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

早上起来看报纸（如果用 Kindle，并且有在线订阅，顺便推荐一下 Caliber，可以自动下载新闻传到 Kindle 上，比用 Kindle 直接订阅便宜），先看国际版，扫一遍关键词，有 China先看，看完再回来看美国国内的头条，然后是欧洲和中东（包括北非，就是所谓的 Greater Middle East），最后是拉美和非洲，然后才看 Finance 和 Business 的部分。之所以关心中东，完全是因为这些年学习和研究的原因，随手翻看最新一期的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虽然是关于越战的特刊，但是除了越战的三篇文章，其余两篇文章和一片 correspondence 都是关于中东的，如果中东平安无事了，不知道 IS 会不会改成半年刊 ：）

三月初的时候，中东的危机蔓延到利比亚，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预测卡扎菲下台（其实直到上周，媒体还在预测卡扎菲下台）。但是我觉得不大可能，所以三月三日在 facebook 上留言说：

My (pure theoretical) prediction of Libya (based on my models) : Gadhafi will stay in power; the country will split; the East part will declare independence; there will be a limited civil war; a peace will be finally brokered. Light sweet crude oil will return to about $90 per barrel in 3 months. Shorted 3-month crude oil future and see whether I am right :-)
March 3 at 3:07am · · Like · Comment

不说提及的数学模型，从 intuition 的角度说，一个国家如果在文化、传统、历史、制度上越 homogeneous，公众抗议越可能得以和平的方式推翻非民选政府或者彻底被镇压（前者的例子：以前东欧的各民族国家，现在的埃及和突尼斯；后者的例子，不说了，一说又要被封几年了），至于是成功还是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上的原因（i.e. 譬如东欧诸国是因为苏联的削弱和外交政策的改变，深层次上是经济、食品危机造成的；中东也是因为经济、食品危机。note：苏联被虚弱对于东欧诸国和对于中国的效果是相反的，因为那时苏联不但不是中国的保护伞，反而是中国的威胁）；一个国家如果越 heterogeneous，公众抗议越可能的演变为流血的内战——被削弱的中央政府正好给等待时机的分裂主义者以机会，他们会伺机而动，而分裂主义的叛乱也正好转移了原本的公众抗议的焦点，有利于中央政府重新动员力量（譬如以前的南斯拉夫和现在的利比亚）。利比亚与埃及、突尼斯不同，它是在1951年由三个地区拼凑起来的，分离主义在东部一直存在。

现在看来，我的预测的第一部分是正确的，卡扎菲肯定是不会下台了。

今天的 Wall Street Journal 一改口风，又开始预测东部的叛乱者要被彻底的镇压：

AJDABIYA, Libya — Col. Moammar Gadhafi's forces seized the last town standing between them and the rebel capital, raising the specter that, even if the U.S. and Europe decide to intervene on the rebels' behalf, their help may come too late.

但事实上彻底的镇压恐怕也没有这么容易，理由其实也很直白，看看南苏丹或者科索沃就明白了。

为了检验一下我的模型（也是毕业论文的主要部分之一），在预测的同时也在 paper account 上 short 了100 手的三个月到期的石油期货，因为我预计三个月后利比亚的秩序与和平可能会大致恢复，利比亚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同时也会逐步恢复，卡扎菲更会努力加大石油产量来弥补战争的损伤。

然后就出门旅行了，一周多的时间，足足开车开了有两千英里：）

到家的时候，石油已经开始狂跌，到了昨天 short 的 100 手石油期货已经赚了 40% 的利润（是 paper money，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完全是为了满足好奇），不得不平仓了。但是赚钱的原因却不是因为利比亚，—— 是因为日本地震 –_-#

之所以平仓，是因为实验已经被地震这个超大的 external shock  给毁掉了（对于这个实验而言，欧洲的债务危机，亚洲的通货膨胀的带来的噪音都是在可容忍范围内，但是日本震的冲击实在太大了。）。。。所以地震很可恶 （同时 bless 地震的遇难者）！

（无聊中的灌水-_-|||）

准确的说，希腊各城邦（polis）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职业化的军队，希腊地区第一支职业化的军队是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创建的；

希腊步兵方阵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它的正面非常的强大，但是它的侧翼和后方及其虚弱，所以它的侧翼必须要有轻步兵（peltast）或者骑兵掩护，如果没有这样的保护，那简直是不堪一击，一个典型的战例是柯林斯战争中的利基安之战。

利基安之战里强大的斯巴达步兵方阵没有侧翼保护，被雅典统帅瞅准机会，不断的用轻步兵投掷长矛来攻击斯巴达步兵方阵的侧翼，斯巴达毫无抵挡之力，斯巴达的统帅虽然下达命令让步兵方阵转向对准雅典的轻步兵，但是当笨拙的方阵完成转向之后，雅典的轻步兵早已经又绕到它的侧翼去了，重装步兵方阵只有挨打的份儿，后来溃散，重步兵一但溃散不成阵型，就毫无抵抗能力了，雅典的轻步兵一直在后面追击，斯巴达损失惨重；

所以重步兵方阵包括后来腓力二世改进过的重步兵方阵都不得不加强防范自己的侧翼，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重步兵方阵的重要性反而降低，两翼的骑兵和轻步兵的交战变得更为重要，留克特拉会战埃特米农达首先用侧翼的骑兵击败了斯巴达的骑兵，又用楔形阵法配合骑兵与轻步兵完成了对斯巴达的侧翼包抄，打败斯巴达；

还有后来罗马和塞琉古帝国之间的马格内西亚之战，塞琉古帝国还是使用马其顿帝国的重步兵方阵，两翼有骑兵保护，但是他的骑兵败于罗马的骑兵之后，整个重步兵方阵被罗马骑兵包围，马上就变的毫无抵抗之力了，长枪只能向前，始终无法保护两翼和后面；

也是因此，希腊重装步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罗马军团是对希腊重步兵的一个改进，灵活性加强，更注重侧翼保护，但是因为仍然是重步兵方阵，和希腊的重步兵方阵有着同样的问题，典型的战例就是汉尼拔与罗马的特列比亚之战。

特列比亚之战里，罗马的重步兵是多于迦太基的重步兵的，大概比例是1.6比1，但是迦太基的侧翼起保护作用的骑兵和轻步兵尤为强大，迦太基的骑兵先击败了保护重步兵侧翼的罗马骑兵，接着又去骚扰保护重步兵侧翼的轻步兵，轻步兵对骑兵毫无优势，很快他们就把手中的长矛投掷完了，紧接着迦太基的轻步兵从侧翼包围罗马方阵，罗马轻步兵已经没有战斗力，不得不撤退，把整个重步兵的侧翼暴露给迦太基，而这时罗马方阵
后面埋伏的迦太基轻步兵与骑兵又投入战斗，完成了从侧翼到后方的对于罗马重步兵的包围；

不过这时也体现了罗马重步兵比希腊重步兵的灵活之处，希腊重步兵因为过于笨拙，转向艰难，而罗马重步兵要灵活的多，重新调整阵型，四面朝外，形成一个中空的四方，以此来抵御迦太基的四面包围，但是战争的结果仍然是罗马惨败，不过罗马的指挥官顺利突围。

其实持续的战争是最残酷最迅速的达尔文主义的体现，适者生存，最后可以存活下来的，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或者掌握了某种不败战术的国家（从逻辑上讲这样的国家不存在）；而是最会学习最能适应敌人的战术的国家，就好比前面提到的斯巴达，就战士的素质和战斗经验来说，肯定是一流的，但是在战术上却不一定。

今天刚刚发布的一个排名，由《经济学人》的Intelligence Unit，悉尼大学等几个机构制作，完整的排名在这里。左边的地图直观的显示了各个国家在排名中的位置，颜色越红表示越不和平，颜色越蓝则是越和平。排名第一最和平的国家是挪威；排名倒数第一的是伊拉克。在总共的 121 个国家里，中国排名 60（正好在中间）， 美国排名96，俄国排名 118 （倒数第四），印度 109，巴西 83。欧洲国家普遍排名比较靠前，亚洲国家排名最靠前的是日本。

其实这个排名也有它的问题，譬如欧洲和日本之所以排名靠前和美国有很大关系，特别是日本，处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军费开支在其 GDP 中的比重（这是排名的一个重要指标）自然要低很多（欧洲，韩国等国家也类似），同时由于和平宪法的限制，日本也不可能过多的表现出好战的倾向；而美国，因为较多的插手世界事务，并且在很多国家有军事基地，排名自然也就比较靠后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伊拉克战争）。从某种角度上讲，虽然美国的排名比较靠后，但是美国对于世界和平还是有不少贡献的，毕竟整个战后的世界秩序是美国建立起来的，而这个秩序到目前为止至少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是和一战与二战短暂的间隙相比）。尽管这样的秩序不一定对于任何国家都公正（呵呵，有绝对的公正么？），但是有秩序毕竟胜过毫无秩序的混沌，就好比暴秦统一六国仍然是历史的进步一样。

中国的排名大概会让人们理智的思考一下“中国威胁论”的可信度吧。总的来说，中国的排名不错，特别是在大国里，中国算是最和平的国家之一了；而中国的四周却几乎都是深红色的国家。所以直观的从地图上看，中国不该是“威胁”的原产地，而是“和平”的摇篮了。不过，中国也没有必要去争“最和平国家”这样的帽子，正如《司马法》所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

因为“欲饮琵琶马上催”这句诗胡扯在一起的几个的话题。王翰这句诗虽然脍炙人口，但是对于它的解释，历来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说“ 琵琶马上催”是催将士饮酒；另一说是催将士出发征战。意境上，第二种解释要更好一些，喧闹中透出一股悲壮，但是实际中，却又有不很合理。军队中以乐声作为号令固然常见，但是通常使用的是鼓、钲、箫、笳，简而言之，就是“鼓吹”。一般来说，击鼓是前进的号令，所以才有“一鼓作气”的成语；而击钲则是停止的号令，所谓“鸣金收兵”。因此，“钲鼓”也就成了行军打仗必不可少的乐器了，所以《汉书》上有：“遣执金吾侯陈茂假以钲鼓，募汝南、南阳勇敢吏士三百人。”

选择“鼓吹”类的乐器作军队的号令，一是因为声音大，容易分辨，二是因为乐器易于维护，不容易出故障。相比之下琵琶就有些问题了。琵琶的声音可以很大，但是却没有钲鼓那么结实，箫笳那么简单。以琵琶为令，倘若不小心琵琶弦断，仓促间又不能修理，加之战场瞬息万变，岂不是要误大事？所以琵琶不该是一种很好的号令乐器。

那这句“欲饮琵琶马上催”又该怎么解释呢？于是去翻《乐府杂录》，查琵琶，但是却发现了另外关于琵琶的趣事，读起来宛如一部武侠小说，居然忘记了本来是要查什么的（ft）。

琵琶原本是一类乐器的统称，“琵”和“琶”是模拟演奏手法的形声字。据传，汉琵琶是和亲的解忧公主所作，晋代的阮咸擅长弹奏此器，后来就被称为“阮咸琵琶”，又简称“阮咸”，“阮”了。

看到《乐府杂录》上的那段琵琶的故事，说的是隋唐时广泛流行的龟兹琵琶，也就是现在的琵琶。唐代开元年间，有一位琵琶高手贺怀智，他的琵琶，“以石为槽，鹍鸡筋作弦，用铁拨弹之”，短短三句话，一位武林高手的形象跃然纸上了（当然是我臆测的了，通常黄药师，欧阳峰之类的角色，都用这样的乐器）。而紧接着的一个故事更为传奇了。

唐朝贞元年间，长安大旱，皇帝下诏在东西二市搭台祈雨。东西市人欢闹之余开始比赛声乐（有些华山论剑的味道）。东市有一位绝顶的琵琶高手，也是一位宫廷乐师（大内高手？ ），叫做康昆仑，所以东市人认为东市必胜。比赛开始，东市人请康昆仑登上东市的彩楼，弹了一曲他新翻的羽调《绿腰》。曲毕，世人以为精绝。于是东市的人冲着西市的彩楼起哄，认为西市必败。而此时，西市的楼上出来了一位女子，抱着琵琶，说：“我也要弹同一首《绿腰》，但是我把调子移到了枫香调中。”枫香调是何调，于史无可考，宋代写《碧鸡漫志》的王灼也说：“所谓枫香调，无所著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类似《九阴真经》的绝世武功。

这位女子刚一拨弦，周围的人就开始惊叹，等她演奏完，所有人的评价只有四个字“其妙入神”。而康昆仑更是惊骇，马上就下拜，恳求此女子收他为徒。这样的场面，武侠小说里也难见，即便是华山论剑，洪七公等人败北，也没有马上就拜请王重阳为师的。以康昆仑天下第一的技艺，听了此女子的一曲《绿腰》就要拜师，更显出了江湖之大，天外有天的武侠主题。

女子更衣初见，原来他是一个男扮女装的和尚！（ft，和尚有这么清秀的么？不过《南北少林》里李连杰似乎扮过姑娘）。他本来在庄严寺修行，因为比赛的缘故，被西市的豪族重金请出。他俗姓段，法号善本，所以就被称为段善本。（《天龙八部》里的扫地僧？）

第二日，唐德宗召见段善本，令他演奏几曲，嘉奖异常，于是就让他作康昆仑的老师。段善本说，要先听康昆仑演奏一曲。康昆仑刚刚开始弹，段善本就说，康昆仑的本领太杂，里面还兼有邪声。（就好比武林高手看一看后辈的三招两式就知根知底，说，你的武功不纯正，少林不少林，武当不武当，中间似乎还夹在着些星宿派的东西）。

康昆仑吃了一惊，感叹段善本是神人，并说他年少初学艺的时候，曾跟着一个女巫学过一品弦调，后来又换了好几个老师。

段善本对皇帝说，如果让我教康昆仑，必须让他十余年不碰乐器，彻底忘记他的本领，我才能教。（可惜啊，段善本不能直接废了康昆仑的武功）。康昆仑马上就答应了，真的等了十几年不弹琵琶，后来得到了段善本的真传。看到这儿不禁叫绝，情节要比武侠小说精彩多了。后来段善本似乎成立了一个“门派”，所以元稹的《琵琶歌》里说：段师弟子数十人﹐李家管儿称上足。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欲饮琵琶马上催”到底该如何解释呢？（sorry，这个题跑得有些远）。

呵呵，在桑林志那里读到一篇关于焰火和火炮的blog以及讨论，觉得挺有趣的，也跟着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问题是这样的：yijun在blog引述了一段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关于火药与焰火的记载：

最后，我们应该谈淡硝石；这种东西相当多，但并不广泛用于制备黑色火药，因为中国人并不精于使用枪炮，很少用之于作战.然而，硝石却大量用于制造焰火，供
群众性娱乐或节日时燃放.中国人非常喜欢这类表演，并把它当作他们一切庆祝活动的主要节目。他们制作焰火的技术实在出色，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他们不能用焰火
巧妙地加以摹仿。他们尤其擅长再现战争场面以及制做转动的火球,火树、水果等等，在焰火上面，他们似乎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我在南京时曾目睹为了庆祝元月
而举行的焰火会，这是他们的盛大节日，在这一场合我估计他们消耗的火药足够维持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达数年之久。

然后yijun提出了一个问题：“长久以来就熟悉了火药的中国，没有足够的发展火器技术的动力，都是一件令人迷惑的事情。” 并从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呵呵，这个标签是我加的）的角度作了解答，认为：“
技术源于需求，需求则源于政治与文化。”并假设“
设想另一个历史。假设能够制造佛朗机火炮的某个小国家是与中国接壤，那么长期的摩擦下很难想象中国不会发展自己的火器技术。”

不过jiyanjiang不同意，以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历史上（明朝为例）是很重视火器在军事中的应用的；另外，火器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东方并不比西方落后。因此，应用需求并不是推进科学发展的主导因素，而是在“科学背后支撑科学发展的思想和价值观”。桑椹似乎支持这个观点，并援引了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1883年所做的《为纯科学呼吁》的演讲，其中以火药的例子说明纯科学的重要性：

我时常被问及这样的问题：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哪个对世界更重要。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
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
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只满足于火药
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以至于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

呵呵，事实上这牵扯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的枪炮技术会落后； 第二，为什么中国没有诞生现在科学。第二个问题太大了，短短的一篇blog说不清楚，所以只谈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最早发现了火药，但是最终在火器的使用上会落后于西方。

首先是中国的火器技术的问题，中国并非是只把火药用于娱乐，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把火药用于战争的国家。其实这个也是显而易见，因为中国古代打仗的习惯，讲求的是谋略，而火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战术。《孙子兵法》里面专门有一篇是《火攻》，火攻也很早就用于实战，譬如田单的火牛阵，周郎的火烧赤壁，但是这些大多用天然的易燃物（譬如油脂干草之类的），这些引火物受气候的影响很大，呵呵，譬如周郎烧曹操的时候，万一借着东风来了一场及时雨，周郎就要郁闷了。但是火攻有时又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水军交战的时候，所以最迟在唐末的时候，火药已经用于战争了，最早的用途自然是为了纵火，譬如宋初的火球，用硝、硫、木炭以及其他药料为核心，外面用多层纸或是布包裹，然后涂上沥青，松脂或是黄蜡用以防潮防水，并有引信发火，使用的时候，用人力或是礮（也就是抛石车）投掷到敌营，对于城垒或是车船非常有杀伤力。火球只是火器的雏形，后来很多更为先进的火器的被制造出来，由于我们不是回顾火器史，所以就略去，如果感兴趣，可以看看周纬写的《中国兵器史稿》，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比较系统，其实在古人写的《武经总要》等书里也有很多关于火器的记载。

纵观中国的火器使用史，火器发展的两个高潮时期是宋与明，其背景都是频繁的战争，而火器技术的没落是从清朝中叶开始的，其背景是康乾盛世，河清海晏。从这个角度，功能主义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只有有了技术的需要，才会有技术的创新，否则即便是有了创新，也会被湮没。所以这和清朝愚昧不愚昧关系也不大。举个例子一个国家有10块钱，如果都买了大炮，10块钱就没了；如果都投资在经济上（譬如兴修水利等），那么每一年都会有1块钱的回报，那这个国家该如何选择呢？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明天就会发生，那么自然是买大炮，因为没有了大炮就没有了明天；如果战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发生，那最优的选择自然是投资经济，这样在将来如果有需要就可以买很多的大炮。但是这个国家不可能很清楚的知道战争会不会发生，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只能根据经验来估计战争的可能性。在宋朝与明朝，战争显然无时不在（明朝前期抗蒙古，中期倭寇，后期后金，战争的规模都较大），而清朝根据经验，以为战争不会很快的到来，国家投资的重点自然不在火器上。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在重新update了对战争发生可能性的估计之后，才手忙脚乱的开始发展新军。

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的纯科学的发展，而科学的发展方向还是缘于技术的需要，是一个物质的需要，而非纯粹的意识上的价值与思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的各门科学中，哪些科学发展的速度最快？申请到funding最多的学科发展最快，怎样才能申请到funding，呵呵，写过proposal的人自然知道各中的诀窍。回到古代，譬如数学，宋元四大家的著作是数学史上的一块丰碑，但是后来居然都没有人能读得懂了，这就是没有物质支持的科学（广义）的结果。技术与科学是相互促进的，是一个双向的关系，而非单向的从科学到技术的关系。

重装步兵来源于公民，所以有两个途径可以增加重装步兵的数量，一是增加公民中士兵的比例；二是增加公民的数量。斯巴达主要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并把它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几乎所有斯巴达的公民都成了职业军人。而雅典则选择第二种方式。

雅典人选择了梭伦作为执政官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获得了充分的权力之后，梭伦便开始了他著名的改革。首先在经济方面，一切债务都被取消，因为债务而成为奴隶的公民都重获自由，同时严令禁止人身作抵押的借贷。这一举措部分的消除了经济不平等带来的矛盾，增加了雅典的公民数量，也扩充了雅典的军队。其次，在政治上，新的宪法废除了世袭贵族的垄断，而由富裕的公民组成政府。他组织普查公民的年收入，并依照收入把公民分为四等。政治权利由等级（也就是财富）而非出身（是否是贵族）而决定。所有公民都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有通过法律和选举执政官的权利。除了最贫穷的一等公民外，其他三等可以参加四百人会议。最高两个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政府的领导职位。这样的政治改革为日后雅典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这样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贵族的权力，防止了贵族对于公民以及军队的侵蚀。（其实春秋战国时期，几次著名的改革也都是以抑制贵族、富足平民、加强军队战斗力为目的的）

梭伦的最后一项改革是他制定的新的法典。当时的雅典依然通行德拉古（Draco）制定的极为残酷的法律，几乎所有的刑事犯罪都要处以死刑。凡是看过丹·布朗的《达芬奇的密码》的，应该对这个德拉古这个名字很熟悉，还记得那本书里的第一个字谜？
13-3-2-21-1-1-8-5
O, Draconian devil!
Oh, lame saint!
这个Draconian就是Draco的形容词，另外，这也是一个GRE单词，意思是及其残酷的。

梭伦只保留了德拉古法典中杀人者偿命这一条法律，其他的严酷刑法都被废除。这里面固然有人道的含义，但是同样重要的仍然是保证公民的数量与稳定。杀戮过重，过于苛刻的法律不仅会直接的减少公民的数量，还会间接的导致公民的逃亡或是叛乱。陈胜吴广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律中的“失期当斩”。

简而言之，面对日益衰弱的军队以及贫富差距带来的矛盾，梭伦进行了有利于增强军队与稳定城邦的改革。但是这只是一个开端，雅典民主最终的形成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或是说是为了解决另外的一个隐患。这个隐患同样的威胁着其他的城邦，而不同的城邦再次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所以在后面的文字里，我们要对比的是科林斯（Corinth）与雅典的不同选择。相比之下，这个隐患对于斯巴达来说倒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拥有希腊最强大的步兵方阵。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要先讨论一下，那就是为什么面对同样的问题，斯巴达和雅典会选择不同的解决途径。（待续）

前几天聊雅典民主和战争，说起来雅典民主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有效地发动战争，有人不解，为雅典民主辩护，并从道德的高度极力赞美雅典和它的民主制度。呵呵，读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人恐怕很难把民主的雅典和道德联系起来，里面著名的一章，第十七章〈米洛斯的对话〉（ The Melian Dialogue），雅典的使者赤裸裸的说出了他们的信条：“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总结成一个中国的成语：弱肉强食。--不会知道这四个字如何与道德正义或是和平高尚联系在一起。事实上，雅典正是强权政治的最早鼓吹者之一。

哪怕是粗略的读一下古希腊的历史，民主与战争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任何古代的政体都和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因很简单，很残酷的达尔文主义：不能有效地发动战争，就意味着灭亡。中国的春秋战国，从开始的几千诸侯到火拼到后来的十来个，凡是能活下来，都是能有效地打仗的。像宋襄公那么讲道德仁义的，要么灭亡，要么在列强的均势中苟延残喘，最终也难逃灭亡的命运。所以有时候持续的战争也是好事，逼迫国家不断的革新。如果承平太久，国家倒是变得懒惰不前，危机四伏了。----这也是孟子那句老话的含义所在。

回到古希腊的历史。不只是雅典的民主，斯巴达的军事主义制度（Lycurgan Constitution）也是为了战争而产生的。那时的希腊，最重要的作战方式是密集的步兵方阵（Phalanx）。方阵由重装步兵（Hoplites）组成。士兵的主要来源是自由的市民。显而易见，各个城邦（Polis）不可能武装奴隶来打仗。奴隶有了武器，即便不反叛倒戈，也会临战溃散的---商纣王曾经试验过一次，结果亡了国。因为是步兵方阵作战，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步兵的数量越多，城邦就越强大也越安全，这也要求城邦必须有尽量多的市民。但是这和城邦传统的统治方式产生了矛盾：大的地主不断的兼并土地与财富，使得大量的自由民沦落为奴隶。这样一来便大大削弱了城邦的步兵方阵以及它的军事实力，所以逼迫城邦不得不进行变革，于是斯巴达和雅典便进行了截然不同改革（当然也有无法及时变革以至于灭亡的城邦）。

斯巴达走向一个极端，采用了军事主义制度，也就是莱克格斯法典（Lycurgan Constitution）。这项改革的目的就是使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尽可能的强大与数目众多。所有公民终其一生都必须参加军事训练。同时，斯巴达严厉禁止任何外在的表明地位和财富差异的标示（譬如服饰衣着，房屋等），所以人都必须过着俭朴的生活，斯巴达人称自己为Homoroi，翻译为英语就是Equals，平等的人。所有的公民都成了职业军人，因为他们终年都在打仗或是训练中度过，他们需要依靠大量的奴隶和没有公民资格的自由人的劳动来供给支持。这样一来导致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结果：一方面斯巴达有着希腊最好的步兵方阵，而另一方面，与其他希腊城邦相比，斯巴达并没有强烈的扩张野心。这一是是因为斯巴达的领袖害怕过多与其他城邦的自由或是糜烂的生活接触会腐蚀掉他们的公民士兵，还有就是由于整个斯巴达都是建立在大量奴隶强制劳动的基础上的，远离自己的城邦去扩张很可能导致后院起火。斯巴达就像是建立在奴隶海洋中的一个要塞，它的政体不仅压迫奴隶也强加给它的公民很多义务与责任，所有的公民都必须过严格的集体生活没有任何的个人自由，这也是为什么把斯巴达称之为“极权政体”（Totalitarianism）的原因（就像前几天的那个测试，过分的平等与秩序，没有自由，斯巴达应该在右上角）。当然斯巴达的军事实力与军事精神也是有目共睹的，譬如著名的温泉关抵挡波斯人，还有那位著名的斯巴达母亲给即将征战的儿子的一句话：Return with your shield, or　on your shield。

而雅典则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待续）

呵呵，《复活的军团》拍得不彻底，留下了两个很大的疑问：一、煊赫一时的秦军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到哪里去了？居然要靠骊山囚徒来镇压起义？二、章邯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战斗力，摘引一下《复》的原话：“保卫都城的任务只能托付给那支由囚犯临时组成的秦军。出人意料的是，这支军队体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战斗力，他们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击溃了几十万农民起义军，满目创痍的帝国似乎看到了希望。”

对于第一个疑问，《复》给的解释是：“秦统一以后，军队有过两次最大的集结。这是广西桂林附近一个叫严关的要塞，50万秦军曾从这里南下，与土著人作战。当起义突然爆发的时候，这部分秦军正在戍守刚刚平定的南部疆土。在帝国存亡的关头，他们选择了沉默。... ... 秦军的另一支主力在帝国的北疆。打败了匈奴骑兵以后，30万精锐并没有南撤，而是镇守在长城沿线。当都城告急的时候，这支秦军开始南下。但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它的行动为什么异常缓慢。” －－呵呵，注意，这解释的只是边防军，没有说明卫戍都城的部队到哪里去了－－当然，边防军它也没有解释清楚。

对于第二个疑问，《复》没有解释，顿时给这部记录片平添了几分神秘奇幻色彩。

其实，这两个疑问算不得什么疑问，没记错的话五十年代的《史学月刊》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呵呵，当时俺舅爷因为历史原因被剥夺教职，闲在家里给这个杂志审稿，积攒了一屋子五六十年代的历史杂志，后来被我外公如获至宝的搬回家。小时候放假到外婆家，躺在老式的“顶子床”上，一伸手就可以抽到一本，一看一晌，甚是惬意，跑题了^_^），这两个问题其实是相关联的。先说说北方的戍边部队和章邯的部队，南方的留作下次再讲。

先简而言之，第一，北方的卫戍部队积极参与了对起义军的围剿。第二，章邯的部队其实最终的组成并非仅仅是刑徒和奴产子，而是正规的秦军。

陈胜吴广起义，义军的一支很快便攻入关中（至于为什么这么快，以后讨论分封的时候再说），直逼咸阳，『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柰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遂杀章曹阳。』《复活的军团》大概就是由于这句话断定章邯的部队全部由囚徒组成，但是这是片面的。

首先，关中并非没有秦的正规军，陈胜起义前三个月，二世刚刚『尽徵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章邯之所以请赦囚徒从军的，是因为来不及征调驻扎在临近县里的军队，也就是他说的『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所以使用囚徒只是仓促应变之计，之后不断补充入章邯军的，是从各地召集来的正规部队，以及新征的“秦人”，比较大的一次补充是长史司马欣和都尉董翳带来的军队。与此同时，章邯最初的囚徒军队并不可靠，不断的叛逃，所以在章邯东向的过程中，实际上军队已经换了一次血，由秦军正规部队顶替掉了原来的刑徒奴生子，所以章邯才能力挽狂澜，迅速的击溃起义军，杀陈胜于城父，破项梁于定陶，灭魏咎于临济，基本上消灭了楚地义军的主力，因为『楚地盗名将已死，章邯乃北渡河，击赵王歇等於钜鹿。』这一切都是秦正规军所为，可见秦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名副其实。 所以《复活的军团》中的第二个疑问并不是疑问。不过让章邯郁闷的是，他碰上了项羽。

其次，北方的戍边军队在起义之初便东渡南下，镇压起义。蒙恬被囚杀后，驻扎在上郡的三十万边防军的最高长官是王离，也是一个将门虎子。对于王离军的行军路线，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南下，归为章邯领导；另一种是直接从上郡东渡，直扑燕赵的义军。出现这种分歧的原因是因为史书对王离军队行军没有详细的记录，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复活的军团》才说王离军行动缓慢吧。比较而言，王离直接东渡一说更有些道理。

这是因为，第一，王离的爵位应该高于章邯，不该归为章邯领导。就像《复》上说的那样，秦朝的二十级爵位等级分明。王家世代为名将，王离的爷爷是王翦（呵呵，项少龙的好兄弟^_^），秦始皇很器重的一位将军，王离的老爸王贲也在灭六国的战争中立下不少战功。史记载：”翦为宿将 ，始皇师之 ”，又说““ 秦始皇二十六年 ， 尽并天下 ， 王氏 、蒙氏功为多 ， 名施于后世 。 ” 并屡屡以名将称王离，秦始皇二十八年的时候王离就已经被封为列侯，也就是二十级爵位中最高的一级。而此时章邯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义军起，章邯立了不少战功，即便是连跳N级，在很短的时间到列侯也不容易，即便是到了列侯，论资历也不如王离。

第二，王离没有必要舍近求远，从上郡先南下，在东向，去加入章邯的军队。因为和上郡一河之隔的燕赵一带已经是义军的天下了，直接东渡便可击敌，另外，《王翦传》上也说了二世让王离击赵，当时还有人为赵担心说王离是秦之名将。以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赵，赵估计守不住了，而此时章邯还在黄河南与楚地的几股义军作战。在章邯军向北渡河击赵之前，王离军已经把邯郸围了，其实看当时的情形，大致四处的义军都灭的差不多了，比较大的一股就是赵了，本来章邯、王离合击一个赵国，该是小事一桩，可惜偏偏遇上了项羽。

简而言之，北方的戍边部队在起义爆发后，从上郡的东边渡过黄河，经太原，井阱入赵地（在井阱遭遇过赵军一次，并打败了它），东进恒山、巨鹿等地，并乘赵内讧南下攻赵。不过王离的军队应该不足三十万之数，因为秦末中原大乱，“诸秦所徙适戍边 者皆复去 ”估计十几二十万的样子吧。这支军队在巨鹿之战时，随着王离、苏角、涉闲的被虏被杀而崩溃了。此时章邯并没有正面参加巨鹿之战，最初他守在棘原。王离溃败后，他才在漳水南岸与项羽发生大规模战斗，不过项羽军因为新胜，士气比较足，在加上项羽的勇猛，章邯不得不一再避起锋锐，可惜这时后方的赵高容不下章邯，迫使章邯投降项羽，他手下的二十万秦军精锐部队后来也被项羽坑杀在新安。至此秦朝的两支主力－－北方戍边的王离军和内地集结四处兵力而成的章邯军－－都被彻底消灭了。

煊赫一时的军团从此便湮没了，等待二千多年后的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