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

最新一期 Foreign Affairs 淡青色的封面上，大大的印着红色的 Changing China 的大字，很是耀眼，没有来得及细看，但是看摘要似乎还是挺乐观的，其实也是，没有必要拿西方十七世纪自三十年战争以来的历史来套中国的崛起，差别实在是大到没有什么可比性。虽然可以总结归纳历史经验，但是归纳本身已经浪费掉了 Degree of Freedom，用这样的归纳来预测未来，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换个角度，以中国秦汉以来的历史来预测未来的世界秩序，岂不是要得出世界将要大一统的结论？所以这期杂志封面上提出的问题还是不错的：“Can its [China's]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be success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existing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这一句话里重要的不是 liberal 而是 existing ，不是自由，而是现状，什么是现状？就是战后美国确立的国际秩序，譬如几乎所有大的国际组织里都留有二战的影子，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无不体现了这样一种秩序。所以，Foreign Affairs 从美国的角度讲自然是要讨论如何来维护这样一种秩序；而中国现在所欠缺的恰恰是从中国方面来讨论如何平和的改变这种秩序。。。呵呵，又在杞人忧天了：）

呵呵，昨天听的辩论，但是没有来得及写总结，所以应广大同志的要求今天补写一下，因为这个论题很多人都感兴趣，俺就写的平实易读些，努力不用 JARGON （这个词本身算Jargon么）。另外，昨天的辩论阿佤也去了，如果有不足阿佤可以补充。抵赖声明：这儿只是我听到的版本，有可能稍微走样，另外，我自己的评论，我会注明，大家不要混淆：）

辩论在来自五角大楼的D同学与来自波士顿学院的R同学之间进行。先大致介绍一下两位同学，D同学是前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司负责中国大陆、台湾与蒙古部分的主任。R同学是波士顿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以及MIT安全研究项目的研究员。简单的说一个是政策制定者，一个是学者，所以对辩论还是挺期待，主要是怕两个学者在那里搞玄学。

第一个发言的是D同学，他先介绍了一下中国近几年军力的增长，又着重强调了一下中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渲染了中国在东亚以及西太平洋可能对美国造成的威胁，美国应该严密提防。另外还提到了中国对于能源的渴求。最后强调了中国的发展不可预测，很可能成为美国的敌人，对中国应该强硬一些，防止中国在军事上成为美国的对手，大致就是靠威胁打压使中国就范，变成一个单纯的经济大国。由于是五角大楼的政策制定者，所以没什么理论，比较典型的鹰派吧，简而言之，naive的现实主义者。

第二个发言的是R同学，讲的比较有条理，并且抑扬顿挫，又不乏幽默，一上来就比D同学有吸引力。R同学说东亚的冲突有两点，一是朝鲜半岛，二是台湾海峡。朝鲜半岛的统一是必然，金小太阳的倒台是迟早，但是统一后的朝鲜肯定不会再安心做美国的盟友，因为它在"中国的影子"（Shadow of China）中，肯定把中韩关系放在第一位，很可能对中国采取更合作的态度，从而脱离美国的影响，但是R同学也强调，这无所谓。台湾海峡是另一个可能的冲突。最好能和平统一，这样不会引起地区的动荡，如果台湾愿意和平统一，美国也无所谓，who cares，乐观其成而已。在和平统一之前，美国所做得不过是维持现状（Status Quo），但是就台海局势最多只能做到威慑（Deterance）但是绝对不会是防御（Defend）。R同学强调台湾独立运动已经死了，彻底的死了。如果在10多年前，譬如1995年的时候，岛内人想独立是还是有可能的，可是现在，完全不可能的了。以现在的力量对比，台湾硬闯线只是自寻死路，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台湾就毁了，而如果战火真的因台湾而燃起，美国不会出手也没有必要出手，这并非美国的利益所在。同时R同学又再次强调了一遍"中国的阴影"，说在远东（以及西伯利亚）大陆地区，在中亚，在印支半岛，已经是中国的势力范围或是迟早是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和俄国都无法介入，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已经相当明确。巴基斯坦虽然在反恐中与美国合作，但是这以前肯定是先得到了中国的允许。但是，（注意此时话锋要转了），美国对于中国的默许仅限于陆权（Land Power），绝非海权。如同19世纪的英国一样，美国必须维持全球的海权，从印度洋、到太平洋，海洋必须是美国的，绝不允许中国干涉或是挑战。如果中国真的挑战，那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也正是因为海权的缘故，朝鲜半岛可以不要，台湾可以不要，但是日本是一定要保护的。简而言之，R同学是一个 prudent 现实主义者。（呵呵，和米尔谢墨比较象，不过在中国问题上，记得米尔谢墨与R同学恰恰相反，都是他那本《大国的悲剧》给闹得，记得他和布热津斯基在《外交政策》上就中国问题打过口水战，布同学的观点与R同学接近。另外尽管米同学的观点对中国不友好，但是几年前还是很高兴的访问了中国，和俺本科的毕业论文导师在电视上还有一席公开谈话，忘了都谈些什么了。）

然后，D同学又开始对R同学的观点进行驳斥，但是也没有驳斥出什么名堂来，倒是提到韩国的全方向（all-direction）民族主义惹得大家开怀大笑，因为他说韩国什么都反，反美国、反日本、反中国等等，凡是扯上边的都反。R同学的接下来的发言也基本上是重复观点，因为该驳斥D同学都已经驳斥完毕，而D同学的第二次发言也没有什么特别有力的观点。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观点两人短兵相接了一下，就是能源与海权。D同学认为中国现在对石油的需求很大，而供应国又都在中东，现在的海路由美国控制，必将引起矛盾。R同学回应说中国现在在积极发展从中亚的管道运输以及通向巴基斯坦的铁路与缅甸的海港等等，只要中国继续在陆地上解决问题，两国就不会有太大的冲突。接下来是观众提问。

第一个提问的应该是个印度人，他问印度在亚洲以及中国崛起中的地位是怎样的。但是被R同学鄙视了，并不是很看重印度的角色，认为印度在中亚的作为也很有限，搞出个核武器，但是巴基斯坦马上也有核武器了，并且西有巴基斯坦，东有缅甸，没有太大的活动空间，至于印度洋，R同学再次提醒海洋是美国的，如果印度威胁美国在印度洋上的地位，美国也会不客气的。

第二个提问的人问道了中国的国内政治体制的问题，会不会出现问题。这一点上D同学与R同学的观点倒是很一致，中国虽然没有西方的政体，但是却异常的稳定与有效率。五角大楼也从未将中国的可能崩溃作为一个认真的问题来研究过。

第三个提问的是一个中国同学，可能是学理工的吧。他提到了中国的军费事实上并不高，中国的意图（Intention）也只是自卫。不过对现实主义者提Intention自然是无用的了，他们如果看过《流行花园》肯定会说Intention如果有用处，那还要警察干什么。

本来也想提问的，社会构建主义一把，想问问他们觉得中国与美国成为盟友，一如美欧的前景如何，其实并不是我真的想知道答案，只是想听他们怎么说，如果他们继续拿大国不能相互共存为理由，俺就已经准备好反驳的弹药了，嘿嘿：）不过这时阿佤同学问我要不要走，而我又有些想上厕所，所以我们就走了，回头才看到我们系另外一位帅哥与一位美女同学也来了，他们来晚了，没有看到他们，出门时才匆匆打了个招呼。今天在系里碰到第三位帅哥同学（我们系一共现编就四个中国人），他因为LP大人到访所以没有昨天没有来。我们四个人也没有一起聊过这个话题。但是昨天出来的时候和阿佤同学在马路牙子上聊了一会儿，觉得还是R同学说的更好一点。

以下是我的评论，无时间看可略过：我觉得其实两人的争论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决心（Resolve）与信用（credibility）。现实主义不是战争主义，战争大家想避免。可是当两国因为分一块馅饼（奇怪，如果pie翻译为馅饼，那么pizza翻译做什么？）起了争端，但又都想避免战争时该怎么办？一派观点认为重要的是决心（Resolve），要表现出不惜一战的态度才能吓退敌人，迫使敌人接受有利于我们的馅饼瓜分方案，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托马斯·谢林同学去年意外的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是冷战时流行的一个观点，也是小D同学的观点；另一派认为只有可信的（credible）的威胁才会真正起作用，否则即是表了决心也没用处，反而会发生大家都不希望的结果，譬如朝鲜战争中中国的充满决心的威胁就没有起到作用，最后大家还是干了一仗，因此最重要的是维持信用，真正利益所在的则争之，利益不在的也没有必要去虚张声势（bluff），这样犹如狼来了的故事，当你真的想传递一些信息的时候，却没有人会在相信你了，所以不要虚张，这也是R同学的观点。当然这两个观点并非绝对冲突的（和一把稀泥），但是俺是更赞同R同学的观点一些。

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犹如19世纪下半期完成统一的德国与英国的关系。以当今论，中国应该象俾斯麦治下的德国学习，稳健的发展陆权，万不可象解雇了俾斯麦而任用了提尔皮茨的德皇威廉二世一般，才复兴了几十年就跑去建海军，挑战英国的海权（顺便批评一下阿佤同学以及阿佤同学的同学们的偶像之一的马克思·韦伯同学一下，1895年韦同学在佛雷堡的一次演讲上疾呼德国如果不发展海军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瑞士，得到了在座同学的一致响应），德国从1897年到1912年建了十几年的海军，结果怎样呢？没捞到好处（没有殖民地可占，只好去占鸟不拉ｘ的多哥，喀麦隆还有新几内亚），但是这却引起了英国的不安，英国迅速于1902年在远东与日本结盟，1904年与法国结盟，1907年解决了与俄国的纠纷与俄国结盟，hoho，马上德国就傻眼了，被三个强国包围，虽然德国人很牛很强，和英国玉石俱焚了一把，但是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一战结束，真正横空出世跃居老大之位的是美国。这对中国也是教训，中国也应该prudent一些，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拿到，至于海权，没有必要现在和美国争，海军近海防御即可，握紧了台海，朝鲜半岛，中亚，西伯利亚，印支半岛再说，有时候机会是要等的，在机会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打开以前，我们安静的等待，或是是50年，或许是100年。。。 。。。

好了，灌了一篇长贴，过了一把水瘾：）最后喊一句，卒章显志："和平，天下和平！"：）

今天是周总理逝世三十年纪念日。唐德刚说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只有两个半外交家，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李鸿章，半个是顾维钧，这是他的看法。如果让我选择，李鸿章不能当选，与其选则李鸿章，倒不如在同时代的曾纪泽、薛福成或是郭嵩焘中选一位，他们的风骨与作为才更像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家。但是顾维钧与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特别是周恩来，他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推广自己的外交政治规范，并得到了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这一规范对于中国今日的外交实践仍然意义重大。这些都是顾维钧非常想做但是做不到的。除此以外，我读本科的大学是在周恩来倡议设立的，校名也是他老人家提的--这是全国一千多所高校中，唯一一所由周总理题写校名的大学，算得上是和周总理的一些渊源吧。纪念周总理！

呵呵，看到一捆人在讨论鸦片，插个空，说一下清朝末期成功的禁烟运动与之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是中国近代史的一块疮疤，也是中国近百年来耻辱的标志。1836年清廷关于鸦片问题曾经有一次著名的辩论。这次辩论中有三派，一派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主张允许鸦片合法进口，以增加税收，并以自种鸦片来抵制鸦片的输入，阻止白银的外流；另一派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主张严禁鸦片，并对吸食和贩卖者严惩。第三派以大学士穆彰阿为首，既反对弛禁也反对严禁，主张维持现状，这派人从鸦片贸易里得到了不少好处，故有此说，所以是三派人中最卑鄙的。抛开第三派的意见不说，只前两派就争吵了两年多，后来“严禁派”胜出，林则徐到广东去禁烟，便有了后来的鸦片战争，从此以后鸦片为祸半了个世纪，直到清朝晚期才再次成功的禁烟（这次成功被后来的辛亥革命破坏了，直到1949年才再度恢复）。但是有趣的是，清朝末年禁烟成功的原因正是被动的采用了许乃济提出的策略。

鸦片战争前中国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在西方，“主权”这一概念在200年前已经形成，到了鸦片战争前已成为惯例。但对于那时的中国来说，主权却是新鲜事物，中国并不理会或是尊重别国的主权，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蛮夷之地的国家理应对中国称臣纳贡，并无主权平等一说，所以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是比较霸道的，譬如东印度公司解散后，英国派出了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此人到了中国后自以为是英国的官方代表，希望会见广东地方当局的官员。但是广东的地方官仍然像对待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一样，拒绝会见律劳卑，让他去见中国洋行的行商。律劳卑坚持他的主张，两广总督便下令“封舱”停止对英贸易。林则徐的禁烟其实也差不多，单方面的给出一个最后通牒，然后禁烟，并没有和英国展开正式的官方贸易会谈，通过协商解决鸦片的问题。当然，在那时即便是协商了，也未必能和平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鸦片问题的最终解决却恰恰是中英双方通过谈判，签订条约禁止鸦片贸易的。

鸦片战争后，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目大幅度增加，1863年鸦片进口7万箱，1879年进口103000箱，但是从1880年起，鸦片的输入开始下挫，其原因正是因为中国本地鸦片的产量大大增加，并逐渐占领了国内市场（如许乃济所预料的那样）。以1900年为例，进口自英殖民地马尔瓦的鸦片613两一箱，印度巴塔纳的鸦片639两一箱，印度巴纳拉斯的646两一箱，波斯的284两一箱（质量很差），土耳其的500两一箱，而四川产的只要327两一箱，云南产的360两一箱，江苏产的400两一箱。特别是后来中国自产的鸦片在质量上并不比外国进口的差，国内市场开始青睐自产的鸦片，“国货”占领市场。

事实上，从英殖民地进口的鸦片价格本来也没有那么贵，价格较高主要是因为缴纳的关税和厘金比较多。《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可以对每箱进口的鸦片征收30两的关税（事实上，根据《天津条约》的Rules of Trade, Rule 5, Subsection 1，中国可以单方面提高鸦片的关税，甚至到通过关税禁止鸦片进口的程度，但是中国在那时自然也不会那么做），随后根据《烟台条约续增条款》又对每箱征收80两的厘金。英国的鸦片一到岸即由海关封存，在提货时需缴纳30两关税和80两厘金才能提走，也就是说英国的鸦片平白的就贵上了110两。另外还有一个运输成本的问题，因为根据条约规定，英国的鸦片只能在通商港口贸易，并不能由英商带入内地，也不能在内地建仓库大量储存，所以鸦片经过中国商人运到内地价格又要高出很多，而本地产品的成本又相对很低，所以英国鸦片无法和中国的鸦片竞争。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从1873年到1903年，银价与金价的汇率下跌了2/3，使用银本位的中国货币相对使用金本位的英国货币贬值了不少，导致进口的价格上涨，出口的价格下跌，所以外国进口的鸦片的价格就更贵了。更有趣的是，那时中国已经开始从云南向中南半岛出口鸦片了（类似人民币币值偏低，中国产品出口量增加）。

鸦片贸易的衰落为中英正式协商解决鸦片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是仍面临很多困难，一方面鸦片贸易仍然为英国带来很多利润，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国内建设也需要鸦片带来的税收，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左宗棠倒是一贯主张严厉禁烟），因为鸦片带来的关税和厘金占当时财政预算的5%-7%。但是当在印度调查西藏问题的唐绍仪得知英国对日益衰落的鸦片贸易有放弃的意思后，立即向慈禧太后报告，而慈禧也当即决定开始与英国协商，国内国外同时禁烟。于是1906年12月，在中国第二代外交官的努力下，中英达成协议，从1908年起中国每年减少国内鸦片的产量10%，英国也减少出口的10%，暂行三年。结果到了1911年，中国国内鸦片的减产数量已经大大的超过了规定的时间表，于是1911年5月8日，中英签订《禁烟条约》规定本国生产和外国进口的鸦片在1917年以前完全停止。注意看这个条约的签订时间是1911年5月8日，离清帝逊位已经不远，不知道这是不是清政府签订的最后一个国际条约，不管怎样，这个条约算得上一个平等条约了。禁烟也胜利在望。但是随后的辛亥革命打破了一切，虽然英国继续恪守这个条约，对华的鸦片出口逐年减少，但是国内禁种鸦片的努力却失败了。没有了外国的进口，国内的自产的鸦片却大行其道，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秩序再次建立之后。

呵呵，若是泉下有知，不知道林则徐和许乃济会怎么想。另，中英《禁烟条约》刊登在《美国国际法期刊》1911年的第5卷第4期上，完全的引用如下：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hina Relating to Opiu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 No. 4, Supplement: Official Documents. (Oct., 1911), pp. 238-243.
在Jstor上可以查到。一般学校的图书馆里也有。一年多前，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无意中翻到这个条约，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