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前些天有人重提宋襄公，盛赞他是“一个死于文明和理想的英雄”，所以也想再说说宋襄公。赞美宋襄公，其实算不得翻案，因为早在《春秋公羊传》里就有对宋襄公的溢美之辞，泓之战后，《公羊传》评论说：“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直拿宋襄公与周文王相比；而《史记·宋微子世家》里太史公也说：“襄公既败於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当然批评宋襄公的也不少，《左传》虽然没有直接评价宋襄公，但是子鱼论战一段，实际上是借子鱼之口，酣畅淋漓的驳斥了宋襄公的仁义。而后来的苏东坡，批评的更是透彻。苏东坡不止一次的评论过宋襄公，譬如他的《宋襄公论》，直言宋襄公是“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并以宋襄公杀鄫子为例，说：“而宋襄公执鄫子用于次睢之社，君子杀一牛犹不忍，而宋公戕一国君若犬豕然，此而忍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然后评论道：“襄公能忍于鄫子，而不忍于重伤二毛，此岂可谓其情也哉？”认为宋襄公虚伪之极，堪与王莽媲美：

“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诸侯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为可以文取也。其得丧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则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损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盖王莽之。使莽无成则宋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一莽也。”

这一段评论骂得尤为痛快。另外在苏轼在《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中还评论道：“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诸侯，此其心岂汤武之心也哉？独至于战，则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窃取其名以欺后世，苟《春秋》不为正之，则世之为仁者，相率而为伪也。”并重新诠释了《春秋》里这一段的记录，认为作《春秋》的孔子亦不以宋襄公为是。

其实，即便是没有用鄫子祭祀淫昏之鬼这件事情，宋襄公的其他作为也难称得上仁义二字，最典型的就是他“伐丧”，趁齐桓公之死，率领诸侯伐齐，大败齐师之后推立齐孝公。因此，宋襄公的心中，大概还是对霸业的渴望胜过对于仁义的追求。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宋襄公的泓之败，或许有一个新的解释。

如果单单考虑中原地区，宋国确实有争霸的资本，从春秋初年开始，宋国也算的上是中原的强国。平王东迁，郑国因为他特殊的地位，迅速的发展起来，成为春秋的“小霸”，而此时齐、晋、楚、秦等国势力还相对薄弱，因此在中原可以和郑国抗衡的只有宋国，中原地区的卫国、陈国、蔡国也是宋国的与国，所以总体上讲，宋国的实力不弱。郑庄公死后，郑厉公为宋人所立，后来郑宋交兵，宋国大胜，把郑国祖庙的椽子拆了扛回去做自己卢门的椽子。虽然后来宋国饱经内乱，国势渐衰，但是在齐桓公死后，特别是在帮助齐孝公获得王位后，其实还是有一些机会称霸的，但是，楚国的兴起彻底埋葬了宋襄公的野心。

宋襄公的争霸策略基本上是模仿齐桓公。但是，齐国在国势最强的时候也不能与楚国直接对抗，齐桓公三十年，齐率诸侯伐楚国的与国蔡国，乘胜进逼楚国，不过最终也未敢与楚国正面交锋而是临阵讲和。这宋襄公是知道的，所以他的打算大概也是想向齐国一样，在楚国的默许下获得中原霸主的地位，但是问题是，宋国不仅没有当年齐国的国力那么强盛，而楚国又比齐桓公时强大了很多。事实上，在齐桓公末年，齐国就已经开始畏惧楚国了，葵丘会盟之后，楚国灭齐国的盟国黄国，齐国却无所作为；再后来楚国攻打徐国，齐国亦不敢直接相救，而是去攻打楚国的与国厉国以救徐国，但是徐人仍在娄林被楚国大败。因为楚人的强大，所以宋襄公如果想称霸，就不能不得到楚人的支持，所以鹿上会盟，宋襄公向楚乞求让诸侯尊他为霸主，楚王假意应允却在这一年秋天的会盟上拘禁了宋襄公。

但是这样的挫折并没有打消宋襄公称霸的念头，宋襄公在被楚人释放之后，仍然积极的为自己的霸业而忙碌。既然无法和楚国直接对抗，宋襄公也学齐桓公，从楚国的与国下手，力图遏制楚的影响，促使楚国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于是，宋国在趁郑人朝楚的机会，联合诸侯发兵攻郑。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楚国会直接出兵伐宋。

如果宋国退缩，则襄公的霸业理想就此完结，因此襄公大概仍希望能和齐桓公一样，在阵前可以与楚达成和解，所以宋楚两军相会于泓。宋襄公自然没有想过要彻底击败楚国，齐桓公做不到的事情，他自然也做不到，他只希望楚国能像在召陵一样，双方言和签订盟约。但是这个愿望落空了，楚军开始行动，而此时宋军的地位是尴尬的，即便是能在此战中取胜，也无法在未来长期与楚国抗衡，所以即便是趁楚军半渡可以给楚军狠狠地一击，但是这样做除了会激起楚国报复心理之外，不能给宋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因此，希望破灭的宋襄公此时大概也只是想象征性的与楚国交兵，为他的霸业画上一个句号吧，所以他拒绝了子鱼的意见，以给将来的和约铺平道路。

楚败宋第二年，宋襄公死；第三年，宋向楚臣服，宋成公到楚国朝见楚王。

从此以后，不打败楚国而成为中原的霸主已经完全不可能。宋襄公泓之败以后六年，真正的霸主在城濮之战打败楚军，应运而生。

呵呵，反正是blog，所以不妨漫无边际的聊下去。就一段春秋战国历史，描述的部分经过诸多历史大家的考证与考古的不断发现，在重大历史事件上已经很是清晰；欠缺的是分析的部分。在解决完“是什么”的问题，紧接着的是“为什么”的问题。譬如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到了战国，战争变得日益频繁，规模变得越来越大？ 这类问题在每部史书的评论部分都会有一个简单的解释，但是并不构成理论。所谓理论，通常有三个属性：描述、解释和预测 （David Singer）。古史书上的理论大多都可以做到前两点，第三点往往做得不好。当然，谶纬那一套除外，刘邦的老妈与金甲神人（此处省略），刘邦就注定当皇帝，这样的理论太powerful了，以至于一般的人都不敢用：）

今天碰巧看到一个外国人解释战国时战争规模的，挺有趣的，转述一下。说来惭愧，此人其实是俺们专业的小牛人之一，他的书读过不少，但是都是只看看开头的概述--一般把理论交待清楚--和结尾--一般再总结一下理论。中间的Case Study什么的都跳过不看。今天再次翻开 Stephen Van Evera的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发现有一段是讲中国的战国的。他的理论是一套进攻防御理论。核心理论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征服变得容易的时候，战争就更可能会发生。跳过中间的论证，直接到战国的历史。他认为有四个变化使得在战国时期，进攻变得更为有利。

首先是封建主义的衰落。换言之，个个国家都采取了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措施，使得国家的力量壮大，可以更有效的发动攻击；其次是步兵代替战车，扩大军队的成本降低，国家的军队增多；再次，征兵的引入扩大的兵源。春秋时候士兵的主体是贵族，而到了战国，平民成为军队的主要构成部分，各个国家都开始了征兵制度；最后是大规模常备军的创建。这一切都使得进攻与防御的平衡向朝着有利于进攻的方向发展，从而导致了战国时频繁的大规模战争。

纷纷绕绕的春秋最终稳定在晋国与楚国的两极对抗上，形成了中国历史或者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冷战”局面，和二千多年后苏美冷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最稳定的格局自然是统一或者一极独大(hegemony），其次是两极对立（bipolarity），最不稳定的系统是多极对立(multipolarity）---当然这样的理论是把系统内的国家作为最小的研究对象，假设了国家作为一个单一actor的理性，但是由于国家也是有内部结构的，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假设并不合理，譬如战国时候稳定的秦国与齐国的二极对立就毁在了齐国的内部问题上--齐国找了燕国间谍苏秦来当相国，最终把自己给废了（每每读到这里都为苏秦可惜，战国的人真是老实啊，苏秦要是演上一段《无间道》那哭的就是燕昭王了，而苏秦也不用被车裂了，可是苏秦就是恪守着自己的信义，结果自己的命也赔上了）。但是这样的假设大抵能帮我们理解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

两极化的形成也是战火磨砺得结果。不仅有晋国和楚国的直接对抗，也有其他小强们的挑战。即便国家是台机器，也有暂时出故障的时候而国君的交替就是这样的故障，所以当晋文公死后，秦穆公出兵郑国，攻下了郑国便能得到插手中原事务的机会，晋国作为两极之一的地位也将被动摇。晋国的先轸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毅然决然地准备打一场preemptive war，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偷袭了秦军，导致秦军全军覆没，打掉了秦国的上升势头。随后的几年，秦晋又有交手，秦国屡有败绩，并非晋国的敌手，公元前624年，秦国被逼急了，秦穆公亲自带着军队伐晋，过了黄河之后连渡船都烧了，一副拼命的拼命架势，而晋国并没有直接应战，糊弄糊弄也就过去了。秦穆公之后，秦国一直追随楚国反晋，成为superpower手下的小强。

晋国在与楚国的邲之战战败之后，晋国阵营内部的齐国也蠢蠢欲动，想要取代晋国superpower的地位，与晋国冲突起来，齐顷公在交战前甚至自负的说“灭此朝食”，但是还是被晋打得大败，连自己都差些被俘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