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上周周末晚上去林肯中心看芭蕾舞《胡桃夹子》，本来是圣诞节的剧目，图个热闹高兴，但是第二幕在 Land of Sweets 中出现的三个中国人模样的角色确实让人觉得怪异。一男两女。男的戴着斗笠留着辫子，让人想到晚清时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 stereotype —— 又想到，在京剧的剧目中，但凡是牵扯到西方或者北方的“番邦”角色，他们的打扮也多是一副满人的辫子装束，譬如《大登殿》、《四郎探母》等等，所以犹为觉得辫子刺眼 —— 我们用来戏谑番邦的装束却又被被人强加在了我们自己身上，不舒服之余，又觉得有些 ironic ...

早一些时候去大都会博物馆看了“十七世纪中国政治异见者艺术展”，其实就是黄道周、八大山人、石涛、洪仁等人的书画展。特别是黄道周，书画造诣都很高。并且就道德而言，黄道周被乾隆称为“一代完人”。但是不敬的想一下：黄道周和后来成了贰臣、“道德很有问题”的洪承畴相比，在崇祯帝吊死煤山前，究竟谁对明朝贡献更大？

黄道周和洪承畴都是闽南人，都是进士出身。黄道周大概算是理想主义者，对于朝政多有不满，不能见容于朝臣，所以一共在朝廷为官的日子也没有多久，并且主动或者被动的不断被牵扯入东林党人的党争。而洪承畴的大多数时间都忙碌在镇压农民起义上。

杨嗣昌被崇祯皇帝任命为兵部尚书，黄道周和洪承畴对此都有异议。黄道周主要是在争两点：一 为天下纲常，也就是杨嗣昌夺情之事，二为边防大计，是杨嗣昌与后金媾和。洪承畴的异议主要在于杨嗣成不合乎实际的镇压农民军的方案，认为他所谓“三月”灭贼只是大话。

黄道周积极反对杨嗣昌，平台召对之后被连贬六级，离开了朝廷；洪承畴虽然深知杨嗣成的计划不切实际，但只是私下里尽量消除杨嗣昌计划的不利之处，后来大破李自成，几乎完成了对李闯的镇压……

黄宗周被贬似乎对于明朝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洪承畴的投降却给了明朝沉重的一击 —— 才有了后来的辫子。

有时历史也挺 ironic 的，让人忍不住想，明朝的这些完臣到底是对于明朝有怎样的影响，譬如和黄道周写入同一列传的刘宗周，在南明风雨飘摇之际，一会儿上奏说要斩这个，斩那个，似乎能不能斩、该不该斩都不必要，只要“可斩也”三个字便足以昭显自己的正气凛然。读书至此，总让人觉得似乎大敌压前，当务之急不是任何实际的御敌之道，而是如何才能成就个人的完美与道德 …… 不知道这算不算不道德。

而对于黄道周，最后一个 ironic 之处在于尽管他坦言要效仿魏征：“臣愿为良臣，毋为忠臣”，但是最终他却成了忠臣而不是良臣。

中午吃饭听了一会儿戏，管波、李胜素和于魁智的《大登殿》，讲的是薛平贵打进了长安城，封赏王宝钏和代战公主的故事。突然想到，京剧里代战公主的装扮是满人贵妇摸样，虽然代战公主是个俏皮可爱的角色（据说尚小云演的最好，可惜搜索了一下，只找到尚小云《武家坡》里演的王宝钏），但是戏词里不乏对代战公主和她的西凉国的揶揄之词，譬如马达说西凉国女子行礼：

到了咱们那国行礼，是山东老爷开宝，大敞门。

而说起中原女子行礼（万福礼），紧上加紧，代战公主很天然呆的说：

哟，那不成了兔捣碓了嘛

一旁的江海接到：

不捣碓，八月十五不给您月饼吃

这不正是把代战公主比作了兔子么？-_-||| 《大登殿》这戏来自于清代乱弹《红鬃烈马》，清末应该就有了吧，京剧早期和程长庚、余三胜齐名老生张二奎就唱过薛平贵。

其实不只《大登殿》，《四郎探母》、《雁门关》里的辽人也是满人打扮（譬如铁镜公主），并且番邦女子一贯的耍宝逗趣。

呵呵，所以晚清真是变了啊，想雍正那会儿，翰林徐骏因为在奏章上笔误，把陛下，误写为“狴”下，又在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一语，就被雍正帝认为是讥讽满人不识字而就掉了脑袋。到了清末， 满人“不捣碓，八月十五不给您月饼吃”也无妨了，呵呵。

前两天说起清代大臣的谥号，因为太忙没时间，未能尽言，现在有点儿空闲，多说两句。

美谥有点像时尚，流行的原因有时也不太可考，就像后世以为最荣的“文正”，如果找出它成为 No 1 的原因，大概源头还在司马温公那儿。《宋史·司马光传》上说：

夏竦赐谥文正，光言：“此谥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当之？”改
文庄。

司马光认为夏竦不能谥文正，而他自己后来又谥文正，大概正是因此，抬高了“文正”的行情。宋人笔记《梁溪漫志》里也提到：

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之。国朝以来得此谥者惟公与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谥文贞，后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为文正，其实非本谥也。如张文节、夏文庄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论迄不可，此谥不易得如此，其为厉世之具，深矣。

所以到了清代，一般大臣的谥号，内阁拟定就可以了，唯独“文正”这个谥号必须要皇帝特准，因此清代一共只有八位“文正公”（当然这个数目比起宋代还是算多，正如上面引文所言，宋代有些“文正”的谥号是因为避讳从“文贞”而来的，旧时“贞”、“正”同音，不算真正的文正）。而这八位文正公除了一两位外，大概都未能和宋代的范文正（仲淹）或者司马温公相比，而里面最问题最大的恐怕要数嘉庆、道光两朝的曹振镛了。

中国历史上不乏忠奸良佞之辩，而曹振镛从各个角度来看似乎都不算奸佞之臣：他忠厚、清廉、退让、谨慎。特别是清廉，在乾隆以后贪渎横行的时代，是否清廉几乎成为判定良臣的最重要标准之一。譬如在对待工程的态度上，通常贪官都恨不得皇帝天天大兴土木，以便中饱私囊，而曹振镛却屡次请罢不急工程，撙节糜费。曹振镛是安徽人，世代和盐商有很大的联系，但当朝廷改行淮北票法伤及旧盐商利益时，他也没有护短，而是说“焉有饿死之宰相家？”，支持改革。曹振镛也算是忠厚之人，尽管很多情况下，很难界定圆滑和忠厚，但是他毕竟也没有像传统意义上的权奸一样大肆排挤贤良。

但是正是像曹振镛这样的良臣彻底把清朝拖入了“嘉道中衰”。道光朝一位叫做朱琦御史有一篇《名实论》，认为德行有“乡曲之行”和“大人之行”之分：乡曲之行“曰忠厚 ,曰廉隅 ,曰退让”；大人之行，“在于经国家 ,而安社稷 ,有刚毅之节 , 为人主所惮 ,有深谋远虑 , 为天下长计 ,合则留 ,不合则以义去 ,身之安否 ,不遑计也。世之指擿, 不敢逃也。” 嘉道之间的问题就在于所谓的良臣都是有着“忠厚、 廉隅、 退让”乡曲之行的人，这些人“峨冠博带 ,从容缓趋于廊庙之间 ,上之人固亦深信不疑, 以为渊厚不可以测, 一旦遇大利害, 束手无措, 缄口结舌而不敢言, 所谓忠厚廉隅退让至此遂举无所用 !”

曹振镛就着这样良臣的代表，虽然他生极恩宠, 死备哀荣，但是逐字逐句读《清史稿》、读清代的笔记野史，你根本找不出他到底有过什么事迹。他的一生，倒是真像朱克敬在《瞑庵杂识》里录入的《一剪梅》描述的那样：

仕途钻刺要精工 ,京信常通 ,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 ,一味圆融 ,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要从容 ,莫显奇功 ,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 ,驳也无庸 ,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 ,国运方隆 ,官远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 ,好也弥缝 ,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 ,妻受荣封 ,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便无穷 ,不谥文恭 ,便谥文忠。

曹振镛把词中的境界发挥到了极致，但问题是清代到了嘉道间并非“八方无事岁年丰 ,国运方隆”，而是危机重重。

重重危机，有些危机已经是很“现代”的问题，譬如美洲白银产量激增（因为使用了新的冶炼技术）和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带来的输入性通货膨胀。

美洲白银产量的激增就像现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一样，大量的白银通过贸易顺差涌入中国，首先带来的是“汇率”的问题 —— 铜钱和白银比率的问题。

顺治三年的旧制，制钱每十文准银一分，清代一直贯彻这一比率，一两白银兑换铜钱一千文，所有的货币支付，数少时用钱，数多时用银。但是大量白银的流入，导致这样的比例无法维持，康熙六十一年时，钱银比已经涨到七百八十文易银一两，为了维系1000：1的比率，政府只能加大制钱的投放量，康熙间，京局每年铸币大约六、七亿文，到了乾隆、嘉庆两朝，每年大约铸币十五六亿，铸币增长了近三倍。

增加货币投放量的结果是通货膨胀。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讲，康乾间的通胀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对于“康乾盛世”也功不可没，但是持续的通胀亦是“嘉道中衰”的罪魁祸首之一。从康熙到嘉庆间，物价大约涨了三倍，但是国家的正式财政收入却并没有增长。特别是嘉庆帝恪守康熙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许诺，并未增加丁银，物价上涨而赋税未涨。

嘉庆帝始终牢记着“明亡于万历”的祖训，不敢增加税赋，自嘉庆初平定了川陕白莲教起义以来，财政一直吃紧。

同时，国家控制的专卖的盐业也因为实行官方定价（清代盐价提价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哪怕只是一斤涨价一两文钱），不随市场价格浮动而不断亏损，譬如长芦盐厂，到了乾隆末每年亏损折合银七八十万两。

官员俸禄自雍正朝颁行养廉银以来也未在提高，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更加大规模的贪污 ，无官不贪。

到了嘉庆朝，通胀累积的结果就是中央财政日渐衰竭，地方官员贪污成风。

然后还有人口问题。人口激增，人均土地减少，出现大量无地流民（可以类比现在的失业率），如果政府主导发展工商业，这些流民还可安置，但是嘉庆帝偏偏没有延续康乾间对于工商业的宽松政策，反而禁止民间开矿等等，于是无地的流民民变不断。。。

各种问题累加，社会怪象层出不穷。譬如嘉庆八年，竟出了中国历史几乎空前绝后的平民刺杀皇帝事件（明代的梃击案毕竟针对的还只是东宫）。一个叫做陈德的厨子，因为妻子亡故，岳母瘫痪在床，膝下有一对未成年的儿子，自己又被东家辞退，没有了生计，因为萌发了刺杀皇帝的念头，于光天化日之下在神武门持短刀刺杀嘉庆帝，在场的侍卫们从未经过这样的场面，竟都吓的呆若木鸡，幸亏有大臣格挡，刺杀并未成功。

而面对这样的危机与问题，嘉庆皇帝几乎茫然不知所措，而朝廷重臣曹振镛对于一切问题的答案只是“多磕头，少说话。”。。。。

。。。 其实历史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紫禁城三大殿之一的中和殿里悬有一匾，上面是乾隆的御笔“允执厥中”四个字。这四个字很有问题，可以说是亡国之言。按照清朝士人的汉学素养，这样的问题该不难看出，但是却没有人提出异议。确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当然，乾隆皇帝题写这四个字的本意肯定是要引用的《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这十六字真言。宋代理学以义理解经，这十六个字就被认为是尧舜心传，以论天理人欲。明清推崇理学，把这四个字挂在中和殿自然也算是情理之中，但是问题是，这四个字宋儒可以说，士人也可以说，但是唯独皇帝不能说，因为皇帝说这四个字，就意味着禅位，也就是亡国。

这其中原因，简单说起来，是因为《古文尚书》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伪书，《大禹谟》更是东拼西凑凑出来的，这十六个字可以分别在不同的古籍里找到原始的模样，譬如这句“允执厥中”，最初的出处大概是《论语·尧曰》：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这话是尧禅位给舜时说的，所以在中国的史书里，但凡出现“允执其中/允执厥中” ，大多和禅位有关。譬如，汉献帝禅位给魏文帝的册书：

於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君其祗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

譬如，魏元帝曹奂禅位给晋武帝司马炎的册书：

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

譬如，刘裕矫称的晋安帝禅位遗诏：

其君临晋邦，奉系宗祀，允执其中，燮和天下。阐扬末诰，无废我高祖之景命。

又譬如刘裕的曾孙宋顺帝禅位给萧道成的诏书：

于戏！王其允执厥中，仪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望。

还有齐和帝萧宝融禅位给萧衍的诏书，唐哀帝禅位给朱温的诏书等等，不胜枚举。

当然，也可以争论说禅位并不是“允执其中\允执厥中”的必然含义，但是《汉书·董贤传》里的一个故事说的很明白：

闳妻父萧咸，前将军望之子也，久为郡守，病免，为中郎将。兄弟并列，贤父恭慕之，欲与结婚姻。闳为贤弟驸马都尉宽信求咸女为妇，咸惶恐不敢当，私谓闳曰：“董公为大司马，册文言‘允执其中’，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此岂家人子所能堪邪！”闳性有知略，闻咸言，心亦悟，乃还报恭，深达咸自谦薄之意。

萧咸因汉哀帝册封董贤为大司马的册文中有“允执其中”这样尧禅舜之文而感到不安，拒绝了董贤父亲为董贤弟弟所求的婚事。这之后，汉哀帝在醉酒时真的说要禅位给他断袖之爱董贤，看来册书的中的行文用典并非无所指。

这个典故也被后世所援引，譬如《宋史·倪思传》：

弥远拜右丞相，陈晦草制用“昆命元龟”语，思叹曰：“董贤为大司马，册文有‘允执厥中’一言，萧咸以为尧禅舜之文，长老见之，莫不心惧。今制词所引，此舜、禹揖逊也。天下有如萧咸者读之，得不大骇乎？”仍上省牍，请贴改麻制。

麻制是唐宋委任宰执大臣的诏命，因为写在白麻纸上，所以称为麻制。倪思看到史弥远拜相的诏命里用到“昆命元龟”四个字，想到了董贤的“允执厥中”，认为皇帝的诏命里出现这四个字是非常不妥的，因为“昆命于元龟”也是禅位之辞。所以倪思上书，请求更改麻制，但是最终却被史弥远罢官。

由此可见，皇帝的诏书中，出现这四个字，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习惯，是非常不吉利的。但是乾隆皇帝却把这四个大字悬在了紫禁城的中和殿上。如果古史官来修清史，写到宣统逊位（事实上也算禅位），恐怕要感叹一语成谶了。

明清之争本是司空见惯，但是突然发现“十二平均律”也被作为明优清劣的证据：

明朝有着辉煌地音乐艺术成就，十二平均律就在明朝被提出，这是现在音乐地奠基石,但在它却不能生存在它出现地母国大地上，因为它被满清禁毁了。

这个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了，颠倒黑白啊。

朱载堉明神宗年间就把他的新法密律呈现给皇帝，虽然他的《进律书奏疏》写得小心翼翼，但是他的这套理论还是被打入冷宫，无人问津，为什么？ 因为他的算法挑战了被奉为神圣的“三分损益法”，所以即便是在明朝，也根本没有人理会他的“十二平均律”，这就像一切科技创新都会被旧思想所禁锢一样，特别是在涉及到礼乐这种大事的时候，皇帝大臣们自然异常的保守。

而清代更没有禁毁“十二平均律”（一种算法如何禁毁？），事实上清代的律书还直接吸取了朱载堉的成果。但是，和明朝一样，清朝继续推崇神圣的三分损益法，所以批判过“十二平均律”的离经叛道，譬如在《律吕正义后编》中对朱的十大批判，还有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朱载堉《乐律全书》的介绍（如果要禁毁“十二平均律”，也不会把朱的书收入四库了），但是骂“十二平均律”的那些人自然也知道“十二平均律”的精妙，就像他们在《律吕正义后编》里承认的那样：“ 顾其所定十二律之率，皆以倍应钟之率累除而得之，正律恰为倍律之半，终而复始，可不谓精于算乎？” 但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是对“三分损益法”的否定，就好比“地心说”的鼓吹者质问“日心说”的支持者“你们把上帝放在什么位置？”一样。

但是骂归骂，用还是要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明确的说了： ”圣祖仁皇帝《律吕正义》一书备采其说（指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后人杨荫浏也说过清代的律书“ 实系剽窃朱氏之唾余而成。” 也就是说清代虽然在道德上骂朱载堉，但是在实际上非但没有禁毁十二平均律，反而还采用了这一理论。骂是在道德层面的，用是在科学层面的。就像历史反复证明的一样，道德和科学往往不容，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坚信上帝造人的神汉们使用最新的生物技术。

而朱载堉因为担心自己的理论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所以也努力的想在自己的理论中融入一些传统的成分，譬如假借黄帝之名，又譬如因为他用到了sqrt(2) 就硬要扯上周公（通过〈周髀算经〉）。但是这样的生拉硬套，反而被道德人士揪住小辫子，猛烈批判。

“十二平均律”不过是重复了诸多科技创新的轨迹而已，实在看不出它如何体现了明代比清代的高明，明代跟本就不关心它，而清代虽然批判它，但是却使用了它；如果硬要比较，也许可以说明代更真诚，清代更虚伪吧，诚实但是拒绝科学进步与虚伪但是接受科学进步，孰优孰劣呢？恐怕又是一个道德判断与科学判断的矛盾吧。

在欧洲，尽管曾经显赫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霍亨索伦王朝都已经朝随着奥匈帝国与德意志帝国的解体而不复存在，但是哈布斯堡家族与霍亨索伦家族仍然存在，他们仍然按照原来的皇位继承序列有着自己的族长。但是在中国，虽然大家都知道最后一位皇帝是溥仪（如果不算袁世凯的话），但是由于溥仪并没有孩子，所以他的继承人究竟是谁，恐怕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今天偶尔翻起一本闲书，是关于爱新觉罗·毓喦（读作 yuyan，“喦”通“岩”）的传记，才知道溥仪被苏联红军囚禁时曾经找来一直跟随在他身边的远方侄儿毓喦（毓喦的曾祖父与溥仪的祖父是兄弟），将毓喦过继给自己，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此事溥仪当时并没有张扬，因为他自感朝不保夕，想留下一个后人，所以只是在私底下认了毓喦做儿子。解放以后，历经各种政治运动，而溥仪也已经成为一个平常人，所以此事也就不再被人提起，文革之后，此事才渐为人知，而毓喦现在也只是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他的书法不错，功底很好，现在好像还担任着政府文化方面的顾问，今年大概有80多岁了。但是刚才在英文维基百科中搜索他时，居然搜索到了他的词条并标注着＂Head of the Aisin Gioro Clan＂。呵呵，英文维基百科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知道是谁去写的，不过中文维基百科还没有毓喦这个词条。呵呵，不管怎样，时至今日此事已经没有人会再去关心，不过偶尔看到类似这样的title还是很有趣的：His Imperial and Royal Highness Archduke Otto, Crown Prince of Austria, Hungary and Bohemia，此人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现任族长，也是一位积极的政治活动家，只是不知道在正式的场合，是不是还有人称呼他这么一长串的封号：）

呵呵，考试总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自小到大，各种考试不计其数，到了现在，几乎人人都是考场宿将了。古人亦然。以前上新东方，GRE机考，总有考题流出，考试前熟读机经，考试即可无虞；其实这种做法古已有之，唐朝科举，明经科、进士科考都要考策问，也就是以政治、经济、军事等现实的问题出题，让考试者作答。但是由于考试经常举行，时间久了，试题难免重复，于是就有人收集其历年的考题以及等第者的对答，在考试前熟记于心来应付考试 ，此可谓唐时机经。白居易当年参加科举考试前也干过类似的事情，收集了20来篇文章，背熟了，又准备一些相关的材料才去考试的。后来皇帝发现了这个问题，才又下诏进士科必须再考一门诗赋，因为诗赋题材很广，咏物咏事，不拘一格，所以无法死记硬背。不过这也有问题，因为诗赋做的好坏与一个人是否胜任官职并无太大关系，以此遴选出来的人才未必精于吏治，所以后来也有人提出批评，不过进士科考诗赋直到清末也没有废除。

唐宋的科举制度科目繁多，到了明清，则仅仅简化为进士一科。科举为做官，考试为就业，其实明清的科举就业情况还算可以。清时四级考试，童试（县试、府试、院试的总称）合格（或者直接说院试合格），成为县学府学的生员。生员也有若干等，不过统称秀才。秀才不服徭役，也不用纳粮缴税，是一种优待。乡试以前在生员中举行“科考”，成绩好的参加乡试，中了就是举人。对于屡试不中的秀才，可以熬资历，从附学生员熬到增广生员再熬到廪膳生员即可有机会被选为贡生，也就是贡举到国子监的太学生，但是实际上并不用到国子监读书，只是有了太学生的名号，可以直接参加乡试或是通过诠选出任官职，一般都是地方学校的教官。

通过乡试的考生就是举人了，举人可以到京城参加会试，中了可以继续参加殿试。如果连续三次的不中，也可以参加诠选，担任官职，这通常被称为"大挑"，被挑中的最高可以做到知县，一般的也是到地方学校任教官。

殿试考完，基本上科举就到头了。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甲三甲进士还要再经过一次考核，叫做“朝考”，综合一下会试与殿试的成绩，好的进翰林院为庶吉士，也就是翰林；略逊一等到中央各部或是地方郡县任职。

用MM做实验的数码显微镜看了一下我的收集的一些硬币邮票，挺好玩的。其实这只是一个低倍的ＵＳＢ接口的显微镜，用来记录一些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图片。下面是一张清朝发行的“大清印花税”在不同倍数下的图片。

这是在10x下看到的这张印花税票（点击看大图）

这是在60x下看到的，注意印刷的凹凸感，这个通常可以用来辨别真伪

200x下，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了纸张的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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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和别人聊起清朝其实是亡在曾国藩的手里，今天重新想起这个话题，觉得其实东汉的灭亡和清朝非常的相似。从直接的角度看，东汉似乎亡于南方诸候的割据，与北方内部权臣（曹氏）的威逼，就像清朝亡于南方各省的独立，与北方朝中重臣（袁世凯）的强压一样；再进一步，或者说东汉亡于黄巾军起义，清朝亡于太平天国。但是在根本上，这两种说法都不够准确。前者只是表面原因，并不深入；后者对于旧王朝的覆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并不直接。真正重要的，是两个王朝在面临大危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时的政策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就像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天天挂在嘴边的 crucial juncture或是critical point一样，这一政策的选择决定了日后事态发展的方向，并使之不能够再轻易的改变 （在套用一下jargon，是Path Depedency）。由此看来，东汉实亡于刘焉，清朝实亡于曾国藩。

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会有多个解，历史社会政治问题更是如此。面对四起的农民起义，刘焉与曾国藩分别说服了皇帝使用他们提供的"解"，虽然医好了一时之疾，但终于还是把旧王朝送进了坟墓。古代的朝廷一如今日的世界各国政府，向来有两大问题，一是文官政府与军队的关系；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文官与军队的关系，就像前说过的军队的悖论一样，军队过于弱小，则无法抵御外敌平息内乱；军队过于强大，则对文官政府的统治是一个威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类似这个悖论，地方的权力过小，一旦乱起，地方无法平息，反而有利于祸乱的蔓延；地方的权力过大，又会造成分裂。

每个朝代的初期，百废待兴，万事草创，自然会仔细考虑这些问题。譬如为了防止分裂，秦时实行郡县制，国家划分为四十个郡，每个郡的面积都不是很大，所以没有分裂的危险；但是陈胜吴广起义军兴，很快就把各个郡县逐个击破，因为每个郡县可以调动的资源有限，不足以独自抵御起义军。西汉初年，似乎吸取了教训，分封了一些比较大的诸侯王，他们掌握着地方的军权与治权。这些诸侯王不能说一点用处没有，因为他们毕竟使吕氏势力有所顾忌，并在廷臣推翻了吕氏势力后确保了刘家天下的继续，但是不久就有了七国之乱。戡乱之后便是削弱诸侯国，悉收诸侯支郡，剥夺治权，推行推恩令，重新回到了秦初的构想，通过细分天下来保证地方对于中央的从属，保证统一。但是汉时毕竟已非秦时，细分下来全国有一百多个郡国，都由中央直接管理，实在不便，所以汉武帝又分天下为十三州刺史部以及司隶校尉部共十四部，以督察郡国事务。刺史这个称谓也来源于此。同时，中央也考虑到了权力的平衡，虽然部刺史管辖的区域较大，但是权力较小，仅限于督察，所以刺史之秩不过六百石，而地方的郡守、诸侯国的相都是两千石的职务，这就是史书上常提到的"以卑临尊"，相互制约。总的来说这个制度还是不错的。

东汉继承了这个制度。但是由于中央也并非铁板一块，中央之内还有皇帝与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人们对于经验的学习往往短视，就像西汉盯着秦亡学经验一样，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把西汉的灭亡作为教材，于是他架空了"三公"，因为王莽就是凭着大司马的身份逐步篡权的。"三公"无实权，相应的权力被几个部门分享，州刺史的权力因此也比西汉增强，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较弱，不会危及统一。到了汉末，黄巾军起，危机四伏。朝廷本有能力采取别的方法扑灭黄巾军，但是太常刘焉（刘璋的老爸）出了一个主意，让重臣出任刺史（改称为州牧），来"镇安方夏"。刘焉有自己的考虑，因为朝中宦官外戚权重，作为王室成员，他想避祸一隅，所以出了这样计策，虽然可能有助于平乱，但同时也是为了保全自己。汉灵帝允许了。于是彻底破坏了汉朝的中央与地方的平衡关系，州部由原来的监察区逐步变为行政区，州牧从此掌握了地方的军政大权，成为一方诸侯，并各自拥兵自重，于是天下分裂，纷纷扰扰几百年。

清朝的灭亡也是类似。清朝本来也有一套不错的制度，很好的处理的与军队以及地方的关系。譬如清朝的军队，中央通过掌管兵权的兵部与掌管军饷的户部控制军队，将军由中央铨选调补，平时不掌管军队。还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总督或巡抚下设有承宣布政司和提刑按察司，掌管民政财政与司法刑狱，并听命于六部。总督与巡抚虽然管辖的区域很大（一个或是几个行省），但是实际权力较小，主要起到监督的作用（类似东汉的部刺史）。但是为了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彻底毁了这套制度。在军队上，兵权与军饷都归于主帅控制，所谓的"兵为将有"，军队听令于将军而不是中央的文官政府；在地方上，总督与巡抚的权力增大，两司成为督抚的属官，又是汉末诸侯林立的样子。

也正是东汉与清朝都失去了对于军队与地方的有效管辖，才会最终出现分裂，出现权臣逼宫的现象。而旧制度的坍塌，在汉与刘焉，在清与曾国藩，都有着莫大的关系。他们都是创造性毁灭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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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在桑林志那里读到一篇关于焰火和火炮的blog以及讨论，觉得挺有趣的，也跟着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问题是这样的：yijun在blog引述了一段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关于火药与焰火的记载：

最后，我们应该谈淡硝石；这种东西相当多，但并不广泛用于制备黑色火药，因为中国人并不精于使用枪炮，很少用之于作战.然而，硝石却大量用于制造焰火，供
群众性娱乐或节日时燃放.中国人非常喜欢这类表演，并把它当作他们一切庆祝活动的主要节目。他们制作焰火的技术实在出色，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他们不能用焰火
巧妙地加以摹仿。他们尤其擅长再现战争场面以及制做转动的火球,火树、水果等等，在焰火上面，他们似乎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我在南京时曾目睹为了庆祝元月
而举行的焰火会，这是他们的盛大节日，在这一场合我估计他们消耗的火药足够维持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达数年之久。

然后yijun提出了一个问题：“长久以来就熟悉了火药的中国，没有足够的发展火器技术的动力，都是一件令人迷惑的事情。” 并从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呵呵，这个标签是我加的）的角度作了解答，认为：“
技术源于需求，需求则源于政治与文化。”并假设“
设想另一个历史。假设能够制造佛朗机火炮的某个小国家是与中国接壤，那么长期的摩擦下很难想象中国不会发展自己的火器技术。”

不过jiyanjiang不同意，以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历史上（明朝为例）是很重视火器在军事中的应用的；另外，火器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东方并不比西方落后。因此，应用需求并不是推进科学发展的主导因素，而是在“科学背后支撑科学发展的思想和价值观”。桑椹似乎支持这个观点，并援引了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1883年所做的《为纯科学呼吁》的演讲，其中以火药的例子说明纯科学的重要性：

我时常被问及这样的问题：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哪个对世界更重要。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
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
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只满足于火药
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以至于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

呵呵，事实上这牵扯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的枪炮技术会落后； 第二，为什么中国没有诞生现在科学。第二个问题太大了，短短的一篇blog说不清楚，所以只谈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最早发现了火药，但是最终在火器的使用上会落后于西方。

首先是中国的火器技术的问题，中国并非是只把火药用于娱乐，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把火药用于战争的国家。其实这个也是显而易见，因为中国古代打仗的习惯，讲求的是谋略，而火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战术。《孙子兵法》里面专门有一篇是《火攻》，火攻也很早就用于实战，譬如田单的火牛阵，周郎的火烧赤壁，但是这些大多用天然的易燃物（譬如油脂干草之类的），这些引火物受气候的影响很大，呵呵，譬如周郎烧曹操的时候，万一借着东风来了一场及时雨，周郎就要郁闷了。但是火攻有时又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水军交战的时候，所以最迟在唐末的时候，火药已经用于战争了，最早的用途自然是为了纵火，譬如宋初的火球，用硝、硫、木炭以及其他药料为核心，外面用多层纸或是布包裹，然后涂上沥青，松脂或是黄蜡用以防潮防水，并有引信发火，使用的时候，用人力或是礮（也就是抛石车）投掷到敌营，对于城垒或是车船非常有杀伤力。火球只是火器的雏形，后来很多更为先进的火器的被制造出来，由于我们不是回顾火器史，所以就略去，如果感兴趣，可以看看周纬写的《中国兵器史稿》，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比较系统，其实在古人写的《武经总要》等书里也有很多关于火器的记载。

纵观中国的火器使用史，火器发展的两个高潮时期是宋与明，其背景都是频繁的战争，而火器技术的没落是从清朝中叶开始的，其背景是康乾盛世，河清海晏。从这个角度，功能主义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只有有了技术的需要，才会有技术的创新，否则即便是有了创新，也会被湮没。所以这和清朝愚昧不愚昧关系也不大。举个例子一个国家有10块钱，如果都买了大炮，10块钱就没了；如果都投资在经济上（譬如兴修水利等），那么每一年都会有1块钱的回报，那这个国家该如何选择呢？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明天就会发生，那么自然是买大炮，因为没有了大炮就没有了明天；如果战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发生，那最优的选择自然是投资经济，这样在将来如果有需要就可以买很多的大炮。但是这个国家不可能很清楚的知道战争会不会发生，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只能根据经验来估计战争的可能性。在宋朝与明朝，战争显然无时不在（明朝前期抗蒙古，中期倭寇，后期后金，战争的规模都较大），而清朝根据经验，以为战争不会很快的到来，国家投资的重点自然不在火器上。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在重新update了对战争发生可能性的估计之后，才手忙脚乱的开始发展新军。

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的纯科学的发展，而科学的发展方向还是缘于技术的需要，是一个物质的需要，而非纯粹的意识上的价值与思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的各门科学中，哪些科学发展的速度最快？申请到funding最多的学科发展最快，怎样才能申请到funding，呵呵，写过proposal的人自然知道各中的诀窍。回到古代，譬如数学，宋元四大家的著作是数学史上的一块丰碑，但是后来居然都没有人能读得懂了，这就是没有物质支持的科学（广义）的结果。技术与科学是相互促进的，是一个双向的关系，而非单向的从科学到技术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