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

科索沃还是独立了。就像当年的苏台德地区一样，几个大国一商量，这件事情就决定了，然后通知一下“局外人”塞尔维亚就可以了。而塞尔维亚，虽然一再强调反对科索沃独立，但是又能做什么呢？打？打不过，99年的那场战争已经证明；和承认科索沃国家断交？做不到，因为断交对塞尔维亚造成的损失远大于它对别国造成的影响，更何况塞尔维亚还在谋求加入欧盟。所以塞尔维亚反对科索沃独立，但是同时又承诺不使用武力，又保证不会和承认科索沃的国家断交——放弃了军事与外交的途径，其实就是默认这个事实了。虽然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塞尔维亚在口头可能还会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命运已经注定，再难有所改变。

不谈历史。因为历史本来就一个讽刺。一战结束后，战胜国以民族自决为理由肢解了奥匈帝国，但是同时却又拼凑了一个多民族的”塞克斯王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以前”东欧研究“课上，老教授喜欢简称它为”塞克斯“），为以后南斯拉夫内战埋下了伏笔，直到后来的科索沃战争。

只说现状。塞尔维亚独立以后，BBC 中文新闻刊登了各国的反应。美欧大国的支持已经不算是新闻了，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两条：

格鲁吉亚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总统巴加普什： “在不远的将来，阿布哈兹将向俄罗斯议会和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承认其独立的要求。”

格鲁吉亚南奥塞梯自治州领导人科科伊季： “南奥塞梯将在不远将来向联合国提出承认我们独立的要求。”

一个新的动荡的时代。欧洲几百年的战争，最终确定了主权的概念，后来又用铁与血将这个概念传播到全世界，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可是到了现在，它们又开始颠覆主权的概念（中国因为基于主权独立的原则而不愿干涉苏丹内政，但是这却反而成为批评中国的口实；不仅是苏丹，还有肯尼亚由于选举引起的内乱，譬如 Kenya and China: the Sound of Silence），当”内战-国际干预-独立“成为固定模式后，这个世界是会变得更安全？还是更混乱？用这个时代目睹亲历吧。

挺有趣的一场辩论，又正值中东局势紧张，所以也很有实际意义。辩论的起因是两个月前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 Mearsheimer 与 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的 Walt 的一篇 Working Paper，大意是批评亲以色列的利益集团在美国的游说导致美国的对外政策被其左右，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的不利于美国战略利益的政策。举例说明，譬如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尽管以色列本身也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美国每年仍然给以色列30亿美元的援助，大大超出了其它任何国家，不仅如此，美国还对以色列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Mearsheimer与Walt认为，在冷战时期，以色列是美国的战略财产，而是时至今日，以色列已经是美国的战略负担，亲以色列利益集团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不利于美国灵活的处理与中东国家的关系。美国应该摆脱以色列的影响。两位作者还举了新近的例子，譬如2003年入侵伊拉克，亲以色列利益集团是积极的推动者。伊拉克既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与基地组织毫无瓜葛，但美国却把大量的人力财力投放在了伊拉克。推翻萨达姆，受益最大的其实是以色列。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伊拉克再也无法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威胁了。而今天，亲以色列的利益集团又在努力游说美国国会对伊朗采取强硬措施，甚至试图说服美国国会使用武力直接打击伊朗，这样一来倒是为以色列铲除了一个眼中钉，但是恐怕美国又要耗上数以百亿计的军费以及几千条士兵的性命了。

最近一期的《外交政策》延续了这场辩论。除了请 Mearsheimer 与 Walt 重新陈述了他们的观点以外，还请了其它一些学者或是政治家参与辩论。第一篇做回应的是普林斯顿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Friedberg，此公是东亚问题的专家，但是这篇回应却写得差的让人大跌眼镜，一上来就给 Mearsheimer & Walt ( M&W)　扣上了一个反犹主义的帽子，通篇除了对 M&W 的谩骂以外，别无实质性的内容，所以不值得一读，M&W 最后回应时也没有再多理会Friedberg的评价。

然后回应的是一个近东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员Ross，他认为左右外交政策的是领袖以及事件，而非游说组织。譬如，他强调进攻伊拉克是因为911事件，制裁伊朗是为了防止核武器扩散。这些与以色列并无太大关系。同时他还举例说以色列的游说团体也经常无法达成他们的目的。接下来回应的 Ben-Ami 是以色列的前外交部长，他的观点也与Ross类似认为亲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能量有限，并不能左右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接下来发言的是布热津斯基，他首先澄清说 M&W 顶多不过是反以色列，不能被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然后讨论了游说集团在美国影响，并认为迄今为止亲以色列的游说的集团是最成功的三个游说集团之首（其余两个是希腊与台湾的游说集团），并认为在将来墨西哥、印度和中国的游说集团也会大行其道。

最后是 M&W 的总结，感谢了布热津斯基的帮助澄清，并继续说明他们也不是反以色列，只是就美国自身利益而进言。同时再次举例证明了亲以色列集团的影响力，一言以蔽之："We [ Mearsheimer and Wat] agree that U.S. relations with several Arab states are a key source of anti-American extremism, but backing Israel makes this problem much worse."

呵呵，总的感觉还是 Mearsheimer， Walt，布热津斯基一派更有说服力一些，这几位也是顶级的现实主义者了，尽管流派不同，实质上还是相通的，而几位反驳者则显得苍白无力。

呵呵，反正是blog，所以不妨漫无边际的聊下去。就一段春秋战国历史，描述的部分经过诸多历史大家的考证与考古的不断发现，在重大历史事件上已经很是清晰；欠缺的是分析的部分。在解决完“是什么”的问题，紧接着的是“为什么”的问题。譬如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到了战国，战争变得日益频繁，规模变得越来越大？ 这类问题在每部史书的评论部分都会有一个简单的解释，但是并不构成理论。所谓理论，通常有三个属性：描述、解释和预测 （David Singer）。古史书上的理论大多都可以做到前两点，第三点往往做得不好。当然，谶纬那一套除外，刘邦的老妈与金甲神人（此处省略），刘邦就注定当皇帝，这样的理论太powerful了，以至于一般的人都不敢用：）

今天碰巧看到一个外国人解释战国时战争规模的，挺有趣的，转述一下。说来惭愧，此人其实是俺们专业的小牛人之一，他的书读过不少，但是都是只看看开头的概述--一般把理论交待清楚--和结尾--一般再总结一下理论。中间的Case Study什么的都跳过不看。今天再次翻开 Stephen Van Evera的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发现有一段是讲中国的战国的。他的理论是一套进攻防御理论。核心理论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征服变得容易的时候，战争就更可能会发生。跳过中间的论证，直接到战国的历史。他认为有四个变化使得在战国时期，进攻变得更为有利。

首先是封建主义的衰落。换言之，个个国家都采取了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措施，使得国家的力量壮大，可以更有效的发动攻击；其次是步兵代替战车，扩大军队的成本降低，国家的军队增多；再次，征兵的引入扩大的兵源。春秋时候士兵的主体是贵族，而到了战国，平民成为军队的主要构成部分，各个国家都开始了征兵制度；最后是大规模常备军的创建。这一切都使得进攻与防御的平衡向朝着有利于进攻的方向发展，从而导致了战国时频繁的大规模战争。

呵呵，看到一捆人在讨论鸦片，插个空，说一下清朝末期成功的禁烟运动与之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是中国近代史的一块疮疤，也是中国近百年来耻辱的标志。1836年清廷关于鸦片问题曾经有一次著名的辩论。这次辩论中有三派，一派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主张允许鸦片合法进口，以增加税收，并以自种鸦片来抵制鸦片的输入，阻止白银的外流；另一派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主张严禁鸦片，并对吸食和贩卖者严惩。第三派以大学士穆彰阿为首，既反对弛禁也反对严禁，主张维持现状，这派人从鸦片贸易里得到了不少好处，故有此说，所以是三派人中最卑鄙的。抛开第三派的意见不说，只前两派就争吵了两年多，后来“严禁派”胜出，林则徐到广东去禁烟，便有了后来的鸦片战争，从此以后鸦片为祸半了个世纪，直到清朝晚期才再次成功的禁烟（这次成功被后来的辛亥革命破坏了，直到1949年才再度恢复）。但是有趣的是，清朝末年禁烟成功的原因正是被动的采用了许乃济提出的策略。

鸦片战争前中国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在西方，“主权”这一概念在200年前已经形成，到了鸦片战争前已成为惯例。但对于那时的中国来说，主权却是新鲜事物，中国并不理会或是尊重别国的主权，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蛮夷之地的国家理应对中国称臣纳贡，并无主权平等一说，所以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是比较霸道的，譬如东印度公司解散后，英国派出了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此人到了中国后自以为是英国的官方代表，希望会见广东地方当局的官员。但是广东的地方官仍然像对待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一样，拒绝会见律劳卑，让他去见中国洋行的行商。律劳卑坚持他的主张，两广总督便下令“封舱”停止对英贸易。林则徐的禁烟其实也差不多，单方面的给出一个最后通牒，然后禁烟，并没有和英国展开正式的官方贸易会谈，通过协商解决鸦片的问题。当然，在那时即便是协商了，也未必能和平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鸦片问题的最终解决却恰恰是中英双方通过谈判，签订条约禁止鸦片贸易的。

鸦片战争后，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目大幅度增加，1863年鸦片进口7万箱，1879年进口103000箱，但是从1880年起，鸦片的输入开始下挫，其原因正是因为中国本地鸦片的产量大大增加，并逐渐占领了国内市场（如许乃济所预料的那样）。以1900年为例，进口自英殖民地马尔瓦的鸦片613两一箱，印度巴塔纳的鸦片639两一箱，印度巴纳拉斯的646两一箱，波斯的284两一箱（质量很差），土耳其的500两一箱，而四川产的只要327两一箱，云南产的360两一箱，江苏产的400两一箱。特别是后来中国自产的鸦片在质量上并不比外国进口的差，国内市场开始青睐自产的鸦片，“国货”占领市场。

事实上，从英殖民地进口的鸦片价格本来也没有那么贵，价格较高主要是因为缴纳的关税和厘金比较多。《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可以对每箱进口的鸦片征收30两的关税（事实上，根据《天津条约》的Rules of Trade, Rule 5, Subsection 1，中国可以单方面提高鸦片的关税，甚至到通过关税禁止鸦片进口的程度，但是中国在那时自然也不会那么做），随后根据《烟台条约续增条款》又对每箱征收80两的厘金。英国的鸦片一到岸即由海关封存，在提货时需缴纳30两关税和80两厘金才能提走，也就是说英国的鸦片平白的就贵上了110两。另外还有一个运输成本的问题，因为根据条约规定，英国的鸦片只能在通商港口贸易，并不能由英商带入内地，也不能在内地建仓库大量储存，所以鸦片经过中国商人运到内地价格又要高出很多，而本地产品的成本又相对很低，所以英国鸦片无法和中国的鸦片竞争。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从1873年到1903年，银价与金价的汇率下跌了2/3，使用银本位的中国货币相对使用金本位的英国货币贬值了不少，导致进口的价格上涨，出口的价格下跌，所以外国进口的鸦片的价格就更贵了。更有趣的是，那时中国已经开始从云南向中南半岛出口鸦片了（类似人民币币值偏低，中国产品出口量增加）。

鸦片贸易的衰落为中英正式协商解决鸦片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是仍面临很多困难，一方面鸦片贸易仍然为英国带来很多利润，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国内建设也需要鸦片带来的税收，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左宗棠倒是一贯主张严厉禁烟），因为鸦片带来的关税和厘金占当时财政预算的5%-7%。但是当在印度调查西藏问题的唐绍仪得知英国对日益衰落的鸦片贸易有放弃的意思后，立即向慈禧太后报告，而慈禧也当即决定开始与英国协商，国内国外同时禁烟。于是1906年12月，在中国第二代外交官的努力下，中英达成协议，从1908年起中国每年减少国内鸦片的产量10%，英国也减少出口的10%，暂行三年。结果到了1911年，中国国内鸦片的减产数量已经大大的超过了规定的时间表，于是1911年5月8日，中英签订《禁烟条约》规定本国生产和外国进口的鸦片在1917年以前完全停止。注意看这个条约的签订时间是1911年5月8日，离清帝逊位已经不远，不知道这是不是清政府签订的最后一个国际条约，不管怎样，这个条约算得上一个平等条约了。禁烟也胜利在望。但是随后的辛亥革命打破了一切，虽然英国继续恪守这个条约，对华的鸦片出口逐年减少，但是国内禁种鸦片的努力却失败了。没有了外国的进口，国内的自产的鸦片却大行其道，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秩序再次建立之后。

呵呵，若是泉下有知，不知道林则徐和许乃济会怎么想。另，中英《禁烟条约》刊登在《美国国际法期刊》1911年的第5卷第4期上，完全的引用如下：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hina Relating to Opiu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 No. 4, Supplement: Official Documents. (Oct., 1911), pp. 238-243.
在Jstor上可以查到。一般学校的图书馆里也有。一年多前，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无意中翻到这个条约，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