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在维基百科上翻看到一段关于明光宗的介绍：
明光宗朱常洛(泰昌帝)，（儒略历1582年8月28日—格里历1620年9月26日，明神宗万历十年八月十一日—明光宗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卯刻）神宗(万历帝)长子。是一个贪财好色的皇帝，由于淫欲过度，即位当天就病倒了，后因服用李可灼的红丸而亡，是为著名的《红丸案》。时年39岁。在位自格里历1620年8月28日（泰昌元年八月初一日）至9月26日，仅二十九天。年号泰昌。朱常洛因母出身卑贱，得不到父爱，明神宗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但有明一代传统以立长子为太子，为此神宗与群臣争论达15年之久。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朝臣的极力谏争和慈圣皇太后的支援下，被册立为皇太子。但在他短暂的执政生涯中，特别重视内阁和东林党的地位，光宗不是英主，却是立宪所需要的虚君。朱常洛之死，标志了中国走向立宪的道路彻底断绝。
呵呵，不知道这段是谁写的，最后一句评价恐怕是有些离奇了。一个仅仅在位二十九天的贪财好色的皇帝居然被描述为中国历史上走向君主立宪的最后希望，真让人有些叹为观止了。其实，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本与末，因与果的问题：到底是立宪导致了虚君，还是虚君导致了立宪。看看世界历史，恐怕立宪才是本，虚君只是末；把一个荒淫无度，无暇顾及政事的皇帝作为中国走向立宪的最后希望只能说是本末倒置了。
最直接的例子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前的几个君主，个个都不是不理朝政的“虚君”，恰恰相反，詹姆斯一世与查理一世是君权神授的鼓吹者，查理二世与詹姆斯二世也正是旧秩序的积极提倡者。立宪的动力并非虚君，而是立宪派（议会）空前高涨的实力，也正是因此，立宪的势力才能够驱除了强主詹姆斯二世，从荷兰迎来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通过了《权力法案》，开始了立宪君主制。换言之，是立宪的势力渐渐架空了君主，而非相反。
日本是另外一个例子，二战前的日本是二元制君主制，虽然议会有立法权，但是天皇有任命首相的权力，也有决定重大问题的权力，不仅如此，天皇还可以批准或是颁布法律，召集或是解散议会等等。二战之后，天皇才真正成了虚君，但是原因却是美国占领军推行的宪政制度，也就是说，立宪仍然是因，虚君只是果。
那么立宪的力量来自何处呢？最重要的是社会基础（当然也有借助外力的情形，譬如日本）。而对比同时期的明朝与英国，新兴阶级的力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可否认，在明朝中后期，市民阶层的力量与以前相比大大增强。光宗之前的万历年间和之后的天启年间的民变就是这一力量的显示。这些民变与农民起义不同，他们的核心力量不是农民，而是城市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与中下级官僚，他的政治诉求也不是仅仅为了土地，而是为了政治改革与保护工商业的发展。但是对比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势力，明朝中后期市民阶级的势力还是太弱了，毕竟明光宗死后20年，英国资产阶级就强大的足以推翻君主，而在同时期的明朝，不过杀死几个矿税监，或是迫使朝廷撤回几个矿税使罢了。这样的力量，远远不能担负立宪革命的重任。
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恐怕最需要的不是虚君，而是有作为的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可是够“虚”的，几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甚至连朝臣官员们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可是这样的“虚”对立宪大有裨益么？没有，只落下个“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