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

挺有趣的一场辩论，又正值中东局势紧张，所以也很有实际意义。辩论的起因是两个月前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 Mearsheimer 与 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的 Walt 的一篇 Working Paper，大意是批评亲以色列的利益集团在美国的游说导致美国的对外政策被其左右，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的不利于美国战略利益的政策。举例说明，譬如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尽管以色列本身也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美国每年仍然给以色列30亿美元的援助，大大超出了其它任何国家，不仅如此，美国还对以色列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Mearsheimer与Walt认为，在冷战时期，以色列是美国的战略财产，而是时至今日，以色列已经是美国的战略负担，亲以色列利益集团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不利于美国灵活的处理与中东国家的关系。美国应该摆脱以色列的影响。两位作者还举了新近的例子，譬如2003年入侵伊拉克，亲以色列利益集团是积极的推动者。伊拉克既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与基地组织毫无瓜葛，但美国却把大量的人力财力投放在了伊拉克。推翻萨达姆，受益最大的其实是以色列。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伊拉克再也无法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威胁了。而今天，亲以色列的利益集团又在努力游说美国国会对伊朗采取强硬措施，甚至试图说服美国国会使用武力直接打击伊朗，这样一来倒是为以色列铲除了一个眼中钉，但是恐怕美国又要耗上数以百亿计的军费以及几千条士兵的性命了。

最近一期的《外交政策》延续了这场辩论。除了请 Mearsheimer 与 Walt 重新陈述了他们的观点以外，还请了其它一些学者或是政治家参与辩论。第一篇做回应的是普林斯顿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Friedberg，此公是东亚问题的专家，但是这篇回应却写得差的让人大跌眼镜，一上来就给 Mearsheimer & Walt ( M&W)　扣上了一个反犹主义的帽子，通篇除了对 M&W 的谩骂以外，别无实质性的内容，所以不值得一读，M&W 最后回应时也没有再多理会Friedberg的评价。

然后回应的是一个近东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员Ross，他认为左右外交政策的是领袖以及事件，而非游说组织。譬如，他强调进攻伊拉克是因为911事件，制裁伊朗是为了防止核武器扩散。这些与以色列并无太大关系。同时他还举例说以色列的游说团体也经常无法达成他们的目的。接下来回应的 Ben-Ami 是以色列的前外交部长，他的观点也与Ross类似认为亲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能量有限，并不能左右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接下来发言的是布热津斯基，他首先澄清说 M&W 顶多不过是反以色列，不能被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然后讨论了游说集团在美国影响，并认为迄今为止亲以色列的游说的集团是最成功的三个游说集团之首（其余两个是希腊与台湾的游说集团），并认为在将来墨西哥、印度和中国的游说集团也会大行其道。

最后是 M&W 的总结，感谢了布热津斯基的帮助澄清，并继续说明他们也不是反以色列，只是就美国自身利益而进言。同时再次举例证明了亲以色列集团的影响力，一言以蔽之："We [ Mearsheimer and Wat] agree that U.S. relations with several Arab states are a key source of anti-American extremism, but backing Israel makes this problem much worse."

呵呵，总的感觉还是 Mearsheimer， Walt，布热津斯基一派更有说服力一些，这几位也是顶级的现实主义者了，尽管流派不同，实质上还是相通的，而几位反驳者则显得苍白无力。

呵呵，粗粗读了Paul Bingham在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上的文章，主要看了他理论的总结部分。粗读完这个生物学家的理论之后，马上想到的是一位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于是连忙去看Bingham的Reference List，果然霍布斯列在其中，但是细想一下，两者的理论颇为不同，Bingham的理论与新近的合作理论也大为不同。Bingham的主要理论是：阻碍不具有血缘关系的个体合作的最大障碍是背信（defection)，而对于人类远距离杀戮技术的掌握可以更好的惩罚背信者，于是合作变得可能。

可以借用卢梭的猎鹿（Stag Hunt）比喻来做个例子（俺做了一些细节修饰）：几个特别饥饿的猎人决定合作猎一只鹿吃，于是他们做好陷阱，埋伏好，静待一只鹿上钩，当然鹿也是很狡猾的动物，不会轻易上钩，这时有一只鹿闯了进来，几个人屏气凝神，突然一个猎人发现自己身边有一只兔子路过，只要追赶一下肯定能抓到，于是他开始盘算：我们有20%的机会抓到那只鹿，一只鹿的肉有25只兔子那么多，我们一共10个人，也就是说如果我留下来继续捕猎，我的预期是得到 20%*25/10 = 0.5只兔子（当然和可以假设鹿的出现按照时间的分布，计算未来鹿出现的几率，捕猎几率等，略去不说，算个简化），而我如果去抓那只兔子，那我100%的能抓到，然后我就跑，那我的预期是1只兔子。

按照Bingham的理论，如果人们没有有效的方法惩罚这个看到兔子的猎人，那么这个猎人必然会去抓兔子，而结果是吓跑了鹿群，再也不会有鹿来了，其余九个猎人只好饿肚子，合作由于捕兔人的背信而失败，因为人们害怕作sucker，所以不愿合作；人们或许可以拥上去打那个捕兔人一顿，但是这个成本太高，如果捕兔人的力气还很大，那人们的成本与风险就更高了。但是远距离杀戮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如果有人敢捕兔子，那大家一起用石头砸死他，这样一来大大提高了捕兔的成本（expected benefit: 一只兔子，expected cost: 自己的性命），所以人们不会背信去抓兔子，合作成为可能。

当然经济学/政治学的合作理论有其他的解释：如果一个人胆敢去抓兔子，那我们以后把他摈除在合作之外，他以后都没有机会和我们一起捕鹿了，没了我们的合作，他很可能会饿死。（或者，如果有人背信，那么我们永远都不再合作，永远都不会捕鹿，这样在将来对背信者是一个惩罚）因此背信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合作成为可能 -- 博弈论里的Folk Theorom，不过根本上，这也是提供了另外一种惩罚机制（虽然不是直接的杀戮），但是对于合作而言，直接杀戮可能比这种机制更有效，特别是这个地区还存在其他猎人团体的情况下，如果被一个团体开除，还可以参加另外一个团体，所以人们不惮于背信，但是直接杀戮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当然上述的讨论都是简单化的场景，还可能会有更复杂的情形，譬如捕猎鹿必须10个人，9个人干不了，而区域内也无其他的猎人团体，换言之，每个人都是pivotal的，这样就牵扯到更复杂的威胁与讹诈。

更有效的杀戮技术还能导致另外一个结果--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如果每个人都有能力杀死另外的人，那么“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就变成了“战争状态”（state of war），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人类天天生活在极端的恐惧中，任何人可能因为任何事杀死你，除了有效杀人的技术外，在强大的人也需要睡觉或是会生病，所以别人总会有机可乘，于是每个人都生活在残酷的恐怖中，过着悲惨的日子。所以就有了霍布斯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一个列维坦，一个强大的君主，把混乱变为秩序，所有的人将部分自由交给君主以获得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杀戮技术的进步也有利于人类的合作--尽管是极权形式的合作。（当然洛克会说自然状态下人们仍然会有自然法的约束，不会天天杀人，于是就成了自由主义的鼻祖之一，而霍布斯就成了现实主义的鼻祖之一）

具体到捕鹿上来说：霍布斯说，我们需要一个具有权威的头领，如果有人胆敢背信，头领有权利审判他并给他定罪，头领就是法律的实施者--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头领犯罪怎么办？孟德斯鸠说，我们可以三权分立，我们可以民主选举 -- 于是人类从专制主义（absolutism)过渡到共和主义，过渡到民主，嗯，为了抓住一只鹿：）（所谓逐鹿中原？呵呵）

呵呵，大致说了一下生物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对杀戮与合作的观点--不过若是找来一位社会学家，他的评语肯定会是：non-sense, totally ahistor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