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

呵呵，粗粗读了Paul Bingham在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上的文章，主要看了他理论的总结部分。粗读完这个生物学家的理论之后，马上想到的是一位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于是连忙去看Bingham的Reference List，果然霍布斯列在其中，但是细想一下，两者的理论颇为不同，Bingham的理论与新近的合作理论也大为不同。Bingham的主要理论是：阻碍不具有血缘关系的个体合作的最大障碍是背信（defection)，而对于人类远距离杀戮技术的掌握可以更好的惩罚背信者，于是合作变得可能。

可以借用卢梭的猎鹿（Stag Hunt）比喻来做个例子（俺做了一些细节修饰）：几个特别饥饿的猎人决定合作猎一只鹿吃，于是他们做好陷阱，埋伏好，静待一只鹿上钩，当然鹿也是很狡猾的动物，不会轻易上钩，这时有一只鹿闯了进来，几个人屏气凝神，突然一个猎人发现自己身边有一只兔子路过，只要追赶一下肯定能抓到，于是他开始盘算：我们有20%的机会抓到那只鹿，一只鹿的肉有25只兔子那么多，我们一共10个人，也就是说如果我留下来继续捕猎，我的预期是得到 20%*25/10 = 0.5只兔子（当然和可以假设鹿的出现按照时间的分布，计算未来鹿出现的几率，捕猎几率等，略去不说，算个简化），而我如果去抓那只兔子，那我100%的能抓到，然后我就跑，那我的预期是1只兔子。

按照Bingham的理论，如果人们没有有效的方法惩罚这个看到兔子的猎人，那么这个猎人必然会去抓兔子，而结果是吓跑了鹿群，再也不会有鹿来了，其余九个猎人只好饿肚子，合作由于捕兔人的背信而失败，因为人们害怕作sucker，所以不愿合作；人们或许可以拥上去打那个捕兔人一顿，但是这个成本太高，如果捕兔人的力气还很大，那人们的成本与风险就更高了。但是远距离杀戮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如果有人敢捕兔子，那大家一起用石头砸死他，这样一来大大提高了捕兔的成本（expected benefit: 一只兔子，expected cost: 自己的性命），所以人们不会背信去抓兔子，合作成为可能。

当然经济学/政治学的合作理论有其他的解释：如果一个人胆敢去抓兔子，那我们以后把他摈除在合作之外，他以后都没有机会和我们一起捕鹿了，没了我们的合作，他很可能会饿死。（或者，如果有人背信，那么我们永远都不再合作，永远都不会捕鹿，这样在将来对背信者是一个惩罚）因此背信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合作成为可能 -- 博弈论里的Folk Theorom，不过根本上，这也是提供了另外一种惩罚机制（虽然不是直接的杀戮），但是对于合作而言，直接杀戮可能比这种机制更有效，特别是这个地区还存在其他猎人团体的情况下，如果被一个团体开除，还可以参加另外一个团体，所以人们不惮于背信，但是直接杀戮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当然上述的讨论都是简单化的场景，还可能会有更复杂的情形，譬如捕猎鹿必须10个人，9个人干不了，而区域内也无其他的猎人团体，换言之，每个人都是pivotal的，这样就牵扯到更复杂的威胁与讹诈。

更有效的杀戮技术还能导致另外一个结果--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如果每个人都有能力杀死另外的人，那么“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就变成了“战争状态”（state of war），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人类天天生活在极端的恐惧中，任何人可能因为任何事杀死你，除了有效杀人的技术外，在强大的人也需要睡觉或是会生病，所以别人总会有机可乘，于是每个人都生活在残酷的恐怖中，过着悲惨的日子。所以就有了霍布斯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一个列维坦，一个强大的君主，把混乱变为秩序，所有的人将部分自由交给君主以获得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杀戮技术的进步也有利于人类的合作--尽管是极权形式的合作。（当然洛克会说自然状态下人们仍然会有自然法的约束，不会天天杀人，于是就成了自由主义的鼻祖之一，而霍布斯就成了现实主义的鼻祖之一）

具体到捕鹿上来说：霍布斯说，我们需要一个具有权威的头领，如果有人胆敢背信，头领有权利审判他并给他定罪，头领就是法律的实施者--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头领犯罪怎么办？孟德斯鸠说，我们可以三权分立，我们可以民主选举 -- 于是人类从专制主义（absolutism)过渡到共和主义，过渡到民主，嗯，为了抓住一只鹿：）（所谓逐鹿中原？呵呵）

呵呵，大致说了一下生物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对杀戮与合作的观点--不过若是找来一位社会学家，他的评语肯定会是：non-sense, totally ahistorical!

重装步兵来源于公民，所以有两个途径可以增加重装步兵的数量，一是增加公民中士兵的比例；二是增加公民的数量。斯巴达主要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并把它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几乎所有斯巴达的公民都成了职业军人。而雅典则选择第二种方式。

雅典人选择了梭伦作为执政官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获得了充分的权力之后，梭伦便开始了他著名的改革。首先在经济方面，一切债务都被取消，因为债务而成为奴隶的公民都重获自由，同时严令禁止人身作抵押的借贷。这一举措部分的消除了经济不平等带来的矛盾，增加了雅典的公民数量，也扩充了雅典的军队。其次，在政治上，新的宪法废除了世袭贵族的垄断，而由富裕的公民组成政府。他组织普查公民的年收入，并依照收入把公民分为四等。政治权利由等级（也就是财富）而非出身（是否是贵族）而决定。所有公民都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有通过法律和选举执政官的权利。除了最贫穷的一等公民外，其他三等可以参加四百人会议。最高两个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政府的领导职位。这样的政治改革为日后雅典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这样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贵族的权力，防止了贵族对于公民以及军队的侵蚀。（其实春秋战国时期，几次著名的改革也都是以抑制贵族、富足平民、加强军队战斗力为目的的）

梭伦的最后一项改革是他制定的新的法典。当时的雅典依然通行德拉古（Draco）制定的极为残酷的法律，几乎所有的刑事犯罪都要处以死刑。凡是看过丹·布朗的《达芬奇的密码》的，应该对这个德拉古这个名字很熟悉，还记得那本书里的第一个字谜？
13-3-2-21-1-1-8-5
O, Draconian devil!
Oh, lame saint!
这个Draconian就是Draco的形容词，另外，这也是一个GRE单词，意思是及其残酷的。

梭伦只保留了德拉古法典中杀人者偿命这一条法律，其他的严酷刑法都被废除。这里面固然有人道的含义，但是同样重要的仍然是保证公民的数量与稳定。杀戮过重，过于苛刻的法律不仅会直接的减少公民的数量，还会间接的导致公民的逃亡或是叛乱。陈胜吴广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律中的“失期当斩”。

简而言之，面对日益衰弱的军队以及贫富差距带来的矛盾，梭伦进行了有利于增强军队与稳定城邦的改革。但是这只是一个开端，雅典民主最终的形成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或是说是为了解决另外的一个隐患。这个隐患同样的威胁着其他的城邦，而不同的城邦再次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所以在后面的文字里，我们要对比的是科林斯（Corinth）与雅典的不同选择。相比之下，这个隐患对于斯巴达来说倒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拥有希腊最强大的步兵方阵。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要先讨论一下，那就是为什么面对同样的问题，斯巴达和雅典会选择不同的解决途径。（待续）

前几天聊雅典民主和战争，说起来雅典民主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有效地发动战争，有人不解，为雅典民主辩护，并从道德的高度极力赞美雅典和它的民主制度。呵呵，读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人恐怕很难把民主的雅典和道德联系起来，里面著名的一章，第十七章〈米洛斯的对话〉（ The Melian Dialogue），雅典的使者赤裸裸的说出了他们的信条：“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总结成一个中国的成语：弱肉强食。--不会知道这四个字如何与道德正义或是和平高尚联系在一起。事实上，雅典正是强权政治的最早鼓吹者之一。

哪怕是粗略的读一下古希腊的历史，民主与战争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任何古代的政体都和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因很简单，很残酷的达尔文主义：不能有效地发动战争，就意味着灭亡。中国的春秋战国，从开始的几千诸侯到火拼到后来的十来个，凡是能活下来，都是能有效地打仗的。像宋襄公那么讲道德仁义的，要么灭亡，要么在列强的均势中苟延残喘，最终也难逃灭亡的命运。所以有时候持续的战争也是好事，逼迫国家不断的革新。如果承平太久，国家倒是变得懒惰不前，危机四伏了。----这也是孟子那句老话的含义所在。

回到古希腊的历史。不只是雅典的民主，斯巴达的军事主义制度（Lycurgan Constitution）也是为了战争而产生的。那时的希腊，最重要的作战方式是密集的步兵方阵（Phalanx）。方阵由重装步兵（Hoplites）组成。士兵的主要来源是自由的市民。显而易见，各个城邦（Polis）不可能武装奴隶来打仗。奴隶有了武器，即便不反叛倒戈，也会临战溃散的---商纣王曾经试验过一次，结果亡了国。因为是步兵方阵作战，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步兵的数量越多，城邦就越强大也越安全，这也要求城邦必须有尽量多的市民。但是这和城邦传统的统治方式产生了矛盾：大的地主不断的兼并土地与财富，使得大量的自由民沦落为奴隶。这样一来便大大削弱了城邦的步兵方阵以及它的军事实力，所以逼迫城邦不得不进行变革，于是斯巴达和雅典便进行了截然不同改革（当然也有无法及时变革以至于灭亡的城邦）。

斯巴达走向一个极端，采用了军事主义制度，也就是莱克格斯法典（Lycurgan Constitution）。这项改革的目的就是使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尽可能的强大与数目众多。所有公民终其一生都必须参加军事训练。同时，斯巴达严厉禁止任何外在的表明地位和财富差异的标示（譬如服饰衣着，房屋等），所以人都必须过着俭朴的生活，斯巴达人称自己为Homoroi，翻译为英语就是Equals，平等的人。所有的公民都成了职业军人，因为他们终年都在打仗或是训练中度过，他们需要依靠大量的奴隶和没有公民资格的自由人的劳动来供给支持。这样一来导致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结果：一方面斯巴达有着希腊最好的步兵方阵，而另一方面，与其他希腊城邦相比，斯巴达并没有强烈的扩张野心。这一是是因为斯巴达的领袖害怕过多与其他城邦的自由或是糜烂的生活接触会腐蚀掉他们的公民士兵，还有就是由于整个斯巴达都是建立在大量奴隶强制劳动的基础上的，远离自己的城邦去扩张很可能导致后院起火。斯巴达就像是建立在奴隶海洋中的一个要塞，它的政体不仅压迫奴隶也强加给它的公民很多义务与责任，所有的公民都必须过严格的集体生活没有任何的个人自由，这也是为什么把斯巴达称之为“极权政体”（Totalitarianism）的原因（就像前几天的那个测试，过分的平等与秩序，没有自由，斯巴达应该在右上角）。当然斯巴达的军事实力与军事精神也是有目共睹的，譬如著名的温泉关抵挡波斯人，还有那位著名的斯巴达母亲给即将征战的儿子的一句话：Return with your shield, or　on your shield。

而雅典则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待续）

找到了一款俄国人写的阅读软件，可以方便的在掌上电脑上看彩色标注的网页文件。于是用Flashget下载了国学网站上的《资治通鉴》，压缩成zip文件放在掌上电脑里，天天揣在兜里，有空了可以掏出来翻两眼，权当消遣。《通鉴》的好处在于大小事件都按时间码放整齐，不像纪传体的史书，要想稍微看仔细点，还要拿支笔记录下来事情的脉络。

今天又看到了贯高的一段。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推算起来他应该出生在长平之战前后，秦统一时他已经有四十岁左右。他先是跟着张耳作门客，后来张耳被封为赵王就成了张耳的属官。张耳死去后，贯高担任赵相辅佐张耳的儿子新赵王张敖。

公元前200年，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围了七天，形势危急，多亏陈平走妇女路线方才脱险（所谓六出奇计的最后一计）。南返的时候路过赵地，因为刘邦与赵王张敖谊属君臣，情兼翁婿，所以张敖格外殷勤小心的款待了刘邦。但是刘邦似乎还脱不了当年的浪荡习气，待人傲慢无礼，对张敖箕踞谩骂，胡乱发了一通脾气然后就走了。对于刘邦的无礼，张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但是张敖手下的臣子譬如贯高、赵午却觉得是奇耻大辱，要替张敖杀了刘邦。张敖被贯高等人的想法吓坏了，赶忙制止。贯高等人见赵王不从，就私下商量谋刺刘邦，事成归王，事若不成，就自己顶下来，决不连累赵王。后来谋刺失败，赵午等人争着要自杀，贯高制止了他们说，如果自杀了就没有人替赵王洗清不白之冤了。于是一干人等被押解入长安。历经严刑拷打，贯高始终坚持刺杀一事是自己的主意，与赵王无干。最终连刘邦都佩服他的勇气，称之为壮士，不仅赦免了赵王（虽然剥夺了他的王位，不过这是迟早的事情），也赦免了贯高。但是贯高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自杀是为了证明赵王的清白，现在赵王已经没事了，自己活着也无意义了，况且还有弑君之实，所以就自杀了。

对于这件事情，司马光援引东汉史学家荀悦的评论：“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义大居正，罪无赦可也。”觉得这个评语未必恰当。首先，荀况是以东汉末年的伦理道德与传统来评价贯高，彼时的情形未必与西汉初时相同；其次，荀悦之时正值汉室衰微，权臣当政（曹操），以致君权旁落，他对于这样的现实是极为不满的（因作《申鉴》5篇），因此很可能有借古讽今的意思在里面。

春秋战国分裂了数百年，虽然秦国一扫六合，但是就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未必认为皇权至上，换言之，皇权未必构成道德的核心，他们所畏惧的只是秦始皇的武功。所以始皇一死，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很快旧的六国又被恢复。等到刘邦再次统一，皇帝这个概念仍为新鲜事物，与后世对皇帝的看法很可能极为不同。那时天下百姓（特别是如贯高等生于战国长于战国那样的）未必觉得皇帝就有绝对的权力凌驾于诸侯王之上，因此当刘邦羞辱赵王时，他们想到的是对诸侯王的效忠以及传统的战国道德：“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因此就像渑池会上的蔺相如（此公也是赵人），或是和平原君到楚国借兵的毛遂（此公还是赵人）一样，宁死也要保全主公的荣誉，成就主公的事业因此才有了贯高的这个故事。同时，赵人的刚烈从这里也可见一斑，所以韩愈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可惜这样彪悍的民风没有延续下去，在民与君的抗争中，君最终占了上风，民则都变为了顺民。

由是想起了东西罗马的对比，东罗马统辖的区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由于很早就有文明与大帝国，因此这个区域的人民很早就文明化了，会很老实的缴税服徭役；而西罗马统辖区域的野蛮人，不仅抗拒缴税还动辄造反。甚至在很多年以后，当这些野蛮人逐渐开化之时，还坚持与国王或是皇帝讨价还价，提出了“No Representation，No Taxation”，没有代表权就不缴税，这对于古中东的人民或是古中国的人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征税并维持统治成了西欧的君主最头痛的问题之一，这也被认为是民主的萌芽（事实上，欧洲的民主很大程度来自于西欧野蛮人的传统，而非古希腊罗马传统，当然后者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希腊罗马的民主主要是为了更有效的发动战争----一个很功利的目的）。一个更有趣的现象：现在世界上最民主最富裕福利最好的国家（譬如瑞士，北欧诸国）却恰恰正是历史上作“野蛮人”作得最久的国家。呵呵，文明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