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

（呵呵，总算忙完了正事儿，可以来过纸上谈兵的瘾了^_^)

魏国是战国初年的第一强国。它的底子本来就不差，三家分晋的时候拿到了馅饼最大的一块［参见blog里的这张地图]，同时它又是最早进行变法改革的，魏国李悝的变法要比后来比较影响力的齐国邹忌变法和秦国商鞅的变法早九十年左右，比不彻底的楚国吴起变法也要早五十年左右，所以魏国在战国初年一跃成为强国。但是从地缘政治上讲，魏国却不占优势，首先它处在中原腹地，战略发展空间有限；其次它的“几”字型的领土使它东面和齐国相邻，西面和秦国相邻，南面和楚国相邻，同时它还和赵国，韩国，宋国等国家相邻，因此经常背腹受敌，所以在秦国和齐国逐渐强大起来以后，魏国的光辉就慢慢的黯淡了。而魏国衰退的开始，其实是一场阴谋。

桂陵之战爆发在公元前三五四年，这时的秦国和齐国的变法都已经开始几年，国力逐渐增强，因此两国也日益不满魏国的地位，但是两国又不愿直接去和魏国对抗，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如果齐国首先和魏国直接对抗，那么秦国就可以趁齐魏两败俱伤的时候坐收渔翁之利；同样的如果秦国先和魏国对抗，齐国也会占便宜。所以齐秦都在等待双方首先向魏国发难，相互观望，甚至相互算计（譬如桂陵之战之后商鞅向魏惠王游说，劝他称王，以恶化齐魏之间的关系，成为马陵之战的前奏）。而就在这个时候时候，一个冤大头--赵国出现了，一个阴谋也随即产生。

齐秦虽然都不愿意先对魏作战，但是相比之下，齐国的处境更恶劣一些，因为秦国的东进虽然受阻，但是西面还有广阔的天地，不仅有西戎，还有巴、蜀；而齐国的东面是大海，向西发展就必须解决魏国的问题，所以齐国策划拉拢韩、赵。赵国此时正在扩张领土，于是在齐国的支持下，赵国开始攻打卫国，而卫国是臣服于魏国的。

赵国自然也知道攻打卫国的后果，“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春秋战国的每一场战争背后都有着复杂的外交活动。赵国是得到了齐国的承诺之后，才敢出兵伐卫的，所以魏国出兵报复，包围了邯郸，赵国就马上向齐国求救。如果齐魏大规模的冲突，赵国正好可以从中获利，赵国知道齐魏的关系与国力对比，所以赵国是把自己作为一根导火索，来引爆齐魏之间的正面战争，利用自己的一个强邻解决掉另外一个。而齐国这边，孙膑指导下的一场阴谋也同时展开。

齐国不愿在对等的情况下与魏国打上一仗，因为这样的战争即便是胜利了，齐国的损失也会很大。所以齐国怂恿赵国攻打卫国，从而激怒魏国报复。如果攻打魏国的是齐秦一样的国家，魏国自然不敢贸然行动，但是对于赵国，魏国是很不屑的，所以庞涓带了八万人的军队很快就围了邯郸 -- 这正是齐国希望看到的：围攻邯郸这样的大城可以大大的消耗魏军的实力。这是第一步。

赵国来求救，齐国马上出兵，但是第一支军队不是朝向大梁的，而是魏国的襄陵，这是在告诉赵国：齐国已经出兵，要赵国死守待援。赵国死守的结果就是进一步消耗魏军。这是第二步。

当然齐国也知道魏国在密切的注视着齐国的军事部署，在安抚了赵国之后，齐国必须进一步坚定魏国围邯郸的决心，所以齐国派出了第二支部队，但不是朝向大梁方向的，而是指向魏国的平陵。这只军队是去送死的，因为平陵是魏国东阳地区的军事重镇，不仅易守难攻，并且齐军的粮道也非容易被切断。这样一来魏国就会认为齐军的统率无能，将会一心一意的在邯郸和赵国消耗。这是第三步。

但是这还不够，除了让魏军一心一意攻打邯郸以外，齐军还要进一步证实自己的无能，是一只任人宰割的肥羊（此比喻出自 Ogame^_^），这样才能完全解除魏国的戒心，为后面引诱魏军做好铺垫，但这样做就需要下血本了（不下血本很容易被识破伪装，譬如冒顿骗刘邦那次，其实娄敬已经看出问题来了，可惜刘邦大意），于是孙膑问田忌,齐国的都大夫中谁最不善于指作战。田忌说是齐城和高唐的都大夫。于是孙膑派遣这两个倒霉的都大夫去攻打平陵，结果还没有到平陵就他们就兵败身死，魏国更加轻视齐军的力量。这是第四步。

这时，庞涓终于攻破了邯郸，魏军也已疲惫不堪，通常，这是需要修整的时候了，但是孙膑需要庞涓迅速的赶来送死，于是就走了第五步：派轻快战车跟随少量的士兵直指大梁，主力则分路跟进，显示自己兵力薄弱。到这里，网已经织好了：以魏军刚攻克邯郸的骄傲自大；以齐军的无能愚蠢、孤军深入，势单力薄 -- 这一切看上去就像一块肥肉摆在了一直凶狠的恶狼面前。

这里再次重申一下，庞涓也是一员经验丰富的将领，他是不会直接回大梁攻打齐国在大梁城外的军队的，他的经验告诉他，那只是“先锋”，并非“主力”，齐军的军事指挥部一定在后面，那里聚集着一群无用低能、等待宰割的军队，于是他抛弃辎重，日夜兼程，直扑他计算过的齐军大本营 -- 不幸的是布这个棋局的孙膑，也知道庞涓要走这条路，在桂陵集中主力设伏。结果魏军大败，庞涓本人也被俘虏！““故曰：孙子（指孙膑）之所以为者尽矣。”而庞涓的致命错误正是孙子（指孙武）说的：“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

但是这一切能怪庞涓么？从他角度看，刚打了胜者，意气风发，士气高涨，种种迹象也表明齐军不仅愚蠢无能，而且莽撞冒进。庞涓在齐军刚入境的时候保持了冷静，在决定追击齐军的时候判断出了需要打击的最佳位置 -- 但是这一切却一步一步铸就了他的错误。所以“围魏救赵”实质上不是“攻其必救”，而是“诱敌轻进”。

在齐军大胜魏军的同时，秦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秦军在元里打败魏军，占领了少梁（陕西韩城附近），并在魏军无法干涉的情况下出兵伐韩，虽然没有攻克韩国的焦城，但是把触角深入了韩国与魏国交界的地方，并在那里筑城，为今后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同时，楚国也没有闲着，从南面攻占了魏国的睢水等地，这一切再次凸显了魏国的地缘困境。

这个水坑到了这儿也就平了。但是，慢着，庞涓如果在桂陵就被抓了（根据《孙膑兵法》的记录），那么后来的“马陵之战”呢？难道不是庞涓指挥的？为什么马陵之战的过程和桂陵之战如此的相似：魏军攻韩国，齐国声明救援但是并不急着出兵，导致韩国和魏国死战，然后齐国出兵大梁，引诱疲惫不看的魏军来进攻，而齐军假装逃走（所以也根本不是为了围大梁），恐怕魏军不疾驰跟进，还用了逐日减灶的办法，诱使魏军舍弃辎重，再次日夜兼程的赶来中齐军的埋伏... ... 这简直是桂陵之战的翻版啊！ 究竟是为什么呢？ 呵呵，桂陵之战到此结束：）

几天前用到了这个成语，想到了关于这则成语的故事，断断续续的写了几段，还没有写完。

“围魏救赵”是一个常用的成语, 背后的故事一般都会描述为：魏国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孙膑指挥齐军直奔魏国都城大梁而去，魏军急忙回救，在桂陵被齐军大败，邯郸之围随之也解了。所以是“围魏”而“救赵”。这个大致也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的记述。但是问题真的有这么简单么？

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赵”其实没有被救，邯郸城被魏军攻破了。《史记·魏世家》上说：“十七年，与秦战元里，秦取我少梁。围赵邯郸。十八年，拔邯郸。赵请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膑救赵，败魏桂陵。” 《史记·齐世家》上说：“十月，邯郸拔，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 《史记·赵世家》上说：“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郸，齐亦败魏於桂陵。” “围魏救赵”所牵扯到的三方的记载是一致的：“邯郸城破在前，齐国败魏在后。“ 齐国虽然打败了魏国，但是并没有能够救到赵国。事实上，从这时起魏国就一直占领着赵国的都城，赵国也因此不得不向魏国屈服，三年后两国在漳水签订盟约，魏国才把邯郸还给了赵国。齐国虽然在桂陵获胜，但是却并没有直接救到赵国。

那么魏国的都城大梁被围了么？按照《史记》上的说法，其实也没有围，孙膑的建议是“ 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 也就是说派兵直指大梁，占据有利的交通的要道，等待魏军回救时歼灭魏军，所以齐军也并没有围城。所以有趣的是这个成语背后的历史驳斥了成语本身：魏没有被围，赵也没有被救。但是，孙膑却正确的预料到魏军会急急忙忙的回大梁，那么促使魏军返回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史记》里并没有仔细回答，但是从司马迁的记述来看，他比较倾向于“攻其必救”这个解释，这也是“围魏救赵”这个成语现在的含义。但是魏军回救的原因真的是担心大梁被攻克么？

从理论上讲，“围魏救赵”是一个非常难操作的策略。因为围城的目的并不在于攻城，而是在于等待魏军回救，从而解除赵国的危机。但是“围魏”存在一个矛盾：如果围而不攻，虚晃一枪，魏军未必会长途跋涉的来救援，并不能达到救赵的目的；退一步，魏军即便是来但也并不匆忙，可以带着辎重慢慢的赶来，这样的结果等于是齐国代赵国受兵，自己没有半点优势；如果实实在在的攻城，这下子魏军可能匆匆忙忙、疲惫不堪的赶来，甚至连辎重都来不及带上，但是这却又有一个问题，春秋战国时攻城的伤亡是非常惨重的，孙子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攻城。正是因为攻城困难，所以后来秦国屡次围大梁都没有攻下，直到统一全国时也是引黄河和大沟的水灌大梁，泡了三个月，直到大梁城坏，魏王才投降。如果齐国用力攻城，虽然能解赵国的围，也能迫使魏军马不停蹄的赶来，但是齐国自己的力量也因攻城损失了不少，对魏军并仍然没有优势。简单的说，虚攻，魏军不回救；实攻，自己损失太大。不管虚攻实攻，最终都要陷于“其次伐兵”的境地。这显然是兵家孙膑所不取的，因为“上兵伐谋”。

另外从事实上看，魏军仍在围困邯郸的时候，齐国就已经进入魏国。而此时统率魏军的庞涓（《史记》上没有说是谁，但是应该是庞涓，见下）也表现出了大将的军事素养，他没有理会齐军，一心一意的攻打邯郸，因为他也知道攻打邯郸的代价，如果开始攻城，绝对不能中途放弃，所以不久邯郸城就被攻破了。可是，在攻破邯郸之后，庞涓却抛弃辎重，兼程回师，最终在桂陵被孙膑大败。孙膑究竟是如何在没有实际攻打大梁的情况下让庞涓急速返回的？

这个问题从《史记》上找不到解释。直到 72 年银雀山汉墓《孙膑兵法》残卷出土，这个问题才有了答案：孙膑其实根本就没想救赵，赵国不过是他的一个诱饵，不仅赵国，他甚至还牺牲了齐国两个大夫性命做饵，为的就是让庞涓急急忙忙的跑来送死从而击破魏军。孙膑破庞涓，不是“攻其必救”，而是“诱敌深入”。回顾一下整场战争的过程。

接着上个话题：长平之战赵国究竟能不能动员45万的军队？与后来的战争比（譬如赤壁之战），这个数字似乎过大了一些。但是如果仔细比较一下战国与三国时的兵役制度，就军队的动员能力而言，战国时期诸侯各国显然动员能力更强，因为战国后期各国普遍的使用的是征兵制（兼行募兵制）；而三国时期开始以募兵制为主，但是后来因为募兵困难，改为世兵制。正是兵役制度上差异导致了不同时期国家可以动员使用的军队数目的不同。

战国时的征兵制比较类似1793年的法国或是1813年普鲁士的普遍征兵制（也就是义务兵役制）。1813年普鲁士的征兵制规定，所有20-40岁的公民必须在常备军中服役三年，然后转为后备军，并随时准备应召参战（比较近期的譬如第一次海湾战争的伊拉克，也是按照年龄强行征集国民入伍的）。而战国时各个的征兵制与此非常的类似，譬如秦国，17岁的男子必须向政府登记（称作"傅籍"或是"傅"）然后随时准备应征参战，直到60岁才能免征；《复活的军团》中援引《睡虎地秦简》中的一个例子，墓主17岁傅籍，第二年就被应招参战，战争结束后回到老家，后来又有战事时再次被召集参战。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是惊人的，一旦有大的战事爆发，一个国家绝大部分地区的17至60岁的男丁可能都会应招入伍，参加战斗。有的时候甚至会扩大这个年龄的范围，譬如长平之战，秦国发河内十五岁以上的男丁"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有的学者认为这似乎说明在那个时候男子15岁就已经傅籍了，不然无法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征调。同样的，在秦国坑杀赵国降卒的时候，曾"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说明赵国军队里也有年幼入伍参战的。所以以战国时的兵役制度，战争动员能力是非常强的。

秦统一后，仍然继续了这种征兵制度，两汉继承了秦制。西汉时的动员能力其实也很强，譬如镇压七国之乱的时候中央召集的军队（特别是考虑到当时处在中央管辖下的郡县的数目），而吴国一国也轻易的征集了20多万的军队。西汉征匈奴时军队的数目并不是特别的大，那主要是受到马匹以及给养的限制，与在内地作战时的情况不同（譬如几次重大的胜利都是以奇袭为主的，并非阵地战）。另外秦汉的征兵制与后来法国、普鲁士的制度更为相像。男子20岁向官府登记，23岁起服兵役两年，一年在本郡县服役，第二年卫戍京师或是边郡，两年以后转为后备兵，随时准备应招入伍，直到56岁免役。

但是征兵制必须有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为之提供保障。东汉中后期政治废弛，又加之土地兼并严重，导致脱籍现象严重，流民四起。虽然好几个皇帝想尽各种办法鼓励流民入籍，但是终东汉一朝，流民问题也没有解决，并且愈演愈烈，到了东汉末年，流民的数目越来越大，由于流民不入户籍，征兵制度逐渐废弛。所以当有大量流民参与的黄巾军起义爆发时，为了镇压起义，朝廷与地方军阀不得不实行募兵制，也就是常说的招兵买马。所以一般的地方军阀都必须要有当地财阀的支持，譬如曹操；而得不到大量"政治献金"的potential的军阀就会混得很不济，譬如刘备：）虽然也杂行一些其他的兵役制度，但是在三国的初期募兵制是最主要的。但是后来因为征战频繁，人口减少，募兵变得困难起来，各个割据势力为了保证兵源，开始实行世兵制，也就是一部分人世代为兵，服兵役成了这部分人的特定义务，他们被称为"士家"或者是"兵户"，他们集中居住在一起，拥有自己特殊的户籍（与普通的民籍不同），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必须为兵，甚至还不能与民籍通婚，社会地位也低于普通的民户。也正是因为如此，三国时期各个割据势力的战争动员能力有限，前期主要是受财力的限制；后期受兵户数目的限制，所以无法与战国时期普遍的征兵制相比。

总的来说，战国与秦汉时的兵役制度还是非常amazing的。虽然古希腊与古罗马也有恩格斯所称的"军民制度"，但是他们的征兵制度仅限于自由民以及贵族，与中国商周时期的征兵制度相似，并非全民普遍的兵役制度。在民族主义（Nationalism）出现以前，战国秦汉这样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度在西方看来是无法想象的。西方真正的义务兵役制起源于1793年的法国，通常被作为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标志。可能也是因为如此，在美国拍的《花木兰》中，皇帝召集军队的方式颇有些拿破仑革命时征兵的色彩。

另一个与三国兵户制度比较相似的是俄国的哥萨克人。但是哥萨克的社会地位显然要比兵户高得多。哥萨克人为俄国提供骑兵，但是可以免交捐税。常在一起聊天的一个俄国教授说，当年他外祖父（哥萨克人）正和家里人在苹果树下吃饭，突然有传令兵骑着瘦马到村子里大喊："战争！战争！"他外祖父随即站起来抹一抹嘴就回家准备马匹与武器，当晚就从军出发了，参加的是俄国内战。内战结束后被苏维埃政府在劳改营里关了10年。

呵呵，反正是blog，所以不妨漫无边际的聊下去。就一段春秋战国历史，描述的部分经过诸多历史大家的考证与考古的不断发现，在重大历史事件上已经很是清晰；欠缺的是分析的部分。在解决完“是什么”的问题，紧接着的是“为什么”的问题。譬如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到了战国，战争变得日益频繁，规模变得越来越大？ 这类问题在每部史书的评论部分都会有一个简单的解释，但是并不构成理论。所谓理论，通常有三个属性：描述、解释和预测 （David Singer）。古史书上的理论大多都可以做到前两点，第三点往往做得不好。当然，谶纬那一套除外，刘邦的老妈与金甲神人（此处省略），刘邦就注定当皇帝，这样的理论太powerful了，以至于一般的人都不敢用：）

今天碰巧看到一个外国人解释战国时战争规模的，挺有趣的，转述一下。说来惭愧，此人其实是俺们专业的小牛人之一，他的书读过不少，但是都是只看看开头的概述--一般把理论交待清楚--和结尾--一般再总结一下理论。中间的Case Study什么的都跳过不看。今天再次翻开 Stephen Van Evera的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发现有一段是讲中国的战国的。他的理论是一套进攻防御理论。核心理论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征服变得容易的时候，战争就更可能会发生。跳过中间的论证，直接到战国的历史。他认为有四个变化使得在战国时期，进攻变得更为有利。

首先是封建主义的衰落。换言之，个个国家都采取了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措施，使得国家的力量壮大，可以更有效的发动攻击；其次是步兵代替战车，扩大军队的成本降低，国家的军队增多；再次，征兵的引入扩大的兵源。春秋时候士兵的主体是贵族，而到了战国，平民成为军队的主要构成部分，各个国家都开始了征兵制度；最后是大规模常备军的创建。这一切都使得进攻与防御的平衡向朝着有利于进攻的方向发展，从而导致了战国时频繁的大规模战争。

《韩非子》的第一篇是《初见秦》，而这篇《初见秦》恰恰就是韩非子文集中争议最大的一篇，争论的焦点是：这一篇到底是不是韩非子写的。不少后来的读书人认为这篇并非韩非所做，因为韩非在《初见秦》里通篇都是在帮助秦国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并宣称如果秦国能够听信自己的谋略，那么就可以“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也就是说韩非在这篇文章里宣扬的观点与他“存韩”的使命看起来是矛盾的，与《韩非子》的第二篇《存韩》也是矛盾的，所以《初见秦》不该是韩非子所做。但是《初见秦》的观点真的和《存韩》是矛盾的么？

也有不少后来的读书人坚信《初见秦》是韩非写的，其中包括《韩非子》最重要的注疏者之一的陈奇猷，除了考证了《初见秦》中字词用法以及典故的使用与《韩非子》其他篇章相类外，他还认为韩非到了秦国先上书存韩，但是李斯进谗（当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李斯所说的不该是谗言而是忠言了）说：“非终未韩不为秦“，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韩非欲自陈不见。而《初见秦》便是韩非欲”自陈而不见“的篇章。换言之，韩非因为先上书存韩，被囚系牢狱，然后不得已又上书自陈，写下了《初见秦》，所以篇末有“愿望见大王”之语。简而言之，即便是陈奇猷认为《初见秦》是韩非子写的，但是仍然认为《初见秦》与《存韩》是矛盾的。

也有人认为韩非只是一个说客辨士，任何一个观点都未必是他的本意，之前的商鞅也曾以不同的观点如帝道、王道、霸道、强道等游说秦孝公，为的就是得到重用，所以《初见秦》与《存韩》都是韩非写的，不过是在兜售不同的理论罢了。也就说这种观点仍然认为《初见秦》与《存韩》是矛盾的。

不过也有人（譬如陈祖釐）认为《初见秦》与《存韩》不矛盾，他认为韩非说以先举赵而后亡韩，乃所以缓韩之急，其亡韩即所以存韩，故此云亡韩，与《存韩篇》实不抵触。

那么究竟《初见秦》中关于秦统一的观点与《存韩》中关于保存韩国的观点是否矛盾呢？我们不妨先仔细看一下《初见秦》中记录的事件与韩非的主要观点，其实《初见秦》也是一部战国晚期的各国征战与关系史。

公元前233年，一个有些口吃的读书人正在赶往秦国的路上，看打扮应该是富家子弟，是当时的贵族。因为口吃，这个读书人可能无法清楚的表达自己的一些思想，所以他写了不少的东西，这些文章在当时可能还是凌乱的，因为要等二百多年以后才有一个叫做刘向的人帮他整理，但是秦王政应该已经看过了不少这个读书人的文章，并对他的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读书人就是韩非，处于对他的尊重，人们称他为韩子，但是几百年后，由于韩家又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读书人，也有了“子”的尊称，所以这个去见秦王的韩子就被改称为韩非子。 韩非之所以去见秦王是因为秦国打算攻打韩国。为了保存韩国，身为韩国贵族的韩非毅然决然地担负起了出使的重任。慢着，韩非不是一个结巴么？哪有派结巴就做说客的？一种解释是说由于秦王政太钦佩韩非了，以至于打算发兵攻打韩国以索取韩非，韩王无奈，只好遣韩非入秦。可这样一来，韩王岂不是资敌以粮了？商鞅的教训韩王恐怕不应该不知道吧。也许是因为韩王并不看重韩非--事实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韩王对于韩非的屡次上书视若无睹，无动于衷。但是即便是这样，秦王点名索要韩非甚至不惜大动兵戈应该也使韩王有所狐疑吧？毕竟韩非不是二乔，显然秦王不是图色。所以更加合理的解释是韩王足够的信任韩非，知道韩非即便是入秦，也会尽力保全韩国的。 韩国人看来普遍应该比较爱国（呵呵古韩国今韩国一语双关了），虽然秦统一后有谶语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但首先开始反秦的却是燕国人与韩国人。唐朝的韩子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http://www.kzeng.info/yan_zhao_heros]，所以燕国人高渐离选择了一种最悲壮的方式去报复故国故人之仇，结果刺秦失败，慷慨而死；而韩国人张良的刺秦显然更具韩国人的特色：灵活多谋。论身量，作为富家公子的张良与作为乐师的高渐离应该都不是壮汉一类的人物，但是高渐离仍然义无反顾地亲自去刺秦，骨子里一股燕赵人的豪迈；而张良却想到的是买凶刺秦，散尽家财物色了一位壮士，倒是很具韩郑人的风格（韩国与郑国的地理与文化基本重合）。当然从结果看，还是张良成功了，辅佐刘邦最终推翻了暴秦，报了国仇家恨。 回到爱国的韩非这里，他到秦国显然也有他自己的目的，那就是存韩。但是秦王兴趣肯定不在存韩，而在于一统天下，所以口吃的韩非马上就要遇上一件棘手的事情，同时也引出了一段两千多年的公案。

前些天读到帖子说谋臣的最高境界是有能力在自己身死之后稳控局势，然后举了郭奉孝定辽东与诸葛亮诛魏延的例子，其实这些计策与死不死的没什么关系，只是说明定计者比较有预见力，提前预计或是计划好了一些事情，而有一些谋臣却是真的拿自己的性命来完成自己一声最后的一个计谋。《史记》上的苏秦是一个，强调是《史记》上的，因为真正的苏秦或许没有这么一个故事，即便是有，也不过是使刺杀自己的人伏法，完全出自私虑，而另外一个同样玩上了自己性命的谋臣，却不仅为自己报了仇，还为公家进了最后一份力，这显然要比传说中的苏秦略胜一筹，此人便是吴起。

吴起在楚国的改革，已是众所周知，用《说苑》上的话来总结一下，便是：“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听起来比较像《九阴真经》。具体而言，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打击旧宗法贵族，将传到三世时的封君子孙削籍为民，把一部分贵族放逐到荒僻之地，废掉公族中之疏远者，以改变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局面。其实楚国自立国到春秋再到战国初的传统一直是强干弱枝，从来不忌惮屠戮贵族，而大臣也尊重这个传统，楚惠王曾经想把梁邑封给文子，梁邑是北境的险地，于是文子拒绝说：“我怕子孙有二心，不敢接受此险邑。”惠王嗟呀，改封文子于鲁阳。这位文子还有一个近似神话的传说－－挥戈反日：“鲁阳公与韩战，战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为之反三舍。”虽然是虚言，但是英雄形象，栩栩如生，远比《神话》里两个将军拉马车要帅得多。

大概就是从楚惠王开始，楚国封君渐多，以至于出现封君太众的局面。吴起大刀阔斧的改革，自然招致不满。于是楚悼王刚死，旧贵族们就作乱要射杀吴起，吴起跑入灵堂，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结果贵族在射杀吴起的时候难免要殃及楚悼王的尸首，楚肃王继位后，按照楚国的法律，以伤害悼王尸体罪，收捕作乱贵族七十余家，并处以三族之刑--这是《史记》上的记载。《吕氏春秋·贵卒篇》的记载则更显示了吴起的计谋：荆王死，贵人皆来。尸在堂上，贵人相与射吴起。吴起号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群臣乱王！”吴起死矣，且荆国之法，丽兵於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 贵族射射吴起的时候，吴起大喊：“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们用兵的。”于是拔下身上中的箭，跑到楚王尸体那里，把箭插在楚王身上，大喊：“乱党谋害大王。”后来这些贵族们都被夷了三族。

乍一看，楚国的改革似乎因为吴起的死而人亡政息了，即便是法家的代表韩非子也持这种观点，《韩非子·问田篇》上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 但事实上，吴起最终恰恰是利用自己的死完成了自己生前最重要的一项改革：严厉打击和诛杀楚国的权贵。此举为楚威王时的全盛局面奠定了基础。而楚的削乱则是在吴起死了七十多年之后，楚国的老实人楚怀王败于丹阳才开始的。呵呵，吴起确实是一个“狠”人，连死都死得这么“狠”。

找到了一款俄国人写的阅读软件，可以方便的在掌上电脑上看彩色标注的网页文件。于是用Flashget下载了国学网站上的《资治通鉴》，压缩成zip文件放在掌上电脑里，天天揣在兜里，有空了可以掏出来翻两眼，权当消遣。《通鉴》的好处在于大小事件都按时间码放整齐，不像纪传体的史书，要想稍微看仔细点，还要拿支笔记录下来事情的脉络。

今天又看到了贯高的一段。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推算起来他应该出生在长平之战前后，秦统一时他已经有四十岁左右。他先是跟着张耳作门客，后来张耳被封为赵王就成了张耳的属官。张耳死去后，贯高担任赵相辅佐张耳的儿子新赵王张敖。

公元前200年，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围了七天，形势危急，多亏陈平走妇女路线方才脱险（所谓六出奇计的最后一计）。南返的时候路过赵地，因为刘邦与赵王张敖谊属君臣，情兼翁婿，所以张敖格外殷勤小心的款待了刘邦。但是刘邦似乎还脱不了当年的浪荡习气，待人傲慢无礼，对张敖箕踞谩骂，胡乱发了一通脾气然后就走了。对于刘邦的无礼，张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但是张敖手下的臣子譬如贯高、赵午却觉得是奇耻大辱，要替张敖杀了刘邦。张敖被贯高等人的想法吓坏了，赶忙制止。贯高等人见赵王不从，就私下商量谋刺刘邦，事成归王，事若不成，就自己顶下来，决不连累赵王。后来谋刺失败，赵午等人争着要自杀，贯高制止了他们说，如果自杀了就没有人替赵王洗清不白之冤了。于是一干人等被押解入长安。历经严刑拷打，贯高始终坚持刺杀一事是自己的主意，与赵王无干。最终连刘邦都佩服他的勇气，称之为壮士，不仅赦免了赵王（虽然剥夺了他的王位，不过这是迟早的事情），也赦免了贯高。但是贯高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自杀是为了证明赵王的清白，现在赵王已经没事了，自己活着也无意义了，况且还有弑君之实，所以就自杀了。

对于这件事情，司马光援引东汉史学家荀悦的评论：“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义大居正，罪无赦可也。”觉得这个评语未必恰当。首先，荀况是以东汉末年的伦理道德与传统来评价贯高，彼时的情形未必与西汉初时相同；其次，荀悦之时正值汉室衰微，权臣当政（曹操），以致君权旁落，他对于这样的现实是极为不满的（因作《申鉴》5篇），因此很可能有借古讽今的意思在里面。

春秋战国分裂了数百年，虽然秦国一扫六合，但是就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未必认为皇权至上，换言之，皇权未必构成道德的核心，他们所畏惧的只是秦始皇的武功。所以始皇一死，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很快旧的六国又被恢复。等到刘邦再次统一，皇帝这个概念仍为新鲜事物，与后世对皇帝的看法很可能极为不同。那时天下百姓（特别是如贯高等生于战国长于战国那样的）未必觉得皇帝就有绝对的权力凌驾于诸侯王之上，因此当刘邦羞辱赵王时，他们想到的是对诸侯王的效忠以及传统的战国道德：“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因此就像渑池会上的蔺相如（此公也是赵人），或是和平原君到楚国借兵的毛遂（此公还是赵人）一样，宁死也要保全主公的荣誉，成就主公的事业因此才有了贯高的这个故事。同时，赵人的刚烈从这里也可见一斑，所以韩愈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可惜这样彪悍的民风没有延续下去，在民与君的抗争中，君最终占了上风，民则都变为了顺民。

由是想起了东西罗马的对比，东罗马统辖的区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由于很早就有文明与大帝国，因此这个区域的人民很早就文明化了，会很老实的缴税服徭役；而西罗马统辖区域的野蛮人，不仅抗拒缴税还动辄造反。甚至在很多年以后，当这些野蛮人逐渐开化之时，还坚持与国王或是皇帝讨价还价，提出了“No Representation，No Taxation”，没有代表权就不缴税，这对于古中东的人民或是古中国的人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征税并维持统治成了西欧的君主最头痛的问题之一，这也被认为是民主的萌芽（事实上，欧洲的民主很大程度来自于西欧野蛮人的传统，而非古希腊罗马传统，当然后者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希腊罗马的民主主要是为了更有效的发动战争----一个很功利的目的）。一个更有趣的现象：现在世界上最民主最富裕福利最好的国家（譬如瑞士，北欧诸国）却恰恰正是历史上作“野蛮人”作得最久的国家。呵呵，文明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