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

看到讨论长平之战，想到的一点儿有趣的东西，事关长平、邯郸之战背后秦国内部政治阴谋。长平、邯郸之战的细节就不说了，简单的时间顺序是长平之战，赵败，白起想乘胜灭赵，范雎反对，允许赵割六城以和，秦罢兵，赵拒绝割六城，于是秦又起兵围邯郸，战不利，后信陵君虎符救赵，秦军败，解邯郸之围。作为战国后期秦国一次重大的失败，邯郸之战与信陵君虎符救赵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但是秦国真的是在军事上失败了么？

《史记·秦本纪》上对于邯郸之战之后的一则记录：“ 龁攻邯郸，不拔，去，还奔汾军。二月馀，攻晋军，斩首六千，晋、楚流死河二万人。攻汾城，即从唐拔宁新中，宁新中更名安阳。” 这则记录从表面上看确实有些令人糊涂，首先，明明秦军是败了，退回汾城，但是转身之间，居然又大败魏、楚联军，斩首六千，流死二万，并且进而攻占了魏国的宁新中；其次，当时汾城应该是在秦国手中，为什么王龁要去攻打汾城？

为了解释这个矛盾，杨宽在《战国史》里不得不更改上面的记录，认为“死”下疑脱“我”，“河”疑为“汾”之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上面这句话的意思就变了，被“流死”的是秦军两万，而攻汾城的就是魏楚联军了，但是真的是这样么？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需要这样的改动，王龁从邯郸围城起到退守汾城，他的一系列举动的目的都异常的一致，并且他的背后依稀有那位著名战神的影子。为什么说他目的一致？不妨看看自邯郸之战以后，秦国的损失是什么。邯郸解围之后，王龁的军队大部分全身而退，返回秦国进攻邯郸的大本营，秦国的河东郡治所汾城，但是秦军的主帅郑安平却被围困，不得不率领两万人投降赵国，这是秦军在邯郸之战中最大的损失。紧接着，魏、楚联军追击秦军到河东，但是却被秦军击溃（按照《史记》原文），而此时却有河东的军吏告发河东守王稽“与诸侯通”，结果王稽“坐法诛”。邯郸之战，秦军虽败，但是损失并不大，真正的损失有二，一是主帅郑安平被围降赵，二是河东守王稽坐与诸侯通。而这两件事都指向同一个人——秦国的丞相范雎。

郑安平与王稽都是范雎的恩人，也是他所保任引用的，按照秦国的法律，“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郑安平投敌，范雎罪当诛三族，但是由于他与秦昭王的交情，勉强躲过一难，但是王稽“与诸侯通”却给了范雎最后致命的一击。按照睡虎地秦简上的记录，王稽和范雎是同年被处死的。

而真正在幕后策划这一连串事件的，恐怕就是此时已经死去的白起，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秦国的军人集团。

按照时间顺序，把一系列的事件连贯起来。长平之战以后，以范雎为首的文官集团与以白起为首的军人集团在秦国的对外政策上发生了冲突，白起主张用武力灭赵，因为这对于军人集团是有利的，因为按照秦国的军功体系，如果顺利灭赵，会有不少军人受益；而范雎主张以政治以及外交的手段迫使赵国屈服，并且担心如果白起灭赵，他的地位必将在自己之上，因此他主张让赵国割地请和。冲突的第一次爆发是范雎劝说秦昭王杀了白起派往咸阳要求增加军粮的卫先生。在这第一回合较量中，范雎成功，白起罢兵，但是白起同时也留了一手，就是坑杀赵卒，其后果之一就是增加秦赵间的仇恨，为赵国在秦国退兵之后拒绝割地埋下伏笔。

紧接着，赵国如白起所愿，拒绝割六城，范雎的计划落空，不得不再起兵围邯郸，白起拒不合作，甚至有可能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势力，阻碍攻赵，秦军虽然以王龁更换王陵，但是仍未有进展——而秦军的失利正是范雎错误的佐证，按照白起的观点，是范雎耽误了灭赵的时机。为了加强对于攻赵秦军的控制，范雎让自己的知交郑安平取代王龁担任了秦军的主帅，并且安排另外一位知交王稽坐镇河东，负责攻赵秦军的后勤保障 —— 但是这样却正中白起（或者军人集团）的下怀。因为此时，即便是秦军落败，追究其责任来也是在郑安平那里，并且可以以此累及范雎。

于是借着魏国信陵君出兵的机会，秦军成功“败退“，但是却把郑安平留给赵国，郑安平无论是败还是降都是大罪，因为他是主帅；而王龁在带领秦军退回汾城之后，他就没有理由再败了，所以他展示了秦军的实力，两败魏楚。至于他为什么攻打秦国的汾城：因为坐镇汾城的河东守正是范雎保荐的王稽，“传闻“说他要据城谋反，攻打他也在情理之中（王稽若是抵抗，就坐实了谋反的罪名；若是不抵抗，落入了军人的手中，还怕他不承认谋反么？）

可惜的是这场斗争中没有赢家，白起在郑安平投敌之后随即被杀；王稽坐诛后，范雎也被杀。而秦国则失去了最好的文臣与武将，以至于统一的步伐被推后了几十年。

三年前写的一篇blog提到了王翦之于秦始皇的 signaling game，刚才翻阅今年第一期的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封底居然也讲到了这个故事，摘引如下（因为它也是翻译自《史记》，应该没有版权的问题吧？）：

Signaling in the Qin Dynasty

Wang Jian said, “If Your Majesty is determined to employ me, then I must have 600,000 men-no less will do!”

“Whatever you advise, General,” said the emperor.

Wang Jian was accordingly put in command of a force of 600,000 men, and the emperor saw him off as far as the Ba River. As they were going on their way, Wang Jian requested the emperor for the gift of a great many fine fields and houses, gardens and ponds.

The emperor said, “Just go on your way, General. Why all this worry over poverty?”

Wang Jian replied, “Though many of Your Majesty's generals have achieved merit, they have never succeeded in being enfeoffed as marquises. So while I enjoy Your Majesty's favour, I want to use the opportunity to ask for fields and ponds for the sake of my sons and grandsons, that is all.”

The emperor roared with laughter.

By the time Wang Jian reached the Hangu Pass, he had five times sent messengers back to the capital to repeat his request for suitable farm lands. Someone said to him, “Aren't you being a bit too persistent in the way you beg for rewards, General?”

“Not at all,” replied Wang Jian. “The king of Qin is suspicious and puts no trust in others. Now he has emptied the state of Qin of all its armed men and turned them over to my sole authority. If I do not ask for a lot of fields and houses for the sake of my sons and grandsons and seem to be thinking only of my own interests, the I will just give him occasion to doubt my motives.”

[Sima Qia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Qin Dynasty, trans. 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28-29]

Suggested by Wing Suen

呵呵，其实中国历史能够告诉我们的东西很多，不过缺乏的是如何有意义的去解读它们。

因为前后两篇写的时间相隔太长，因此有不连贯的地方，所以小结一下。

从赵国的角度讲，虽然齐国出兵缓慢，导致邯郸失守，但是却达到了齐魏交恶的目的，这对赵国来说是很有益的，赵国极力想避免的是齐魏联合攻打赵国。这和战国中后期纵横家的一句箴言：“齐秦不合，天下无忧”是一样的道理，也和几千年后的冷战一样，只有超级大国之间产生了矛盾，弱国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就好比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最终能够翻身是和列强内哄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美苏冷战密不可分的（所以当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准备改善关系的时候，中国反应异常之强烈，国际共运也许只是个旗号，最关键的是美苏绝对不能媾和）；而18世纪的波兰，却因为列强的合作三次被瓜分，并最终亡了国。

从齐国的角度讲，赵国完全是一个棋子，它有两个作用，第一是消耗魏军，第二是使魏军骄傲轻敌，所以救不救赵国并不是齐国最关心的问题——赵国要救，主要是为了防止赵国放弃抵抗，投入魏国的怀抱，这样一来，不仅没有消耗魏国，反而资助了魏国，这是齐国不能容忍的，正是因此，齐国对赵国的承诺是可靠（这种承诺/条约本身没有任何约束力，唯一的约束力来自于双方自愿的执行），赵国也正是确信这一点才出兵攻打卫国 —— 但是赵国大概没有料到齐国的后手是这么的复杂。

所以齐、赵两国在桂陵之战中都是受益者。其它的如秦国、楚国，就不用说了。

魏国始终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的地位。赵国攻打卫国，魏国不能不救，因为桂陵之战前两年，魏国周边势力比较弱小的鲁、卫、韩、宋曾入朝于魏，相当于承认了魏国在中原地区的霸主地位，如果不救援卫国，魏国不仅信誉以及威慑力会受到影响，它拼凑的这个联盟也会瓦解。当然最主要的是魏国没有正确的估算齐赵之间的关系，并且低估了齐国的力量——但是这样的低估其实是合理的。

孙膑说：“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春秋近三百年历史中，除了齐桓公的时代，齐国基本上都是晋国的盟国并屈服于晋国。当楚庄王在邲之战大败晋国之后，齐国也想趁着晋国的衰退在晋的势力范围内分一杯羹，所以就有了齐顷公“灭此朝食”的鞍之战，结果，齐国成了一个笑话，不仅惨败，就连齐顷公也差一点儿被晋人捉去，齐国不得不与晋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从此山东人就被山西人看不起了。此后的晋国虽然日显颓势，但是仍然在鄢陵之战中打败楚军，并在晋悼公的时候重新成为霸主，随后楚国被吴国攻破，不能再与晋国争霸。晋国虽然有内患，但是环顾四周，仍然是霸者的形象，所以一直没有把齐国放在眼里。而孙膑正是利用了魏国的这一“经验”。从这个角度看，孙膑不愿做主将（“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馀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为将。” ）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不想引起魏军的警觉，这和后来长平之战，秦国 “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是一个道理。

另外，如果单看庞涓在桂陵之战之前的战绩，其实还是不错的，报复赵国，直扑赵国的国都，打下邯郸。如果不是桂陵之败，这绝对是一桩大功。遥想当年，知伯、韩康子、魏桓子围攻赵襄子的晋阳，足足打了三个月，围困了一年，又拿水灌也没有攻克。即便是到了战国末年，长平之战之后，秦昭王派五大夫王陵攻邯郸，也三月不克，又换王龁继续打，仍然没有攻克邯郸。所以庞涓还是很厉害的。

魏人的经验没有错（齐号为怯），庞涓屡次的决策问题也不大，魏国最根本的问题是输在了信息上，没有用即时的情报来更新已有的经验。虽然面对不确定，经验是最可靠的导向，但是可靠及时的情报却可以指导经验。孙子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匈奴攻马邑，入汉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尚且知道去抓一个“舌头”，最终让三十万汉兵的埋伏扑了个空，而庞涓急追齐军的时候却不侦探齐军真正的人数和动向 —— 不过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了孙膑的高明，庞涓被他一步一步完全蒙蔽，以至于到了最后只想日夜兼程的赶来消灭齐军。

另外简要的说一说桂陵之战之后的局势。魏在桂陵大败，贪婪的秦国疯狂的进攻魏国，不仅部分的收复了河西，而是攻取了河东的魏国前都城安邑 —— 这样反而导致了局势的改变，魏国和齐、赵签订了和约，一心一意的来打秦国，秦国抵挡不住，不得不和魏国签订和约，即便是这样，秦孝公仍然不安心，商鞅也说：“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所以第二次针对魏国的阴谋就产生了，这次的主角是商鞅，而这次的阴谋的结果使得魏彻底沦落为二流国家，齐、秦抗争的局面也就此拉开帷幕。可怜的魏国！

（呵呵，总算忙完了正事儿，可以来过纸上谈兵的瘾了^_^)

魏国是战国初年的第一强国。它的底子本来就不差，三家分晋的时候拿到了馅饼最大的一块［参见blog里的这张地图]，同时它又是最早进行变法改革的，魏国李悝的变法要比后来比较影响力的齐国邹忌变法和秦国商鞅的变法早九十年左右，比不彻底的楚国吴起变法也要早五十年左右，所以魏国在战国初年一跃成为强国。但是从地缘政治上讲，魏国却不占优势，首先它处在中原腹地，战略发展空间有限；其次它的“几”字型的领土使它东面和齐国相邻，西面和秦国相邻，南面和楚国相邻，同时它还和赵国，韩国，宋国等国家相邻，因此经常背腹受敌，所以在秦国和齐国逐渐强大起来以后，魏国的光辉就慢慢的黯淡了。而魏国衰退的开始，其实是一场阴谋。

桂陵之战爆发在公元前三五四年，这时的秦国和齐国的变法都已经开始几年，国力逐渐增强，因此两国也日益不满魏国的地位，但是两国又不愿直接去和魏国对抗，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如果齐国首先和魏国直接对抗，那么秦国就可以趁齐魏两败俱伤的时候坐收渔翁之利；同样的如果秦国先和魏国对抗，齐国也会占便宜。所以齐秦都在等待双方首先向魏国发难，相互观望，甚至相互算计（譬如桂陵之战之后商鞅向魏惠王游说，劝他称王，以恶化齐魏之间的关系，成为马陵之战的前奏）。而就在这个时候时候，一个冤大头--赵国出现了，一个阴谋也随即产生。

齐秦虽然都不愿意先对魏作战，但是相比之下，齐国的处境更恶劣一些，因为秦国的东进虽然受阻，但是西面还有广阔的天地，不仅有西戎，还有巴、蜀；而齐国的东面是大海，向西发展就必须解决魏国的问题，所以齐国策划拉拢韩、赵。赵国此时正在扩张领土，于是在齐国的支持下，赵国开始攻打卫国，而卫国是臣服于魏国的。

赵国自然也知道攻打卫国的后果，“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春秋战国的每一场战争背后都有着复杂的外交活动。赵国是得到了齐国的承诺之后，才敢出兵伐卫的，所以魏国出兵报复，包围了邯郸，赵国就马上向齐国求救。如果齐魏大规模的冲突，赵国正好可以从中获利，赵国知道齐魏的关系与国力对比，所以赵国是把自己作为一根导火索，来引爆齐魏之间的正面战争，利用自己的一个强邻解决掉另外一个。而齐国这边，孙膑指导下的一场阴谋也同时展开。

齐国不愿在对等的情况下与魏国打上一仗，因为这样的战争即便是胜利了，齐国的损失也会很大。所以齐国怂恿赵国攻打卫国，从而激怒魏国报复。如果攻打魏国的是齐秦一样的国家，魏国自然不敢贸然行动，但是对于赵国，魏国是很不屑的，所以庞涓带了八万人的军队很快就围了邯郸 -- 这正是齐国希望看到的：围攻邯郸这样的大城可以大大的消耗魏军的实力。这是第一步。

赵国来求救，齐国马上出兵，但是第一支军队不是朝向大梁的，而是魏国的襄陵，这是在告诉赵国：齐国已经出兵，要赵国死守待援。赵国死守的结果就是进一步消耗魏军。这是第二步。

当然齐国也知道魏国在密切的注视着齐国的军事部署，在安抚了赵国之后，齐国必须进一步坚定魏国围邯郸的决心，所以齐国派出了第二支部队，但不是朝向大梁方向的，而是指向魏国的平陵。这只军队是去送死的，因为平陵是魏国东阳地区的军事重镇，不仅易守难攻，并且齐军的粮道也非容易被切断。这样一来魏国就会认为齐军的统率无能，将会一心一意的在邯郸和赵国消耗。这是第三步。

但是这还不够，除了让魏军一心一意攻打邯郸以外，齐军还要进一步证实自己的无能，是一只任人宰割的肥羊（此比喻出自 Ogame^_^），这样才能完全解除魏国的戒心，为后面引诱魏军做好铺垫，但这样做就需要下血本了（不下血本很容易被识破伪装，譬如冒顿骗刘邦那次，其实娄敬已经看出问题来了，可惜刘邦大意），于是孙膑问田忌,齐国的都大夫中谁最不善于指作战。田忌说是齐城和高唐的都大夫。于是孙膑派遣这两个倒霉的都大夫去攻打平陵，结果还没有到平陵就他们就兵败身死，魏国更加轻视齐军的力量。这是第四步。

这时，庞涓终于攻破了邯郸，魏军也已疲惫不堪，通常，这是需要修整的时候了，但是孙膑需要庞涓迅速的赶来送死，于是就走了第五步：派轻快战车跟随少量的士兵直指大梁，主力则分路跟进，显示自己兵力薄弱。到这里，网已经织好了：以魏军刚攻克邯郸的骄傲自大；以齐军的无能愚蠢、孤军深入，势单力薄 -- 这一切看上去就像一块肥肉摆在了一直凶狠的恶狼面前。

这里再次重申一下，庞涓也是一员经验丰富的将领，他是不会直接回大梁攻打齐国在大梁城外的军队的，他的经验告诉他，那只是“先锋”，并非“主力”，齐军的军事指挥部一定在后面，那里聚集着一群无用低能、等待宰割的军队，于是他抛弃辎重，日夜兼程，直扑他计算过的齐军大本营 -- 不幸的是布这个棋局的孙膑，也知道庞涓要走这条路，在桂陵集中主力设伏。结果魏军大败，庞涓本人也被俘虏！““故曰：孙子（指孙膑）之所以为者尽矣。”而庞涓的致命错误正是孙子（指孙武）说的：“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

但是这一切能怪庞涓么？从他角度看，刚打了胜者，意气风发，士气高涨，种种迹象也表明齐军不仅愚蠢无能，而且莽撞冒进。庞涓在齐军刚入境的时候保持了冷静，在决定追击齐军的时候判断出了需要打击的最佳位置 -- 但是这一切却一步一步铸就了他的错误。所以“围魏救赵”实质上不是“攻其必救”，而是“诱敌轻进”。

在齐军大胜魏军的同时，秦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秦军在元里打败魏军，占领了少梁（陕西韩城附近），并在魏军无法干涉的情况下出兵伐韩，虽然没有攻克韩国的焦城，但是把触角深入了韩国与魏国交界的地方，并在那里筑城，为今后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同时，楚国也没有闲着，从南面攻占了魏国的睢水等地，这一切再次凸显了魏国的地缘困境。

这个水坑到了这儿也就平了。但是，慢着，庞涓如果在桂陵就被抓了（根据《孙膑兵法》的记录），那么后来的“马陵之战”呢？难道不是庞涓指挥的？为什么马陵之战的过程和桂陵之战如此的相似：魏军攻韩国，齐国声明救援但是并不急着出兵，导致韩国和魏国死战，然后齐国出兵大梁，引诱疲惫不看的魏军来进攻，而齐军假装逃走（所以也根本不是为了围大梁），恐怕魏军不疾驰跟进，还用了逐日减灶的办法，诱使魏军舍弃辎重，再次日夜兼程的赶来中齐军的埋伏... ... 这简直是桂陵之战的翻版啊！ 究竟是为什么呢？ 呵呵，桂陵之战到此结束：）

接着希特勒和粮食，继续写白起与粮食，解释一下白起为什么要杀赵降卒。首先，我们知道，战国后期主要是征兵制，虽然也有少数招募来的职业军人，军队的大部分还是由普通的平民组成，也就说40万赵卒中绝大部分是象秦国从河内征召来士兵一样，不过是平时务农的老百姓（或是城市平民），是生产者，只有在战时才应征入伍。其次，我们知道，战国时各国非常重视本国的人口数目，譬如《孟子》中梁惠王的一段话："寡人之於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於河东，移其粟於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虽孟子认为这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但是至少表明当时君主非常在意自己人口的多寡，因为在战国时代，无论战争与生产，人口都是国家之本；再次，战国时期从平民到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国家的认同感都不是特别强，所以才有不少人在别国仕官为别国出谋划策甚至还征伐自己乡国的。在秦国，虽然闹过一出《逐客令》，但是不久就因为李斯的上书而收回这道命令。而秦国大部分的谋臣武将也都是来自于其他的国家，也就说不仅战国时人们对自己的国家不是非常的有感情（根本没有现在的民族主义或是爱国主义），而且诸侯国（特别是秦国）也乐意使用外来的人才。秦末六国贵族反叛，其实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对故国的怀念而不过是想恢复被强秦剥夺的特权生活罢了，所以祖上五世相韩的张良后来也没有对韩王从一而终。

我们把以上三点联系起来：40万的赵卒大多是普通的农民，各国都希望扩充自己的人口，战国时普通的人对自己的国家并没有太强的认同。所以这40万人对于秦国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断没有杀掉的道理，秦国本身又有着严密的户籍与什伍制度，可以有效的吸纳这40万的劳动力。另外看一下战国的历史，很少大有规模杀俘虏的，譬如郑安平带领二万秦军降赵，这两万秦人就被赵国吸纳了，郑安平也得到了封君（当然这下害惨了范睢）。此事发生在长平之战之后，赵人并没有因为长平之恨而杀掉这两万秦降卒泄愤。或者有人说秦人因为军功的缘故而嗜杀，但是获得军功的是在战场上杀敌，坑杀俘虏是无军功而言的。再或者有人说，范睢入秦，给秦王献的计策除了"远交近攻"以外就是"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并批评过去魏冉"十攻魏而不得伤"，是因为只攻地不攻人。但是赵卒已降，攻人的目的已经达到，秦国吸收这些俘虏不仅可以削弱赵国也可以增强秦国自身的实力。更何况优待战俘可以更好的瓦解敌人的反抗，虐杀战俘只会导致拼死抵抗呢？ （乐毅与田单的例子） 。那么白起究竟为什么要杀死这四十万的赵卒呢？ ------ 因为粮食。

长平之战的开始，由于廉颇的筑垒固守，秦、赵在长平僵持了三年。这三年完全是消耗战。几十万的军队在前线，不仅无法生产粮食还是粮食的巨大消耗者。以当时的生产力，这三年时间几乎把秦国与赵国都榨干了。两国都开始大面积缺粮，闹起饥荒来。"赵无以食，请粟于齐，而齐不听"。赵国粮食耗尽，想向其他国家借粮，但是又没有借到。而秦国也是"国虚民饥"，国内粮食匮乏。而这种僵持导致了一个典型的commitment problem，没有一方敢单方面撤军的，这就好比两个武林高手比内力，如果一方停止发力，另一方就会铺天盖地的压过来，所以双方不得不死扛。既然无法后退，这个时候两国的国君事实上都在焦急地希望能够打破这个僵局。于是秦使用了反间计，调回了廉颇，而赵王之所以使用赵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地主动出击，大败秦人，结束这场昂贵的消耗战，因为实在不能再撑了，那时的天下除了秦赵，还有其他五国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来捡便宜（也是因此秦赵又不得不发动外交攻势，稳住其他几国）。终于，战争结束了，秦人手里有了40万的赵卒，但是此时的秦国已经无法吸收安置这么多的赵人了，因为没有粮食。

经过三年多的僵持，秦国本身也已经异常疲敝，养活本国国民、供给本国的军队都成了问题，更别说有额外的粮食来安置这四十万赵卒了。虽然这四十万的赵卒在将来可能会给秦国带来巨大的产力，但是在眼前如何养活这四十万的人口是一个很大问题。由于眼前的问题解决不了，对于秦人来说，这四十万的人口是没有将来的（呵呵，heavily discount future）。不仅如此，按照白起的作战计划，打算一鼓作气灭掉赵国，所以即便是能挤出一点粮食，也不会用来供给这四十万降，而是要补充他正在作战的军队的需要。长平之后，秦军兵分两路，一路北上攻略太原等地，一路东进，直逼邯郸，与此同时白起也不断的向国内催粮。两年后，当白起获罪的时候，秦王还旧事重提："前年国虚民饥，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军粮以灭赵。"足可见当时秦国的饥馑。也正是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安置利用降服的人口，白起才坑杀了这40万赵卒。

接着上个话题：长平之战赵国究竟能不能动员45万的军队？与后来的战争比（譬如赤壁之战），这个数字似乎过大了一些。但是如果仔细比较一下战国与三国时的兵役制度，就军队的动员能力而言，战国时期诸侯各国显然动员能力更强，因为战国后期各国普遍的使用的是征兵制（兼行募兵制）；而三国时期开始以募兵制为主，但是后来因为募兵困难，改为世兵制。正是兵役制度上差异导致了不同时期国家可以动员使用的军队数目的不同。

战国时的征兵制比较类似1793年的法国或是1813年普鲁士的普遍征兵制（也就是义务兵役制）。1813年普鲁士的征兵制规定，所有20-40岁的公民必须在常备军中服役三年，然后转为后备军，并随时准备应召参战（比较近期的譬如第一次海湾战争的伊拉克，也是按照年龄强行征集国民入伍的）。而战国时各个的征兵制与此非常的类似，譬如秦国，17岁的男子必须向政府登记（称作"傅籍"或是"傅"）然后随时准备应征参战，直到60岁才能免征；《复活的军团》中援引《睡虎地秦简》中的一个例子，墓主17岁傅籍，第二年就被应招参战，战争结束后回到老家，后来又有战事时再次被召集参战。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是惊人的，一旦有大的战事爆发，一个国家绝大部分地区的17至60岁的男丁可能都会应招入伍，参加战斗。有的时候甚至会扩大这个年龄的范围，譬如长平之战，秦国发河内十五岁以上的男丁"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有的学者认为这似乎说明在那个时候男子15岁就已经傅籍了，不然无法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征调。同样的，在秦国坑杀赵国降卒的时候，曾"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说明赵国军队里也有年幼入伍参战的。所以以战国时的兵役制度，战争动员能力是非常强的。

秦统一后，仍然继续了这种征兵制度，两汉继承了秦制。西汉时的动员能力其实也很强，譬如镇压七国之乱的时候中央召集的军队（特别是考虑到当时处在中央管辖下的郡县的数目），而吴国一国也轻易的征集了20多万的军队。西汉征匈奴时军队的数目并不是特别的大，那主要是受到马匹以及给养的限制，与在内地作战时的情况不同（譬如几次重大的胜利都是以奇袭为主的，并非阵地战）。另外秦汉的征兵制与后来法国、普鲁士的制度更为相像。男子20岁向官府登记，23岁起服兵役两年，一年在本郡县服役，第二年卫戍京师或是边郡，两年以后转为后备兵，随时准备应招入伍，直到56岁免役。

但是征兵制必须有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为之提供保障。东汉中后期政治废弛，又加之土地兼并严重，导致脱籍现象严重，流民四起。虽然好几个皇帝想尽各种办法鼓励流民入籍，但是终东汉一朝，流民问题也没有解决，并且愈演愈烈，到了东汉末年，流民的数目越来越大，由于流民不入户籍，征兵制度逐渐废弛。所以当有大量流民参与的黄巾军起义爆发时，为了镇压起义，朝廷与地方军阀不得不实行募兵制，也就是常说的招兵买马。所以一般的地方军阀都必须要有当地财阀的支持，譬如曹操；而得不到大量"政治献金"的potential的军阀就会混得很不济，譬如刘备：）虽然也杂行一些其他的兵役制度，但是在三国的初期募兵制是最主要的。但是后来因为征战频繁，人口减少，募兵变得困难起来，各个割据势力为了保证兵源，开始实行世兵制，也就是一部分人世代为兵，服兵役成了这部分人的特定义务，他们被称为"士家"或者是"兵户"，他们集中居住在一起，拥有自己特殊的户籍（与普通的民籍不同），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必须为兵，甚至还不能与民籍通婚，社会地位也低于普通的民户。也正是因为如此，三国时期各个割据势力的战争动员能力有限，前期主要是受财力的限制；后期受兵户数目的限制，所以无法与战国时期普遍的征兵制相比。

总的来说，战国与秦汉时的兵役制度还是非常amazing的。虽然古希腊与古罗马也有恩格斯所称的"军民制度"，但是他们的征兵制度仅限于自由民以及贵族，与中国商周时期的征兵制度相似，并非全民普遍的兵役制度。在民族主义（Nationalism）出现以前，战国秦汉这样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度在西方看来是无法想象的。西方真正的义务兵役制起源于1793年的法国，通常被作为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标志。可能也是因为如此，在美国拍的《花木兰》中，皇帝召集军队的方式颇有些拿破仑革命时征兵的色彩。

另一个与三国兵户制度比较相似的是俄国的哥萨克人。但是哥萨克的社会地位显然要比兵户高得多。哥萨克人为俄国提供骑兵，但是可以免交捐税。常在一起聊天的一个俄国教授说，当年他外祖父（哥萨克人）正和家里人在苹果树下吃饭，突然有传令兵骑着瘦马到村子里大喊："战争！战争！"他外祖父随即站起来抹一抹嘴就回家准备马匹与武器，当晚就从军出发了，参加的是俄国内战。内战结束后被苏维埃政府在劳改营里关了10年。

在读关于革命与社会变化的一些书，看到一个有趣的关于一战时革命爆发的解释：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粮食。爆发革命的俄国、德国与奥匈帝国因为战争的缘故无法为其国民提供足够的粮食供给从而导致国民革命。一战中的法国与英国因为有海运，虽然也处境艰难但尚可保证战争时期粮食的供应。与英法相比，奥匈帝国的出海口在地中海，被英国封锁无法获得外部的给养，俄国的海运能力比较差，德国又无法从根本上挑战英国的海洋霸权，所以这三个国家的国民在一战中受到的苦难是最大的。持这个观点的作者还进一步比较当时几个国家在战时平均每个国民日热量的摄入量，其中奥匈帝国是最少的，所以也是被一战削弱的最厉害的一个国家（德国与俄国大致还保持了大部分的领土，奥匈帝国彻底的跨掉了）。

其实仔细想想，一个简单的粮食问题也可以很好的解释大战中的杀害战俘及平民问题。譬如希特勒，在1941年冬季以前，他只是把犹太人驱赶入一些强制的聚居区，并没有开始大规模的杀害犹太人，但是1941年中开始进攻苏联以后，一方面德国治下的犹太人数量增多，一方面德国的粮食供给开始有些缺乏，所以希特勒开始惨无人道的杀戮行为，其实除了犹太人，希特勒还杀害了大约3百万的苏联战俘，也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他们。虽然一些犹太人或是苏联战俘可以用来做苦工（事实上有一部分人确实被送去做苦工而不是进毒气室从而存活了下来），但是labor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特别是在在labor abundant的情况下，即便是做苦工也存在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所以德国人才对赤手空拳的人们下了毒手。同样的，其实白起坑杀赵卒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史书上给出的坑杀解释是"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但是事实上长平一战，秦国基本上也是孤注一掷了，根本不可能有更多的粮食来供给40万赵卒，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特别是冷兵器）下，又无法有效的利用战俘做苦工（无法有效监管，因为当时的武器的杀伤力与劳动工具的杀伤力相去不远，所以古人可以斩木为兵），为了节省粮食白起便痛下杀手了。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兵书中一再强调粮食的重要性，几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都是先断了粮食，而唐最后征服高丽，也是因为粮食。呵呵，就连最新的《三国志11》，粮食也被提高到了一个空前重要的地位，军队或是城市断了粮很快士兵就逃散了，所以即便是你聚集了几十万的大军，也不敢轻易出兵，必须苦苦的等待后方各城先把粮食给你送来：）

update: 点击这里观看这篇blog在BBS上的讨论，胜过文章本身啊！：）

纷纷绕绕的春秋最终稳定在晋国与楚国的两极对抗上，形成了中国历史或者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冷战”局面，和二千多年后苏美冷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最稳定的格局自然是统一或者一极独大(hegemony），其次是两极对立（bipolarity），最不稳定的系统是多极对立(multipolarity）---当然这样的理论是把系统内的国家作为最小的研究对象，假设了国家作为一个单一actor的理性，但是由于国家也是有内部结构的，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假设并不合理，譬如战国时候稳定的秦国与齐国的二极对立就毁在了齐国的内部问题上--齐国找了燕国间谍苏秦来当相国，最终把自己给废了（每每读到这里都为苏秦可惜，战国的人真是老实啊，苏秦要是演上一段《无间道》那哭的就是燕昭王了，而苏秦也不用被车裂了，可是苏秦就是恪守着自己的信义，结果自己的命也赔上了）。但是这样的假设大抵能帮我们理解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

两极化的形成也是战火磨砺得结果。不仅有晋国和楚国的直接对抗，也有其他小强们的挑战。即便国家是台机器，也有暂时出故障的时候而国君的交替就是这样的故障，所以当晋文公死后，秦穆公出兵郑国，攻下了郑国便能得到插手中原事务的机会，晋国作为两极之一的地位也将被动摇。晋国的先轸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毅然决然地准备打一场preemptive war，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偷袭了秦军，导致秦军全军覆没，打掉了秦国的上升势头。随后的几年，秦晋又有交手，秦国屡有败绩，并非晋国的敌手，公元前624年，秦国被逼急了，秦穆公亲自带着军队伐晋，过了黄河之后连渡船都烧了，一副拼命的拼命架势，而晋国并没有直接应战，糊弄糊弄也就过去了。秦穆公之后，秦国一直追随楚国反晋，成为superpower手下的小强。

晋国在与楚国的邲之战战败之后，晋国阵营内部的齐国也蠢蠢欲动，想要取代晋国superpower的地位，与晋国冲突起来，齐顷公在交战前甚至自负的说“灭此朝食”，但是还是被晋打得大败，连自己都差些被俘虏了。

《韩非子》的第一篇是《初见秦》，而这篇《初见秦》恰恰就是韩非子文集中争议最大的一篇，争论的焦点是：这一篇到底是不是韩非子写的。不少后来的读书人认为这篇并非韩非所做，因为韩非在《初见秦》里通篇都是在帮助秦国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并宣称如果秦国能够听信自己的谋略，那么就可以“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也就是说韩非在这篇文章里宣扬的观点与他“存韩”的使命看起来是矛盾的，与《韩非子》的第二篇《存韩》也是矛盾的，所以《初见秦》不该是韩非子所做。但是《初见秦》的观点真的和《存韩》是矛盾的么？

也有不少后来的读书人坚信《初见秦》是韩非写的，其中包括《韩非子》最重要的注疏者之一的陈奇猷，除了考证了《初见秦》中字词用法以及典故的使用与《韩非子》其他篇章相类外，他还认为韩非到了秦国先上书存韩，但是李斯进谗（当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李斯所说的不该是谗言而是忠言了）说：“非终未韩不为秦“，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韩非欲自陈不见。而《初见秦》便是韩非欲”自陈而不见“的篇章。换言之，韩非因为先上书存韩，被囚系牢狱，然后不得已又上书自陈，写下了《初见秦》，所以篇末有“愿望见大王”之语。简而言之，即便是陈奇猷认为《初见秦》是韩非子写的，但是仍然认为《初见秦》与《存韩》是矛盾的。

也有人认为韩非只是一个说客辨士，任何一个观点都未必是他的本意，之前的商鞅也曾以不同的观点如帝道、王道、霸道、强道等游说秦孝公，为的就是得到重用，所以《初见秦》与《存韩》都是韩非写的，不过是在兜售不同的理论罢了。也就说这种观点仍然认为《初见秦》与《存韩》是矛盾的。

不过也有人（譬如陈祖釐）认为《初见秦》与《存韩》不矛盾，他认为韩非说以先举赵而后亡韩，乃所以缓韩之急，其亡韩即所以存韩，故此云亡韩，与《存韩篇》实不抵触。

那么究竟《初见秦》中关于秦统一的观点与《存韩》中关于保存韩国的观点是否矛盾呢？我们不妨先仔细看一下《初见秦》中记录的事件与韩非的主要观点，其实《初见秦》也是一部战国晚期的各国征战与关系史。

公元前233年，一个有些口吃的读书人正在赶往秦国的路上，看打扮应该是富家子弟，是当时的贵族。因为口吃，这个读书人可能无法清楚的表达自己的一些思想，所以他写了不少的东西，这些文章在当时可能还是凌乱的，因为要等二百多年以后才有一个叫做刘向的人帮他整理，但是秦王政应该已经看过了不少这个读书人的文章，并对他的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读书人就是韩非，处于对他的尊重，人们称他为韩子，但是几百年后，由于韩家又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读书人，也有了“子”的尊称，所以这个去见秦王的韩子就被改称为韩非子。 韩非之所以去见秦王是因为秦国打算攻打韩国。为了保存韩国，身为韩国贵族的韩非毅然决然地担负起了出使的重任。慢着，韩非不是一个结巴么？哪有派结巴就做说客的？一种解释是说由于秦王政太钦佩韩非了，以至于打算发兵攻打韩国以索取韩非，韩王无奈，只好遣韩非入秦。可这样一来，韩王岂不是资敌以粮了？商鞅的教训韩王恐怕不应该不知道吧。也许是因为韩王并不看重韩非--事实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韩王对于韩非的屡次上书视若无睹，无动于衷。但是即便是这样，秦王点名索要韩非甚至不惜大动兵戈应该也使韩王有所狐疑吧？毕竟韩非不是二乔，显然秦王不是图色。所以更加合理的解释是韩王足够的信任韩非，知道韩非即便是入秦，也会尽力保全韩国的。 韩国人看来普遍应该比较爱国（呵呵古韩国今韩国一语双关了），虽然秦统一后有谶语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但首先开始反秦的却是燕国人与韩国人。唐朝的韩子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http://www.kzeng.info/yan_zhao_heros]，所以燕国人高渐离选择了一种最悲壮的方式去报复故国故人之仇，结果刺秦失败，慷慨而死；而韩国人张良的刺秦显然更具韩国人的特色：灵活多谋。论身量，作为富家公子的张良与作为乐师的高渐离应该都不是壮汉一类的人物，但是高渐离仍然义无反顾地亲自去刺秦，骨子里一股燕赵人的豪迈；而张良却想到的是买凶刺秦，散尽家财物色了一位壮士，倒是很具韩郑人的风格（韩国与郑国的地理与文化基本重合）。当然从结果看，还是张良成功了，辅佐刘邦最终推翻了暴秦，报了国仇家恨。 回到爱国的韩非这里，他到秦国显然也有他自己的目的，那就是存韩。但是秦王兴趣肯定不在存韩，而在于一统天下，所以口吃的韩非马上就要遇上一件棘手的事情，同时也引出了一段两千多年的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