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社会学系一个同学的讨论，摘记于此
下课了， 重新阐述一下上面那段话：）
第一，抛去短暂的charismatic authority不说，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authority都是traditional authority与legal rational authority的混合，所不同的是哪一种成分居多。譬如上面那个路易十四的例子。韦伯对rational legal authority的定义依赖于legitimacy的定义，但是legitimacy的定义也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historicism？）
第二，Tradition作为一种norm或是 informal institution，它和formal rules（formal institution） 是可以相互转换，相互影响的，formal rules可以改变tradition，但是也可以成为tradition.同样的tradition也可以成为written laws.这样一来，我们在看到历史从traditional authority向legal rational authority过渡的同时，legal rational authority也在向traditional authority过渡，因为legalism/republicanism/democratic institution本身也逐渐变成一种tradition.在韦伯那个年代前一种变化的速度要比后一种快，所以他只看到了前一种进程，而忽略了后一种进程。（hate to say， but this idea is similar to some kind of dialetics）
第三，这一进程可以表示为：
（OLD） traditional authority -> Legal rational authority
Legal rational authority -> （NEW） traditional authority
换言之， legalism is traditionalized， and tradition is legally rationalized.注意：上述两个过程是同步进行的而不是第一个过程结束，第二过程开始。
第四，韦伯那个时代，他看到的最多的是traditional authority 向rational legal authority的过渡，因此给了城市这么一个定义，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最多的是ratioanl legal authority向traditional authority转变，那么是不是说明城市又将消亡呢？
第五，因此韦伯的这个定义是不严谨的（in positive sense），只能 contextual的理解。（like kind of hermeneutics）。 traditional authority只具有contextual的意义。
（————以上对weber定义的hermeneutical interpretation）
第六，再次回到城市的问题上，即便按照contextua traditional authority的方式理解，中国也存在从traditional authority向legal rational authority的转变。因为从traditional authority到legal rational authority的过渡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在authority complex中，两者此消彼长，在中国，君主的authority不断的通过formal rules来legitimize 和 rationalize的，典型的例子是对于改朝换代的合理性解释。因此，韦伯关于城市必要因素的“traditional authority到rational legal authority的过渡”在中国并不缺少。
第七，那么关键就在于bourgeosie了，这个这次先不说了，一是上面杂七杂八的说了许多东西，很多还需要再讨论，二是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可参考的资料也非常丰富了，呵呵，下次再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