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

前些天有人重提宋襄公，盛赞他是“一个死于文明和理想的英雄”，所以也想再说说宋襄公。赞美宋襄公，其实算不得翻案，因为早在《春秋公羊传》里就有对宋襄公的溢美之辞，泓之战后，《公羊传》评论说：“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直拿宋襄公与周文王相比；而《史记·宋微子世家》里太史公也说：“襄公既败於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当然批评宋襄公的也不少，《左传》虽然没有直接评价宋襄公，但是子鱼论战一段，实际上是借子鱼之口，酣畅淋漓的驳斥了宋襄公的仁义。而后来的苏东坡，批评的更是透彻。苏东坡不止一次的评论过宋襄公，譬如他的《宋襄公论》，直言宋襄公是“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并以宋襄公杀鄫子为例，说：“而宋襄公执鄫子用于次睢之社，君子杀一牛犹不忍，而宋公戕一国君若犬豕然，此而忍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然后评论道：“襄公能忍于鄫子，而不忍于重伤二毛，此岂可谓其情也哉？”认为宋襄公虚伪之极，堪与王莽媲美：

“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诸侯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为可以文取也。其得丧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则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损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盖王莽之。使莽无成则宋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一莽也。”

这一段评论骂得尤为痛快。另外在苏轼在《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中还评论道：“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诸侯，此其心岂汤武之心也哉？独至于战，则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窃取其名以欺后世，苟《春秋》不为正之，则世之为仁者，相率而为伪也。”并重新诠释了《春秋》里这一段的记录，认为作《春秋》的孔子亦不以宋襄公为是。

其实，即便是没有用鄫子祭祀淫昏之鬼这件事情，宋襄公的其他作为也难称得上仁义二字，最典型的就是他“伐丧”，趁齐桓公之死，率领诸侯伐齐，大败齐师之后推立齐孝公。因此，宋襄公的心中，大概还是对霸业的渴望胜过对于仁义的追求。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宋襄公的泓之败，或许有一个新的解释。

如果单单考虑中原地区，宋国确实有争霸的资本，从春秋初年开始，宋国也算的上是中原的强国。平王东迁，郑国因为他特殊的地位，迅速的发展起来，成为春秋的“小霸”，而此时齐、晋、楚、秦等国势力还相对薄弱，因此在中原可以和郑国抗衡的只有宋国，中原地区的卫国、陈国、蔡国也是宋国的与国，所以总体上讲，宋国的实力不弱。郑庄公死后，郑厉公为宋人所立，后来郑宋交兵，宋国大胜，把郑国祖庙的椽子拆了扛回去做自己卢门的椽子。虽然后来宋国饱经内乱，国势渐衰，但是在齐桓公死后，特别是在帮助齐孝公获得王位后，其实还是有一些机会称霸的，但是，楚国的兴起彻底埋葬了宋襄公的野心。

宋襄公的争霸策略基本上是模仿齐桓公。但是，齐国在国势最强的时候也不能与楚国直接对抗，齐桓公三十年，齐率诸侯伐楚国的与国蔡国，乘胜进逼楚国，不过最终也未敢与楚国正面交锋而是临阵讲和。这宋襄公是知道的，所以他的打算大概也是想向齐国一样，在楚国的默许下获得中原霸主的地位，但是问题是，宋国不仅没有当年齐国的国力那么强盛，而楚国又比齐桓公时强大了很多。事实上，在齐桓公末年，齐国就已经开始畏惧楚国了，葵丘会盟之后，楚国灭齐国的盟国黄国，齐国却无所作为；再后来楚国攻打徐国，齐国亦不敢直接相救，而是去攻打楚国的与国厉国以救徐国，但是徐人仍在娄林被楚国大败。因为楚人的强大，所以宋襄公如果想称霸，就不能不得到楚人的支持，所以鹿上会盟，宋襄公向楚乞求让诸侯尊他为霸主，楚王假意应允却在这一年秋天的会盟上拘禁了宋襄公。

但是这样的挫折并没有打消宋襄公称霸的念头，宋襄公在被楚人释放之后，仍然积极的为自己的霸业而忙碌。既然无法和楚国直接对抗，宋襄公也学齐桓公，从楚国的与国下手，力图遏制楚的影响，促使楚国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于是，宋国在趁郑人朝楚的机会，联合诸侯发兵攻郑。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楚国会直接出兵伐宋。

如果宋国退缩，则襄公的霸业理想就此完结，因此襄公大概仍希望能和齐桓公一样，在阵前可以与楚达成和解，所以宋楚两军相会于泓。宋襄公自然没有想过要彻底击败楚国，齐桓公做不到的事情，他自然也做不到，他只希望楚国能像在召陵一样，双方言和签订盟约。但是这个愿望落空了，楚军开始行动，而此时宋军的地位是尴尬的，即便是能在此战中取胜，也无法在未来长期与楚国抗衡，所以即便是趁楚军半渡可以给楚军狠狠地一击，但是这样做除了会激起楚国报复心理之外，不能给宋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因此，希望破灭的宋襄公此时大概也只是想象征性的与楚国交兵，为他的霸业画上一个句号吧，所以他拒绝了子鱼的意见，以给将来的和约铺平道路。

楚败宋第二年，宋襄公死；第三年，宋向楚臣服，宋成公到楚国朝见楚王。

从此以后，不打败楚国而成为中原的霸主已经完全不可能。宋襄公泓之败以后六年，真正的霸主在城濮之战打败楚军，应运而生。

（呵呵，总算忙完了正事儿，可以来过纸上谈兵的瘾了^_^)

魏国是战国初年的第一强国。它的底子本来就不差，三家分晋的时候拿到了馅饼最大的一块［参见blog里的这张地图]，同时它又是最早进行变法改革的，魏国李悝的变法要比后来比较影响力的齐国邹忌变法和秦国商鞅的变法早九十年左右，比不彻底的楚国吴起变法也要早五十年左右，所以魏国在战国初年一跃成为强国。但是从地缘政治上讲，魏国却不占优势，首先它处在中原腹地，战略发展空间有限；其次它的“几”字型的领土使它东面和齐国相邻，西面和秦国相邻，南面和楚国相邻，同时它还和赵国，韩国，宋国等国家相邻，因此经常背腹受敌，所以在秦国和齐国逐渐强大起来以后，魏国的光辉就慢慢的黯淡了。而魏国衰退的开始，其实是一场阴谋。

桂陵之战爆发在公元前三五四年，这时的秦国和齐国的变法都已经开始几年，国力逐渐增强，因此两国也日益不满魏国的地位，但是两国又不愿直接去和魏国对抗，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如果齐国首先和魏国直接对抗，那么秦国就可以趁齐魏两败俱伤的时候坐收渔翁之利；同样的如果秦国先和魏国对抗，齐国也会占便宜。所以齐秦都在等待双方首先向魏国发难，相互观望，甚至相互算计（譬如桂陵之战之后商鞅向魏惠王游说，劝他称王，以恶化齐魏之间的关系，成为马陵之战的前奏）。而就在这个时候时候，一个冤大头--赵国出现了，一个阴谋也随即产生。

齐秦虽然都不愿意先对魏作战，但是相比之下，齐国的处境更恶劣一些，因为秦国的东进虽然受阻，但是西面还有广阔的天地，不仅有西戎，还有巴、蜀；而齐国的东面是大海，向西发展就必须解决魏国的问题，所以齐国策划拉拢韩、赵。赵国此时正在扩张领土，于是在齐国的支持下，赵国开始攻打卫国，而卫国是臣服于魏国的。

赵国自然也知道攻打卫国的后果，“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春秋战国的每一场战争背后都有着复杂的外交活动。赵国是得到了齐国的承诺之后，才敢出兵伐卫的，所以魏国出兵报复，包围了邯郸，赵国就马上向齐国求救。如果齐魏大规模的冲突，赵国正好可以从中获利，赵国知道齐魏的关系与国力对比，所以赵国是把自己作为一根导火索，来引爆齐魏之间的正面战争，利用自己的一个强邻解决掉另外一个。而齐国这边，孙膑指导下的一场阴谋也同时展开。

齐国不愿在对等的情况下与魏国打上一仗，因为这样的战争即便是胜利了，齐国的损失也会很大。所以齐国怂恿赵国攻打卫国，从而激怒魏国报复。如果攻打魏国的是齐秦一样的国家，魏国自然不敢贸然行动，但是对于赵国，魏国是很不屑的，所以庞涓带了八万人的军队很快就围了邯郸 -- 这正是齐国希望看到的：围攻邯郸这样的大城可以大大的消耗魏军的实力。这是第一步。

赵国来求救，齐国马上出兵，但是第一支军队不是朝向大梁的，而是魏国的襄陵，这是在告诉赵国：齐国已经出兵，要赵国死守待援。赵国死守的结果就是进一步消耗魏军。这是第二步。

当然齐国也知道魏国在密切的注视着齐国的军事部署，在安抚了赵国之后，齐国必须进一步坚定魏国围邯郸的决心，所以齐国派出了第二支部队，但不是朝向大梁方向的，而是指向魏国的平陵。这只军队是去送死的，因为平陵是魏国东阳地区的军事重镇，不仅易守难攻，并且齐军的粮道也非容易被切断。这样一来魏国就会认为齐军的统率无能，将会一心一意的在邯郸和赵国消耗。这是第三步。

但是这还不够，除了让魏军一心一意攻打邯郸以外，齐军还要进一步证实自己的无能，是一只任人宰割的肥羊（此比喻出自 Ogame^_^），这样才能完全解除魏国的戒心，为后面引诱魏军做好铺垫，但这样做就需要下血本了（不下血本很容易被识破伪装，譬如冒顿骗刘邦那次，其实娄敬已经看出问题来了，可惜刘邦大意），于是孙膑问田忌,齐国的都大夫中谁最不善于指作战。田忌说是齐城和高唐的都大夫。于是孙膑派遣这两个倒霉的都大夫去攻打平陵，结果还没有到平陵就他们就兵败身死，魏国更加轻视齐军的力量。这是第四步。

这时，庞涓终于攻破了邯郸，魏军也已疲惫不堪，通常，这是需要修整的时候了，但是孙膑需要庞涓迅速的赶来送死，于是就走了第五步：派轻快战车跟随少量的士兵直指大梁，主力则分路跟进，显示自己兵力薄弱。到这里，网已经织好了：以魏军刚攻克邯郸的骄傲自大；以齐军的无能愚蠢、孤军深入，势单力薄 -- 这一切看上去就像一块肥肉摆在了一直凶狠的恶狼面前。

这里再次重申一下，庞涓也是一员经验丰富的将领，他是不会直接回大梁攻打齐国在大梁城外的军队的，他的经验告诉他，那只是“先锋”，并非“主力”，齐军的军事指挥部一定在后面，那里聚集着一群无用低能、等待宰割的军队，于是他抛弃辎重，日夜兼程，直扑他计算过的齐军大本营 -- 不幸的是布这个棋局的孙膑，也知道庞涓要走这条路，在桂陵集中主力设伏。结果魏军大败，庞涓本人也被俘虏！““故曰：孙子（指孙膑）之所以为者尽矣。”而庞涓的致命错误正是孙子（指孙武）说的：“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

但是这一切能怪庞涓么？从他角度看，刚打了胜者，意气风发，士气高涨，种种迹象也表明齐军不仅愚蠢无能，而且莽撞冒进。庞涓在齐军刚入境的时候保持了冷静，在决定追击齐军的时候判断出了需要打击的最佳位置 -- 但是这一切却一步一步铸就了他的错误。所以“围魏救赵”实质上不是“攻其必救”，而是“诱敌轻进”。

在齐军大胜魏军的同时，秦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秦军在元里打败魏军，占领了少梁（陕西韩城附近），并在魏军无法干涉的情况下出兵伐韩，虽然没有攻克韩国的焦城，但是把触角深入了韩国与魏国交界的地方，并在那里筑城，为今后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同时，楚国也没有闲着，从南面攻占了魏国的睢水等地，这一切再次凸显了魏国的地缘困境。

这个水坑到了这儿也就平了。但是，慢着，庞涓如果在桂陵就被抓了（根据《孙膑兵法》的记录），那么后来的“马陵之战”呢？难道不是庞涓指挥的？为什么马陵之战的过程和桂陵之战如此的相似：魏军攻韩国，齐国声明救援但是并不急着出兵，导致韩国和魏国死战，然后齐国出兵大梁，引诱疲惫不看的魏军来进攻，而齐军假装逃走（所以也根本不是为了围大梁），恐怕魏军不疾驰跟进，还用了逐日减灶的办法，诱使魏军舍弃辎重，再次日夜兼程的赶来中齐军的埋伏... ... 这简直是桂陵之战的翻版啊！ 究竟是为什么呢？ 呵呵，桂陵之战到此结束：）

纷纷绕绕的春秋最终稳定在晋国与楚国的两极对抗上，形成了中国历史或者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冷战”局面，和二千多年后苏美冷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最稳定的格局自然是统一或者一极独大(hegemony），其次是两极对立（bipolarity），最不稳定的系统是多极对立(multipolarity）---当然这样的理论是把系统内的国家作为最小的研究对象，假设了国家作为一个单一actor的理性，但是由于国家也是有内部结构的，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假设并不合理，譬如战国时候稳定的秦国与齐国的二极对立就毁在了齐国的内部问题上--齐国找了燕国间谍苏秦来当相国，最终把自己给废了（每每读到这里都为苏秦可惜，战国的人真是老实啊，苏秦要是演上一段《无间道》那哭的就是燕昭王了，而苏秦也不用被车裂了，可是苏秦就是恪守着自己的信义，结果自己的命也赔上了）。但是这样的假设大抵能帮我们理解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

两极化的形成也是战火磨砺得结果。不仅有晋国和楚国的直接对抗，也有其他小强们的挑战。即便国家是台机器，也有暂时出故障的时候而国君的交替就是这样的故障，所以当晋文公死后，秦穆公出兵郑国，攻下了郑国便能得到插手中原事务的机会，晋国作为两极之一的地位也将被动摇。晋国的先轸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毅然决然地准备打一场preemptive war，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偷袭了秦军，导致秦军全军覆没，打掉了秦国的上升势头。随后的几年，秦晋又有交手，秦国屡有败绩，并非晋国的敌手，公元前624年，秦国被逼急了，秦穆公亲自带着军队伐晋，过了黄河之后连渡船都烧了，一副拼命的拼命架势，而晋国并没有直接应战，糊弄糊弄也就过去了。秦穆公之后，秦国一直追随楚国反晋，成为superpower手下的小强。

晋国在与楚国的邲之战战败之后，晋国阵营内部的齐国也蠢蠢欲动，想要取代晋国superpower的地位，与晋国冲突起来，齐顷公在交战前甚至自负的说“灭此朝食”，但是还是被晋打得大败，连自己都差些被俘虏了。

一直到战国初期，古人男女之间的交往应该还是比较自由的。特别是在春暖花开，举行祭祀的时候，男男女女聚集在一起，先是看男女巫师用某种特定的活动祭神（不只中国，古两河流域的祭司们举行仪式的时候也这么干，当然，《达·芬奇的密码》里，耶稣的后人们也这么干），然后男男女女就可以自由活动了。这样的活动为我们造就出来不少伟人，譬如孔夫子大人，《史记·孔子世家》上说：”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还有譬如楚国最著名的两个令尹之一的斗谷於菟，这个人的名字意义蕴含丰富，不仅让我们了解到了古代南方方言，还勾画了一个浪漫的故事。斗是他的氏，”谷“是”乳“的意思，”於菟“是老虎的意思，他名字的意思是”老虎喂过奶的“，顿时让人想起罗马的创立者，呵呵，罗慕洛斯兄弟俩不过喝狼奶而已，咱们的楚国令尹大人是喝虎奶的，之所以他这么酷到要喝虎奶，就是因为他是他老爸和他老爸的表妹春天在云梦玩耍时不小心生的，他老爸的表妹的老妈（郧国的夫人）本来就不大喜欢斗谷於菟的老爸，现在又弄出一个孩子来，就更愤愤了，于是就把这个小孩扔在他爸妈战斗过的地方--云梦泽里，事有凑巧，郧国的国君到云梦泽打猎，看到了一只雌虎在哺育这个婴孩，甚为诧异，就领回去养大，并取名为”谷於菟“，《左传》上说”谷”和“於菟”是楚语，但是后来有人考证，”谷“是古越语，”於菟“是古巴人说的古彝语，真正的楚语里面，”虎“被称为”班“，斗谷於菟的儿子就叫做”斗班“--又是一只老虎，这个斗班有个有名的后人，乃是写《汉书》的班固，而斗谷於菟本人也协助楚成王第一次把楚国推向霸主的伟业。

按照《墨子》的说法，当时这种活动挺盛行的，所谓”“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 “祖”与“社”这两字的本义就不多说了，郭沫若和李敖都考证过，反正这些都是春天男男女女用来交往的地方（另，社会一词虽然译自日语，但是和社稷有莫大的关系，呵呵）。“桑林”一词也比较暧昧，原先在网上看到一个人的blog的名称叫做“桑林志”，我还以为是“遗情书”一样的东东，呵呵，其实不是。

后来这样的习俗渐渐的被更改了，大致是由于儒家对于礼的要求以及后世儒家的流行。鲁庄公曾经跑到齐国去观摩齐人的社（“夏，公如齐观社”，参与没没参与孔子没有写），据说这个“观”字还体现了春秋笔法，不管怎样，这一举动遭到了以孔子为首的儒学大家的讥讽。由于对于礼的重视，自上而下，渐渐的有了婚姻的礼制，也就是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道程序，即所谓“六礼”。这个六礼的定义，我们那里应付高考是需要背的，说是古代文学常识：纳彩是男家请媒人到女家提亲，女家同意议婚后，男家备彩礼前去求婚；问名是男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和出生的年月日时；纳吉是男家根据双方的出生年月日时，卜得吉兆以后，通知女家，决定缔结婚姻；纳征也叫纳币，是由男家送聘礼给女家；请期是男家择定婚期，请求女家同意；亲迎是新郎至女家迎娶。

有了这样的礼制，媒人的作用就凸现出来了，主要是跑腿的，两边跑，所以媒人常用的说辞就是称自个儿腿都跑细了。自秦统一以来，历代的法典对于婚姻的规定大致都与”六礼“相符，所以媒人这个职业就固定下来了--这是法律规定的程序。

顺便说一句，我们那里现在结婚还要重复这个啰嗦的程序，并且几千年来还丰富了这个程序，不胜其烦啊。

前些天读到帖子说谋臣的最高境界是有能力在自己身死之后稳控局势，然后举了郭奉孝定辽东与诸葛亮诛魏延的例子，其实这些计策与死不死的没什么关系，只是说明定计者比较有预见力，提前预计或是计划好了一些事情，而有一些谋臣却是真的拿自己的性命来完成自己一声最后的一个计谋。《史记》上的苏秦是一个，强调是《史记》上的，因为真正的苏秦或许没有这么一个故事，即便是有，也不过是使刺杀自己的人伏法，完全出自私虑，而另外一个同样玩上了自己性命的谋臣，却不仅为自己报了仇，还为公家进了最后一份力，这显然要比传说中的苏秦略胜一筹，此人便是吴起。

吴起在楚国的改革，已是众所周知，用《说苑》上的话来总结一下，便是：“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听起来比较像《九阴真经》。具体而言，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打击旧宗法贵族，将传到三世时的封君子孙削籍为民，把一部分贵族放逐到荒僻之地，废掉公族中之疏远者，以改变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局面。其实楚国自立国到春秋再到战国初的传统一直是强干弱枝，从来不忌惮屠戮贵族，而大臣也尊重这个传统，楚惠王曾经想把梁邑封给文子，梁邑是北境的险地，于是文子拒绝说：“我怕子孙有二心，不敢接受此险邑。”惠王嗟呀，改封文子于鲁阳。这位文子还有一个近似神话的传说－－挥戈反日：“鲁阳公与韩战，战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为之反三舍。”虽然是虚言，但是英雄形象，栩栩如生，远比《神话》里两个将军拉马车要帅得多。

大概就是从楚惠王开始，楚国封君渐多，以至于出现封君太众的局面。吴起大刀阔斧的改革，自然招致不满。于是楚悼王刚死，旧贵族们就作乱要射杀吴起，吴起跑入灵堂，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结果贵族在射杀吴起的时候难免要殃及楚悼王的尸首，楚肃王继位后，按照楚国的法律，以伤害悼王尸体罪，收捕作乱贵族七十余家，并处以三族之刑--这是《史记》上的记载。《吕氏春秋·贵卒篇》的记载则更显示了吴起的计谋：荆王死，贵人皆来。尸在堂上，贵人相与射吴起。吴起号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群臣乱王！”吴起死矣，且荆国之法，丽兵於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 贵族射射吴起的时候，吴起大喊：“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们用兵的。”于是拔下身上中的箭，跑到楚王尸体那里，把箭插在楚王身上，大喊：“乱党谋害大王。”后来这些贵族们都被夷了三族。

乍一看，楚国的改革似乎因为吴起的死而人亡政息了，即便是法家的代表韩非子也持这种观点，《韩非子·问田篇》上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 但事实上，吴起最终恰恰是利用自己的死完成了自己生前最重要的一项改革：严厉打击和诛杀楚国的权贵。此举为楚威王时的全盛局面奠定了基础。而楚的削乱则是在吴起死了七十多年之后，楚国的老实人楚怀王败于丹阳才开始的。呵呵，吴起确实是一个“狠”人，连死都死得这么“狠”。

 （有15分钟的闲暇，写一篇blog自娱）
军队与国家的关系从历史的开始就是一个悖论：国家为了保护自己而创建的军队事实上却构成了自己最大的威胁。在中国的历史上（当然不限于中国历史）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当权者，并且延续到了今天。每个皇帝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处境：军队太弱小，则不能抵御外敌的入侵；军队太强大，则担心军队造反无法制约。任何一支可以抵御外敌的军队同时也可以轻易推翻它的君主。

这个困境在秦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表现的十分明显。秦统一的末期，在对楚的用兵上曾经有一次著名的争论：李信认为灭楚20万军队足以敷用；而王翦坚持必须动用全国60万军队全力攻楚。秦始皇经过一番考虑，选择了李信的建议。史书上一般的解释是秦始皇喜欢李信年少壮勇（用现在的话说是年轻有魄力），认为王翦年老胆小，所以选择了李信，《史记》上也说，秦始皇听了两人的方案评价道：“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而王翦因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所以告病还乡。 但事实上，真正促使秦始皇选择李信的是他对军队的担忧：如果把全国的军队都给了王翦，他带着军队造反了怎么办？但是他并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而王翦也意识到秦始皇的真正疑虑，担心自己的建议会被秦始皇当作谋逆的征兆，所以告病回乡以求自保。这个“告病回乡”并非是认定李信必败而在那里摆谱等待复出，更重要的是为了消除始皇的疑虑，用前几天讨论过的博弈论的语言说，是在发送一个信号：我并无反意。

李信真的败了，秦始皇不得不再求助于王翦。如果王翦真的想造反，这无疑是一个机会。但是王翦并没有反心，所以他反而面临一个难题：如何消除始皇对他的疑虑。他想到了一个方法：

“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乡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

王翦再次signaling，做出一副浅薄贪心胸无大志的样子，在战争前索要封赏。但当部下问他为什么索要无度时，他说出了自己的用意：“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於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如果秦始皇真的非常不信任王翦，王翦的这些信号是毫无意义的，秦始皇可以认为这是王翦为了掩盖自己的造反企图而故意装出孬种的样子（这样装孬种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 譬如刘备种菜，司马懿装傻，还有不叫的鸟楚庄王）。但是由于秦始皇对王翦还是比较信任的，听到了王翦的索要后估计也意识到了王翦的担心与用意，这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默契，所以才有“始皇大笑”这一出 ---- 贝叶斯均衡。

这个故事只是一个开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皇帝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来应对这个关于军队的困境，譬如把军队部署到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类似古罗马）；用禁军控制边防军（类似西方用总统卫队制衡正规军）；缩减常规军使用民兵（类似早期的美国和现在的瑞士）；限制军人的出身从而控制军人的效忠（类似欧洲只许贵族参军，或是后来的法国的只有天主教徒才能参军），把军队划割成比较小的单位相互制衡（类似奥斯曼土耳其），加强军队的分工（类似现代西方军队），使用宦官监军（类似19世纪欧洲的秘密警察），派文官参与军务（呵呵，现在我们也在搞这个），增加统治的合法性从而提高军队叛乱的成本（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强调这个）等等。。。（time is up，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