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

公元前233年，一个有些口吃的读书人正在赶往秦国的路上，看打扮应该是富家子弟，是当时的贵族。因为口吃，这个读书人可能无法清楚的表达自己的一些思想，所以他写了不少的东西，这些文章在当时可能还是凌乱的，因为要等二百多年以后才有一个叫做刘向的人帮他整理，但是秦王政应该已经看过了不少这个读书人的文章，并对他的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读书人就是韩非，处于对他的尊重，人们称他为韩子，但是几百年后，由于韩家又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读书人，也有了“子”的尊称，所以这个去见秦王的韩子就被改称为韩非子。 韩非之所以去见秦王是因为秦国打算攻打韩国。为了保存韩国，身为韩国贵族的韩非毅然决然地担负起了出使的重任。慢着，韩非不是一个结巴么？哪有派结巴就做说客的？一种解释是说由于秦王政太钦佩韩非了，以至于打算发兵攻打韩国以索取韩非，韩王无奈，只好遣韩非入秦。可这样一来，韩王岂不是资敌以粮了？商鞅的教训韩王恐怕不应该不知道吧。也许是因为韩王并不看重韩非--事实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韩王对于韩非的屡次上书视若无睹，无动于衷。但是即便是这样，秦王点名索要韩非甚至不惜大动兵戈应该也使韩王有所狐疑吧？毕竟韩非不是二乔，显然秦王不是图色。所以更加合理的解释是韩王足够的信任韩非，知道韩非即便是入秦，也会尽力保全韩国的。 韩国人看来普遍应该比较爱国（呵呵古韩国今韩国一语双关了），虽然秦统一后有谶语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但首先开始反秦的却是燕国人与韩国人。唐朝的韩子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http://www.kzeng.info/yan_zhao_heros]，所以燕国人高渐离选择了一种最悲壮的方式去报复故国故人之仇，结果刺秦失败，慷慨而死；而韩国人张良的刺秦显然更具韩国人的特色：灵活多谋。论身量，作为富家公子的张良与作为乐师的高渐离应该都不是壮汉一类的人物，但是高渐离仍然义无反顾地亲自去刺秦，骨子里一股燕赵人的豪迈；而张良却想到的是买凶刺秦，散尽家财物色了一位壮士，倒是很具韩郑人的风格（韩国与郑国的地理与文化基本重合）。当然从结果看，还是张良成功了，辅佐刘邦最终推翻了暴秦，报了国仇家恨。 回到爱国的韩非这里，他到秦国显然也有他自己的目的，那就是存韩。但是秦王兴趣肯定不在存韩，而在于一统天下，所以口吃的韩非马上就要遇上一件棘手的事情，同时也引出了一段两千多年的公案。

找到了一款俄国人写的阅读软件，可以方便的在掌上电脑上看彩色标注的网页文件。于是用Flashget下载了国学网站上的《资治通鉴》，压缩成zip文件放在掌上电脑里，天天揣在兜里，有空了可以掏出来翻两眼，权当消遣。《通鉴》的好处在于大小事件都按时间码放整齐，不像纪传体的史书，要想稍微看仔细点，还要拿支笔记录下来事情的脉络。

今天又看到了贯高的一段。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推算起来他应该出生在长平之战前后，秦统一时他已经有四十岁左右。他先是跟着张耳作门客，后来张耳被封为赵王就成了张耳的属官。张耳死去后，贯高担任赵相辅佐张耳的儿子新赵王张敖。

公元前200年，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围了七天，形势危急，多亏陈平走妇女路线方才脱险（所谓六出奇计的最后一计）。南返的时候路过赵地，因为刘邦与赵王张敖谊属君臣，情兼翁婿，所以张敖格外殷勤小心的款待了刘邦。但是刘邦似乎还脱不了当年的浪荡习气，待人傲慢无礼，对张敖箕踞谩骂，胡乱发了一通脾气然后就走了。对于刘邦的无礼，张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但是张敖手下的臣子譬如贯高、赵午却觉得是奇耻大辱，要替张敖杀了刘邦。张敖被贯高等人的想法吓坏了，赶忙制止。贯高等人见赵王不从，就私下商量谋刺刘邦，事成归王，事若不成，就自己顶下来，决不连累赵王。后来谋刺失败，赵午等人争着要自杀，贯高制止了他们说，如果自杀了就没有人替赵王洗清不白之冤了。于是一干人等被押解入长安。历经严刑拷打，贯高始终坚持刺杀一事是自己的主意，与赵王无干。最终连刘邦都佩服他的勇气，称之为壮士，不仅赦免了赵王（虽然剥夺了他的王位，不过这是迟早的事情），也赦免了贯高。但是贯高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自杀是为了证明赵王的清白，现在赵王已经没事了，自己活着也无意义了，况且还有弑君之实，所以就自杀了。

对于这件事情，司马光援引东汉史学家荀悦的评论：“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义大居正，罪无赦可也。”觉得这个评语未必恰当。首先，荀况是以东汉末年的伦理道德与传统来评价贯高，彼时的情形未必与西汉初时相同；其次，荀悦之时正值汉室衰微，权臣当政（曹操），以致君权旁落，他对于这样的现实是极为不满的（因作《申鉴》5篇），因此很可能有借古讽今的意思在里面。

春秋战国分裂了数百年，虽然秦国一扫六合，但是就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未必认为皇权至上，换言之，皇权未必构成道德的核心，他们所畏惧的只是秦始皇的武功。所以始皇一死，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很快旧的六国又被恢复。等到刘邦再次统一，皇帝这个概念仍为新鲜事物，与后世对皇帝的看法很可能极为不同。那时天下百姓（特别是如贯高等生于战国长于战国那样的）未必觉得皇帝就有绝对的权力凌驾于诸侯王之上，因此当刘邦羞辱赵王时，他们想到的是对诸侯王的效忠以及传统的战国道德：“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因此就像渑池会上的蔺相如（此公也是赵人），或是和平原君到楚国借兵的毛遂（此公还是赵人）一样，宁死也要保全主公的荣誉，成就主公的事业因此才有了贯高的这个故事。同时，赵人的刚烈从这里也可见一斑，所以韩愈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可惜这样彪悍的民风没有延续下去，在民与君的抗争中，君最终占了上风，民则都变为了顺民。

由是想起了东西罗马的对比，东罗马统辖的区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由于很早就有文明与大帝国，因此这个区域的人民很早就文明化了，会很老实的缴税服徭役；而西罗马统辖区域的野蛮人，不仅抗拒缴税还动辄造反。甚至在很多年以后，当这些野蛮人逐渐开化之时，还坚持与国王或是皇帝讨价还价，提出了“No Representation，No Taxation”，没有代表权就不缴税，这对于古中东的人民或是古中国的人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征税并维持统治成了西欧的君主最头痛的问题之一，这也被认为是民主的萌芽（事实上，欧洲的民主很大程度来自于西欧野蛮人的传统，而非古希腊罗马传统，当然后者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希腊罗马的民主主要是为了更有效的发动战争----一个很功利的目的）。一个更有趣的现象：现在世界上最民主最富裕福利最好的国家（譬如瑞士，北欧诸国）却恰恰正是历史上作“野蛮人”作得最久的国家。呵呵，文明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