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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和别人聊起清朝其实是亡在曾国藩的手里，今天重新想起这个话题，觉得其实东汉的灭亡和清朝非常的相似。从直接的角度看，东汉似乎亡于南方诸候的割据，与北方内部权臣（曹氏）的威逼，就像清朝亡于南方各省的独立，与北方朝中重臣（袁世凯）的强压一样；再进一步，或者说东汉亡于黄巾军起义，清朝亡于太平天国。但是在根本上，这两种说法都不够准确。前者只是表面原因，并不深入；后者对于旧王朝的覆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并不直接。真正重要的，是两个王朝在面临大危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时的政策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就像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天天挂在嘴边的 crucial juncture或是critical point一样，这一政策的选择决定了日后事态发展的方向，并使之不能够再轻易的改变 （在套用一下jargon，是Path Depedency）。由此看来，东汉实亡于刘焉，清朝实亡于曾国藩。
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会有多个解，历史社会政治问题更是如此。面对四起的农民起义，刘焉与曾国藩分别说服了皇帝使用他们提供的"解"，虽然医好了一时之疾，但终于还是把旧王朝送进了坟墓。古代的朝廷一如今日的世界各国政府，向来有两大问题，一是文官政府与军队的关系；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文官与军队的关系，就像前说过的军队的悖论一样，军队过于弱小，则无法抵御外敌平息内乱；军队过于强大，则对文官政府的统治是一个威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类似这个悖论，地方的权力过小，一旦乱起，地方无法平息，反而有利于祸乱的蔓延；地方的权力过大，又会造成分裂。
每个朝代的初期，百废待兴，万事草创，自然会仔细考虑这些问题。譬如为了防止分裂，秦时实行郡县制，国家划分为四十个郡，每个郡的面积都不是很大，所以没有分裂的危险；但是陈胜吴广起义军兴，很快就把各个郡县逐个击破，因为每个郡县可以调动的资源有限，不足以独自抵御起义军。西汉初年，似乎吸取了教训，分封了一些比较大的诸侯王，他们掌握着地方的军权与治权。这些诸侯王不能说一点用处没有，因为他们毕竟使吕氏势力有所顾忌，并在廷臣推翻了吕氏势力后确保了刘家天下的继续，但是不久就有了七国之乱。戡乱之后便是削弱诸侯国，悉收诸侯支郡，剥夺治权，推行推恩令，重新回到了秦初的构想，通过细分天下来保证地方对于中央的从属，保证统一。但是汉时毕竟已非秦时，细分下来全国有一百多个郡国，都由中央直接管理，实在不便，所以汉武帝又分天下为十三州刺史部以及司隶校尉部共十四部，以督察郡国事务。刺史这个称谓也来源于此。同时，中央也考虑到了权力的平衡，虽然部刺史管辖的区域较大，但是权力较小，仅限于督察，所以刺史之秩不过六百石，而地方的郡守、诸侯国的相都是两千石的职务，这就是史书上常提到的"以卑临尊"，相互制约。总的来说这个制度还是不错的。
东汉继承了这个制度。但是由于中央也并非铁板一块，中央之内还有皇帝与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人们对于经验的学习往往短视，就像西汉盯着秦亡学经验一样，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把西汉的灭亡作为教材，于是他架空了"三公"，因为王莽就是凭着大司马的身份逐步篡权的。"三公"无实权，相应的权力被几个部门分享，州刺史的权力因此也比西汉增强，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较弱，不会危及统一。到了汉末，黄巾军起，危机四伏。朝廷本有能力采取别的方法扑灭黄巾军，但是太常刘焉（刘璋的老爸）出了一个主意，让重臣出任刺史（改称为州牧），来"镇安方夏"。刘焉有自己的考虑，因为朝中宦官外戚权重，作为王室成员，他想避祸一隅，所以出了这样计策，虽然可能有助于平乱，但同时也是为了保全自己。汉灵帝允许了。于是彻底破坏了汉朝的中央与地方的平衡关系，州部由原来的监察区逐步变为行政区，州牧从此掌握了地方的军政大权，成为一方诸侯，并各自拥兵自重，于是天下分裂，纷纷扰扰几百年。
清朝的灭亡也是类似。清朝本来也有一套不错的制度，很好的处理的与军队以及地方的关系。譬如清朝的军队，中央通过掌管兵权的兵部与掌管军饷的户部控制军队，将军由中央铨选调补，平时不掌管军队。还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总督或巡抚下设有承宣布政司和提刑按察司，掌管民政财政与司法刑狱，并听命于六部。总督与巡抚虽然管辖的区域很大（一个或是几个行省），但是实际权力较小，主要起到监督的作用（类似东汉的部刺史）。但是为了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彻底毁了这套制度。在军队上，兵权与军饷都归于主帅控制，所谓的"兵为将有"，军队听令于将军而不是中央的文官政府；在地方上，总督与巡抚的权力增大，两司成为督抚的属官，又是汉末诸侯林立的样子。
也正是东汉与清朝都失去了对于军队与地方的有效管辖，才会最终出现分裂，出现权臣逼宫的现象。而旧制度的坍塌，在汉与刘焉，在清与曾国藩，都有着莫大的关系。他们都是创造性毁灭的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