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想说两句韩偓，说着说着就越说越长了]

韩偓年轻时和入仕以后的诗作风格差别很大；年轻时绮丽悱恻，年老后慷慨悲婉。香奁集是他入仕前所作，但是却比后来的悲歌更为出名，大概不经离乱之世，就无法体会到诗人的悲慨吧；

可能也是因此，明清迭兴之际的王夫之非常推崇韩偓，以气节论之，他认为韩偓差不多是亡唐第一节臣了（不过王夫之《读通鉴论》里的这一节隐约让人觉得他是在为自己没有明廷殉国开脱，呵呵）。韩偓也确实算是条硬汉，于大厦将倾之时，仍能守正不挠，宦官要杀他，权臣要杀他，强藩要杀他，屡屡白刃加颈；特别是在李茂贞的强逼之下，拒不草制，其时真是命悬一线；

所以韩偓晚年的诗中有温、李不曾有的悲慨。这种慷慨之意，非亲历兴废而不能得。义山的悲婉，凄清而哀；而韩偓的悲婉，不失激昂之气。

温、李、韩三人相比，感觉上李、韩更相近一些。温庭筠除了绮罗脂粉之词外最多不过浩叹壮志难酬，即便有兴亡之慨，亦不如李、韩的感时伤事之作，大概是温庭筠缺乏真实感受的缘故。

韩偓很爱喝酒，并且应该酒量不错，因为他有一首《半醉》，能到半醉这种境界的人往往都是海量；酒量比较小的人，要么不喝酒，要么稍微一饮就要找个手电筒往天上爬；说人千杯不醉是假的，最多是千杯不倒，喝酒的乐趣或是悲凉就在半醉半醒之间，所以韩偓说：“往事空因半醉来”很传神；

半醉之时如果和故人朋友在一起，多半是乐事，但是如果和韩偓一样：“索寞襟怀酒半醒，无人一为解余酲”则是悲凉，所以他看到的是“岸头柳色春将尽”，听到的是“船背雨声天欲明。”柳耆卿的名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大概就是从韩偓这里来的。

说到韩偓对于后世词人的影响，其实很多宋词佳句都是来自韩偓的诗中。韩偓的《懒起》也许知道的人不多：

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
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

但是这却是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的蓝本。还有韩偓的《偶见》：

秋千打困解罗裙，提点醍醐索一尊。
见客入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

然后有李清照的：“和羞走，依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所以即使《香奁集》里，也不乏清丽之作。

是古董的李密；不是鲜活的李米，尽管两人很像，都很执着。李米执着于等待，李密执着于造反。

不知道李密为什么要造反，至少从他生活的环境很难找到造反的原因。他有世袭的爵位，家境也不错，不像劳苦大众，有深刻的阶级仇恨与反叛的动力；同时他的富有与权势又不足以让皇帝感到不安，因此也不像杨玄感一样，因为隋炀帝对杨素的猜忌而不得不反。另外，李密开始打坏主意的时候，隋炀帝的江山还很牢靠，因此他也不像宇文化及一样，有一扇机会之门打开在面前。他本人更不是智能低下或者爱追求刺激的纨绔子弟，不像虞柔（虞世基的儿子，虞世南的侄子）或是来渊（来护儿的儿子）一样，稀里糊涂的就投降了叛军。

或者，他是以天下苍生为念，想救黎民于倒悬？可是他牛角挂书，在牛背上读《项羽传》的时候，杨素老爷子还很硬朗，隋炀帝也还没有开始征高丽。黎民还不至于倒悬。

或者，他是嫌自己没有受到重用，无法施展才华？可是他一开始的职位并不算低，授亲卫大都督，隋唐两代名臣屈突通也是从亲卫大都督做起，最后进了唐太宗的凌烟阁。亲卫大都督是皇帝身边的侍卫近臣，因此升迁的机会很大。当然宇文述也劝过他，希望他以才学而获得官职，而不是依靠作侍卫。李密也听从了劝告，认认真真的去读书，但是读完了书却去造反。

再或者，是李密本人有野心，希望应图谶，代隋氏而立？可是在他真情流露的诗作里，也不过是羡慕樊哙、萧何的功绩而已，并没有作刘、项的志向。即便是他的势力达到巅峰的时期，他也没有称帝的念头，拒绝了诸将的劝进。

也许只能用唐高祖的大臣们给李密的评语来解释李密了：狡猾好反。造反是他的一种爱好，所以李密的一生都在逃跑，造反，逃跑，造反……这样的循环中度过。最终，他死在最后一次逃跑去造反的路上。

所以欣赏他这份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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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和王维同岁，但是却无唱和酬答，刚才看到有人问李白和王维是否有交情，于是想起来原来看过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一套明人笔记小说，其中一则提到过李白与王维一起出游的场景，并有诗、画为证，可惜这套书不在手边，不过手边一部清人赵殿成笺注的《王右丞集笺注》里引用了这则笔记，摘抄如下：

世传《七贤过关图》。云是开元冬雪后。张说、张九龄、李白、李华、王维、郑虔、孟浩然出蓝田关，游龙门寺。郑虔图之。虞伯生有《题孟浩然像》诗：“风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图里一人存。”又有槎溪张辂诗：“二李清狂狎二张，吟鞭遥指孟襄阳。郑虔笔底春风满，摩诘图中诗兴长。”是必有所传云。”

这则遗事出自明人陆深的《玉堂漫笔》。如果是真的，则李白与王维应该是有些交情的，否则不可能一起出游。但是赵殿成在这条引用后有按，摘抄如下：

成按：《东观余论》有滕子济所藏《唐人出游图》，乃宋之问、王维、李白、高适、史白、岑参也。跋云：“昔人深于画者，得意忘象，其形模位置，有不可以常法观者。顾、陆、王、吴之迹，时有若此，如雪与蕉同景，桃李与芙蓉并秀；或手大于面，或车阔于门，使俗工睨之，未免随变安于拙目。故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驵隽，惟真赏者独知之。此卷写唐人出游状，据其名题，或有弗同时者，而扬镳并驱，睇眄相语，岂亦于世得意忘象者乎？求画者主名弗可知，要非俗手作也”’云云。画意亦奇，并附录于此。

《唐人出游图》里的宋之问和王维、李白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宋之问死的时候李、王二人不过才十来岁，不可能一起出游，所以跋中说好的画家有时会“得意忘象”。赵殿成之所以在这里提到《唐人出游图》，应该是对陆深《玉堂漫笔》中提到的《七贤过关图》有所怀疑：即使真有此图，也未必说明这七人真的一起出游过，也许只是画家郑虔的“得意忘象”。不过《七贤过关图》里的七人大致还算是同一个时代的，七人中也有不少是相互有交往的，真的一起出游也算有可能。如果郑虔的这幅图真正存在，并且这幅图是写实的，那么李白和王维应该还是有些交情的。但是因为这些不确定性，所以只能说“他们可能还是有些交情的吧。”

虽然国民性格或者地域性格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翻看史书，穿过时间读到某地某处的民风，与现在的情形一对比，往往有会心一笑，譬如西川。

同是四川，西川的民风与东川却有不同，就像最近网上一句俗语中写到的：重庆崽儿砣子硬，成都妹娃嘴巴狡 （其实是从seren的说明档里看的）。三国以后，西川兵祸不多，几次转手交接，比起黄淮一带，也算非常的平静。直到唐代中叶，南诏统一六诏背唐而附吐蕃之后，西川突然间就成了前线。也许是安逸久了缘故，从那时起，西川的士卒（== 男同胞）就落下了脆弱怯懦的名声。

所以，自韦皋之后，节度使镇西川，必须要从北方郑、滑、陈、许一带（在现在河南中部和东部，这些藩镇紧挨河北三镇，兵最精良）调兵来戍守，这种局面直到唐末崔安潜当了西川节度使才有所改变。他派遣大将到陈、许招募壮士入川，与蜀人杂居，一同训练，共得精兵三千。这三千军士头戴黄帽，所以右称为“黄头军”，与此崔安潜还从洪州招募弩手，训练蜀人使用弓弩，组建神机弩营（唉，三国时赫赫有名的元戎弩兵不知都哪里去了，以至此时需要从外地引进弩手，诸葛亮老人家九泉之下肯定要感叹了）。

从此，蜀兵才开始慢慢的强悍起来。这个恐怕也是较早的一次大规模引进人才计划了，因为原先北方戍卒，期满以后就要回到本镇，无法融入西川，而崔安潜直接招募陈许的壮士，定居西川，实际上上改变了西川的兵源结构。

不过，我们的重点不是“脆弱”（李德裕语）的川娃子而是泼辣的川妹子。乾符元年，南诏再次入侵西川，蜀兵在大渡河溃败，一时间人心惶惶，百姓们纷纷入成都城躲避，或者向北往汉中陕西逃亡。值此用人之际，朝廷召用曾在安南大破南诏的天平节度使高骈为大将，征发东川、河东等地的士兵入蜀。南诏听说高骈要到西川，慑于高骈的威名就马上撤兵了，高骈派兵追击，再次大破南诏，西川遂安。

可是和历任西川节度使一样，高骈看不起蜀兵，他向朝廷上书，希望发他本镇的天平兵（山东东平附近）以及义成（河南东北）、昭义（山西、河北的南部）的士兵6万人彻底讨平南诏。虽然他的提议被朝廷否决了，但他本人却留在了西川当节度使。高骈认为蜀人怯弱，所以用法必须严厉（这点倒是和诸葛亮相近），但是很快激起了蜀人的不满。同时，高骈对于蜀兵的蔑视也铸成了一场大祸。

高骈入川以前，南诏围成都，守城的将军以官爵赏赐激励士卒死力守城。可是高骈击退南诏之后，认为蜀卒无用，不仅收回了蜀兵的官爵，并且赖掉了许诺过的赏赐。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了蜀卒兵变。愤怒的士兵攻入高骈府中，四处搜寻高骈，而高骈只好委屈的躲藏在厕所，侥幸的逃过了一劫。高骈所依赖的天平兵仓皇应战，却被蜀卒击败。无奈之下，监军只好出来说话，承诺恢复蜀卒的官职和禀给。厚道的蜀卒老实的散去，可是高骈却仍然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于是他暗地里记下了这些参与兵变的士兵的住址，趁夜派遣亲兵到这些蜀卒的家中抓捕，家中之人，无论老幼孕病，一律处死，就连婴孩都不放过，直杀的血流成河，号哭震天，足足杀了几千人。就在这样的血雨腥风中，一位川妹子的言行，却真真的让人叹服。

她的名字于史无载，但是她的话语却留了下来，临刑之前，她伸出右手，比出中指和食指大骂高骈道：

“高骈！汝无故夺有功将士职名、衣粮，激成众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乃更以诈杀无辜近万人，天地鬼神，岂容汝如此！我必诉汝于上帝，使汝他日举家屠灭如我今日，冤抑污辱如我今日，惊忧惴恐如我今日！”

这是史书上的原话，简单明白，特别最后三个“如我今日”骂得畅快淋漓，川妹子的脾气，跃然纸上。骂完高骈之后，此女子从容祈祷上天，然后怫然就戮，绝无半点恐惧之色。这样的慷慨，丝毫不让须眉。（事实上很多须眉都做不到这一点，常见的场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喊“英雄饶命”）。

后来，高骈果然被此女子言中，惊忧惴恐，举家屠灭（不过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故事，以后才会有人编出花蕊夫人的“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的故事。 据《全唐诗外编》，此诗应是由后人改易蜀人王某的“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 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而成。之所以改为花蕊夫人口气，恐怕也与川妹子的脾气不无关系，否则，不过“看花满眼泪,不共‘宋’王言”这样的婉约句子了。

所以，结论是，不要和西川的女生吵架，人家连死都不怕，你吵得过么？：）

情人节想起几个关于唐宋小说中的诗词故事。第一则是唐开元年间的，唐玄宗让宫人为边关将士做棉衣（准确地说应该是绵衣，因为那时棉花还不普及，冬衣用的是丝绵）。棉衣发放到军士手中后，一个细心的兵士发现自己的短袍里有一首诗：

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

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

畜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

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

这个兵士肯定也是念过些书的，所以明白其中的意思，就告诉了自己的军官。军官又告诉了皇帝。唐玄宗拿着这首诗，遍示后宫，追问是谁做的，同时也许诺不会怪罪做诗的人。于是一个宫人就站出来承认了。玄宗顿生怜悯之情，尊重了这段上天指定的缘分，把宫女嫁给了那个兵士。虽然这个兵士未必是宫女的如意郎君，但是比起“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结果还是好了很多，毕竟那个兵士也不是不解风情的李逵式的人物。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唐朝诗人顾况的。一天他和三个朋友一起到苑中游玩，在流水边拾到一片梧桐叶，上面有一首诗：

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

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

水是从宫中流出，诗自然是宫人所题。第二日，顾况绕道溪水上游，也题了一首诗在梧桐叶上，并让叶子随波流入宫中。其诗云：

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

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

后来又过了十多天，有人在苑中赏春，又拾得一片题了诗的梧桐叶，而顾况想必也是在不断的留心这件事情，所以看到了那首诗，诗云：

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

故事说到这里，所有听故事的人估计都和我一样希望出来一个玄宗式的皇帝，慷慨地把这位羡慕桐叶自由的宫女许配给顾况，可惜的是，故事到这里就完了。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不过仔细想想，当时刚刚逃难回来的唐德宗也断不会有这么慷慨大方，那时的唐德宗，譬如《甲方乙方》里那个下方到农村的大款，回城以后，见什么要什么，只进不出，自然不能希望他会有玄宗一样的气度了。

两个故事都略为有些缺憾。第一个故事，虽然终成眷属，但是两人未必有情；第二个故事，虽然两人有情，但是却未成眷属。也许是事关皇宫大内，作者也不敢随意发挥的缘故吧，毕竟，在同一部书中，写了“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崔护硬是将死去的“桃花美人”唤醒，成就了一段佳话。这个缺憾，只能等到宋人来补足了。

于是，有了宋人的《流红记》。讲的是唐僖宗时的故事，情节与顾况的那段传奇类似，诗文作了更改，不但是如顾况的好，所以就不再赘录了，这段故事，接着于佑（这个故事的男主角）题诗随波流入宫中之后，继续写了下去。过了几年，书生于佑娶了一位因为犯了过错而被遣出禁宫的宫女韩氏，成婚之日，两人提及红叶，才发现原是题诗的旧日相识，顿时相对而泣，以为天意撮合。

到此，没了缺憾，已经很好，希望他们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但是却看到写故事的人仍不肯罢休，继续写了下去，大喊不妙，果然，写故事的人写道：于佑作了大官，韩氏成了命妇，子女们又都得了富贵... ...可惜啊，画蛇添足，终究没有逃脱“封妻荫子”的窠臼。

但是，三个有缺憾的故事加起来，取其无憾之处，就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归结为一句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因为“欲饮琵琶马上催”这句诗胡扯在一起的几个的话题。王翰这句诗虽然脍炙人口，但是对于它的解释，历来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说“ 琵琶马上催”是催将士饮酒；另一说是催将士出发征战。意境上，第二种解释要更好一些，喧闹中透出一股悲壮，但是实际中，却又有不很合理。军队中以乐声作为号令固然常见，但是通常使用的是鼓、钲、箫、笳，简而言之，就是“鼓吹”。一般来说，击鼓是前进的号令，所以才有“一鼓作气”的成语；而击钲则是停止的号令，所谓“鸣金收兵”。因此，“钲鼓”也就成了行军打仗必不可少的乐器了，所以《汉书》上有：“遣执金吾侯陈茂假以钲鼓，募汝南、南阳勇敢吏士三百人。”

选择“鼓吹”类的乐器作军队的号令，一是因为声音大，容易分辨，二是因为乐器易于维护，不容易出故障。相比之下琵琶就有些问题了。琵琶的声音可以很大，但是却没有钲鼓那么结实，箫笳那么简单。以琵琶为令，倘若不小心琵琶弦断，仓促间又不能修理，加之战场瞬息万变，岂不是要误大事？所以琵琶不该是一种很好的号令乐器。

那这句“欲饮琵琶马上催”又该怎么解释呢？于是去翻《乐府杂录》，查琵琶，但是却发现了另外关于琵琶的趣事，读起来宛如一部武侠小说，居然忘记了本来是要查什么的（ft）。

琵琶原本是一类乐器的统称，“琵”和“琶”是模拟演奏手法的形声字。据传，汉琵琶是和亲的解忧公主所作，晋代的阮咸擅长弹奏此器，后来就被称为“阮咸琵琶”，又简称“阮咸”，“阮”了。

看到《乐府杂录》上的那段琵琶的故事，说的是隋唐时广泛流行的龟兹琵琶，也就是现在的琵琶。唐代开元年间，有一位琵琶高手贺怀智，他的琵琶，“以石为槽，鹍鸡筋作弦，用铁拨弹之”，短短三句话，一位武林高手的形象跃然纸上了（当然是我臆测的了，通常黄药师，欧阳峰之类的角色，都用这样的乐器）。而紧接着的一个故事更为传奇了。

唐朝贞元年间，长安大旱，皇帝下诏在东西二市搭台祈雨。东西市人欢闹之余开始比赛声乐（有些华山论剑的味道）。东市有一位绝顶的琵琶高手，也是一位宫廷乐师（大内高手？ ），叫做康昆仑，所以东市人认为东市必胜。比赛开始，东市人请康昆仑登上东市的彩楼，弹了一曲他新翻的羽调《绿腰》。曲毕，世人以为精绝。于是东市的人冲着西市的彩楼起哄，认为西市必败。而此时，西市的楼上出来了一位女子，抱着琵琶，说：“我也要弹同一首《绿腰》，但是我把调子移到了枫香调中。”枫香调是何调，于史无可考，宋代写《碧鸡漫志》的王灼也说：“所谓枫香调，无所著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类似《九阴真经》的绝世武功。

这位女子刚一拨弦，周围的人就开始惊叹，等她演奏完，所有人的评价只有四个字“其妙入神”。而康昆仑更是惊骇，马上就下拜，恳求此女子收他为徒。这样的场面，武侠小说里也难见，即便是华山论剑，洪七公等人败北，也没有马上就拜请王重阳为师的。以康昆仑天下第一的技艺，听了此女子的一曲《绿腰》就要拜师，更显出了江湖之大，天外有天的武侠主题。

女子更衣初见，原来他是一个男扮女装的和尚！（ft，和尚有这么清秀的么？不过《南北少林》里李连杰似乎扮过姑娘）。他本来在庄严寺修行，因为比赛的缘故，被西市的豪族重金请出。他俗姓段，法号善本，所以就被称为段善本。（《天龙八部》里的扫地僧？）

第二日，唐德宗召见段善本，令他演奏几曲，嘉奖异常，于是就让他作康昆仑的老师。段善本说，要先听康昆仑演奏一曲。康昆仑刚刚开始弹，段善本就说，康昆仑的本领太杂，里面还兼有邪声。（就好比武林高手看一看后辈的三招两式就知根知底，说，你的武功不纯正，少林不少林，武当不武当，中间似乎还夹在着些星宿派的东西）。

康昆仑吃了一惊，感叹段善本是神人，并说他年少初学艺的时候，曾跟着一个女巫学过一品弦调，后来又换了好几个老师。

段善本对皇帝说，如果让我教康昆仑，必须让他十余年不碰乐器，彻底忘记他的本领，我才能教。（可惜啊，段善本不能直接废了康昆仑的武功）。康昆仑马上就答应了，真的等了十几年不弹琵琶，后来得到了段善本的真传。看到这儿不禁叫绝，情节要比武侠小说精彩多了。后来段善本似乎成立了一个“门派”，所以元稹的《琵琶歌》里说：段师弟子数十人﹐李家管儿称上足。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欲饮琵琶马上催”到底该如何解释呢？（sorry，这个题跑得有些远）。

往往只有乱世才会有传奇的家族。有这么一个家族，于战乱中立国于一隅，革除苛政，奖励农桑，建立太学，保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定，恢复了一方汉文化之传统，国家败亡后，一支入胡，推动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恢复了华夏衣冠；一支入越，维系了南越地区与中国的联系，亦推动了民族的融合。这个家族就是历经十六国、南北朝到隋唐的冯氏。

冯氏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晋国的毕万（也是魏国创始人的先祖），到了晋朝，由于永嘉之乱，冯氏避祸河北，这个家族第一位重要的人物冯安在西燕慕容永那里做过将军。西燕被后燕慕容垂灭亡之后，冯氏东迁到龙城 -- 这一年是394年。历史如幻灯般一帧一帧飞速闪过。395年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宝在参合陂大败于北魏；396年慕容垂反击，一度攻下北魏的重镇以及三年后的都城平城，但是不久便死去，慕容宝即位。北魏马上反扑，同年包围后燕的首都中山。396年慕容宝突围出奔龙城，后燕分崩离析。萎缩到东北隅的后燕并未逃脱灾乱的厄运，不久，慕容宝被贵族兰汗杀死，而兰汗又被慕容宝的儿子慕容盛杀死，慕容盛又被臣下所杀，401年，慕容垂的少子慕容熙即位。此时，冯氏的第二位重要人物，冯安的儿子冯跋已经做到了后燕的禁卫军将领。慕容熙荒淫无道，冯跋杀慕容熙拥立慕容宝的养子慕容云（高句丽人，原名叫作高云），但是不久慕容云也被大臣所杀，冯跋平定了大臣的叛乱，自称天王，国号仍为燕，定都龙城，史称“北燕”，这是十六国里四个汉人政权之一，从此燕国才安定下来。

冯跋作了二十二年的天王，政治颇为清明，百姓也安居乐业，同时他建立太学，选派两千石以下的子弟入学读书，亦繁荣了北燕的文化。冯跋死后，他的弟弟冯弘即位，此时的“国际”形式已经大变。北方的乱世在被前秦苻坚的治下短暂的终结，但是淝水之战以后，北方又陷入分裂，于是小国才有了生存的空间。但是冯弘即位之后，北魏日益强盛，攻灭诸国；不久便把矛头指向北燕。北燕孤立难支，虽与南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毕竟路途遥远，无法依仗，所以不得不依靠高句丽的支援。龙城失陷，冯弘不愿投降北魏，亡入高句丽。

亡国之君，寄身蕞尔小国，难免不受人欺凌。冯弘以为高句丽并非久居之地，思奔南朝，于是派遣儿子冯业率领三百人为使者，浮海入晋。但是高句丽很快就发现了冯弘又南归之心，而同时北魏又勒令高句丽交出冯弘，于是高句丽就杀了冯弘，并子孙十余人，只有冯弘的儿子冯朗与冯邈逃脱，亡入北魏。而出使在东晋的冯业得知父亲被杀的消息，也就留在了东晋，自此冯氏南北两支，一分为二。

北方的冯朗入魏以后，官至秦雍两州刺史，爵封郡公，但是后来因事坐诛，女儿冯氏没入掖庭，后来太武帝死文成帝即位，冯氏被选为贵人，后又被立为皇后，即文明皇后。文成帝死后，冯氏两度执政，是为冯太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实际上是冯太后肇始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的改革在冯太后执政时期已经全面展开，孝文帝在冯太后死后继续深化了这一改革，并且把它扩展到文化与习俗领域。最终，在衣冠南渡之后又在北方恢复了华族衣冠。南朝名将陈庆之送北海王入洛阳之后，感慨道：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

这其中自然也有冯太后的一番功劳。

而冯氏在南方这一支留在东晋之后，居于番禺，到了南朝梁的时候，冯业的孙子冯融官居罗州刺史，他为儿子冯宝娶了南越俚人大姓冼氏的女儿为妻（这就是后来青史留名的冼夫人），世代成为岭南少数民族的首领。冼夫人在世的80年，历经南梁、南陈以及隋代，冯氏都一直忠于朝廷，支持统一事业，大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冼夫人和冯宝的孙子冯盎，在隋末唐初继续统领岭南各部，当时天下大乱，有人游说冯盎，说：“隋季崩荡，海内震骚，唐虽应运，而风教未孚，岭越无所系属。公克平二十州，地数千里，名位未正，请南越王号。”希望他效法当年秦末汉初的赵佗，但是冯盎坚决的据绝了，仍然支持统一，遣使入唐，接受唐朝的领导。

呵呵，一个小小的家族在乱世的传奇经历。

题外话：北方的冯氏因为在北魏一直位高权重，到了尔朱荣的河阴之役，死去不少，但是仍然有后人在东魏，高齐做官（譬如冯子琮），入隋以来，冯慈明官至尚书兵部郎，在讨伐李密的战争中被李密俘获，但是拒不投降，李密义而释之，但是冯慈明行至营门门碰到了翟让，因为言辞不屈，被翟让所杀。冯慈明太过忠直，可惜了，于他同时的徐文远，一代大儒，也被李密俘虏，对待李密的态度非常的傲慢，李密败后，此人为王世充所得，但是对王世充却非常恭敬，有人不解，问他为何态度不同，徐文远说：“李密，君子也，能受郦生之揖；王公（指王世充），小人也，有杀故人之义。相时而动，岂不然欤！。”可惜冯慈明没有徐文远这么知道“变通”。

南方冯氏与李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李唐却认为冯盎还有他的儿子冯智戴，冯子猷等为南蛮。一次太上皇李渊置酒与太宗宴饮，席间让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让冯盎的儿子冯智戴作诗，之后李渊感慨：“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可怜冯智戴为正宗汉人之后，到此反而成了南蛮酋长（唐书中提到冯氏父子，辄称之为南蛮酋长，徐敬业造反，开始也是诈言“奉密旨，以高州酋长冯子猷谋反，发兵讨之。”打开府库，征召士兵）。

继续聊聊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呵呵，因为朝鲜（韩国）不断推出"惊世骇俗"的历史地图，所以通过历史地图说说近一千年来中朝边界的变更以及原因。

故事从唐末开始，先看元和十五年（820年）中朝边境的大致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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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与渤海以及唐的边境是以后1000多年中朝边境的基础。我们可以把这段边境分作东西两部分。东部的边界大致到朝鲜的铁岭一带（参见上篇blog），也就是今天朝鲜的咸兴与元山之间的区域，东临东朝鲜湾（参见这里的现代朝鲜地图），直道明朝，这一直是中朝的东端边界。西部的边界此时是以流经平壤的大同江为界的。历史上中朝的西部边界经常在大同江与稍北的清川江之间滚动（当然也有中国占领朝鲜大部分的时候，此时谈边界也没什么意义了），譬如战国时燕国的辽东郡就是以清川江为界的。

公元926年（辽太宗天显元年），辽征渤海，围忽汉城，渤海降，遂亡国。渤海世子大光显出奔高丽，辽在东部大致继承了渤海与高丽的边境。但是在西部，高丽却伺机不断侵蚀，不仅越过了大同江，甚至开始在清川江两岸构筑城堡（见下面的鸭绿江、清川江、大同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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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辽正忙着在东北与华北作战，暂时无暇顾及，甚至还送了50峰骆驼给高丽，以示修好，结果高丽不领情，认为契丹是禽兽之国，饿死了辽送来的骆驼。不久，公元960年北宋建立，高丽与北宋有结盟攻辽的倾向，所以辽与高丽进一步交恶。公元993年，辽开始第一次以80万军队征伐高丽，高丽求和，而辽军也不敢深入，所以准和，高丽向辽称臣，建立朝贡关系，奉辽正朔。而辽同时也允许高丽在鸭绿江下游以东，清川江下游以北的江东六州（沿上图西朝鲜湾一带）筑城开发，这是高丽第一次正式在西部边界跨过清川江，将势力拓展到鸭绿江东岸附近地区。

由于高丽在对辽朝贡的同时还与北宋以及女真有着往来，所以公元1009年，辽趁高丽内乱，第二次伐高丽，攻入江东六州，先攻西京（今平壤）未下，又转攻高丽的都城开京，不久攻克。高丽王逃入罗州，遣使求和。辽退兵，但是高丽王拒不履行和约，辽怒，遂索要江东六州，高丽自然不愿轻易偿还，于是1018年辽开始对高丽的第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因为粮草不济，第一次远征失败，辽圣宗不甘心，又集结兵马准备再战。此时的高丽因为辽的三次大规模进攻，国力大衰，又遣使赴辽，"请称藩，纳贡如故"。辽圣宗接受高丽之情，但是作为和约的条件却只提出了（高）丽（北）宋断交，未再索还江东六州。从此辽与高丽开始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交往，而中国与朝鲜的西段边境至此也基本尘埃落定，但是此时辽仍然控制着鸭绿江东岸的来远、保州等城（现在朝鲜的新义州一带），并掌握着鸭绿江上的浮桥，这两座城直到金时才被高丽骗去--这是后话，下次再说。下图是辽天庆元年（公元1111年）辽与高丽和平以后的边界图，东部边界相对稳定，仍然在咸兴与元山之间，西部边境以鸭绿江东岸地区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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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明日报》的网站上看到两篇讨论现代汉字术语误植的文章（《中西日文化对接间汉字术语的厘定问题》，《近代汉字术语误植问题初探》），它们讨论中国在从日本借鉴学习西方经验的时候，从日语汉字里直接借用术语翻译时出现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是指用于翻译某个西语名词的汉字词汇，在古汉语里已经有了特定的意思，但是却被用作翻译不相干的西语名词。两篇文章都讨论了“经济”这个词的误植。经济在中国古代是“经世济民”的意思，颇类现在的“政治”一词，但是却被用于翻译 economy ，与本意不是很相关。第二篇文章的作者还深入的分析了这个误植的来源，因为即便是在日本，经济原先也是类似政治的意思，所以最早是用来翻译 political economy的。但是后来却被误用来翻译 economy 以及 economics（经济学），导致了现在的错位，还有一个误植的例子是“封建”，导致一个词语字面含义与本身含义的混乱。当然也有一些是翻译的不错的，譬如“社会”，譬如“哲学“等。呵呵，我倒是想到了另外一个近似误植的翻译：政党。

说它是”近似“误植是因为它把一个古汉语里含贬义的词用来翻译一个中性词，以至于在清末的时候还闹出了一段公案。党最初的意思是周朝时的地方户籍编制。《周礼》上说的”五族为党“，并由此产生”乡党“一词，也就是乡亲同乡的意思，后来又从乡亲这里引申出姻亲或是意气相投的朋友等意思。再往后，大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词被用来称谓社会上层的小利益集团了，”朋党“、”党人“等词也开始使用，这个时候就逐渐暗含贬义了。褒贬是由普遍的价值观决定的。而中国古代强调与赞美的是大公无私；反对的是结党营私，所以就逐渐变为贬义词了。

历史上第一起比较著名的与部党（部党这个词也暗含贬义）有关的事件恐怕要数东汉的”党锢“事件了。李膺、杜密、范滂等人是被诬为党人的，也就是宦官们罗织的”共为部党，图危社稷“的罪名。这之后，历史上又有几次比较有影响的党争，譬如唐朝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以及明朝的阉党与东林党的争斗，同时也出现了诸如部党、党羽、党祸，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等词语，这些都是含有贬义的。

明朝末期，西学东渐，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方的科学文化，但在当时，明人所翻译的还是以自然科学、数学与圣经相关的术语比较多，譬如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利玛窦翻译的上帝等，社会科学的术语并没有太多的翻译。直到明治维新，日本才开始用汉字大量翻译西方术语，于是他们就碰到了Partei 这个德语词。

其实翻看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政治制度史，有很明显的抄袭模仿德国的痕迹。譬如日本的国会英语里称作 Diet，这个与现在德国的Bundestag的英语翻译是一样的，而这样的称呼其实是德国的传统，来源于神圣罗马帝国。同样的，日本也从德国人那里翻译了Partei，译为政党。

可是就像上边所说的那样，这个词在中国有贬义，清末政治改革运动兴起，孙中山开始组织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尽管此时政党这个翻译在国内已经非常的流行，但是他自然不愿意用一个贬义词称呼自己的革命团体。所以，孙中山把自己的第一个组织成为”兴中会“，避免使用政党的字眼。之后许多类似的改良或是革命团体也都称自己为”会“，譬如略晚于”兴中会“一些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强学会，以及黄兴的华兴会，蔡元培，秋瑾，陶成章的复兴会等。同盟会建立的时候，也称自己为”会“。但这些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是革命派的政党。

当然，语言是活的并不断变化的，就像现在经济一词已经被人广泛的接受用来翻译economy一样，政党也用来翻译party，呵呵，现在已经习惯了当初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