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呵呵，在民族版看到一则消息：甘肃泾川发现了金兀术后裔的村子。先说些题外话，觉得还是写作“朮”比较好吧， 比较符合历史的习惯， 不过不知道现在最新的汉字标准是怎样的，或者已经统一改为“术”了？呵呵，白朮等中药名称已经改了，不知道历史上的朮赤、兀朮等怎么办。转入正题。

就是有这么个村子，姓完颜，据说祖上是金朝完颜宗弼（兀朮）的后人，现在成立了一个泾川完颜（满族）联谊会，希望海内外的满族人、完颜氏等募捐投资，还有请了一个人写了一部村史。

且不说那部村史的纰漏（其实，史料原本残缺，与其臆测，不如直书村中传说更有价值），单单这个联谊会的名称冠以满族的称呼就让人觉得有些怪异，村史的开头第一句居然也说：“完颜，姓氏。凡姓完颜者，皆女真族即满族。” 后面还说他们村想集体加入满族成立满族自治乡，但是无果。

按照他们的观点，似乎民族的发展是线性的，昔日的女真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是当今的满族，这个逻辑还可以进一步拓展（譬如版上的老坑中常用的那样）：东北有一个民族，先秦到西汉称为肃慎，东汉至魏晋时称为挹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称靺，五代时黑水靺鞨成为女真，明末女真成为满洲，解放后满洲成为现在的满族－－－完美的线性关系。类似的逻辑还可以推广到蒙古，突厥，鲜卑等等古时的或是今时的民族（也包括汉族），更有不少人连线性关系图都画出来了。但是，这种逻辑却是及其片面。

这类逻辑的错误其实并不少见：用现在的概念去理解古代的历史，一种傲慢的历史观－－认为古时不同时期的民族概念必然等同，也必然与现在的民族的概念相同。关于这这种观点的错误已经说过了N遍，不再赘述，这儿只是具体的说说满族及其先民的问题。

简而言之，不仅肃慎，勿吉等称谓不能与女真等同，即便是笼统的女真名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的内容亦不相同 。这些称谓所指的并不是一个类似现代概念的“民族”，而是对一些部落的笼统称呼。这种称呼不是基于这些部落内部的自我认同，而是由于他们处于相近的地理位置，或是有相同的语言、风俗或是长相。大概类比一下，一个日本人和一个韩国人在美国都被笼统称为Asian，但是韩国人和日本人对Asian这个称呼没有任何认同感（让他们自我介绍的时候肯定不会说自己的亚洲人），对彼此也没有任何认同感，甚至还相互有着某种敌视。他们认同是自己的大和族同胞或是朝鲜族同胞。而肃慎、勿吉这类称呼就是类似“Asian”的一种称呼－－只是中土人士这么笼统称呼他们，而他们对于这个称呼却没有什么认同感。如果问及他们，他们更倾向于称自己是哪个部落的而不是用这样的笼统的称呼。

其实中国的史书对这点也有比较清晰的记载，譬如《后汉书·挹娄传》：“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魏书·勿吉传》“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 《隋书·靺鞨传》“邑落具有酋长，不相总一”。所以一般还会按照具体部族或是地域对其进一步细分，譬如辽时的南女真，北女真，黄龙府女真，顺化国女真，长白山女真等等，这些女真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认同上的关系，也不相互统属。因为这种划分是笼统的，所以在细节上可能不同时期有出入，譬如宋人所称的“黄头女真”，其实是唐人称的“黄头室韦”，女真与室韦是两大类不同的称谓。

因为称呼是笼统的，所以在不同时期包含的内容也不必相同，因为跟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来划分女真人与非女真人。这点与后来的满洲不同。

但是一旦这些笼统女真称谓下的某个部族开始强大，开始四处开疆扩土，统一附近的部落，部落之间因为征服统治而关系密切起来，原来松散的女真概念得到加强，譬如完颜部的崛起与金朝的建立。同时，这样还扩大了女真这个称谓使用的范围，原先一些不属于女真称谓下的部落由于被女真人的征服而被称为女真，譬如本不属于女真的辽代的兀惹，铁骊自金代后便也称为女真的一部分，同时由于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度，有些类似清朝八旗制度，事实上加速了周边不同部落的相互同化。

经过金一代的发展，女真的概念比起前代变得更加明确起来，但是随着金朝的覆灭，中原的女真大量融入汉人，而原先女真的居住地除了仍有些原有的女真部落外又有新的部落迁入....

呵呵，废话太多，懒得写了，简而言之，清时满洲和先前的明时的女真没有直接继承关系，满洲类似完颜是女真的一个部族名称。后来满洲崛起，征服了女真各部，统一称谓为“满洲”，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满洲人都是先前明时的女真人（金亡后，女真这一称谓再次笼统化），也不是所有的女真人都成了满州（“野人”女真的不少部落被排除在满洲之外，譬如现在的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完颜部的后裔也不一定就是满洲人，不少完颜部的后裔融入汉人，而完颜部本身也在继续分化，产生了不少新的部落。ft，贫了这么多。

马上就“枪击”一周年了，阿扁又遭遇了新的挫折：台独大佬们纷纷退党。不仅退党，他们还大骂阿扁反小人，引用辜宽敏的话：“我真的拿这个人没有办法，昨天他说要制宪，今天又说要修宪，我不晓得明天他又要讲什么。” 呵呵，阿扁可怜啊，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不过这不是阿扁的问题，而是民进党自身的悖论：一个努力想赢得大选的政策导向政党（Policy-Oriented Party)。

从纯技术的角度看，陈水扁的里外不是人其实是在努力把民进党从一个以政策为导向的政党（Policy-Oriented Party)转变为一个以竞选为导向的政党（Office-Oriented Party），如果无法完成这一转变，民进党将逐渐被边缘化，原因如下：

一方面，民进党的台独政策限制了它的政策空间（Policy Space，呵呵，翻译可能不确，所以关键字眼还是注出英语吧^_^），从而限制了它在总的政策空间中的位置（Policy Position），由于这样的限制，它的政策无法朝中间选民（Median Voter）移动，无法最大化它的选票（急统急独的选民是相对少数，不独不统的中间选民是多数，类似normal distribution）。而相比之下国亲联盟却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尽量接近中间选民，获得更高的支持率，取得大选的胜利----更进一步，由于民进党受本身政策空间的限制无法从左侧（假设“独”在一维政策空间中居左，“统”居右）接近中间选民，国亲可以从右侧越过中间选民去接近民进党的政策位置，从而最大化选票。

另一方面，台联等铁杆台独政党是更加纯粹的政策导向政党，他们不奢望在全台大选（总统 & 立委）中获胜，但是却要努力巩固一定份额的选票，这样一来，又拉走了民进党一部分的选票。 如此左右夹击，民进党深陷维谷，而阿扁亦如困兽。如果民进党不放弃他的（台独）政策导向，那它会在以后的选举中逐渐没落----去年年底的立委选举已经初见端倪，一方面国亲紧拉中间选民，一方面台联紧拽急独选民，于是民进党便失去了它的立委第一大党的地位。如果民进党继续它不温不火的台独政策，那下次输掉的可能就不是立委了，这也是扁宋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民进党意在发出一个信号（signal）：不再受政策局限，而更考虑选民的意愿（或者直接的说：大选的结果）。

下面的一个问题便是为什么阿扁去年选举仍能当选。从民进党的选战看，他们虽然受政策的限制，但是对于竞选（campaign）还是钻研很透彻的。且不说3·19枪击案是不是阿扁策划的，这次枪击案的结果便是帮陈水扁勉强赢得了大选，因为这次枪击案的效果实际上和消极竞选（Negative Campaign）的效果一样：通过降低总的投票率（turn-out)来提高自己的相对得票率。这也算不上什么新闻，美国当年的消极竞选比阿扁演得还过分（回忆一下《竞选州长》）。不过近些年稍微好些，但是在最近这次大选，“骂”克里还是小布什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里面也有风险。但是对于阿扁来说，没有这场枪击闹剧很可能会输掉大选，而闹了以后却未必会输，为什么不闹呢？----呵呵，不好意思还是把枪击当作阿扁策划的了。

枪击虽然救的了总统大选，可是却救不了立委选举，阿扁不得不穷极思变了，于是就有了最近的扁宋会。

和社会学系一个同学的讨论，摘记于此

下课了，　重新阐述一下上面那段话：）

第一，抛去短暂的charismatic authority不说，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authority都是traditional authority与legal rational authority的混合，所不同的是哪一种成分居多。譬如上面那个路易十四的例子。韦伯对rational legal authority的定义依赖于legitimacy的定义，但是legitimacy的定义也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historicism？）

第二，Tradition作为一种norm或是 informal institution，它和formal rules（formal institution） 是可以相互转换，相互影响的，formal rules可以改变tradition，但是也可以成为tradition.同样的tradition也可以成为written laws.这样一来，我们在看到历史从traditional authority向legal rational authority过渡的同时，legal rational authority也在向traditional authority过渡，因为legalism/republicanism/democratic institution本身也逐渐变成一种tradition.在韦伯那个年代前一种变化的速度要比后一种快，所以他只看到了前一种进程，而忽略了后一种进程。（hate to say， but this idea is similar to some kind of dialetics）

第三，这一进程可以表示为：

（OLD） traditional authority -> Legal rational authority
Legal rational authority -> （NEW） traditional authority

换言之， legalism is traditionalized， and tradition is legally rationalized.注意：上述两个过程是同步进行的而不是第一个过程结束，第二过程开始。

第四，韦伯那个时代，他看到的最多的是traditional authority 向rational legal authority的过渡，因此给了城市这么一个定义，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最多的是ratioanl legal authority向traditional authority转变，那么是不是说明城市又将消亡呢？

第五，因此韦伯的这个定义是不严谨的（in positive sense），只能 contextual的理解。（like kind of hermeneutics）。 traditional authority只具有contextual的意义。

（————以上对weber定义的hermeneutical interpretation）

第六，再次回到城市的问题上，即便按照contextua traditional authority的方式理解，中国也存在从traditional authority向legal rational authority的转变。因为从traditional authority到legal rational authority的过渡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在authority complex中，两者此消彼长，在中国，君主的authority不断的通过formal rules来legitimize 和 rationalize的，典型的例子是对于改朝换代的合理性解释。因此，韦伯关于城市必要因素的“traditional authority到rational legal authority的过渡”在中国并不缺少。

第七，那么关键就在于bourgeosie了，这个这次先不说了，一是上面杂七杂八的说了许多东西，很多还需要再讨论，二是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可参考的资料也非常丰富了，呵呵，下次再讨论吧:)

呵呵，这阵子不少人在讨论这个话题，也来凑个热闹，因为觉得谭伯牛，秦大路和numzero诸位老大的说法，虽然都很有道理，但是都有些片面。谭兄认为“满汉不通婚”的症结多在汉人；秦、nu二兄认为症结多在满人；呵呵，我来和把稀泥，两边都有问题。

1. 满汉不通婚 问题的由来

对于清代满汉民族之间能否通婚的间题，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原因就是在清代墙如烟海的文献中，迄今尚未发现明确的禁令。但清朝末年满族统治者颁布的废除禁令的上谕，却又言之凿凿，其谕云：

钦奉皇太后懿旨：“我朝深仁厚泽，沦决寰区，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 ... 一如遇选秀女年分，仍由八旗挑取，不得采及汉人，免蹈前明弊政，以示限制而恤下情。”将此通谕知之。

问题就来了。这条废除禁令的上谕，不会是空穴来风，如果没有禁令，又何须专门颁谕废止？何况谕中还明白承认“惟旧例不通婚姻”。再者，清代以来大量的文字记载及民间回忆所留给人们的，也都是满汉间不准自由通婚的印象。

2. 那么清朝统治者是否制定过禁止通婚的政策？

嘉庆以前并没有出现过官方的禁令，相反地，清兵入关五年之后，颁布了允许满汉通婚的诏令：

该年八月壬子（ 1648 年 10 月 6 日）的诏令：

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肤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

数日后（10月14日）又谕：

联欲满汉官民，共相辑睦，令其互结婚姻，前已有旨。嗣后凡满洲官员之女，欲与汉人为婚者，先须呈明尔部 《 指户部），查其应具奏者，即与具奏，应自理者，即行自理。其无职人等之女，部册有名者，令各牛录章京报部方嫁，无名者听各牛录章京自行遣嫁。至汉官之女，欲与满洲为婚者，亦行报部，无职者听其自便，不必报部。其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

3. 清统治者为什么颁布这样的诏令？

为了缓解极其紧张的满汉矛盾。

满洲贵族入关几年，推行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激起汉族各阶级和集团一轮又一轮的反抗，形势始终处于动荡不定之中。顺治五年年初降清明将金声桓等人的重新反清归明．更使这一年成为满族入关后统治危机最为深重的一年。尽快采取措施来缓解极其紧张的满汉矛盾，已迫在眉睫。另一方面，皇太极死后，清朝皇室内部便陷入残酷的夺权纷争之中，这种纷争与政治主张的不同交织在一起，就表现出了对待汉族的截然相反的两种政策。其中主张仿依汉制并对汉入采取争取团结政策最力的多尔哀，正是在这一年前后击败了他的主要政敌从而达到了权力的顶点。 在由他掌握清朝大权的这一期间，采取了多起旨在缓和满汉矛盾的措施，诸如下令停止圈地、停止投充、 设立六部汉尚书和都察院汉都御史、对满洲大臣指摘汉官的做法予以严禁 以及开科取士、撰修明史等等，虽然这些措施未必都能付诸于实施，动机则是清楚的，下诏准许满汉通婚，正是这些措施中的一项。

4. 效果如何？

非常差，因为满汉民族矛盾正值高峰。由于满汉之间的隔阂与不信任，汉人对这几道诏令的解读与多尔衮的初衷大相径庭，反而加剧了满汉的矛盾。

顺治五年允许满汉通婚的诏令一颁布，江南立即就风传“又闻满汉联姻，朝廷将关外并满州女子，驱逐而南，配与中国男子，天下一家，华夷为眷”。 顺治十年（ 1653 ）春再次出现这类传言：“哄闻满州之女发配中国男子，中国女子要配满州男子，名曰满汉联姻。人家养女者，父母着急，不论贫富，将就成亲，遍地皆然，真亘古未闻事也。” 足证汉族地区尤其是曾惨遭清军蹂罐的江南一带人们对于“满汉通婚”政策的理解。

在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背景下，奢谈“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只能使已如惊弓之鸟的汉族百姓更添疑虑，以为朝廷是以缔结婚姻为名而行又一轮掠抢民女之实，因为满人之前有这个传统。

5.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清末再次颁布允许满汉通婚，特别指出：“一如遇选秀女年分，仍由八旗挑取，不得采及汉人。”

6. 结果如何？

清统治者的这几道诏书把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继续推广，反而会激化满汉矛盾；如果明令废除，朝廷又无颜面，于是就只好避而不谈了。由于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三缄其口，民间的习俗（Social Norm)便成为决定满汉通婚与否的重要原因。那么后来所说的“满汉不通婚”到底指什么？

7. 什么是“满汉不通婚”？

如前面几位老大提到的那样，所谓满族、汉族，都是今天的说法，清代号称“只问旗、民，不分满汉”，有的只是旗、民之别。有关满汉通婚的政策，确切地说也都指的是“旗”与“民”。旗人中无疑也包括大量汉人，但在叙述这些政策时，习惯还是以“旗”与“民”作为界限。

其实，由习俗决定的“满汉不通婚”，或是“旗民不通婚”，只是禁止民人男子娶旗女，而非彻底的禁止旗民之间的任何婚姻。旗人娶民女，汉军旗人娶嫁民女都是允许的。

8.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Social Norm？

防止汉化是使用最多的一个理由。但是也是问题最多的一个理由。不管通不通婚，旗人到了清朝中后期都被汉化了，

一个被忽视的原因是：八旗妇女供不应求。

第一，通过对清代皇室人口资料进行统计之后，女子在出生时虽与男子人数基本相等，但成活率却仅为男子的八分之一。

第二，旗人多妻（准确说是纳妾）的比例高于汉人。

其三，即使是一夫一妻而未纳妾的男性，在一生中往往也不仅结一次婚，户口册中可以发现大量继妻、再继妻、三继妻乃至更多的字徉。可是女子受“从一而终”观念的影响，相当数量的妇女在夫死之后便守寡而不改嫁，使得妇女“供给量”更少”。

9. 清中后期，这一social norm 被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了。

道光二年的《户部则例》：

旗人之女不准与民人为妻。若民入之女与旗人连姻者，该族长佐领详查呈报，一体给与恩赏银两。如有谎报冒领，查出从重治罪。

这种从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itution)到正式制度（formal institution)的转变是制度主义中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10. 结论

清初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允许满汉通婚，但是由于汉人对这一政策的不信任，导致官方的民族婚姻政策陷入维谷；由于没有官方的政策规定，社会规范（social norm)就成为约束婚姻制度的主要原因，因为（满）旗人女子的短缺，（满）旗人习俗禁止旗人女子外嫁汉人，这便是“满汉不通婚”，其他的旗民通婚是允许的（包括汉旗人与汉民的自由通婚）。这一 social norm最终被制度化。清朝末年，废除这一制度，但是又怕蹈顺治朝（其实不是明朝）的覆辙，于是强调，“一如遇选秀女年分，仍由八旗挑取，不得采及汉人”。

尤先科最终还是当选了。 几家欢喜几家愁。最伤悲的应该是前总理亚努科维奇了，实在没有想到他在第二次选举失败后会上诉最高法院，挑战第二次选举的结果。另外一个比较沮丧的应该是俄罗斯。俄罗斯公开支持的候选人丢掉了选举--这种公开支持选举一方的做法肯定会给将来的俄乌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就像尤先科说的那样："恢复与俄罗斯的旧关系至少得花一个月的时间。" 真的还能恢复旧时的关系么？这里还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高兴的自然是西方世界。从西方的价值观出发，尤先科的最终当选是西方民主制度在前苏联范围的一次伟大胜利。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除去波罗的海三国以外基本上都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有些国家甚至走的更远，譬如土库曼斯坦，居然建立起了个人独裁。从更实际的角度来看，面积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第二大国乌克兰倒向西方对于欧洲安全来说意义重大，进一步吹散了笼罩在欧洲上空半个多世纪的乌云。如果乌克兰将来加入欧盟,这无疑会进一步壮大欧盟的力量。而对于美国来说，这个刚刚产生的“新欧洲"国家按照以往的经验应该是亲美的，美国将会多一个地区性大国作为盟友。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尤先科的当选究竟是福是祸，是好是坏呢？ 早在乌克兰准备第二次大选的时候，网上以及一些报纸上就流传着一股支持亚努科维奇的浪潮，还记得一个新华社记者写了一篇纪实报道，说在乌克兰的“桔色抗议”中，不少抗议活动都是由组织有策划的，抗议者甚至可以领到津贴。同时，对那个丑脸的反对党竞选人的咒骂声也没有停歇过。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对美国及西方世界（和制度）的厌恶，一个颇为古老的理由：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都要反对。 如果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一维的并且是离散二分的，那么上面的那个判断可能还有些道理，当然还要加个前提：我们和敌人处处对立。但是世界却无法作这种简化，在一些问题上，敌人支持的或许对我们也有利，更进一步，处处对立也许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没有绝对的敌人。过于教条化的思考往往会给我们带来苦果。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不再列举了，比较近且影响比较大的是中国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的态度。 那么，乌克兰政局的变化对中国究竟有何影响呢？一家之言，我觉得对中国比较有利。尤先科的胜利必然会壮大欧盟，削弱俄国。一个壮大的欧盟和一个削弱的俄国对中国都非常有益。最近中欧关系持续升温，不仅贸易额逐渐增加，欧盟也会在不远的将来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在政治方面，一个强大的欧盟可以改变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使得中国在外交上有更大的灵活度，防止在某些问题上被美国孤立，多了一些有潜力抗衡美国的盟友。或许有些看官要说，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也能达到上述目的，但是俄罗斯离我们太近了，有一个强大的邻居不是件好事，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众星捧月自然要比两虎竟食对中国更有利。更何况，欧盟的组织形式决定了它比俄罗斯更好打交道，欧盟毕竟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国家，利益难免有冲突，美国的新旧欧洲之分就是利用了这个冲突，中国一样也可以。另外，壮大欧盟和削弱俄罗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俄罗斯虽然是个双头鹰，但是关注西方却要多一些，欧盟的壮大自然会进一步吸引他的注意力而使他无暇东顾，从而给中国一个很好的机会--不仅在错综复杂的东北亚而且在权力真空的中亚。 或者有的看管要说，乌克兰可能增强美国的实力，但是即便是增强，那也是美国在东欧的实力，那里还远远不是中国有能力关心的地区，近二十年，中国的重点还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况且，乌克兰可能会引起新的一轮新旧欧洲之争，对于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欧盟和美国起争端，中国自然有渔翁之利可以拿。 一家之言，胡言乱语，看看即可，不必深究：）

这是个BBS经常打口水仗的话题，也引出N多有趣的典故，一直没有参合过。昨天翻在线期刊，看到布热津斯基和米尔谢默老哥俩儿在网上灌水拍砖，你一言我一语 ，那个劲头不比我等差，所以也不禁手痒。两人争论的焦点是美国的大战略和中美关系，呵呵，俺就说说中国的外交大战略吧，一派胡言，姑且听之，姑且看之。看完以后如果感兴趣可以看看Pro Edition：）

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外交大战略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八个字，那之后二十到五十年呢？俺看只有两个字－－“富强”（先别仍板凳砸俺，等俺把话说完^_^）。所谓富强就是民富国强，两者相辅相成，民富才能国强，反之亦然。在现在的情形下，民富有二：一、人均国民产值（GDP per capita)不能的降，一定要保持增加或者不变，可以出现小幅度浮动，但是绝对不能大幅度下滑；二、贫富差距不能太大。 这两点对国家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经济一大幅度下滑，必然民怨四起，搁在西方，选民可以用投票来发泄不满， 那搁在中国呢？搁在四、五十年前，人民可以忍受，因为那一代人经历过解放前的社会动荡和民不聊生，那搁在现在呢？

穷则思变，放在那里都一样，如果变的成本比较低（譬如在选举中换掉现任政府），那随时可以释放这种思变的“势能”，社会还会保持稳定；但是如果变的成本比较高呢？那这一切都会积聚，直到一触即发的境地。还是那个老观点，东欧剧变，究起根本原因，不是对自由民主的渴望， 最根本的是经济的崩溃。东西用起来顺手了，自然不会丢；不再顺手了，就想换一换。东欧的社会主义有过辉煌的时期，可是辉煌过后呢？这个政治制度不能再让人民富足，人民只好思变了，各种革命，不管是流血的，还是不流血的，天鹅绒的还是橘红色的，目的只有一个，想过好日子，于是民主派上台，干了一个任期，但又被屁滚尿流的赶下来，为什么？怎么不记得这些民主先驱在反对前任“独裁”政府的功劳了？呵呵，对不起，革命完了，谁还记得你是谁啊？就像戈尔巴乔夫选俄罗斯总统遭惨败一样，人家可是“民主无间道”的主角啊，这么就被人民忘记了。对剧变后的民主派也是一样，搞不好经济，那就换下来，让前共党再上台试试。小木匠瓦文萨最后不也是灰溜溜的闪人了，还讪讪的说：人民不需要我了。是啊，对任何国家都一样。

所以，如果想要维系社会稳定，在没有选举这个减压阀的情况下经济一定不能垮，一垮便起祸端。道理就想古人说的那样：由简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想说服吃惯了鱼肉的人民在重新开始吃红薯，很难！任何许诺让人民重新吃上鱼肉的革命都会得到支持。所以，一定不能让吃惯了鱼肉的人民再回到吃红薯的地步。贫富悬殊的危害也是一样的，GDP再高速增长，如果钱都流入了富人的腰包，广大人民还是要重新回去吃红薯，这样子很危险，所以那些完全主张自由经济的学者该诛，适当的国家干预经济引到再分配非常重要，但是注意是“适当”，如果回到先前的老路，很快便会重蹈东欧的覆辙，所以格鲁萨克森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并不适合中国的土壤，现阶段，我们需要的是日本的或是德国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操作起来很复杂，这才是需要那些经济学政治学家的地方，而不是让他们去发表空谈。

“富”字很重要，如果经济情况恶化，必然带来国内的不稳定，而结果就是国家的削弱。除此之外，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最容易使用的一个减压装置便是转移矛盾，如阿根廷挑起的马岛之战，不过这样不亚于饮鸩止渴，喝在口里解渴，咽下肚去没命。所以“富”不能丢，事实上中国最近的内政外交政策也看到了这一点，从“闷声发大财”到减小贫富差距和地域差距就是因为上述原因。或者有人说，这还不好办，那咱们也民主化一把，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么？呵呵，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以2004年的中国去走这条路，那喝下去的可要比鸩酒毒上千倍百倍了，这里不说这个问题了，和主题无关，不过近二十到五十年还是不要提西式民主这杯酒，这杯酒到底该怎么喝，别的帖子再说吧。

重视一个“富”字，就要求中国二十年口不言兵，对邻国，对台湾都一样。（被靴子砸下演讲台，又爬上来继续说）。这绝对不是纵容台独，而是在最有效遏制台独并解决台湾问题。美国打伊拉克，国际上有制裁美国的呼声么？没有！为什么，因为美国太强大了，制裁是一把自己这边更锋利的双刃剑；最近听到制裁法国的新闻了么？或者你要问为什么要制裁法国，呵呵，google一下法国现在正在科特迪瓦干什么吧，可是一旦台海战事一起，恐怕世界上会百分之百的制裁中国，为什么？中国还没有强大到地球缺了中国就不会转的地步。而一旦遏制四起，那么又回到上边那个问题上了，不得不重新吃红薯的人民是会站在政府一方，还是会选择支持政府？被我们歌颂抗击美帝的南斯拉夫人民最后怎么怂了？民族英雄米洛舍维奇怎么送海牙了？内乱一起，恐怕台湾要永远的孤悬海外了。而如果我们能再多一点点时间，在稳固了东南亚这个后院之后，在结交了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之后，在继续保持成为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很多年之后，这个问题就不是个问题了。所以一定要威慑台湾，防止急性台独，但是却要尽量拖延台海一战的时间。一定要表示有一战的决心，但不可操之过急。台湾越来越民主了，我们控制台湾也越来越有利了。台湾问题迟早都要解决，早解决不仅对我们不利，对台湾也不利，阿扁不会冒这个险，那就拖着吧，到我们足够强大，到那时，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并非不可能了。事实上，中国的对台政策也体现了一点，不怕一战，但是越晚越好。

贫过了台湾，自然要贫中国的近邻了，从几个铁哥们谈起。说说小太阳的朝鲜。对朝鲜有一剂狠方，虽然不是很可能用，不过如果成了以后却会很管用，趁朝鲜仍然有药可医的情况下，在朝鲜的高层里找一个“邓小平”，温和政变，架空小太阳，在朝鲜建立一个翻版的中国，培养一个更有生命力的亲中政权，不然让小太阳这么搞，简直就是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但是如果真的对朝鲜动手，一定要避免当年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手术的错误。这个药方虽然狠，但是从最近中国的外交政策上来看，中国似乎也有意改变朝鲜。六方会谈最大的动力来自哪里？来自中国！

呵呵，朝鲜还没贫完，不过要睡了，明天晚上再贫，感谢大家来听我说书，不过记得这是胡言乱语，不作数的：）（若是让俺老板知道，俺那个Prelim是过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