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

（因与人论及祖冲之的历法对于后世历法的（无）影响，而纯粹的八卦文字^_^）

祖冲之的历法其实对后世没有太大的影响，大明历在陈灭亡后就废止了，隋朝开始用的是北周的大象历，后来用开皇历，都和祖冲之的大明历没有什么关系，并且要比祖冲之的大明历落后很多。

北朝也有和祖冲之一样对历法比较精通的人，但是他们的历法和祖冲之在世的时候一样，没法得到官方的承认，刘孝孙抱了自己的 paper，带着棺材去向隋文帝哭诉，但是也斗不过学霸（祖冲之活着的时候也没斗过当时的学霸），后来也病死了。

刘孝孙同学病死以后，一个叫做张胄玄的同学抄袭了刘孝孙的 paper，并且最终获得了学霸们的首可，被颁行为大业历，但是因为不是他自己的 original research，所以错误多多，但是张胄玄同学和学霸们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以至于有人（刘焯）举报张胄玄抄袭刘孝孙时，仍然遭到了张胄玄和当权学霸们的联合打压，《隋书·律历志》里还保留有这封举报信：

“胄玄后附孝孙，历术之文，又皆是孝孙所作，则元本偷窃，事甚分明。”

刘焯也没有斗得过学霸和抄袭者，也死了。。。。

直到唐高宗时期，因为历法问题多多，才又把刘孝孙、刘焯的 research 找出来，重新采纳，这就是李淳风的麟德历。

北朝自己的历法还如此之多的坎坷，更别说南朝的祖冲之了，早已湮灭了。

但是并不能以此否认祖冲之的地位和影响，欧洲数学的发展也是有断层的，也是不断的再重新发展，并且祖冲之算圆周率的方法，应该不同于刘徽的割圆术，他的算法已经失传，但是能算出 355/113 这个密率，还是很牛 X 的，这个确实领先了欧洲一千多年，这个分数绝对不是他拍脑袋猜出来的，只是算法不详。

要说拍脑袋猜圆周率，我们是在不得不提及一下明朝的数学家们。这里确实没有明黑的意思，但是中国的数学经过了宋元的 boom 之后，到了明代，突然变得 joke 起来，网上被盛赞的一位明代音律学家算出的圆周率是 sqrt(2)/0.45，而其他诸多数学家，有算出3.126 的，也有算出3.15 的，真可谓光怪陆离。

当然数学的衰落确实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林毅夫同学曾经还在某个 journal 上灌过水解释这个现象，大意是说明代的科举开始僵化，读书人为了应付考试，需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背书，就没有创造性思维的机会了，这倒也能解释元代数学的发展，因为聪明的汉人很难通过考试来进入仕途，所以就只好琢磨数学了，因此成就了很多大家，所以相较之而言，我们还是应该欣赏一下宋代的，在保持正常的科举同时还造就了大量的数学家。

所以祖冲之和他同时代的人对我们的启示是：

1）不要试图扳倒学霸；

2）有 paper 赶紧发，哪怕装孙子恭敬的review 一下学霸的 paper，因为他很可能是你的 reviewer；

3）working paper 要注意保管，不要让学霸的弟子赶在你之前发表，是在不行，就委屈一下co-author ；

4）注意身体，不要病死，切切。

所以说祖冲之对于我们的裨益还是很大的：）

去年八月的时候读完第十二遍《资治通鉴》，决定不再看《通鉴》了，边际效用递减，再读下去就可惜了一部好书，闲暇的时候读了一些杂书，包括 The Economist给了书评的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其实很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独到的见解，比一直很喜欢的《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逊色很多，也许只是我的个人口味，也许是因为以前教学生的时候，一直都用 McNeill 的这本书作教科书，日久生情：）不管怎样，以后估计不会再有机会在讲台上侃侃而谈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了。。。翻看了以前教课、作TA时学生给的评价：

• GREAT CLASS TAKE WITH PROFESSOR ZENG! He's so nice!
• When I walked in for our first class discussion, I was so happy to see Kai because he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knowledgeable TAs that I've ever had. He really knows the course material and helps us out with it.
• Kai is one of the most intelligent, helpful TAs I've had at Northwestern.

算是对过去的一个总结吧，好在基本上还没有误人子弟（其实也误了，尽管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因为贪图历史唯物主义的简洁美丽，解释历史时候经意不经意间总会给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虽然同时也努力给学生更多元的角度和理论，但是从期末的 paper 来看，学生还是更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不会被死掉的 ^_^）

以后没有机会站在讲台教历史、政治学、数学、统计或者经济学了，因为马上要去investment bank 作 quant trading，再打交道的大概只有 stochastic calculus, C++ & R， time-series analysis 和孔方兄了，也是一种解放，虽然喜欢教书，喜欢作研究，但是实在厌倦了被可恶的 reviewer 一遍又一遍的逼着 rewrite paper —— 我的paper还没有改好，穆巴拉克都已经下台了，唉，硬是把我的 prediction 给逼成了history  ……

所以华尔街也好，只要模型能产生收益、能赚钱，大概没有人会 care 你的 introduction 部分是否 review了足够多的 literature， 是否把所有的前辈高人都阿谀一遍…… 当然也不会有人再 care 北匈奴最后流落何方，或者秦始皇的百万雄师终于何处 ……

但是这些却已经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至少在我作白日梦的时候（现在作白日梦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是驰骋在这样的世界里。。。因为决定不再读《通鉴》，又重新翻起了《二十四史》，我知道这是在食言，所以跳过了前十九史，从《宋史》开始重读。

很喜欢宋朝，记得以前说过无数次，如果可以穿越，最希望到达的目的地是司马温公时代的洛阳和马克斯·韦伯时代的维也纳，也很着迷宋人的笔记，其间的八卦乐趣，远胜于现在的娱乐周刊，但是我却不是很喜欢《宋史》。

元代编纂的《宋史》实在太粗糙了，《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很恰如其分：

其书仅一代之史，而卷帙几盈五百。检校既已难周，又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馀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

所以以前《宋史》只通读过一遍，如今再读，反而兴趣盎然——大概也可以用边际效用来解释：）

所以我的世界里又会有些新的人物，譬如可怜的翰林学士承旨陶榖，因为生活在没有 Google 的时代，当宋太祖问他比宰相第一等的官职是什么的时候，他竟然回答“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宋时宰相的职衔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唐代的参知政事的地位是高于同平章事的，因为一知半解而又不能 Google 的陶榖，宋代的副相便被称作参知政事了——副相反而比宰相有了一个更高的职衔；

又譬如幸运的元佑皇后，两次被废，两次复位，不仅躲过了汴京沦陷的浩劫，而且后来又垂帘听政，不由让人感慨塞翁失马，福祸相依。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些英雄们，两宋英雄辈出，但是最喜欢的还是虞允文，他是多少读书人心中的梦想 —— 如果明末能有这样一个人物，或者如果史可法能有虞允文一半的才智，也许南明小朝廷也不会如此快的覆灭。也正是清末有一个这样的人物曾国藩，清廷才得以残喘。（其实明末的瞿式耜也能算得上是这样的英雄吧，可惜大势已去）。

英雄之外还有文士，譬如苏东坡，大概也是中国所有文士中最喜欢的一位……

这个如 Matrix 般丰富多彩的世界！

有这样世界的不单单是我，还有辛弃疾：

我志在寥阔，畴昔梦登天。摩挲素月，人世俯仰已千年。有客骖麟并凤，云遇青山赤壁，相约上高寒。酌酒援北斗，我亦虱其间。
 
少歌曰，神甚放，形则眠。鸿鹄一再高举，天地睹方圆。欲重歌兮梦觉，推枕惘然独念，人事底亏全。有美人可语，秋水隔娟娟。

青山（李白）赤壁（苏轼）在他的世界里，可以相约酌酒，而他们又在我的世界里“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

P.S.：某日对同学说：如果穿越了，一定带上装有股票数据的闪盘，回到30年代，即便是从一块钱开始，现在也要发大财了；同学开始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明白了之后问道：“如果回到30年代，你拿什么来读你闪盘上的数据？”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自己的虚拟世界：）

论及讽刺的辛辣，从古到今，恐怕无人能及苏东坡。讽刺人倒也不难，但是讽刺到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大概就需要诗人般的想象力了，譬如苏东坡嘲讽杜默:

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杜默这个人在历史上默默无闻，但是一个关于他的典故—“杜撰”—却十分常用。按照王楙《野客丛书》里的记载：

杜默为诗，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为杜撰。

当然这也只是王楙的一面之词，宋人笔记里惯于记录此类捕风捉影的八卦。“杜撰”的根源可能更早一些，也许和“杜田”有关。不过“杜撰”，“杜田”，还是“杜园”倒确实都是宋代流行开的俗语。

不管杜默本人如何，他的豪气之作恐怕真不是太好（比如：“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所以时人对他有不少嘲讽，但是这些讽刺远不及上面苏东坡的上面那句话让人拍案叫绝，以至于钱钟书在《谈艺录》里论及刘过的豪放，原封不动的借用苏东坡：

劉改之《龍川集》中七古，亦多此體，傖野粗狺，信似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與放翁雅俗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

但是细想这个典故，也有不解之处，饮私酒，食瘴死牛肉很形象，也很好理解，但是苏东坡为什么说杜默是“京东学究”？起初以为杜默是宋代京东路人（现在山东一带），后来发现不是，杜默是淮南路人（现在安徽一带），那为什么苏东坡偏把杜默比作“京东学究”？

后来读到宋人另一本笔记《事实类苑》，才明白苏东坡非要说杜默是山东学究的缘故——其实这也是对杜默的挖苦，因为 “山东经学多不省文章”：

山东经学多不省文章，尝一县有两经生，同官忽举郑谷诗句，称赞其美云：“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王傜。”其一人难曰：“此诗句误矣。野鹰何尝有王傜乎？”一人解之曰：“古人宁有失也？是年必当科取毛翎耳。”

两位山东读书人说起郑谷的诗句，把“也应”二字误作为同音的“野鹰”，一人于是发问，野鹰为什么要服朝廷的徭役，另一人强解释说，大概是需要征收野鹰的翎毛吧；正是因为山东经生不通文章，所以苏轼有意用京东学究来比拟杜默；

其实苏东坡本人也遇到过一位类似的山东人，另外一部宋人笔记《挥麈后录》里载：

东坡先生自黄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词云: "何人无事，燕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太守刘士彦，本出法家，山东木强人也，闻之，亟谒东坡云: "知有新词，学士名满天下，京师使传。在法，泗州夜过长桥者，徒二年。况知州邪! 切告收起，勿以示人。 "东坡笑曰: “轼一生罪过，开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

太守木强少文，不通诗词，所以才有这则趣事，大概也是如此，所以苏东坡才对京东学究印象深刻。

这也是当时普遍对于京东专习经术之人的偏见，《宋史·地理志》上在介绍京东路时也说：“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直，甚者失之滞固，然专经之士为多。”其实，京东也不乏文学之士，譬如苏轼的弟子，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就是京东路人，而苏轼的另外一位门人陈师道也是京东路人（他是徐州人，宋代徐州属京东路）。

之所以想起“京东学究”是因为翻看林语堂的《The Gay Genius》一书的中文翻译，市面上流行的张振玉的译作《苏东坡传》，错误多多，序章里就把“京东学究”错译为“东京学究”了，这个错误太缺乏常识，因为东京与京东不同，是宋代文学中心之一。其实林语堂在英文原著里就已经把“京东”翻译为“ Shantung ” 了，大概就是为了避免古今地名的误会，而张振玉在重新译为汉语是反而译错，也许是因为他参照了宋碧云的译本（宋碧云的翻译是对的），但是由于缺乏宋代地名常识而看错了这个地名，把京东误作东京。

百度国学有《苏轼集》，闲暇时读一读《东坡志林》，很解闷儿，譬如一下两则：

○ 措大吃饭
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耳，他日得志，当饱吃饭了便睡，睡了又吃饭。”一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吾来庐山，闻马道士嗜睡，于睡中得妙。然吾观之，终不如彼措大得吃饭三昧也。

○ 养生难在去欲
昨日太守杨君采、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啮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穷居海上，而况洞房绮縠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为记之。

第一则很早以前看过，讲的是两个穷酸读书人的志向，一人说若是他日得志，当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又吃；另一人说如果是我，就吃了又吃，哪有功夫睡觉？ 这阵子天天吃菜叶子，因此读起来很有同感，与这两位前辈措大（或者叫做醋大，更有趣）不同的是，我梦中亦吃饭：）

第二则是八卦苏武。东坡说人欲难除，同游的伙伴附和着举苏武做例子，因为苏武被囚于匈奴的时候，没东西吃就吃雪咽毡毛，被逼时甚至举佩刀自刺都没有投降，可是还是禁不住娶了胡妇，生下一子（苏通国）；苏武被扣，穷居于北海之上时，还想着这事儿，更别说人在温饱之时了。苏东坡觉得这个例子举得很有道理，所以就记录了下来。

其实这则故事以前在另一部宋人的八卦笔记《鹤林玉露》上也看到过，除了援引这则故事，《鹤林玉露》里在同一篇笔记中还提到了胡铨的故事：此公因为反对秦桧被流放于岭南十几年，后来遇赦北归的时候，与爱妓黎倩饮于湘潭胡氏园，高兴之余，题了一首诗，其中两句云：“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微涡。” 后来这两句被朱熹看到了，也写了一首绝句：“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黎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干生。” —— 所以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看《东坡志林》，不能看《朱子语类》，否则还要费神想一想，自己吃的这顿饭是“天理”还是“人欲”（朱子云：“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 不过吃一棵 $1.29 一袋三棵的生菜，应该算天理不算人欲吧：）

P.S. 其实朱子还好，虽然鼓吹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但是起码还承认饮食是天理；他那位精神导师——程颐大人，被问到：“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时，说出来那句著名的：“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近思录》卷六）；所以，也难怪苏东坡喜欢挖苦他：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札，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鏖糟陂裏叔孫通。」聞者笑之。

大乐：）

呵呵，在桑林志那里读到一篇关于焰火和火炮的blog以及讨论，觉得挺有趣的，也跟着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问题是这样的：yijun在blog引述了一段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关于火药与焰火的记载：

最后，我们应该谈淡硝石；这种东西相当多，但并不广泛用于制备黑色火药，因为中国人并不精于使用枪炮，很少用之于作战.然而，硝石却大量用于制造焰火，供
群众性娱乐或节日时燃放.中国人非常喜欢这类表演，并把它当作他们一切庆祝活动的主要节目。他们制作焰火的技术实在出色，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他们不能用焰火
巧妙地加以摹仿。他们尤其擅长再现战争场面以及制做转动的火球,火树、水果等等，在焰火上面，他们似乎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我在南京时曾目睹为了庆祝元月
而举行的焰火会，这是他们的盛大节日，在这一场合我估计他们消耗的火药足够维持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达数年之久。

然后yijun提出了一个问题：“长久以来就熟悉了火药的中国，没有足够的发展火器技术的动力，都是一件令人迷惑的事情。” 并从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呵呵，这个标签是我加的）的角度作了解答，认为：“
技术源于需求，需求则源于政治与文化。”并假设“
设想另一个历史。假设能够制造佛朗机火炮的某个小国家是与中国接壤，那么长期的摩擦下很难想象中国不会发展自己的火器技术。”

不过jiyanjiang不同意，以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历史上（明朝为例）是很重视火器在军事中的应用的；另外，火器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东方并不比西方落后。因此，应用需求并不是推进科学发展的主导因素，而是在“科学背后支撑科学发展的思想和价值观”。桑椹似乎支持这个观点，并援引了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1883年所做的《为纯科学呼吁》的演讲，其中以火药的例子说明纯科学的重要性：

我时常被问及这样的问题：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哪个对世界更重要。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
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
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只满足于火药
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以至于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

呵呵，事实上这牵扯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的枪炮技术会落后； 第二，为什么中国没有诞生现在科学。第二个问题太大了，短短的一篇blog说不清楚，所以只谈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最早发现了火药，但是最终在火器的使用上会落后于西方。

首先是中国的火器技术的问题，中国并非是只把火药用于娱乐，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把火药用于战争的国家。其实这个也是显而易见，因为中国古代打仗的习惯，讲求的是谋略，而火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战术。《孙子兵法》里面专门有一篇是《火攻》，火攻也很早就用于实战，譬如田单的火牛阵，周郎的火烧赤壁，但是这些大多用天然的易燃物（譬如油脂干草之类的），这些引火物受气候的影响很大，呵呵，譬如周郎烧曹操的时候，万一借着东风来了一场及时雨，周郎就要郁闷了。但是火攻有时又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水军交战的时候，所以最迟在唐末的时候，火药已经用于战争了，最早的用途自然是为了纵火，譬如宋初的火球，用硝、硫、木炭以及其他药料为核心，外面用多层纸或是布包裹，然后涂上沥青，松脂或是黄蜡用以防潮防水，并有引信发火，使用的时候，用人力或是礮（也就是抛石车）投掷到敌营，对于城垒或是车船非常有杀伤力。火球只是火器的雏形，后来很多更为先进的火器的被制造出来，由于我们不是回顾火器史，所以就略去，如果感兴趣，可以看看周纬写的《中国兵器史稿》，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比较系统，其实在古人写的《武经总要》等书里也有很多关于火器的记载。

纵观中国的火器使用史，火器发展的两个高潮时期是宋与明，其背景都是频繁的战争，而火器技术的没落是从清朝中叶开始的，其背景是康乾盛世，河清海晏。从这个角度，功能主义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只有有了技术的需要，才会有技术的创新，否则即便是有了创新，也会被湮没。所以这和清朝愚昧不愚昧关系也不大。举个例子一个国家有10块钱，如果都买了大炮，10块钱就没了；如果都投资在经济上（譬如兴修水利等），那么每一年都会有1块钱的回报，那这个国家该如何选择呢？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明天就会发生，那么自然是买大炮，因为没有了大炮就没有了明天；如果战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发生，那最优的选择自然是投资经济，这样在将来如果有需要就可以买很多的大炮。但是这个国家不可能很清楚的知道战争会不会发生，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只能根据经验来估计战争的可能性。在宋朝与明朝，战争显然无时不在（明朝前期抗蒙古，中期倭寇，后期后金，战争的规模都较大），而清朝根据经验，以为战争不会很快的到来，国家投资的重点自然不在火器上。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在重新update了对战争发生可能性的估计之后，才手忙脚乱的开始发展新军。

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的纯科学的发展，而科学的发展方向还是缘于技术的需要，是一个物质的需要，而非纯粹的意识上的价值与思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的各门科学中，哪些科学发展的速度最快？申请到funding最多的学科发展最快，怎样才能申请到funding，呵呵，写过proposal的人自然知道各中的诀窍。回到古代，譬如数学，宋元四大家的著作是数学史上的一块丰碑，但是后来居然都没有人能读得懂了，这就是没有物质支持的科学（广义）的结果。技术与科学是相互促进的，是一个双向的关系，而非单向的从科学到技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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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新当选的总统应该庆幸自己没有生在宋代的中国。若是在宋代，仅仅因为他的穿衣习惯就可以被骂为大奸了，苏东坡的老爸苏洵（这个存疑）说：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 ... ...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可这位玻利维亚的当选总统偏偏就是一位“衣垢忘澣”的人。当选后，他出访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九个国家，在行程中唯一不变的就是他这件玻利维亚本地羊驼毛织的套头毛衣，穿着这件毛衣他会见了不少政要，这其中包括西班牙首相（上图一），中国国家主席（上图二），南非总统（上图三）等等。特别是在南非，那里正值酷暑，可是他仍然穿着这件“多用途”的毛衣，真是厉害啊。不过这好像也是他的风格，在网上搜索一下EVO MORALES的图片，还真找不到一张他穿的比较正式的。美国的很多杂志也因此而嘲笑他，上面的图片就来自于最新一期的《时代周刊》。不过嘲讽他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的左翼政治观点，他自己也声称是“美国的噩梦”。

今天读宋词看到的一个小故事，北宋元丰初年，西夏人来议边界问题，韩缜是当时的丞相，需要远去和夏人商谈。临走前，他与爱妾刘氏依依不舍，通宵饮酒话别，韩缜送了爱妾一首词，就是后来挺有名气的《风箫吟》：

锁离愁连绵无际，来时陌上初熏。
绣帏人念远，暗垂珠露，泣送征轮。
长行长在眼，更重重、远水孤云。
但望极楼高，尽日目断王孙。

消魂，池塘别后，曾行处、绿妒轻裙。
恁时携素手，乱花飞絮里，缓步香茵。
朱颜空自改，向年年、芳意长新。
遍绿野、嬉游醉眼，莫负青春。

刘氏也做《蝶恋花》一首送给他：

香作风光浓着露，
正恁双栖，又遣分飞去。
密诉东君应不许，泪波一洒奴衷素。

后来韩缜就上路了，可是第二天就皇帝差人追上韩缜，把刘氏给送来了。韩缜先是不解何故，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们的词传入宫中，神宗看后深受感动，才把他的爱妾给送来的。其事见叶梦得《石林诗话》和沈雄《古今词话》，记述稍有不同，但是梗概如上。记录者在讲述之余，也有一句评论：“盖上以恩泽待下，虽闺门之私，亦恤之如此，故中外士大夫无不乐尽其力。” 当时人也把这件事情作为一段才子佳话，但是想想“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倒是觉得文恬武嬉，跃然纸上。

这阵子正在痴迷《达芬奇的密码》，对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一节非常感兴趣，特别是书中对他们徽章的正十字架（十字架是中心对称的）的解释，更是有趣。今天突然想到前阵子在ebay买的3磅的外国硬币中，马耳他的硬币正面就是一个正十字架，有别于基督教的十字架（横短，竖长），同时又想到马耳他是另外一个骑士团----医院骑士团（Hospitalers，也被称为圣约翰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团等，现在仍然存在）的长期驻地，所以猜想这个会不会也和Dan Brown的Priory of Sion有关? 于是就把硬币翻出来，仔细的查看，发现大错特错，马耳他硬币上的十字架不过是英国颁发的乔治十字勋章罢了，和骑士团没有什么关系。

失望之余，顺便看到了几个日本的硬币，于是仔细的翻看一下。对于日本古时的铜钱，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收集中国古铜钱的时候，难免会杂入周边国家的铜币，其中以日本与安南的最多（呵呵，最ft的是安南总是替中国皇帝补铸年号铜钱，以至于某位收藏家大呼搜集到了珍稀的明朝“洪熙通宝”，结果仔细一研究却是洪熙之后安南因为洪熙钱少替明朝补铸的，呵呵，这份“孝心”），不过后来日本的币制改了，废除了“孔方兄”，所见也就少了。今天偶尔翻到几枚昭和、平成时期硬币，一边感叹日本现在的货币居然还只用年号纪年，深受中国的影响；一边又觉得日本搞笑，学又学的不像，要搁在中国古代，肯定要被儒家的老夫子们骂“无父无君”了----原因很简单：日本居然允许一年中同时存在两个年号。

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为了表示对“大行皇帝”的尊重，皇帝驾崩本年不改元，譬如老皇帝这一年一月份死了，新皇帝登基，但是并不改变年号，而是等第二年才改元，也就是史书上惯用的一句话：“以明年为XX元年”。但是日本可好了，昭和天皇1989年1月7日（昭和六十四年一月七日）死掉了，太子明仁即位，于是第二天就变成平成元年一月八日了。这要是放在中国绝对是异端。

不过这样的异端中国也不是没有，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力不可抗拒因素；一类是另有隐情。对于第一类，儒家的老夫子们还是比较赞同的，但是对于第二类却要被从古骂到近了。

第一类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明光宗泰昌皇帝，也就是前阵子讨论的“红丸案”的主角。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死了，八月，光宗即位，按照传统，这一年仍然为万历四十八年，光宗要等到明年再改元，可惜光宗即位不久就因为吃了红丸而死掉了，皇长子朱由校同年即位， 也就是明熹宗天启皇帝，可是问题就来了：万历四十八年后的那一年究竟该是泰昌元年呢？还是天启元年？万历四十八年有两个皇帝登基啊。没有办法，只好想了一个变通的法子，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前还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后就是泰昌元年，第二年就是天启元年---这个复杂啊，不过这一年（公元1620年）便存在了两个年号，万历和泰昌。对于这种做法，社会舆论还是持赞成态度的，毕竟是对短命的光宗的一种尊重。

第二类的却算得上“遗臭万年”了，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便是宋朝的开国皇帝和他的弟弟。呵呵，网上流传的诸多对“烛影斧声”揣测的文章都不会放过一个细节：宋太祖赵匡胤死于开宝九年十月（公元976年），宋太宗赵光义同年登基，但是居然连个把月都等不及，当年就改元太平兴国，于是公元976年这一年也有了两个年号纪元。

呵呵，其实还有第三种情况，不过更少见了，乾隆皇帝主动退位，嘉庆皇帝登基，但是为了表示对老皇帝的尊重和孝思，嘉庆皇帝居然创出了“一朝两元”：对外所颁“历书”称嘉庆元年，宫中所颁历书仍称“乾隆六十一年” ---直到四年后乾隆皇帝崩逝，呵呵，不过这儿也有一段公案，乾隆皇帝究竟是怎么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