不了的齐国呢？好在有我，让我说下齐王称臣吧，这样韩信就得救了。”

显然，韩信和他的谋士广武君李左车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魏郡的军营里对郦食其礼遇有加。临行时，韩信一反治军常态，与郦食其大醉了一场，他祝酒的时候还说：“先生，您的恩德，仆没齿难忘。” “看来韩信对我还是很有信心的，知道我必会马到功成。”郦食其有些得意的想。他拿起手中的朱雀踏虎衔环玉卮，将其中美酒一饮而尽，一边把玩着韩信送他的这件礼物，一边又想：“韩信摆摆阵势也好，可以帮我吓一吓齐王。”

唯一让郦食其有些不舒服的是李左车，他似乎不愿韩信与自己畅饮，一再嘱咐着韩信什么。“这也难怪。”郦食其自言自语。一年前，韩信捉了李左车，不仅与他尽释前嫌，还把他奉为上宾，向他请教平燕、齐之策。李左车的想法和郦食其一样对于燕、齐，只能说降，不能强攻。韩信去年八月攻魏，闰九月破代，十月灭赵，早已是众劳卒疲，不堪再用了，除了说降还能怎样呢？所以李左车派遣说客说下了燕国，得了一份大功。“而齐国，就轮不到他李左车了，也难怪他不平。”郦食其又得意的想。他掏出了一个羊皮口袋，里面装着郁金香草酿黑黍而成的鬯。这是他去年去游说魏王豹，魏王送给他的。“魏王这个反复小人，真让人生厌。”郦食其喝下一大口酒，骂道。

但是最让郦食其厌恶的是张良。他总是病怏怏的阴着脸，肚子里似乎装着永远也用不尽的阴谋。几个月前，汉王被困在荥阳城里，一筹莫展，找郦食其来商量计策。郦食其建议汉王分封六国后人，让他们与霸王项羽为敌，以图削弱楚国。刘邦觉得这计策不错，正要实行，偏偏碰到张良来，他极言此计不可，还危言耸听说，如果刘邦听从了郦食其便坏了大事。 “如果不行，就说你的道理嘛，为什么要吓汉王呢？还胡扯什么放牛桃林之阴。让汉王大骂我一通。汉王骂人的水平可是有目共睹的。”郦食其仍然愤愤地想。

不过这次郦食其提出要出使说服齐国，张良却异常的支持，绝口称赞这个计策的高明。倒是平时和郦食其关系不错的陈平有些顾虑，甚至想阻拦郦食其，因为他认为凭齐国的国力和田氏在齐国影响，齐国即便是暂时称臣，也极容易反复，甚至转而投靠楚国一方，只有彻底攻下齐国，才能没有后患。

其实这一点郦食其并非没有想过，但是眼下形势实在危急，楚国围着荥阳成皋猛攻，汉王毫无招架之力，韩信破赵之后，又亟待修正，攻齐谈何容易。权宜之计，只有先说下齐国，让它在东面继续骚扰霸王，来缓解西面汉王的压力。“张良大概也因为这个原因，才支持我的吧。”郦食其想。他一边想，一边喝尽了羊皮口袋里的鬯，沉睡过去。

数日后，郦食其抵达临淄见到了齐王，以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轻松的说服了齐王，并和齐王成了好朋友，每天纵酒言欢。仅凭几句话说下了齐国七十多城，大功已成，可是郦食其慢慢的觉得哪里有些不对，甚至有点儿莫名其妙的不安起来。

果然。很快，前方传来了韩信夜渡平原，大破毫无防备的齐军的消息。齐王田广大怒，马上召见郦食其，大骂他出卖自己，让他想办法制止汉军，否则就烹了他。对于死，郦食其其实无所谓，自从跟了汉王，那一次使命不是出生入死？但是，郦食其也在诧异韩信为什么会继续进军，“他明明知道我已经顺利的完成了使命啊，难道他想争功？如果真是这样，我倒可以去见见他。”郦食其想。但是突然之间，他明白了其中的一切，不由的倒吸了一口冷气。是张良！多么熟悉的计谋啊！

郦食其想到了武关。当年汉王与霸王受义帝派遣，分两路灭秦。汉王急切想入关，但是作为关中最重要门户之一的武关峣下却驻扎着大量秦军，硬攻显然不行。于是张良献计收买守将，由郦食其携金银前去说降，但是在守将答应投降放松守备之际，张良却又突然劝说刘邦全力攻打武关，击垮了毫无防备的守军，并一路乘胜而进，直到霸上。

“不过是故伎重施罢了，难怪他强烈支持我的建议。”郦食其很少这么的清醒。“也难怪韩信要和我喝酒，他确实要感激我；还有李左车，他拦韩信，是怕他酒后失言啊；那么陈平呢？送我的时候几次欲言又止，莫非也是为了此事？”

想到这里，郦食其反而很坦然，甚至有些高兴。一个纵横家，最辉煌的结局，就是用生命去完成最后一件使命。郦食其想到了苏秦，那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乐毅连破齐军之后，苏秦被齐王车裂。其实苏秦想保命也很容易，但是他是不会那样做的，他不会辜负燕昭王的知遇之恩；郦食其也一样，如果他是个贪生怕死之徒，求生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但为了汉王，他甘心做张良的一枚弃子。他的使命完成了。“能和苏秦一样死在齐王之手，岂不快哉！”

汉三年秋，齐王烹郦食其。汉四年，韩信平齐，刘邦遣张良往立韩信为齐王。汉十二年，高祖举列侯功臣，思郦食其。郦食其子疥数将兵，功未当侯，上以其父故，封疥为高梁侯。

[后记：除最后郦食其为张良弃子一节是俺的瞎猜测之外，其余情节均见于史书。郦食其出使齐国的前前后后，和当年张良让他去武关收买峣下的秦军将领的经过实在太像了，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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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在BBS上看到一篇帖子，题目是《怀念帝国主义》，先不论内容，起码写得还是很冷静的，没有太多空洞无物的煽情鼓动文字。文章先说帝国主义无东西方之分，两汉对西域的经营与后来西方对东方的帝国主义是相类的，然后又说低级军官是造成军事冒险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又回顾了历史上对于冒险扩张的克制，指出这种扩张的危险，最后引用福泽谕吉的话："虽说厌恶压制是人的天性，但人只是厌恶压制自己者，如果自己压制他人则是人世最高快乐。" 认为在中国存在一个悖论："一个曾深受强权逻辑之苦的国家，到头来却成了这一逻辑忠实的信徒之一。"并批评了现在流行的这种强权逻辑。呵呵，不过有些观点我觉得不是很有道理。

首先把两汉经营西域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侵略同样列为帝国主义加以鞭笞是没有道理的。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因为谋财杀而伤人，显然是罪不可赦的；但是一个人因为正当防卫而伤人，虽然也有伤痛，毕竟情有可原。英国对于印度的经营可谓"图财害命"式的，征服印度完全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与权力；而两汉对西域的经营很大程度上是"正当防卫"式的，主要是因为匈奴及其仆从的威胁。首先，被汉朝征讨的几个国家，大多是与匈奴勾结，屡屡侵犯汉朝的，譬如楼兰，多次劫杀汉使，所以才有汉平乐监傅介子的斩首行动；其次控制西域相当于斩断了匈奴的膀臂，西域诸国（特别是楼兰，车师）不仅在地理位置上重要，还为匈奴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收入。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想维持它的政治体制，必须要有财政支持，这对于定居的农业文明来说问题不是很大，因为有税收的保证；但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由于臣民的移动性，很难保证长期稳定的财政收入来维系整个政治上层建筑，所以一个比较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对定居民族的盘剥，譬如西域诸国，正是因为这样在昭宣之际，汉与匈奴才反复争夺西域门户二十多年，最后以匈奴失败告终。没了西域的纳贡，再加上原先臣服的民族的反叛，匈奴很难在维系他的政治上层建筑，这也是为什么匈奴会被打散的原因。所以总的来说，汉对西域的经营主要是出自防御匈奴的目的，而非扩张的目的，并且汉时逐步形成的纳贡体系也要比后来西方的殖民体系要人道的多（即便是从小国角度看），因为在纳贡体系中的小国往往是获利的（中央王朝的赠与多于他们的纳贡），并且这样体系也维护了这些国家内部与外部的和平，这也是为什么汉时每当西域都护被罢时，西域各国往往还要强烈要求设置都护的原因。当然，在汉经营西域的时候，也有个别例外的强权例子，譬如汉武帝征大宛，实属无谓。

其次，正是由于对于西域的经营很大程度上是出自防御自卫目的，所以在后世，当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不是很大的时候，历朝历代就会放弃经营西域，这正说明了国家的理性，而非只是一味盲目扩张。举个例子，譬如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国遣子入侍，请求恢复西域都护，但是被光武帝拒绝，因为当时塞北连遭饥旱，匈奴内讧不断，又受乌桓等部族攻伐，疲弊已极，对汉并不构成威胁，所以没有设置西域都护的必要，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裂为南北。直到明帝永平十六年再次与北匈奴交战时 ，汉朝才在次年重新设立西域都护，配合对北匈奴的征讨，也正是这次，汉彻底的打垮了匈奴。这不仅再次说明了两汉对西域经营的目的，也显示了两汉经营西域与英国经营印度的不同。（事实上即便是清末，光绪十年新疆建省，也是出自抵御外敌的考虑。）

最后，这个"一个曾深受强权逻辑之苦的国家，到头来却成了这一逻辑忠实的信徒之一"不是一个悖论，是一个很理性的结果。如果 一个人被人打了，他是该想办法保护自己呢，还是坐在那里幻想打他的人改过自新？以今日论，我们是要"和平崛起"，友善对待各国，但是这样的友善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咱们希望多交朋友，但是友谊的建立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盲目的一厢情愿的与人为善恐怕换来的不是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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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和别人聊起清朝其实是亡在曾国藩的手里，今天重新想起这个话题，觉得其实东汉的灭亡和清朝非常的相似。从直接的角度看，东汉似乎亡于南方诸候的割据，与北方内部权臣（曹氏）的威逼，就像清朝亡于南方各省的独立，与北方朝中重臣（袁世凯）的强压一样；再进一步，或者说东汉亡于黄巾军起义，清朝亡于太平天国。但是在根本上，这两种说法都不够准确。前者只是表面原因，并不深入；后者对于旧王朝的覆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并不直接。真正重要的，是两个王朝在面临大危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时的政策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就像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天天挂在嘴边的 crucial juncture或是critical point一样，这一政策的选择决定了日后事态发展的方向，并使之不能够再轻易的改变 （在套用一下jargon，是Path Depedency）。由此看来，东汉实亡于刘焉，清朝实亡于曾国藩。

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会有多个解，历史社会政治问题更是如此。面对四起的农民起义，刘焉与曾国藩分别说服了皇帝使用他们提供的"解"，虽然医好了一时之疾，但终于还是把旧王朝送进了坟墓。古代的朝廷一如今日的世界各国政府，向来有两大问题，一是文官政府与军队的关系；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文官与军队的关系，就像前说过的军队的悖论一样，军队过于弱小，则无法抵御外敌平息内乱；军队过于强大，则对文官政府的统治是一个威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类似这个悖论，地方的权力过小，一旦乱起，地方无法平息，反而有利于祸乱的蔓延；地方的权力过大，又会造成分裂。

每个朝代的初期，百废待兴，万事草创，自然会仔细考虑这些问题。譬如为了防止分裂，秦时实行郡县制，国家划分为四十个郡，每个郡的面积都不是很大，所以没有分裂的危险；但是陈胜吴广起义军兴，很快就把各个郡县逐个击破，因为每个郡县可以调动的资源有限，不足以独自抵御起义军。西汉初年，似乎吸取了教训，分封了一些比较大的诸侯王，他们掌握着地方的军权与治权。这些诸侯王不能说一点用处没有，因为他们毕竟使吕氏势力有所顾忌，并在廷臣推翻了吕氏势力后确保了刘家天下的继续，但是不久就有了七国之乱。戡乱之后便是削弱诸侯国，悉收诸侯支郡，剥夺治权，推行推恩令，重新回到了秦初的构想，通过细分天下来保证地方对于中央的从属，保证统一。但是汉时毕竟已非秦时，细分下来全国有一百多个郡国，都由中央直接管理，实在不便，所以汉武帝又分天下为十三州刺史部以及司隶校尉部共十四部，以督察郡国事务。刺史这个称谓也来源于此。同时，中央也考虑到了权力的平衡，虽然部刺史管辖的区域较大，但是权力较小，仅限于督察，所以刺史之秩不过六百石，而地方的郡守、诸侯国的相都是两千石的职务，这就是史书上常提到的"以卑临尊"，相互制约。总的来说这个制度还是不错的。

东汉继承了这个制度。但是由于中央也并非铁板一块，中央之内还有皇帝与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人们对于经验的学习往往短视，就像西汉盯着秦亡学经验一样，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把西汉的灭亡作为教材，于是他架空了"三公"，因为王莽就是凭着大司马的身份逐步篡权的。"三公"无实权，相应的权力被几个部门分享，州刺史的权力因此也比西汉增强，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较弱，不会危及统一。到了汉末，黄巾军起，危机四伏。朝廷本有能力采取别的方法扑灭黄巾军，但是太常刘焉（刘璋的老爸）出了一个主意，让重臣出任刺史（改称为州牧），来"镇安方夏"。刘焉有自己的考虑，因为朝中宦官外戚权重，作为王室成员，他想避祸一隅，所以出了这样计策，虽然可能有助于平乱，但同时也是为了保全自己。汉灵帝允许了。于是彻底破坏了汉朝的中央与地方的平衡关系，州部由原来的监察区逐步变为行政区，州牧从此掌握了地方的军政大权，成为一方诸侯，并各自拥兵自重，于是天下分裂，纷纷扰扰几百年。

清朝的灭亡也是类似。清朝本来也有一套不错的制度，很好的处理的与军队以及地方的关系。譬如清朝的军队，中央通过掌管兵权的兵部与掌管军饷的户部控制军队，将军由中央铨选调补，平时不掌管军队。还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总督或巡抚下设有承宣布政司和提刑按察司，掌管民政财政与司法刑狱，并听命于六部。总督与巡抚虽然管辖的区域很大（一个或是几个行省），但是实际权力较小，主要起到监督的作用（类似东汉的部刺史）。但是为了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彻底毁了这套制度。在军队上，兵权与军饷都归于主帅控制，所谓的"兵为将有"，军队听令于将军而不是中央的文官政府；在地方上，总督与巡抚的权力增大，两司成为督抚的属官，又是汉末诸侯林立的样子。

也正是东汉与清朝都失去了对于军队与地方的有效管辖，才会最终出现分裂，出现权臣逼宫的现象。而旧制度的坍塌，在汉与刘焉，在清与曾国藩，都有着莫大的关系。他们都是创造性毁灭的始作俑者。

Technorati : 三国, 刘焉, 历史, 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的困境, 曾国藩, 汉朝, 清朝

在《光明日报》的网站上看到两篇讨论现代汉字术语误植的文章（《中西日文化对接间汉字术语的厘定问题》，《近代汉字术语误植问题初探》），它们讨论中国在从日本借鉴学习西方经验的时候，从日语汉字里直接借用术语翻译时出现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是指用于翻译某个西语名词的汉字词汇，在古汉语里已经有了特定的意思，但是却被用作翻译不相干的西语名词。两篇文章都讨论了“经济”这个词的误植。经济在中国古代是“经世济民”的意思，颇类现在的“政治”一词，但是却被用于翻译 economy ，与本意不是很相关。第二篇文章的作者还深入的分析了这个误植的来源，因为即便是在日本，经济原先也是类似政治的意思，所以最早是用来翻译 political economy的。但是后来却被误用来翻译 economy 以及 economics（经济学），导致了现在的错位，还有一个误植的例子是“封建”，导致一个词语字面含义与本身含义的混乱。当然也有一些是翻译的不错的，譬如“社会”，譬如“哲学“等。呵呵，我倒是想到了另外一个近似误植的翻译：政党。

说它是”近似“误植是因为它把一个古汉语里含贬义的词用来翻译一个中性词，以至于在清末的时候还闹出了一段公案。党最初的意思是周朝时的地方户籍编制。《周礼》上说的”五族为党“，并由此产生”乡党“一词，也就是乡亲同乡的意思，后来又从乡亲这里引申出姻亲或是意气相投的朋友等意思。再往后，大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词被用来称谓社会上层的小利益集团了，”朋党“、”党人“等词也开始使用，这个时候就逐渐暗含贬义了。褒贬是由普遍的价值观决定的。而中国古代强调与赞美的是大公无私；反对的是结党营私，所以就逐渐变为贬义词了。

历史上第一起比较著名的与部党（部党这个词也暗含贬义）有关的事件恐怕要数东汉的”党锢“事件了。李膺、杜密、范滂等人是被诬为党人的，也就是宦官们罗织的”共为部党，图危社稷“的罪名。这之后，历史上又有几次比较有影响的党争，譬如唐朝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以及明朝的阉党与东林党的争斗，同时也出现了诸如部党、党羽、党祸，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等词语，这些都是含有贬义的。

明朝末期，西学东渐，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方的科学文化，但在当时，明人所翻译的还是以自然科学、数学与圣经相关的术语比较多，譬如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利玛窦翻译的上帝等，社会科学的术语并没有太多的翻译。直到明治维新，日本才开始用汉字大量翻译西方术语，于是他们就碰到了Partei 这个德语词。

其实翻看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政治制度史，有很明显的抄袭模仿德国的痕迹。譬如日本的国会英语里称作 Diet，这个与现在德国的Bundestag的英语翻译是一样的，而这样的称呼其实是德国的传统，来源于神圣罗马帝国。同样的，日本也从德国人那里翻译了Partei，译为政党。

可是就像上边所说的那样，这个词在中国有贬义，清末政治改革运动兴起，孙中山开始组织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尽管此时政党这个翻译在国内已经非常的流行，但是他自然不愿意用一个贬义词称呼自己的革命团体。所以，孙中山把自己的第一个组织成为”兴中会“，避免使用政党的字眼。之后许多类似的改良或是革命团体也都称自己为”会“，譬如略晚于”兴中会“一些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强学会，以及黄兴的华兴会，蔡元培，秋瑾，陶成章的复兴会等。同盟会建立的时候，也称自己为”会“。但这些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是革命派的政党。

当然，语言是活的并不断变化的，就像现在经济一词已经被人广泛的接受用来翻译economy一样，政党也用来翻译party，呵呵，现在已经习惯了当初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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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作为《武林外传》的粉丝，有义务灌这一瓢纯净水。刚才看了两篇考证七侠镇位置的文章，一说在山西运城，一说在山西朔州山阴县。说运城，是因为七侠镇在关中而不在陕西，加之运城有龙门，所以就运城了；说山阴，主要是因为那里离恒山派的恒山比较近，旁边又有一座翠微山。呵呵，俺大喊一声，两说皆谬。首先，关中仅指八百里秦川，运城乃属关东（山东）河东，与关中无关；其次，莫小贝与莫大有不尽的渊源，而莫大是衡山派而非恒山派的掌门，所以不必牵强恒山。所以说以上二说皆不可信。

那么七侠镇究竟在哪里呢？当然要从地名入手，但是翠微山、西凉河这些地名皆不可靠，为什么？因为山水的名字当地往往有俗称，并非使用官名，譬如我家后面那个土坡，我们都叫它南山，可是土坡另一边的人却称之为北山，而官名似乎叫做周山。所以这些小地名先放下不表，单找大地名，因此老邢当差的十八里铺也先放下，让我们想想七侠镇旁边的大地名，对，一定要是一个大地名，那就是----广阳府，bingo！这广阳府在哪里？熟悉军事历史的你肯定会说这广阳还是在山西，八路军115师和129师在那里打过广阳伏击战... ...很遗憾，错了，那个广阳，只是个小镇子，哪能称得上一个"府"字？这真正的广阳府当然是个大地方，这个地方秦已有之，乃是四十个秦郡之一，西汉有广阳国，东汉时先并入上谷郡，后又辟为为广阳郡，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北京。广阳郡的治所在北京，当然范围要比北京大，而北京的房山县汉时称为广阳县，考虑到明朝的都城在北京，广阳府应该就是房山县，而七侠镇也应该就在北京西郊一带，这时候看官肯定要恍然大悟了，原来这翠微山就是北京西山八大处的翠微山啊，不只如此，魏公村，白石桥也都解决了。不过看官可能还有最后一个疑问，这关中怎么讲？呵呵，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到了明代万历年间，还提那函谷关作甚，这关中的关指的乃是山海关。

至此真相大白：七侠镇就是北京西郊的一个小镇子，可能离房山有些近吧：）

总体上说，罗马帝国的技术水平自然比不上两汉，因为根本而言，罗马帝国的生产模式是奴隶制，而奴隶制的特点之一就是生产技术水平低下。两汉的生产模式虽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度，但是要比西方的奴隶制进步很多，技术水平自然也较为领先。

首先就最重要的农业技术而言，罗马远远落后于汉朝。罗马的耕作都由奴隶完成，由于是强迫劳动，奴隶的劳动效率很低，也没有任何动力去发明新的农业技术。对于奴隶主而言，他们也不会去鼓励或者传播农业技术，因为可以简单的通过俘获更多的奴隶来攫取更多的财富。当然这也不是说罗马帝国的农业技术没有丝毫的进步，在帝国的西部，磨（rotary mill）与螺旋压榨机（screw press）的广泛使用也标志了一定的农业进步，但是总体来说，罗马的农业技术与生活效率还是较为低下．举个著名的例子（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过），作为封建农业标志之一的水磨（water mill）其实在罗马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于公元1世纪被发明（准确地说，这时仍然是元首政治时期），但是随后的罗马帝国根本就没有打算将这项节省劳动力的发明在全过推行，他们对技术的革新的视而不见，只有到了后来的封建社会，水磨在欧洲才广泛使用。其他的技术譬如收割机械（reaping machine）也早在1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罗马帝国并没有传播这项技术，遑论改良了。

相比之下，两汉对于农业技术要重视的多，譬如西汉推广的代田法与耦犁、耧犁等农业工具。汉武帝末年，赵过担任搜粟都尉，他不仅仔细总结已有的播种方法，还加以改进革新，并先让离宫卒在离宫外墙内侧空地试验，在反复得到每亩增产一到二石的结果后才大力推广，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而在罗马帝国，是不会有这样的官员做这样的事情的。同时赵过还命令大司农组织能工巧匠改良农具，并将其推广，由官家铸造，送给民间使用。针对缺少耕牛等问题，也是由国家出面解决的，而在罗马帝国，不过是多抓些奴隶罢了，没人关心技术的。

罗马唯一发展的技术就只有军事与建筑了，这两者都与获取奴隶密不可分，军事技术用以增强战斗力，建筑工程技术不仅可以用于修筑工事堡垒，也用于给奴隶主修建豪华住所与祭祀场所，决不会想到将其用于大型农田水利建设。而在汉代特别是汉初，皇帝是不会去修筑大型奢侈的建筑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汉文帝的露台，本来他打算造一个露台，后来听工匠说需要百金，就对臣下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于是就作罢了，断不会像罗马一样浪费人力物力去修筑巨大的建筑。所以对于万神殿这样的东西，两汉的古人很大程度上是不愿修而不是不能修，因为这不过是徒耗民力罢了。而与此同时，两汉大力修建农田水利措施，譬如西汉太始二年修筑的白渠以及汉元帝时南阳太守修建的六门堨，还有更早的都江堰与漳河十二渠都是造福一方，影响深远的工程，而罗马帝国是不会修筑这样的工程的。

至于罗马的建筑究竟是计算还是经验，这就更显而易见了：拿罗马数字做一下13乘以17就知道。举个实际的例子，罗马帝国的建筑师如果会计算的话也不可能始终解决不了穹隅（pendentive）问题，无法解决在方形房间上支承圆屋顶（dome）。

找到了一款俄国人写的阅读软件，可以方便的在掌上电脑上看彩色标注的网页文件。于是用Flashget下载了国学网站上的《资治通鉴》，压缩成zip文件放在掌上电脑里，天天揣在兜里，有空了可以掏出来翻两眼，权当消遣。《通鉴》的好处在于大小事件都按时间码放整齐，不像纪传体的史书，要想稍微看仔细点，还要拿支笔记录下来事情的脉络。

今天又看到了贯高的一段。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推算起来他应该出生在长平之战前后，秦统一时他已经有四十岁左右。他先是跟着张耳作门客，后来张耳被封为赵王就成了张耳的属官。张耳死去后，贯高担任赵相辅佐张耳的儿子新赵王张敖。

公元前200年，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围了七天，形势危急，多亏陈平走妇女路线方才脱险（所谓六出奇计的最后一计）。南返的时候路过赵地，因为刘邦与赵王张敖谊属君臣，情兼翁婿，所以张敖格外殷勤小心的款待了刘邦。但是刘邦似乎还脱不了当年的浪荡习气，待人傲慢无礼，对张敖箕踞谩骂，胡乱发了一通脾气然后就走了。对于刘邦的无礼，张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但是张敖手下的臣子譬如贯高、赵午却觉得是奇耻大辱，要替张敖杀了刘邦。张敖被贯高等人的想法吓坏了，赶忙制止。贯高等人见赵王不从，就私下商量谋刺刘邦，事成归王，事若不成，就自己顶下来，决不连累赵王。后来谋刺失败，赵午等人争着要自杀，贯高制止了他们说，如果自杀了就没有人替赵王洗清不白之冤了。于是一干人等被押解入长安。历经严刑拷打，贯高始终坚持刺杀一事是自己的主意，与赵王无干。最终连刘邦都佩服他的勇气，称之为壮士，不仅赦免了赵王（虽然剥夺了他的王位，不过这是迟早的事情），也赦免了贯高。但是贯高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自杀是为了证明赵王的清白，现在赵王已经没事了，自己活着也无意义了，况且还有弑君之实，所以就自杀了。

对于这件事情，司马光援引东汉史学家荀悦的评论：“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义大居正，罪无赦可也。”觉得这个评语未必恰当。首先，荀况是以东汉末年的伦理道德与传统来评价贯高，彼时的情形未必与西汉初时相同；其次，荀悦之时正值汉室衰微，权臣当政（曹操），以致君权旁落，他对于这样的现实是极为不满的（因作《申鉴》5篇），因此很可能有借古讽今的意思在里面。

春秋战国分裂了数百年，虽然秦国一扫六合，但是就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未必认为皇权至上，换言之，皇权未必构成道德的核心，他们所畏惧的只是秦始皇的武功。所以始皇一死，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很快旧的六国又被恢复。等到刘邦再次统一，皇帝这个概念仍为新鲜事物，与后世对皇帝的看法很可能极为不同。那时天下百姓（特别是如贯高等生于战国长于战国那样的）未必觉得皇帝就有绝对的权力凌驾于诸侯王之上，因此当刘邦羞辱赵王时，他们想到的是对诸侯王的效忠以及传统的战国道德：“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因此就像渑池会上的蔺相如（此公也是赵人），或是和平原君到楚国借兵的毛遂（此公还是赵人）一样，宁死也要保全主公的荣誉，成就主公的事业因此才有了贯高的这个故事。同时，赵人的刚烈从这里也可见一斑，所以韩愈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可惜这样彪悍的民风没有延续下去，在民与君的抗争中，君最终占了上风，民则都变为了顺民。

由是想起了东西罗马的对比，东罗马统辖的区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由于很早就有文明与大帝国，因此这个区域的人民很早就文明化了，会很老实的缴税服徭役；而西罗马统辖区域的野蛮人，不仅抗拒缴税还动辄造反。甚至在很多年以后，当这些野蛮人逐渐开化之时，还坚持与国王或是皇帝讨价还价，提出了“No Representation，No Taxation”，没有代表权就不缴税，这对于古中东的人民或是古中国的人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征税并维持统治成了西欧的君主最头痛的问题之一，这也被认为是民主的萌芽（事实上，欧洲的民主很大程度来自于西欧野蛮人的传统，而非古希腊罗马传统，当然后者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希腊罗马的民主主要是为了更有效的发动战争----一个很功利的目的）。一个更有趣的现象：现在世界上最民主最富裕福利最好的国家（譬如瑞士，北欧诸国）却恰恰正是历史上作“野蛮人”作得最久的国家。呵呵，文明的代价。

昨天看BBC新闻，看到一则关于『申请恢复"匈奴族"要求被匈牙利拒绝』的报道，说是一支自称为阿提拉后人的部族向匈牙利政府提出的恢复"匈奴族"申请被匈牙利议会人权委员会拒绝。 报道中自然也提到了匈奴西迁说－－阿提拉是被汉朝击败的匈奴的一支。呵呵，这个一直都是假说，没有确凿证据的，不知道为什么BBC用了那么肯定的口吻，不过今天得了空，还是好奇的仔细考证了一番当年被东汉击溃了的北匈奴的下落，其实也挺有趣的。

以前提到过匈奴在西汉时的分裂（好像那个话题还没有灌完），归附汉朝的一支，也就是娶了王昭君的呼韩邪单于的后人，一直和汉朝和睦相处，直到王莽篡位。

王莽是一个有艺术家气质的改革者，我现在手里还留有一套他发行货币，从小泉直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大泉五十，到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还有一枚赝品国宝金匮直万。制作精良，文字优美，特别是错金的一刀平五千，工艺尤为精湛。

可惜现实对于艺术家来说现实总是残酷的，他的这套货币彻底搞乱了经济，不识字的人们觉得以前汉朝的五铢钱挺好，买东西，十文钱，数出十个铜币就行了。王莽这么一改，他们彻底糊涂了，不明白为什么买东西不数铜钱的个数反而要算面值？不用简单的加法反而要用不很灵光的乘法？更要名的是很多人不识字，在他们看来，大泉五十与壮泉四十更本没差别，但是价值却不同。于是官方推行一套货币，民间却用另一套货币，还有不少私铸的，货币制度一塌糊涂。

不仅币制混乱，王莽还想了不少新鲜的点子折腾文武百官和归附的少数民族。于是匈奴终于被逼反了，吸取了这么年汉文化的精华，匈奴的实力增长了不少。自王莽到汉初，匈奴屡屡扰边。直到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连遭饥旱的匈奴再一次内讧，与西汉那次一样，又有一个单于附汉，他是呼韩邪单于的孙子，但是仍然自号呼韩邪单于，率漠南八部归降。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南匈奴归附了汉朝后，得到了汉朝不菲的馈赠，逐渐安定下来，而北匈奴却穷途末路，一方面蝗灾旱灾不断，一方面不得不与四邻交战：东边有鲜卑，北边有丁零，南边有南匈奴，西边有西域诸国，北匈奴不断被削弱。公元八十七年的时候，鲜卑在一次猛攻北匈奴的战斗中，不仅大破匈奴，还斩杀了他的单于，结果北匈奴群龙无首，再次大乱，单于的几个兄弟争立，混战不休，一些部族纷纷南下归汉，共五十八部，二十余万人。

此时汉朝有了机会重创匈奴，比较大的一场战争于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八十九年）开始，统率军队的将军是窦宪和耿秉。当然这次出征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外戚窦宪派了一个武林高手去刺杀太后的倖臣，因此获罪，被囚禁在宫中，因为害怕被杀，所以才自求击北匈奴赎死。不过他们这次联合南匈奴对北匈奴的攻击是致命的。不仅斩首甚众，还收附了八十一个部合二十多万人，北单于逃逸，汉兵追到燕然山，刻石纪功而回，负责书写这篇《封燕然山銘》的便是著名班固。

这次战功大致可以和西汉霍去病的封狼居胥一比，也给后世留下不少诗歌的题材，譬如陈子昂激励友人的“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希望友人扬名塞外，不要使燕然山上只留汉将的功绩。还有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感叹。不仅如此，燕然似乎也抽象为一个让汉人自豪的符号，所以才有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而班固的《封燕然山銘》也是历来传颂的名篇之一。不过，可惜的是班固命蹇时乖，后来因为窦宪获罪而被牵连入狱，最后死于狱中，让人扼腕三叹。然而更可叹的是，撰写前三史的史家，命运是一样的悲惨：司马迁因为李陵的缘故而受宫刑；班固因为窦宪的缘故而死于狱中；范晔由于刘义康的缘故而被杀。可惜!可惜！

扯远了，回到永元元年这次战争。这次战争之后，第二年，汉再次出兵，先是击走了北匈奴守伊吾卢地的贵族，又和南匈奴再击北匈奴，北单于受伤逃遁，仅以身免。虽然卢纶诗里描述的未必是这一次战争，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那首著名的《塞下曲》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之后那一年（公元91年），汉再次大规模出击，耿夔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北单于再次逃往康居，匈奴政权全部瓦解，从此北匈奴退出了漠北地区。从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建立政权起，匈奴在大漠南北活跃，至此整整三百年！

那么溃散后的北匈奴去了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