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步兵来源于公民，所以有两个途径可以增加重装步兵的数量，一是增加公民中士兵的比例；二是增加公民的数量。斯巴达主要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并把它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几乎所有斯巴达的公民都成了职业军人。而雅典则选择第二种方式。
雅典人选择了梭伦作为执政官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获得了充分的权力之后，梭伦便开始了他著名的改革。首先在经济方面，一切债务都被取消，因为债务而成为奴隶的公民都重获自由，同时严令禁止人身作抵押的借贷。这一举措部分的消除了经济不平等带来的矛盾，增加了雅典的公民数量，也扩充了雅典的军队。其次，在政治上，新的宪法废除了世袭贵族的垄断，而由富裕的公民组成政府。他组织普查公民的年收入，并依照收入把公民分为四等。政治权利由等级（也就是财富）而非出身（是否是贵族）而决定。所有公民都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有通过法律和选举执政官的权利。除了最贫穷的一等公民外，其他三等可以参加四百人会议。最高两个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政府的领导职位。这样的政治改革为日后雅典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这样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贵族的权力，防止了贵族对于公民以及军队的侵蚀。（其实春秋战国时期，几次著名的改革也都是以抑制贵族、富足平民、加强军队战斗力为目的的）
梭伦的最后一项改革是他制定的新的法典。当时的雅典依然通行德拉古（Draco）制定的极为残酷的法律，几乎所有的刑事犯罪都要处以死刑。凡是看过丹·布朗的《达芬奇的密码》的，应该对这个德拉古这个名字很熟悉，还记得那本书里的第一个字谜？
13-3-2-21-1-1-8-5
O, Draconian devil!
Oh, lame saint!
这个Draconian就是Draco的形容词，另外，这也是一个GRE单词，意思是及其残酷的。
梭伦只保留了德拉古法典中杀人者偿命这一条法律，其他的严酷刑法都被废除。这里面固然有人道的含义，但是同样重要的仍然是保证公民的数量与稳定。杀戮过重，过于苛刻的法律不仅会直接的减少公民的数量，还会间接的导致公民的逃亡或是叛乱。陈胜吴广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律中的“失期当斩”。
简而言之，面对日益衰弱的军队以及贫富差距带来的矛盾，梭伦进行了有利于增强军队与稳定城邦的改革。但是这只是一个开端，雅典民主最终的形成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或是说是为了解决另外的一个隐患。这个隐患同样的威胁着其他的城邦，而不同的城邦再次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所以在后面的文字里，我们要对比的是科林斯（Corinth）与雅典的不同选择。相比之下，这个隐患对于斯巴达来说倒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拥有希腊最强大的步兵方阵。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要先讨论一下，那就是为什么面对同样的问题，斯巴达和雅典会选择不同的解决途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