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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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授把一切的原因归结的两国政治精英对改革的不同态度。他认为俄国虽然早在1985年就开始了改革，但是由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仍以超级大国自居，不愿完全的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导致了苏联改革的不彻底；而相反，中国的自改革开以来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积极学习西方，因此才有了今日的成就。这个解释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比较令人失望的，难道仅仅是政治精英的态度问题？

B 教授的论点成为后来发言提问时的焦点。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问到，苏联解体后，俄国连休克疗法这种狠招都用上了，难道还不能说明学习西方的决心么？B 教授回答说各级的官僚未必积极执行这样的改革；又有人问到，那美国的态度呢？在中国刚开始发展的10年中，美国是大力支持的，而苏联尽管努力向西方示好，但是仍然未得到西方的有利帮助，俺也发问：如果是政治精英决定一切，那为什么在苏联的改革政策没有成效的情况下，政治精英并没有改进政策？左派老师更是问的一针见血，他说在B教授的观点中一点看不到"政治"的影子，B 教授显然忽略了基于不同利益基础上的权力的冲突。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又紧接着发问，中国支持私有企业的发展也是90年代以后才有的政策，之前中国的私有企业不过是个体户而已，也就是说中国在改革的初期也并没有完全照搬纯粹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为什么B教授以此来解释中俄发展的差异呢？还有人说到，在冷战时期一个人问当时的西德总理，几十年后能够崛起的世界大国会是苏联还是中国，西德总理毫不犹豫地说是中国，从这个角度看发展问题，是不是有比政治精英更深刻的文化或是结构的原因？

可惜 B 教授并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答案。总的感觉，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却无法解释这个问题。那究竟该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请听下回分解^_^）

呵呵，以前提到的R同学关于中美关系以及台海问题的讨论，可以参看一下上一期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中间有一篇R同学写的 Taiwan's Fading Independence Movemnet，大致总结了他在台海问题上的观点，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下，一般学校的图书馆都会有订阅电子的或是纸张的《外交季刊》。呵呵，《外交季刊》也是一本传奇的杂志，1947年 X 在其上发表的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直接影响到了美国几十年的冷战政策。

乔治城的B教授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然不止一个人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从1991年起的15年间，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中的工商业巨人，而俄国却停留在原材料的生产上。以2003年两国的出口产品构成为例：中国出口额是 $438,228 M，而俄国只有 $133,717M。中国的出口产品中90.6%是工业制成品，其中重工业产品占总出口额的42.8%；而俄国占出口产品的53.0%是能源，工业制成品只有21.2%，其中重工业产品只占总出口额的7.0%，与矿石出口比重差不多（6.8%）。但是，在两国开始改革的时候（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俄国在85年左右，戈尔巴乔夫的Perestroika和Glasnost），俄国明显比中国有更好的工业基础，更强大的技术力量以及普遍较高的教育水平，但是为什么二十年的改革过去了，俄国变成了一个依赖能源出口的国家，而中国却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

其实这也是发展经济学中一个有趣的话题，为什么发展中国发展了几十年却鲜有成功的？为什么为数不多的几个成功的例子都在东亚？B教授还给出了一个统计数字，在过去二十年中，如果算上中国，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下降了；如果除去中国，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却是上升了，也就是说贫穷发展中国家真正发展的基本上只有中国。

B教授比较了中俄经济发展的四个不同方面：区域发展，经济部门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以及腐败问题，并认为在所有的方面中国都胜过俄国许多，即便是腐败问题，中国的腐败也要比俄国的腐败更有积极作用一些，他把腐败分为三种：掠夺者（looter），寻租者（rent seeker）和红利征收者（dividend collector）。所谓掠夺者，就是指官员直接通过行政手段与权力没收掠夺并占有私人工商业者的财产；寻租者则是官员通过权利强行剥削私人财产；红利征收者则是官员通过鼓励支持地方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从中得到相应的红利。虽然三者都是贪污腐化，最后一种对经济的影响要小一些，而第一种则是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摧残。当然，B 教授的这些比较给人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感觉，所以听众急切想知道的是他对这些发展的差异的最根本的解释。

但是，他的解释却令人较为失望。（下次继续^_^）

上周一的一个讲座，一直没有来得及写，因为周一的时候颇为倒霉，没了写的心情（车被拖走一次，脑袋被大门撞一次，吃饭打翻碗一次。。。sigh），所以现在才提笔。其实后来查了周一的星座运势，挺不错的，估计是黄历上出了问题，下次出门前应该把黄历一起查了：）周一其实有两个talk，一个是每周一中午我们政治经济学小组的例行讲座，一个是下午的关于中俄比较的讲座，其实两个还有些相关性。中午的讲座因为是例行，所以去以前也没有查具体今天是谁来讲，反正每周一次，去听和讨论就行了。在电梯里碰到了一个经济系的同学，才知道是哈佛经济系的头儿来做的关于财政政策与选举模型的讲座，到了会议室，因为迟到了5分钟，发现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以往出席的只有我们group的人，所以虽然一直用的会议室并不是很大，但是已经很宽裕了。不过这次却没地方坐了，只好靠着门坐在门边的地上，结果3分钟以后被一个匆匆忙忙赶来的教授推门拍翻在地上，郁闷啊。讲座的话题是为什么民主的发展中国家会出现失败的财政政策。呵呵，从规范性的角度看，选举一直被认为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实证的看，选举产生的问题与解决的问题差不多一样多，这东西和BBS上挖坑灌水一样，先找个坑，然后大家开始一起抬，然后再一起贬，就成了一个大坑了，譬如发展经济学上的"现代化理论" （Modernlization Theory），形式政治经济学上的空间模型（Spatial Model），国际关系上的现实主义（Realism）都是超大型的坑（该死，该死，戏谑前辈）。

下午的讲座是乔治城大学的一个苏联问题专家来做的，从观点上，我觉得还是偏重新现实主义一些，不过在一开始就被一个社会学系的老师给他贴上了新自由主义的标签，主要是因为不同的学科对于不同武功门派的定义不太相同的缘故吧。那个社会学系的老师原来在苏联的莫斯科国立大学拿过科学共产主义的PHD，后来又到纽约州立大学师从美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的W老先生又拿了一个PHD，所以是一个比较全能的使用左派武功的高手（注：左派不是指得旁门左派，而是指得与右派对立的左派），深得马克思派东西宗的精髓。与会的还有我们系一个搞中国金融与经济的老师，上过他的课，觉得他可能是比较地道的新自由主义者吧。

下面开始正题：嗯，下次再写吧：）

呵呵，昨天听的辩论，但是没有来得及写总结，所以应广大同志的要求今天补写一下，因为这个论题很多人都感兴趣，俺就写的平实易读些，努力不用 JARGON （这个词本身算Jargon么）。另外，昨天的辩论阿佤也去了，如果有不足阿佤可以补充。抵赖声明：这儿只是我听到的版本，有可能稍微走样，另外，我自己的评论，我会注明，大家不要混淆：）

辩论在来自五角大楼的D同学与来自波士顿学院的R同学之间进行。先大致介绍一下两位同学，D同学是前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司负责中国大陆、台湾与蒙古部分的主任。R同学是波士顿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以及MIT安全研究项目的研究员。简单的说一个是政策制定者，一个是学者，所以对辩论还是挺期待，主要是怕两个学者在那里搞玄学。

第一个发言的是D同学，他先介绍了一下中国近几年军力的增长，又着重强调了一下中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渲染了中国在东亚以及西太平洋可能对美国造成的威胁，美国应该严密提防。另外还提到了中国对于能源的渴求。最后强调了中国的发展不可预测，很可能成为美国的敌人，对中国应该强硬一些，防止中国在军事上成为美国的对手，大致就是靠威胁打压使中国就范，变成一个单纯的经济大国。由于是五角大楼的政策制定者，所以没什么理论，比较典型的鹰派吧，简而言之，naive的现实主义者。

第二个发言的是R同学，讲的比较有条理，并且抑扬顿挫，又不乏幽默，一上来就比D同学有吸引力。R同学说东亚的冲突有两点，一是朝鲜半岛，二是台湾海峡。朝鲜半岛的统一是必然，金小太阳的倒台是迟早，但是统一后的朝鲜肯定不会再安心做美国的盟友，因为它在"中国的影子"（Shadow of China）中，肯定把中韩关系放在第一位，很可能对中国采取更合作的态度，从而脱离美国的影响，但是R同学也强调，这无所谓。台湾海峡是另一个可能的冲突。最好能和平统一，这样不会引起地区的动荡，如果台湾愿意和平统一，美国也无所谓，who cares，乐观其成而已。在和平统一之前，美国所做得不过是维持现状（Status Quo），但是就台海局势最多只能做到威慑（Deterance）但是绝对不会是防御（Defend）。R同学强调台湾独立运动已经死了，彻底的死了。如果在10多年前，譬如1995年的时候，岛内人想独立是还是有可能的，可是现在，完全不可能的了。以现在的力量对比，台湾硬闯线只是自寻死路，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台湾就毁了，而如果战火真的因台湾而燃起，美国不会出手也没有必要出手，这并非美国的利益所在。同时R同学又再次强调了一遍"中国的阴影"，说在远东（以及西伯利亚）大陆地区，在中亚，在印支半岛，已经是中国的势力范围或是迟早是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和俄国都无法介入，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已经相当明确。巴基斯坦虽然在反恐中与美国合作，但是这以前肯定是先得到了中国的允许。但是，（注意此时话锋要转了），美国对于中国的默许仅限于陆权（Land Power），绝非海权。如同19世纪的英国一样，美国必须维持全球的海权，从印度洋、到太平洋，海洋必须是美国的，绝不允许中国干涉或是挑战。如果中国真的挑战，那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也正是因为海权的缘故，朝鲜半岛可以不要，台湾可以不要，但是日本是一定要保护的。简而言之，R同学是一个 prudent 现实主义者。（呵呵，和米尔谢墨比较象，不过在中国问题上，记得米尔谢墨与R同学恰恰相反，都是他那本《大国的悲剧》给闹得，记得他和布热津斯基在《外交政策》上就中国问题打过口水战，布同学的观点与R同学接近。另外尽管米同学的观点对中国不友好，但是几年前还是很高兴的访问了中国，和俺本科的毕业论文导师在电视上还有一席公开谈话，忘了都谈些什么了。）

然后，D同学又开始对R同学的观点进行驳斥，但是也没有驳斥出什么名堂来，倒是提到韩国的全方向（all-direction）民族主义惹得大家开怀大笑，因为他说韩国什么都反，反美国、反日本、反中国等等，凡是扯上边的都反。R同学的接下来的发言也基本上是重复观点，因为该驳斥D同学都已经驳斥完毕，而D同学的第二次发言也没有什么特别有力的观点。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观点两人短兵相接了一下，就是能源与海权。D同学认为中国现在对石油的需求很大，而供应国又都在中东，现在的海路由美国控制，必将引起矛盾。R同学回应说中国现在在积极发展从中亚的管道运输以及通向巴基斯坦的铁路与缅甸的海港等等，只要中国继续在陆地上解决问题，两国就不会有太大的冲突。接下来是观众提问。

第一个提问的应该是个印度人，他问印度在亚洲以及中国崛起中的地位是怎样的。但是被R同学鄙视了，并不是很看重印度的角色，认为印度在中亚的作为也很有限，搞出个核武器，但是巴基斯坦马上也有核武器了，并且西有巴基斯坦，东有缅甸，没有太大的活动空间，至于印度洋，R同学再次提醒海洋是美国的，如果印度威胁美国在印度洋上的地位，美国也会不客气的。

第二个提问的人问道了中国的国内政治体制的问题，会不会出现问题。这一点上D同学与R同学的观点倒是很一致，中国虽然没有西方的政体，但是却异常的稳定与有效率。五角大楼也从未将中国的可能崩溃作为一个认真的问题来研究过。

第三个提问的是一个中国同学，可能是学理工的吧。他提到了中国的军费事实上并不高，中国的意图（Intention）也只是自卫。不过对现实主义者提Intention自然是无用的了，他们如果看过《流行花园》肯定会说Intention如果有用处，那还要警察干什么。

本来也想提问的，社会构建主义一把，想问问他们觉得中国与美国成为盟友，一如美欧的前景如何，其实并不是我真的想知道答案，只是想听他们怎么说，如果他们继续拿大国不能相互共存为理由，俺就已经准备好反驳的弹药了，嘿嘿：）不过这时阿佤同学问我要不要走，而我又有些想上厕所，所以我们就走了，回头才看到我们系另外一位帅哥与一位美女同学也来了，他们来晚了，没有看到他们，出门时才匆匆打了个招呼。今天在系里碰到第三位帅哥同学（我们系一共现编就四个中国人），他因为LP大人到访所以没有昨天没有来。我们四个人也没有一起聊过这个话题。但是昨天出来的时候和阿佤同学在马路牙子上聊了一会儿，觉得还是R同学说的更好一点。

以下是我的评论，无时间看可略过：我觉得其实两人的争论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决心（Resolve）与信用（credibility）。现实主义不是战争主义，战争大家想避免。可是当两国因为分一块馅饼（奇怪，如果pie翻译为馅饼，那么pizza翻译做什么？）起了争端，但又都想避免战争时该怎么办？一派观点认为重要的是决心（Resolve），要表现出不惜一战的态度才能吓退敌人，迫使敌人接受有利于我们的馅饼瓜分方案，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托马斯·谢林同学去年意外的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是冷战时流行的一个观点，也是小D同学的观点；另一派认为只有可信的（credible）的威胁才会真正起作用，否则即是表了决心也没用处，反而会发生大家都不希望的结果，譬如朝鲜战争中中国的充满决心的威胁就没有起到作用，最后大家还是干了一仗，因此最重要的是维持信用，真正利益所在的则争之，利益不在的也没有必要去虚张声势（bluff），这样犹如狼来了的故事，当你真的想传递一些信息的时候，却没有人会在相信你了，所以不要虚张，这也是R同学的观点。当然这两个观点并非绝对冲突的（和一把稀泥），但是俺是更赞同R同学的观点一些。

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犹如19世纪下半期完成统一的德国与英国的关系。以当今论，中国应该象俾斯麦治下的德国学习，稳健的发展陆权，万不可象解雇了俾斯麦而任用了提尔皮茨的德皇威廉二世一般，才复兴了几十年就跑去建海军，挑战英国的海权（顺便批评一下阿佤同学以及阿佤同学的同学们的偶像之一的马克思·韦伯同学一下，1895年韦同学在佛雷堡的一次演讲上疾呼德国如果不发展海军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瑞士，得到了在座同学的一致响应），德国从1897年到1912年建了十几年的海军，结果怎样呢？没捞到好处（没有殖民地可占，只好去占鸟不拉ｘ的多哥，喀麦隆还有新几内亚），但是这却引起了英国的不安，英国迅速于1902年在远东与日本结盟，1904年与法国结盟，1907年解决了与俄国的纠纷与俄国结盟，hoho，马上德国就傻眼了，被三个强国包围，虽然德国人很牛很强，和英国玉石俱焚了一把，但是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一战结束，真正横空出世跃居老大之位的是美国。这对中国也是教训，中国也应该prudent一些，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拿到，至于海权，没有必要现在和美国争，海军近海防御即可，握紧了台海，朝鲜半岛，中亚，西伯利亚，印支半岛再说，有时候机会是要等的，在机会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打开以前，我们安静的等待，或是是50年，或许是100年。。。 。。。

好了，灌了一篇长贴，过了一把水瘾：）最后喊一句，卒章显志："和平，天下和平！"：）

在《光明日报》的网站上看到两篇讨论现代汉字术语误植的文章（《中西日文化对接间汉字术语的厘定问题》，《近代汉字术语误植问题初探》），它们讨论中国在从日本借鉴学习西方经验的时候，从日语汉字里直接借用术语翻译时出现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是指用于翻译某个西语名词的汉字词汇，在古汉语里已经有了特定的意思，但是却被用作翻译不相干的西语名词。两篇文章都讨论了“经济”这个词的误植。经济在中国古代是“经世济民”的意思，颇类现在的“政治”一词，但是却被用于翻译 economy ，与本意不是很相关。第二篇文章的作者还深入的分析了这个误植的来源，因为即便是在日本，经济原先也是类似政治的意思，所以最早是用来翻译 political economy的。但是后来却被误用来翻译 economy 以及 economics（经济学），导致了现在的错位，还有一个误植的例子是“封建”，导致一个词语字面含义与本身含义的混乱。当然也有一些是翻译的不错的，譬如“社会”，譬如“哲学“等。呵呵，我倒是想到了另外一个近似误植的翻译：政党。

说它是”近似“误植是因为它把一个古汉语里含贬义的词用来翻译一个中性词，以至于在清末的时候还闹出了一段公案。党最初的意思是周朝时的地方户籍编制。《周礼》上说的”五族为党“，并由此产生”乡党“一词，也就是乡亲同乡的意思，后来又从乡亲这里引申出姻亲或是意气相投的朋友等意思。再往后，大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词被用来称谓社会上层的小利益集团了，”朋党“、”党人“等词也开始使用，这个时候就逐渐暗含贬义了。褒贬是由普遍的价值观决定的。而中国古代强调与赞美的是大公无私；反对的是结党营私，所以就逐渐变为贬义词了。

历史上第一起比较著名的与部党（部党这个词也暗含贬义）有关的事件恐怕要数东汉的”党锢“事件了。李膺、杜密、范滂等人是被诬为党人的，也就是宦官们罗织的”共为部党，图危社稷“的罪名。这之后，历史上又有几次比较有影响的党争，譬如唐朝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以及明朝的阉党与东林党的争斗，同时也出现了诸如部党、党羽、党祸，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等词语，这些都是含有贬义的。

明朝末期，西学东渐，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方的科学文化，但在当时，明人所翻译的还是以自然科学、数学与圣经相关的术语比较多，譬如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利玛窦翻译的上帝等，社会科学的术语并没有太多的翻译。直到明治维新，日本才开始用汉字大量翻译西方术语，于是他们就碰到了Partei 这个德语词。

其实翻看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政治制度史，有很明显的抄袭模仿德国的痕迹。譬如日本的国会英语里称作 Diet，这个与现在德国的Bundestag的英语翻译是一样的，而这样的称呼其实是德国的传统，来源于神圣罗马帝国。同样的，日本也从德国人那里翻译了Partei，译为政党。

可是就像上边所说的那样，这个词在中国有贬义，清末政治改革运动兴起，孙中山开始组织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尽管此时政党这个翻译在国内已经非常的流行，但是他自然不愿意用一个贬义词称呼自己的革命团体。所以，孙中山把自己的第一个组织成为”兴中会“，避免使用政党的字眼。之后许多类似的改良或是革命团体也都称自己为”会“，譬如略晚于”兴中会“一些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强学会，以及黄兴的华兴会，蔡元培，秋瑾，陶成章的复兴会等。同盟会建立的时候，也称自己为”会“。但这些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是革命派的政党。

当然，语言是活的并不断变化的，就像现在经济一词已经被人广泛的接受用来翻译economy一样，政党也用来翻译party，呵呵，现在已经习惯了当初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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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新当选的总统应该庆幸自己没有生在宋代的中国。若是在宋代，仅仅因为他的穿衣习惯就可以被骂为大奸了，苏东坡的老爸苏洵（这个存疑）说：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 ... ...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可这位玻利维亚的当选总统偏偏就是一位“衣垢忘澣”的人。当选后，他出访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九个国家，在行程中唯一不变的就是他这件玻利维亚本地羊驼毛织的套头毛衣，穿着这件毛衣他会见了不少政要，这其中包括西班牙首相（上图一），中国国家主席（上图二），南非总统（上图三）等等。特别是在南非，那里正值酷暑，可是他仍然穿着这件“多用途”的毛衣，真是厉害啊。不过这好像也是他的风格，在网上搜索一下EVO MORALES的图片，还真找不到一张他穿的比较正式的。美国的很多杂志也因此而嘲笑他，上面的图片就来自于最新一期的《时代周刊》。不过嘲讽他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的左翼政治观点，他自己也声称是“美国的噩梦”。

I've just read my comrade ranc's blog about hypocrisy. It'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as he states in the first paragraph :

Why do people (politicians and ordinary folks alike) pretend to be publicly spritied and appeal to collective interests in private arguments and public discourses, when often times it is a piece of common knowledge that they are really motivated exclusively by self-interests? If we accept the standard operational assumption of 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why can't people just tell each other what they really want for themselves and strike a honest bargain? Yes it would be a naked bargain, but why pretending to be clothed if all know that all are naked? This is especially bewildering since the truth revelation principle tells us that no outcome can be better than having each other revealing their true types. In a word, why hypocrisy?

He gives several plausible answers and has a thoughtful discussion. But I feel that those answers are not very "neat" in rationalist sense because most of them invoke theories and assumptions from other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 and sociological one, in particular). According to those hard-core social scientists and followers of Lakatos, solving a problem in this way is theoretically degenerative.

Actually, I don't think this question is difficult for rationalists. Although often times it is a piece of common knowledge that politicians are really motivated exclusively by self-interests, it does 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interests of some politicians are "accidentally" identical with that of the median voter. Let's think about the following one-shot game scenario: 1) the public is unclear about a candidate's real preference; 2) the candidate's preference may or may not be idnetical with the median voter; 3) To claim that his preference is the same as the median voter weakly dominates telling the truth because it gives the candidate better chance to win the election. It weakly dominates becaues the public may not believe the claim is informative.

In a different scenario, say, a repeated game. Hypocrisy can be viewed as an investment of reputation. In order to get a better chance to be trusted and thus gain more in the future, a politician may speak an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public interests that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his own in the first stage. And later on, after he is trusted or re-elected, he may take advantage of the trust or position and satisfy his own real desire.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in history which indicate the logic above. Han Feizi may be an example for the first scenario; while Wang Mang is for the second.

今天是周总理逝世三十年纪念日。唐德刚说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只有两个半外交家，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李鸿章，半个是顾维钧，这是他的看法。如果让我选择，李鸿章不能当选，与其选则李鸿章，倒不如在同时代的曾纪泽、薛福成或是郭嵩焘中选一位，他们的风骨与作为才更像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家。但是顾维钧与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特别是周恩来，他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推广自己的外交政治规范，并得到了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这一规范对于中国今日的外交实践仍然意义重大。这些都是顾维钧非常想做但是做不到的。除此以外，我读本科的大学是在周恩来倡议设立的，校名也是他老人家提的--这是全国一千多所高校中，唯一一所由周总理题写校名的大学，算得上是和周总理的一些渊源吧。纪念周总理！

呵呵，粗粗读了Paul Bingham在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上的文章，主要看了他理论的总结部分。粗读完这个生物学家的理论之后，马上想到的是一位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于是连忙去看Bingham的Reference List，果然霍布斯列在其中，但是细想一下，两者的理论颇为不同，Bingham的理论与新近的合作理论也大为不同。Bingham的主要理论是：阻碍不具有血缘关系的个体合作的最大障碍是背信（defection)，而对于人类远距离杀戮技术的掌握可以更好的惩罚背信者，于是合作变得可能。

可以借用卢梭的猎鹿（Stag Hunt）比喻来做个例子（俺做了一些细节修饰）：几个特别饥饿的猎人决定合作猎一只鹿吃，于是他们做好陷阱，埋伏好，静待一只鹿上钩，当然鹿也是很狡猾的动物，不会轻易上钩，这时有一只鹿闯了进来，几个人屏气凝神，突然一个猎人发现自己身边有一只兔子路过，只要追赶一下肯定能抓到，于是他开始盘算：我们有20%的机会抓到那只鹿，一只鹿的肉有25只兔子那么多，我们一共10个人，也就是说如果我留下来继续捕猎，我的预期是得到 20%*25/10 = 0.5只兔子（当然和可以假设鹿的出现按照时间的分布，计算未来鹿出现的几率，捕猎几率等，略去不说，算个简化），而我如果去抓那只兔子，那我100%的能抓到，然后我就跑，那我的预期是1只兔子。

按照Bingham的理论，如果人们没有有效的方法惩罚这个看到兔子的猎人，那么这个猎人必然会去抓兔子，而结果是吓跑了鹿群，再也不会有鹿来了，其余九个猎人只好饿肚子，合作由于捕兔人的背信而失败，因为人们害怕作sucker，所以不愿合作；人们或许可以拥上去打那个捕兔人一顿，但是这个成本太高，如果捕兔人的力气还很大，那人们的成本与风险就更高了。但是远距离杀戮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如果有人敢捕兔子，那大家一起用石头砸死他，这样一来大大提高了捕兔的成本（expected benefit: 一只兔子，expected cost: 自己的性命），所以人们不会背信去抓兔子，合作成为可能。

当然经济学/政治学的合作理论有其他的解释：如果一个人胆敢去抓兔子，那我们以后把他摈除在合作之外，他以后都没有机会和我们一起捕鹿了，没了我们的合作，他很可能会饿死。（或者，如果有人背信，那么我们永远都不再合作，永远都不会捕鹿，这样在将来对背信者是一个惩罚）因此背信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合作成为可能 -- 博弈论里的Folk Theorom，不过根本上，这也是提供了另外一种惩罚机制（虽然不是直接的杀戮），但是对于合作而言，直接杀戮可能比这种机制更有效，特别是这个地区还存在其他猎人团体的情况下，如果被一个团体开除，还可以参加另外一个团体，所以人们不惮于背信，但是直接杀戮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当然上述的讨论都是简单化的场景，还可能会有更复杂的情形，譬如捕猎鹿必须10个人，9个人干不了，而区域内也无其他的猎人团体，换言之，每个人都是pivotal的，这样就牵扯到更复杂的威胁与讹诈。

更有效的杀戮技术还能导致另外一个结果--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如果每个人都有能力杀死另外的人，那么“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就变成了“战争状态”（state of war），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人类天天生活在极端的恐惧中，任何人可能因为任何事杀死你，除了有效杀人的技术外，在强大的人也需要睡觉或是会生病，所以别人总会有机可乘，于是每个人都生活在残酷的恐怖中，过着悲惨的日子。所以就有了霍布斯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一个列维坦，一个强大的君主，把混乱变为秩序，所有的人将部分自由交给君主以获得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杀戮技术的进步也有利于人类的合作--尽管是极权形式的合作。（当然洛克会说自然状态下人们仍然会有自然法的约束，不会天天杀人，于是就成了自由主义的鼻祖之一，而霍布斯就成了现实主义的鼻祖之一）

具体到捕鹿上来说：霍布斯说，我们需要一个具有权威的头领，如果有人胆敢背信，头领有权利审判他并给他定罪，头领就是法律的实施者--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头领犯罪怎么办？孟德斯鸠说，我们可以三权分立，我们可以民主选举 -- 于是人类从专制主义（absolutism)过渡到共和主义，过渡到民主，嗯，为了抓住一只鹿：）（所谓逐鹿中原？呵呵）

呵呵，大致说了一下生物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对杀戮与合作的观点--不过若是找来一位社会学家，他的评语肯定会是：non-sense, totally ahistor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