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台湾2012年选举结束，国民党胜出，在 维基百科上看到了投票的结果，很好奇蓝绿投票的地理分布，于是用维基百科上给的投票数据，又从网上找来了免费的台湾 GIS 数据，在 R 里自己画了一下。这个 GIS 数据比较古老，和现在台湾的行政区划略有不同，譬如嘉义县和嘉义市、新竹县和新竹市还没有分开，而高雄市和高雄县、台南市和台南县、台东市和台东县却是分开的，还有没有新北市，只有台北县（所以上图的 Taipei 图例其实是新北市，忘记改了，呵呵）。好在边界的坐标没有大变，所以手动的作了调整，毕竟是免费的 GIS。arcGIS要更精确些（包括边界的 polygon ），但是那个要钱的：）

每个投票区域的“蓝”度由 蓝票/(绿票+蓝票) 的比例来决定，按照这个简单的算法，台湾版图上最蓝的是花莲，其次是台东和苗栗。最不“蓝”的是云林，嘉义和台南。图例的括号里的数字就是这个地区的“蓝”度。

从这个得票的地理分布和最终国民党和民进党最终 51.6% 比 45.6% 的得票率来看，民进党的竞选纲领有问题，明显的没有获得中间选民的支持，而是过于政策导向 (policy-oriented) 了。蔡英文的竞选过于侧重 base 选民，忽略了 swing 选民，失败也是在情理之中。不过有时候这确实也是一个很艰难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 base 选民的支持，就无法从党内初选中胜出，参加最终的角逐。党内的 median voter 的 preference 如果和全部选民中的 median voter 的 preference 相差太远，不是一件好事。 同样的，就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而言，如果 Romney 能赢得初选，他对于 Obama 的威胁时最大的，但是正是因为他能和 Obama 争夺中间选民，反而使共和党内铁杆选民对他的支持减弱了，因为他会被认为不是真正的 conservative 。

下面是生成这副地图的 R  codes：

   1:  library(maptools)

   2:  library(RColorBrewer)

   3:  tw.map <- readShapePoly('taiwan/TWN_adm2.shp')

   4:  mcol=brewer.pal(9, 'Blues')

   5:   

   6:  votes = read.table('votes.csv',sep=",")

   7:  votes = votes[ ,2:5]

   8:  votes=votes[votes[,1]!="",]

   9:  votes

  10:  names(votes)<-c("loc","total","green","blue")

  11:  votes$bratio <- votes$blue/(votes$green+votes$blue)

  12:  votes$col <-floor(((votes$bratio-min(votes$bratio))/(max(votes$bratio)-min(votes$bratio)))*8)

  13:   

  14:  provname=votes[,1]

  15:  f=function(x,y) ifelse(x %in% y,votes[votes$loc==x,6],-1);

  16:  colIndex=sapply(as.character(tw.map$NAME_2),f,as.character(provname));

  17:  colIndex[c(1,15,17)] = colIndex[c(8,14,16)]

  18:  fg=mcol[colIndex+1]

  19:   

  20:  votes = votes[order(votes$bratio,decreasing = T),]

  21:  bkp=paste(as.character(votes$loc)," (",as.character(round(votes$bratio,2)),")",sep="")

  22:  plot(tw.map,col=fg)

  23:  legend("topleft", bkp,fill=mcol[votes$col+1], bty="o", cex= 0.75, pt.lwd=3)

看了最新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 Inside Job （汉语译作《监守自盗》）之后，倒觉得它无关乎金融和经济，而是一部不错的政治教育片。

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像所有大的危机一样是一种并发症，虽然现在很方便的把它归罪于次贷，但是次贷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索，引发了了其它的危机，就好比（传说中的）害了背疽的徐达因为吃了蒸鹅而死掉——次贷就像是蒸鹅，其它的病症就像背疽，如果只害背疽不吃蒸鹅，不一定会死；同样的不害背疽而吃了蒸鹅肯定也不会死，那究竟蒸鹅还是背疽算是主要的致死因素？（背疽和蒸鹅都是死亡的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原因，当然关于这个蒸鹅和背疽的问题在抽象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以后，形成了政治学和社会学里一个新的分支——新的定性方法研究 –_-# ）

次贷的问题在07年1月就爆发了，但是当时并没有马上引起危机；而真正的危机是从07年8月6日才开始的，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对冲基金和投行里作量化交易的部分，他们的策略的相关性很强，一开始几乎是莫名其妙的，大家同时开始赔钱，他们作多 [long]  的股票证券开始狂跌，他们做空 [short] 的股票证券开始狂升，他们的资金杠杆比率 [ leverage ratio] 越来越高，所以不得不赔钱卖出作多的股票，再赔钱买入做空的股票，以降低资金杠杆比率 [deleverage] ，结果这一进一步造成量化交易市场的恐慌（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是看不到这样的恐慌的，事实上那一天，道指还涨了），大量的抛售导致一些对冲基金一两天内的损失就达到20%。但是这个莫名其妙的危机的源头到底是什么，谁也不知道，现在唯一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MIT Khandani 和 Lo的那篇文章（在那之前其他人也有类似的看法）：某个很大的多策略的对冲基金在次贷或者债务担保证券（CDO）或者其他类似的金融产品上赔了钱，所以不得不卖掉持有的其它产品（譬如股票）来 deleverage， 导致了链式反应。

然后马上受到波及的（也许不是被波及而是同时发生）是回购协议市场（Repurchase Agreement Market，简称 repo ）。 银行短期向大的投资者借贷必须交付抵押（因为FDIC对于这样的借贷是不提供保险的，所以必须抵押。在危机前，FDIC对于个人储户的存款保险单的限额也不过10万美元，危机爆发后，这个限额上升到25万美元），通常是 securized bonds，而抵押的时候必须要 haircut，也就说银行抵押一千万美元的 securized bonds，只能获得譬如说 0.95千万 的借贷。通常情况下，haircut 是几乎是 0。但是在量化交易危机的同一周，07年8月9日，repo 市场开始恐慌，投资者要求增加 haircut 或者就要马上取款（就像经典的 bank run 一样），repo 市场大约有 12 万亿美元（次贷的市场大约只有1万2千亿），20%的 haircut 就要求银行必须多拿出来两万亿左右的资产抵押，这对银行来说是不可能，所以银行只能卖资产还钱，但是当时 securized bonds 的市场已经变得很差，为了避免损失，银行只能卖没有 securized 的 AAA bond （也就是研究危机的 literature  常说的 fire sale）， 因为银行的大量抛售，bond market 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从07年9月开始，很长的一段时间内，AAA bond 和 AA bond 的spread 是负的（也就说 rating 更高的 bond 卖的比 rating 更低的bond 还便宜）。。。于是危机开始扩散到银行 （参看  Garton 的 NBER working paper ）。

这两个例子还只是冰山一角。。。蒸鹅不断的影响着背疽，终于悲剧了。

回到这部电影上，其实复杂金融产品里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 moral hazzard ) 也早已为人所知，其实不单是金融产品，任何涉及专业知识（其实也就是不对称信息）的交易，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譬如你去修车，当你根本不懂修理的常识时，，你很有可能被黑车铺宰，就像你每次去 Jeff Lube 换油, 它都危言耸听的让你换 air filter 一样。

而电影中对于一些的解决方案似乎就只有一个词“regulation” (监管）。这个词容易拼，却很难做到，这是决策科学和政治学里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另一个层面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如果你想监管，你必须知道如何监管，但是对于复杂的金融衍生物和金融市场，要想弄明白异常之难，你有两个选择：第一，让政客们花时间去学习熟悉明白金融市场，譬如在国会开会的空隙里去学学随机微分；第二，请金融方面经验和知识的“专家”，譬如高盛的前 CEO Henry Paulson来协助制定金融法规。

第一个选择显然是不可能的，让 Sarah Palin 弄明白如何用 Gaussian copula 给 CDO 定价以及这样定价的问题，比让她拼写对 repudiate 难上上万倍；

第二个选择正式影片里批判的，因为 Paulson 这样的专家很可能是 biased （又回到我们关于 biased advisor 的讨论），事实上涉及金融，任何专家都有足够的incentive 来提供 biased 建议，就像影片中采访的某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和院长一样。

那还有没有第三个选择？有，所以现在有了 Dodd-Frank 法案 —— 与其听信专家的 biased advice 或者 babbling，干脆作出不获取信息的 less informed 的盲目决策好了。 结果呢？

举个例子，很多人都说金融评级公司在这次危机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 Dodd-Frank 法案说，评级公司必须对自己的评级承担法律责任。于是评级公司拒绝让其他公司在发行新的债券的时候使用他们的评级，而法律规定新的债券发行的时候必须要有评级公司的评级 —— 于是就成了僵局。这一僵局意味着价值 1.4 万亿的按揭贷款市场将无法再发行新的债券，这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问题不仅仅是评级，还有 foreign exchange swaps， forwards 等等。现在有了问题，那就改吧，怎么改？让政客去学习金融？还是再听 Paulson 们一次？还是再盲目的改一次，try and error？ 这一问题再次出现。

这个问题也许有制度主义上的解，[这段删除，本来想说 Keith Kriebal的，结果发现会有误伤之嫌。]

好吧，这部片子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古老的问题：）

前两天说起清代大臣的谥号，因为太忙没时间，未能尽言，现在有点儿空闲，多说两句。

美谥有点像时尚，流行的原因有时也不太可考，就像后世以为最荣的“文正”，如果找出它成为 No 1 的原因，大概源头还在司马温公那儿。《宋史·司马光传》上说：

夏竦赐谥文正，光言：“此谥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当之？”改
文庄。

司马光认为夏竦不能谥文正，而他自己后来又谥文正，大概正是因此，抬高了“文正”的行情。宋人笔记《梁溪漫志》里也提到：

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之。国朝以来得此谥者惟公与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谥文贞，后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为文正，其实非本谥也。如张文节、夏文庄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论迄不可，此谥不易得如此，其为厉世之具，深矣。

所以到了清代，一般大臣的谥号，内阁拟定就可以了，唯独“文正”这个谥号必须要皇帝特准，因此清代一共只有八位“文正公”（当然这个数目比起宋代还是算多，正如上面引文所言，宋代有些“文正”的谥号是因为避讳从“文贞”而来的，旧时“贞”、“正”同音，不算真正的文正）。而这八位文正公除了一两位外，大概都未能和宋代的范文正（仲淹）或者司马温公相比，而里面最问题最大的恐怕要数嘉庆、道光两朝的曹振镛了。

中国历史上不乏忠奸良佞之辩，而曹振镛从各个角度来看似乎都不算奸佞之臣：他忠厚、清廉、退让、谨慎。特别是清廉，在乾隆以后贪渎横行的时代，是否清廉几乎成为判定良臣的最重要标准之一。譬如在对待工程的态度上，通常贪官都恨不得皇帝天天大兴土木，以便中饱私囊，而曹振镛却屡次请罢不急工程，撙节糜费。曹振镛是安徽人，世代和盐商有很大的联系，但当朝廷改行淮北票法伤及旧盐商利益时，他也没有护短，而是说“焉有饿死之宰相家？”，支持改革。曹振镛也算是忠厚之人，尽管很多情况下，很难界定圆滑和忠厚，但是他毕竟也没有像传统意义上的权奸一样大肆排挤贤良。

但是正是像曹振镛这样的良臣彻底把清朝拖入了“嘉道中衰”。道光朝一位叫做朱琦御史有一篇《名实论》，认为德行有“乡曲之行”和“大人之行”之分：乡曲之行“曰忠厚 ,曰廉隅 ,曰退让”；大人之行，“在于经国家 ,而安社稷 ,有刚毅之节 , 为人主所惮 ,有深谋远虑 , 为天下长计 ,合则留 ,不合则以义去 ,身之安否 ,不遑计也。世之指擿, 不敢逃也。” 嘉道之间的问题就在于所谓的良臣都是有着“忠厚、 廉隅、 退让”乡曲之行的人，这些人“峨冠博带 ,从容缓趋于廊庙之间 ,上之人固亦深信不疑, 以为渊厚不可以测, 一旦遇大利害, 束手无措, 缄口结舌而不敢言, 所谓忠厚廉隅退让至此遂举无所用 !”

曹振镛就着这样良臣的代表，虽然他生极恩宠, 死备哀荣，但是逐字逐句读《清史稿》、读清代的笔记野史，你根本找不出他到底有过什么事迹。他的一生，倒是真像朱克敬在《瞑庵杂识》里录入的《一剪梅》描述的那样：

仕途钻刺要精工 ,京信常通 ,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 ,一味圆融 ,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要从容 ,莫显奇功 ,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 ,驳也无庸 ,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 ,国运方隆 ,官远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 ,好也弥缝 ,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 ,妻受荣封 ,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便无穷 ,不谥文恭 ,便谥文忠。

曹振镛把词中的境界发挥到了极致，但问题是清代到了嘉道间并非“八方无事岁年丰 ,国运方隆”，而是危机重重。

重重危机，有些危机已经是很“现代”的问题，譬如美洲白银产量激增（因为使用了新的冶炼技术）和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带来的输入性通货膨胀。

美洲白银产量的激增就像现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一样，大量的白银通过贸易顺差涌入中国，首先带来的是“汇率”的问题 —— 铜钱和白银比率的问题。

顺治三年的旧制，制钱每十文准银一分，清代一直贯彻这一比率，一两白银兑换铜钱一千文，所有的货币支付，数少时用钱，数多时用银。但是大量白银的流入，导致这样的比例无法维持，康熙六十一年时，钱银比已经涨到七百八十文易银一两，为了维系1000：1的比率，政府只能加大制钱的投放量，康熙间，京局每年铸币大约六、七亿文，到了乾隆、嘉庆两朝，每年大约铸币十五六亿，铸币增长了近三倍。

增加货币投放量的结果是通货膨胀。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讲，康乾间的通胀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对于“康乾盛世”也功不可没，但是持续的通胀亦是“嘉道中衰”的罪魁祸首之一。从康熙到嘉庆间，物价大约涨了三倍，但是国家的正式财政收入却并没有增长。特别是嘉庆帝恪守康熙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许诺，并未增加丁银，物价上涨而赋税未涨。

嘉庆帝始终牢记着“明亡于万历”的祖训，不敢增加税赋，自嘉庆初平定了川陕白莲教起义以来，财政一直吃紧。

同时，国家控制的专卖的盐业也因为实行官方定价（清代盐价提价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哪怕只是一斤涨价一两文钱），不随市场价格浮动而不断亏损，譬如长芦盐厂，到了乾隆末每年亏损折合银七八十万两。

官员俸禄自雍正朝颁行养廉银以来也未在提高，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更加大规模的贪污 ，无官不贪。

到了嘉庆朝，通胀累积的结果就是中央财政日渐衰竭，地方官员贪污成风。

然后还有人口问题。人口激增，人均土地减少，出现大量无地流民（可以类比现在的失业率），如果政府主导发展工商业，这些流民还可安置，但是嘉庆帝偏偏没有延续康乾间对于工商业的宽松政策，反而禁止民间开矿等等，于是无地的流民民变不断。。。

各种问题累加，社会怪象层出不穷。譬如嘉庆八年，竟出了中国历史几乎空前绝后的平民刺杀皇帝事件（明代的梃击案毕竟针对的还只是东宫）。一个叫做陈德的厨子，因为妻子亡故，岳母瘫痪在床，膝下有一对未成年的儿子，自己又被东家辞退，没有了生计，因为萌发了刺杀皇帝的念头，于光天化日之下在神武门持短刀刺杀嘉庆帝，在场的侍卫们从未经过这样的场面，竟都吓的呆若木鸡，幸亏有大臣格挡，刺杀并未成功。

而面对这样的危机与问题，嘉庆皇帝几乎茫然不知所措，而朝廷重臣曹振镛对于一切问题的答案只是“多磕头，少说话。”。。。。

。。。 其实历史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早上起来看报纸（如果用 Kindle，并且有在线订阅，顺便推荐一下 Caliber，可以自动下载新闻传到 Kindle 上，比用 Kindle 直接订阅便宜），先看国际版，扫一遍关键词，有 China先看，看完再回来看美国国内的头条，然后是欧洲和中东（包括北非，就是所谓的 Greater Middle East），最后是拉美和非洲，然后才看 Finance 和 Business 的部分。之所以关心中东，完全是因为这些年学习和研究的原因，随手翻看最新一期的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虽然是关于越战的特刊，但是除了越战的三篇文章，其余两篇文章和一片 correspondence 都是关于中东的，如果中东平安无事了，不知道 IS 会不会改成半年刊 ：）

三月初的时候，中东的危机蔓延到利比亚，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预测卡扎菲下台（其实直到上周，媒体还在预测卡扎菲下台）。但是我觉得不大可能，所以三月三日在 facebook 上留言说：

My (pure theoretical) prediction of Libya (based on my models) : Gadhafi will stay in power; the country will split; the East part will declare independence; there will be a limited civil war; a peace will be finally brokered. Light sweet crude oil will return to about $90 per barrel in 3 months. Shorted 3-month crude oil future and see whether I am right :-)
March 3 at 3:07am · · Like · Comment

不说提及的数学模型，从 intuition 的角度说，一个国家如果在文化、传统、历史、制度上越 homogeneous，公众抗议越可能得以和平的方式推翻非民选政府或者彻底被镇压（前者的例子：以前东欧的各民族国家，现在的埃及和突尼斯；后者的例子，不说了，一说又要被封几年了），至于是成功还是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上的原因（i.e. 譬如东欧诸国是因为苏联的削弱和外交政策的改变，深层次上是经济、食品危机造成的；中东也是因为经济、食品危机。note：苏联被虚弱对于东欧诸国和对于中国的效果是相反的，因为那时苏联不但不是中国的保护伞，反而是中国的威胁）；一个国家如果越 heterogeneous，公众抗议越可能的演变为流血的内战——被削弱的中央政府正好给等待时机的分裂主义者以机会，他们会伺机而动，而分裂主义的叛乱也正好转移了原本的公众抗议的焦点，有利于中央政府重新动员力量（譬如以前的南斯拉夫和现在的利比亚）。利比亚与埃及、突尼斯不同，它是在1951年由三个地区拼凑起来的，分离主义在东部一直存在。

现在看来，我的预测的第一部分是正确的，卡扎菲肯定是不会下台了。

今天的 Wall Street Journal 一改口风，又开始预测东部的叛乱者要被彻底的镇压：

AJDABIYA, Libya — Col. Moammar Gadhafi's forces seized the last town standing between them and the rebel capital, raising the specter that, even if the U.S. and Europe decide to intervene on the rebels' behalf, their help may come too late.

但事实上彻底的镇压恐怕也没有这么容易，理由其实也很直白，看看南苏丹或者科索沃就明白了。

为了检验一下我的模型（也是毕业论文的主要部分之一），在预测的同时也在 paper account 上 short 了100 手的三个月到期的石油期货，因为我预计三个月后利比亚的秩序与和平可能会大致恢复，利比亚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同时也会逐步恢复，卡扎菲更会努力加大石油产量来弥补战争的损伤。

然后就出门旅行了，一周多的时间，足足开车开了有两千英里：）

到家的时候，石油已经开始狂跌，到了昨天 short 的 100 手石油期货已经赚了 40% 的利润（是 paper money，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完全是为了满足好奇），不得不平仓了。但是赚钱的原因却不是因为利比亚，—— 是因为日本地震 –_-#

之所以平仓，是因为实验已经被地震这个超大的 external shock  给毁掉了（对于这个实验而言，欧洲的债务危机，亚洲的通货膨胀的带来的噪音都是在可容忍范围内，但是日本震的冲击实在太大了。）。。。所以地震很可恶 （同时 bless 地震的遇难者）！

世界杯踢完了。作为一个资深球盲，我开始认真看世界杯（的结果）是从 1/8 决赛开始的，因为从那时起，我开始在 BBS 上参与赌球活动：除了第一场赌输了以外（因为第一场是随便下注的），接连的六七场包括决赛都赌赢了，赚足了伪币。

当然，这届世界杯，只看章鱼保罗的预测就可以——但是这是事后诸葛亮，因为事前没有理由认为章鱼的预测都是准确的；并且作为赛先生的信徒，也无法说服自己信章鱼。所以作为球盲，赌球的决定其实是通过孔多塞的陪审团定理 （ Condorcet Jury Theorem, CJT）来完成的。

孔多塞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被执政的雅各宾派拘捕，两天后死亡，他留下的 CJT 最初只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定理，大致的表述为：

“在一些条件下，当面对两个选择并存在不完全信息时，多数人的选择总优于这些人中任何一个个人的选择，并且参与选择的人数越多，得到的结果越优。”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一群淳朴的山民逃难，面前出现两条路，这群人里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对这一带的自然环境有所了解，但是没人都确切的知道那条路更好走一些，这时由头人作出选择不如由大家一起投票的作出的选择更优，并且投票的人越多，得到的结果就越优。

CJT 里很容易看出德先生的影子 —— 没错，经过证明的 CJT 曾经被作为民主的数学基础，但是后来发现 CJT 中的“在一些条件下”的这些条件实在是太严格、太多限制以至于对于现实政治而言变得不切实际起来，所以社会选择理论\实证政治理论的先驱之一 Duncan Black 曾评价说对于民主政治，CJT 是一个 “truly … … an unpromising start” 。

【题外话，Black 是苏格兰人，虽然他是用数学方法研究政治的先驱者，并开创了经济学和政治学里一个很广阔的领域，但是当年他在英国却混得很惨。他的想法并不被人接受，而是被质疑和责难。他投往当时英国顶级期刊 The Economic Journal 和 Economica 的两篇 paper 都被无情的拒掉了，他那本书 The Pure Science of Politics 先后投给了四个英国的出版社，全部被拒；

而此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个比他年轻十二岁的小伙子也在作者同样的工作，他就是后来名声如雷贯耳、拿了诺奖的 Kenneth Arrow。Arrow 的毕业论文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很顺利的就于1951年发表了，而此时 Black 的一篇 paper 正在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被审阅，事实上，他的这篇 paper 1949年就投了，但是被 JPE 压倒 51年才给结果—— JPE 的编辑和审稿人对 Black 说，你这篇 paper 和 Arrow 最新出的一本书的想法很相近，你应该做些更改，把自己的 paper 和 Arrow 的贡献联系在一起 —— 言外之意是说 Black 借鉴了 Arrow 的工作，应该给 credit。 Black 一怒之下就取回了投往 JPE 的这篇 paper 而是自费找了一家出版社自己出了本小册子 Committee Decisions with Complementary Valuations … … 顺便说一下 JPE 此时的编辑也是 Cowles Commission 的 Assistant Director of Research，而 Arrow 的毕业论文就是在 Cowles Commission 作的  …… 此一事足见学术界人脉的重要以及开创一个新领域的艰难。 PS，此八卦来源于芝大的诺奖得主科斯】

扯远了，CJT 对于民主政治的作用的有限，但是对于赌球却有莫大的帮助 —— 每次在 BBS 上赌球之前，在网上查了欧洲各大赌球网站的赔率，这些赔率基本上都一致，基于这些赔率在 BBS 上下注，毫无例外，全部都赢了 ——因此推测章鱼保罗的选择大概是饲养人员看了各大赌球网站的赔率后操纵的；

具体的说：赌球只有两个选择（足球毕竟是两个队踢的嘛），大部分赌徒对于每个球队多多少少都有些经验与信息，所以 CJT 的基本条件满足；

另外，CJT 要求“真诚投票”，这在赌博里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要用真钱下注，必然是 sincere voting；

CJT 要求信息获取的成本不能太大，否则会有人 free ride；赌徒中的大部分应该是铁杆球迷，他们对于足球的了解使得他们获取信息的成本不大，对于我这样的球盲，确实是 free ride 了，但是我并没有参与真正的赌球中，不影响能够低价获取信息的球迷的选择；

CJT 要求投票之间的关联性不能太强，网络赌球由于没有距离成本，参与者本身就是高度分散的，因此也基本上满足这个条件；

CJT要求投票者目标相同，赌球的人都想赢，没人专门是来向赌输的；

等等等等。所以按照 CJT 投注，对于球盲来说，确实是最优的选择，而事实也证明如此 —— 不过这只是一些直觉上的判断，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数学证明 —— 也许严格的证明会有一些很有趣的结果，但是 。。。算了吧：）

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一封拒信飘然而至。几个月前壮起胆子，投了一篇文章给专业最顶级的 journal 之一，今天拿到审稿的结果，一个 reviewer 的意见是这篇文章非常好很新颖，只需要作一些 minor  revision 马上就可以发表；另一个 reviewer 的意见是这篇文章非常的糟，基本上就是在玩弄一堆数学模型，他根本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第三个 reviewer 大致中立，只是抱怨引文里太多经济学期刊，他不了解。最后主编据稿的意见：和我们专业这个方向的已有 literature 联系不紧密，所以不能发。

主编的这个理由真是让人无所适从。我以为正是以前没有人这样做，所以这才是我文章的新颖之处；而他认为，就是因为以前没有人这么做，所以我这么做了就是脱离现有的 literature，因此不行，即便是我的理论很有趣，我的数据也支持 ……

不管怎样，也许这也是我的问题：不该在岔路上走这么远，也许继续偏离下去，就偏到另外一条路上了…… 就像某年某月陷在茂伊岛的一片火山灰里，左边是公路，右边是海滩，向左走，上了公路，就能回家；向右走，到了海边，也许能看到另外一个新世界，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刚刚读到桑林志转帖的一篇 blog，关于专家的公信力，他转引了一段很意思的话：

至于说转基因粮食是否安全，你得去问专家，而不是韩寒 … … 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专家都失去了公信力，国民遇到任何事情都不信专家，却对一个赛车手的话言听计从，那这个国家也就没救了，Let It毙吧。

专家的存在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由此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公信力的专家未必是讲真话的专家。举一个很简答的例子就能说明。以转基因食品为例，假设有两种概率相同的可能：{转基因食品有害，转基因食品无害}，前者用 0 表示，后者用 1 表示,并用 s 表示这两种可能的结果 i.e. s \in {0,1} 并且 Pr(s=0)=1/2；假设专家有能力得知 s, 但是专家也不是万能的，也有犯错的时候，假设他正确的几率是 p，并且 p>1/2 也就是说专家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对的。好的专家说实话，坏的专家（譬如替利益集团说话的专家）总倾向于宣布 s=1 （转基因食品无害）。老百姓并不知道一个专家是好专家，还是坏专家，对于某个专家而言，老百姓认为他是好专家的概率是 q ，这个 q 就是公信力 （也就是说这个专家的可信度）。在专家作出判断之后，这个判断是可以被时间证实的（譬如，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大家对于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现在，假设一个好专家（当然老百姓不确定他是不是一个好专家）宣布 s=1 （转基因食品无害），并且事实证明转基因食品确实无害，那么这个好专家的公信力会上升还是会下降呢？（i.e. q 是会增加还是会减小？），很不幸是，这个说真话的好专家，他的公信力会降低，即便是他的话被证明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很简答的贝叶斯更新：

事实是 s=1且好专家宣布 s=1 的概率是 p ；事实是 s=1 且坏专家宣布 s=1的概率是 p+(1-p)*c，之所以有 (1-p)*c 这一项是因为坏专家在事实是 s=0 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宣布 s=1，换言之，坏专家宣布 s=1 的概率总是要高于好专家，那么，根据贝叶斯法则，这件事情过后好专家的公信力q*：

(q*|专家宣布s=1,事实证明 s=1)= q*p/(q*p+(1-q)*(p+(1-p)*c)<q

也就说好专家的公信力反而下降了。同样的计算，如果一个专家明知 s=1 却宣布 s=0，尽管后来事实证明 s=1，这个专家撒了谎，但是他的公信力却是上升的。

不用贝叶斯法则，仅用简单的逻辑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因为坏专家总是倾向于宣布转基因食品无毒，因此如果一个专家宣布转基因食品无毒，不管后来事实证明转基因食品是否有毒，他都更可能是一个坏专家，他的公信力会下降。同样的，不管转基因食品是否有毒，如果一个专家一味的宣布转基因食品有毒，那么他的公信力一定会上升，尽管他是在撒谎，或则他只是单纯的无知。

所以，有公信力的专家未必是好专家，很有可能只是他比较在乎自己的公信力而已，他的话是不包含任何有用信息的。换言之，当一个专家或者科学家开始关心自己的公信力的时候，他已经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诚实的专家或者科学家了。。。因此有时候会觉得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很滑稽。。。

一切都是因为消除不去的不对称信息，我们的世界是不完美的。

脚注：【1】文中例子的原型来源于： Morris, Stephen “Political Correctnes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9, No. 2 (Apr., 2001), pp. 231-265

【2】 我不知道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文中的例子只是假设

Google Scholar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但是搜索返回的结果却很芜杂。虽然可以通过“高级选择”输入特定的期刊，但是这样比较费时间，因此写了一个简单的 HTML 页面（如下），可以快速的搜索特定期刊，提高搜索效率。因为最初是在学校的只支持 HTML 的服务器上使用的，所以功能非常的单一，如果有时间，可以用 PHP + MySQ 写一个更加完善的页面，通过对比期刊的学术因子，过滤掉一些影响因子比较小的期刊，然后把结果在同一个页面按照引用频率和时间的加权列出，这样就可以迅速的知道某个 topic 的发展程度了。呵呵，当然更实际的用途是为了写 paper 的 literature review。

虽然签证等待了许久，入境到是非常的简单。从芝加哥到多伦多的时间比到纽约还短，起飞不过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国境线另一侧的这座城市，从空中看和美国的大部分城市没有什么不同，下了飞机感觉也是一样，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各处的标识都是英、法对照的了吧，不过美国大多的标识也都是英、西对照，同属拉丁语族，法语的拼写与西班牙的语的拼写乍一看区别也不是很大，所以也没有太多异域的感觉。

找到了居住的旅馆，特意要了高层的房间，服务员给了第十四层，电梯里留意看了一下，这栋 Marriott 的旅馆也没有第十三层，于是开始怀疑我的 “Billings 假说”，窗外的景色很有典型的都市风格，高耸的水泥森林，狭窄的天空，楼下有一个变电站，挺好玩的，像是一对积木。

比照地图，开始向北找 Chinatown 吃饭，路上路过某家和 BOA 有联系的银行，特意取了 20 加拿大元，做工比美元漂亮，像是一种华丽商品的包装纸。不知道什么中餐馆好，所以随便去了一间广东菜馆，牛腩牛肚面，《食神》里的莫文蔚排挡的感觉，碗要大很多。路上看到一颗奇怪的树。

吃完饭去 APSA 会议注册，今年的会议， C-SPAN 赞助了一个书包，多伦多大学出版社赞助了一个水壶，还有其他一些小东小西，拿在手里，很有参加会议的感觉：）

临睡前，瞥了一眼新闻，BBC 中文新闻又提到：

另外早些时候，土耳其还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商讨解决新疆骚乱的方法，然而作为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拒绝了这个建议。

土耳其总理要求在安理会上讨论新疆问题，在7月8日就已经读到，当时就觉得他是在不负责任的瞎说，但是 BBC 新闻似乎很看重这则土耳其总理大嘴巴的新闻，重复提及。如此，只能说 BBC 中文新闻的编辑水平太差了，或者他是在故意给人造成误解：中国利用安理会否决权否决（或者以此为直接威胁而拒绝）了土耳其的要求。

事实上，土耳其如果真的想把这件事情列入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中国根本无法否决；但是，土耳其驻联合国的使团既不会也不敢把这件事情列入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一切都不过是土耳其总理不负责任的言谈罢了。

按照联合国宪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只对 Chapter VI 和 Chapter VII 中对国际安全有直接影响的决策拥有否决权（substantive vote），而对于那些并未直接涉及到国际安全的决策（procedural vote）并不具有否决权，后者只要有大于七个安理会成员国支持就可以通过了，而前者除了有大于七个的安理会成员国支持还必须没有常任理事国反对。虽然决定一个决策的投票是否是 substantive vote 还是 procedural vote 本身是一个 substantive vote（也是因此，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才被称为双重否决权），但是这只适用于对联合国宪章中未曾涉及的事件，而是否把一个事件（譬如新疆问题）放入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是一个习惯上的 procedural vote，也是因此，如果土耳其执意要这么作，中国是没有否决权的。但是，土耳其使团肯定不会这么作。

因为这么作的成本太高，也有悖于联合国安理会一贯协商团结机制。譬如前不久斯里兰卡剿灭泰米尔猛虎组织造成平民伤亡的问题，因为安理会成员国中国，俄国和越南等国的反对，最终也没有放入安理会的议程讨论，而最初有这一打算的英国也只能放弃。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2006年安理会关于是否把缅甸问题放入议程的投票，尽管中国、俄国、刚果和卡塔尔反对，这一提案仍然获得十票的支持（十五个安理会理事国，四个反对，一个国家，十个支持，因此多数通过），从而列入安理会的议程中，这也说明，如果土耳其真的愿意承担这个成本去发动投票的话，中国并没有一票否决权（当然能不能通过是另外一说，现在的安理会，除了五个常任理事国，其余十个国家分别是奥地利，布基纳法索，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日本，利比亚，墨西哥，土耳其，乌干达，越南。土耳其如果想让投票通过，恐怕比登天还难）。

但是正如前面说的那样，土耳其总理不过是对着国内的民众胡说罢了，土耳其驻联合国的使团也不会糊涂到把这件事情当真，所以当土耳其驻联合国大使被问及这一问题时，他说：We didn't make any moves on that. That reports were not actually based on the realities. 当再次被追问，这个 not actually based on the realities 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这位大使只好说是报道误引（misquote）了土耳其总理，以此含混的敷衍过去。而当中国驻联合国的外交人员被问及此事时，回答也不过是 So be it，也没把它当会儿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