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超星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搜到很多书店里已经买不到旧书。建国初刊印的一些书籍，本来印数就不多，又经历了一次文革，能留下来的就更少了，往往只有国家图书馆和一些著名大学的图书馆才有收藏，有的又不容易借出。前几天在超星上浏览旧书，发现一册196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曹操论集》，这本书以前听说过，因为现在我们对曹操的历史评价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那本书里记录的讨论。这些讨论最初是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讨论的缘起是郭沫若59年1月一篇关于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文章里给了曹操很高的评价，紧接着翦伯赞发表了《应该给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于是便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从一月到七月发表的文章有130多篇，而《曹操论集》这本书便是收录了当时大讨论的精华。

文集里的很多文章都出自名家之手，譬如郭沫若，翦伯赞，吴晗，谭其骧等，所以看起来比较“过瘾”。而那个时代又正值“百家争鸣”，大家的言论与观点还都比较自由，譬如有人在文章里骂黄巾起义军并无什么特别“革命”的地方，不过“有奶便是娘”罢了，黄巾军里有依附过袁术或是孙坚的，如汝南黄巾何仪、刘辟等；甚至还有保护过皇帝的，譬如胡才、李乐、韩暹那一支，当然更重要的是曹操手下的“青州兵” ，所以看不出来他们有什么先进性--如果再过十年，估计没有人敢这么说了。

还有资料的考证，那个时代的学者大多新旧式教育都接受过，既通国学又受过西学的洗礼，对于资料的考证还是比较细心的，譬如对于曹操杀人的考证。后人对曹操的指责之一就是杀人太多，引用的主要例证是打败陶谦那次，但是有人指出这很与可能是后世史书编写的偏见。以陶谦这次为例，《魏志·陶谦传》上的记载是：
“初平四年，太祖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

这里只是说陶谦战败士兵死者万数。但是到了《曹瞒传》里却变了样：

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於泗水，水为不流。陶谦帅其众军武原，太祖不得进，引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魏志·荀彧传》注引）

对比一下，“兵”变成了“男女”，“万数”变成了“数万”，战死或是淹死成了“坑杀”，两项记录差别太大，很难说那一项更贴近史实，但是考虑到《曹瞒传》乃是孙吴的人做的，可能会故意贬损曹操－－这只是猜测。但是到了范晔的《后汉书》，他却只采用了后者，并加以夸大：

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夡。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

“男女数万”又变为“男女数十万”，又加了十倍，后来《后汉书》的说法被《资治通鉴》采用，反而更为流传。

还有曹操杀孔融及其二子一节。《世语》上说：“融二子，皆龆龀。融见收，顾谓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复何所辟！”以为必俱死也。” 这里只是说孔融的两个儿子认为自己肯定也会被杀的，但是并没有说曹操杀了他们。但是孙盛的《魏氏春秋》却肯定二子“具见杀”，所以裴松之批判孙盛说他随便加入了自己的猜测，“好奇情多， 而不知言之伤理”，但是到了《后汉书·孔融传》曹操坐定了杀孔融二幼子，情节也被夸大了许多倍。

呵呵，有趣的地方不能一一细说，不如down来一读：）

呵呵，这个帖子不是说《帝国3》或是《文明4》，而是说博弈论与历史研究。现在忙着考试，没有时间长篇大论，只能分成若干小问题，闲谈一下。这次先说些空泛的东西。

根据最传统的观点，历史只是一个描述性的学科，而不是一个分析性的学科，所以历史属于人文而非科学；对于历史的分析主要是由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进行的，它们需要提出可以证伪的理论以及因果的解释，是科学。与此同时，博弈论是一套用于分析的研究方法，所以作为描述性学科的历史是用不上作为分析工具的博弈论的，博弈论主要用于对历史进行分析的社会学，经济学与政治学中。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观点。

当然历史学家并不是完全专注于描述性的整理，也作一些分析性的研究，但是这种分析往往并不符合科学的标准，读一些历史学家的分析，譬如流行的黄仁宇，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经常性的理论缺陷，譬如他们理论的因变量（也就是他们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比如战争）并不变化，还是以战争为例，他们试图提出一些自变量解释某次战争的起因，但是这样的解释是不完全的，他们必须还要证明当这些自变量不存在（或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因变量战争也不存在了。否则无法正确的评估这些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单是他们往往忽视这一点。还有的时候，他们关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些事件如何导致了战争，却忽略了战争是两个或者多个国家的战略互动与选择（这也是博弈论大显身手的地方）。

其实可以做一个很有趣的对比，拿来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此人现在耶鲁历史系）的《大国兴衰》，政治学家罗伯特•基尔平(此人从普林斯顿政治系退休)的《战争与剧变》，经济学家曼可•奥尔森（马里兰大学经济系，已经去世）的《国家的兴衰》，社会学家华伦斯坦（现在应该在耶鲁的社会学系）的《现代世界体系》相互参照一下，它们都试图解释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家（特别是大国）会兴衰更替，显然在理论构建与分析上，后三者要更胜一筹，更有趣的是，对比后三者的著作，也可以看出博弈论的优缺点：一个强大的微观理论分析工具，但是在宏观上却显现出不足--强调均衡结果以至于无法解释大的变革；假定决策者（国家，利益团体或是个人）的偏好和利益却无法分析它们的形成。这些问题以后还会具体谈到，不过关于假定决策者偏好这个指责倒是引出了这则短文的最后一个观点： 博弈论只是一个方法，而非一套理论（特指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理论，而非数学意义上的理论）。

换句话说，博弈论是空的，通过它得到的答案由你的理论来决定。它好比是一个能干厨娘，给她不同的原料，能够做出不同的菜。因此博弈论本身没有必要解释决策者偏好与利益的形成，就好比厨娘不必关心原料是哪里来的，它只是基于某种理论对于偏好的定义来演绎的推导出结果（炒菜）：如果你提供的是一颗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洋葱，你做出来的就是战争；如果你提供的是一个洛克或是康德式的自由主义的番茄，你做出的就是和平，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化的说法。 下次说博弈论对历史分析研究带来的革命。

呵呵，看到一个朋友问起：

提问：嘉庆帝这个“颙”字是因为：
1、本来乾隆的儿子都是“颙”字辈，嘉庆即位后把兄弟们的名字改为“永”？
2、嘉庆即位后怕大家避讳麻烦，自己改了个比较生僻的字？
3、“颙”和“永”根本就是异体字，一回事？

问这个是因为看刘心武说红楼梦里北静王水溶这个“水”字和乾隆儿子排行的“永”字有
关，看了我第一反应就是乾隆年间皇子们是“永”字排行吗？。。

简单作答，顺便说说清朝的避讳。

1 乾隆皇帝的儿子都是“永”字辈的，嘉庆帝即位后，因为“永”字是个常用字，避讳不方便，才把“永”字改为“颙”字，这样的先例很多，譬如故剑情深的汉宣帝，原名病己，即位后即改为刘询；

2 这个应该是乾隆皇帝给该改的

3 颙和永不是异体字，两个意思不同

清朝比较有趣的地方在于前三个皇帝的名字（努尔哈赤，皇太极，和福临）并不避讳，努尔哈赤的名字可能因为音译的痕迹过重，本不是汉字，谈不上避讳；但是福临确实是一个地道的汉名，当时人们之所以不避“福”字是因为顺治帝的一道圣谕：“不可为联一人，致使天下之人无福”，后世不少文人评价这是清初收买人心之举，不管怎样，有清一代，“福”字还是可以照用的。不过在书写皇帝的实录时，皇帝的名字还是需要避一避的，据说是贴黄，把名字贴起来。

从康熙起，避讳严格起来（同时文字狱也开始盛行），翻看一部《康熙字典》，“玄”字与“烨”都缺最后一笔，而在平时使用中“玄”字要改为“元”字，“烨”字要改为“煜”字，于是《千字文》里的“天地玄黄”就成了“天地元黄”，玄色也成了元色。雍正帝做得更过，把他兄弟的名字中的胤字一律改为“允”字，而在不得不书写“胤”字的时候，也用缺笔来表示避讳。乾隆的弘字避讳的时候缺笔，但是“歷” 字在书写中却都要改为“暦”，是一异体字。

从嘉庆帝改名后，清皇室的名字开始使用非常冷僻的文字，呵呵，这倒是给后来拍清宫戏的导演们添了不少麻烦，譬如宣统帝他老爸摄政王到底“载澧”还是“载灃”，不少编剧导演都没整明白，一会儿li，一会feng的混叫，载沣（简化后）的老哥光绪帝载湉虽然不知道自己要做皇帝但是还是起了个极酷的名字“湉”，但是后来却被章太炎揪着大骂为“小丑”。还有一则更有趣的传说，光绪帝的老哥载漪因是他老爸很“不谨”再给道光皇帝“持服”时生下来的，所以名字中必须要有一个“犬”，以示不孝，但又不能起一个恶名，同时考虑到这一辈人的名字还必须有“三点水”旁（譬如载沣，载湉），所以就找到了这个“漪”字，有水，有犬，意思还很好，呵呵，看来要感谢汉字的博大了：）

呵呵，看到一捆人在讨论鸦片，插个空，说一下清朝末期成功的禁烟运动与之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是中国近代史的一块疮疤，也是中国近百年来耻辱的标志。1836年清廷关于鸦片问题曾经有一次著名的辩论。这次辩论中有三派，一派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主张允许鸦片合法进口，以增加税收，并以自种鸦片来抵制鸦片的输入，阻止白银的外流；另一派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主张严禁鸦片，并对吸食和贩卖者严惩。第三派以大学士穆彰阿为首，既反对弛禁也反对严禁，主张维持现状，这派人从鸦片贸易里得到了不少好处，故有此说，所以是三派人中最卑鄙的。抛开第三派的意见不说，只前两派就争吵了两年多，后来“严禁派”胜出，林则徐到广东去禁烟，便有了后来的鸦片战争，从此以后鸦片为祸半了个世纪，直到清朝晚期才再次成功的禁烟（这次成功被后来的辛亥革命破坏了，直到1949年才再度恢复）。但是有趣的是，清朝末年禁烟成功的原因正是被动的采用了许乃济提出的策略。

鸦片战争前中国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在西方，“主权”这一概念在200年前已经形成，到了鸦片战争前已成为惯例。但对于那时的中国来说，主权却是新鲜事物，中国并不理会或是尊重别国的主权，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蛮夷之地的国家理应对中国称臣纳贡，并无主权平等一说，所以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是比较霸道的，譬如东印度公司解散后，英国派出了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此人到了中国后自以为是英国的官方代表，希望会见广东地方当局的官员。但是广东的地方官仍然像对待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一样，拒绝会见律劳卑，让他去见中国洋行的行商。律劳卑坚持他的主张，两广总督便下令“封舱”停止对英贸易。林则徐的禁烟其实也差不多，单方面的给出一个最后通牒，然后禁烟，并没有和英国展开正式的官方贸易会谈，通过协商解决鸦片的问题。当然，在那时即便是协商了，也未必能和平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鸦片问题的最终解决却恰恰是中英双方通过谈判，签订条约禁止鸦片贸易的。

鸦片战争后，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目大幅度增加，1863年鸦片进口7万箱，1879年进口103000箱，但是从1880年起，鸦片的输入开始下挫，其原因正是因为中国本地鸦片的产量大大增加，并逐渐占领了国内市场（如许乃济所预料的那样）。以1900年为例，进口自英殖民地马尔瓦的鸦片613两一箱，印度巴塔纳的鸦片639两一箱，印度巴纳拉斯的646两一箱，波斯的284两一箱（质量很差），土耳其的500两一箱，而四川产的只要327两一箱，云南产的360两一箱，江苏产的400两一箱。特别是后来中国自产的鸦片在质量上并不比外国进口的差，国内市场开始青睐自产的鸦片，“国货”占领市场。

事实上，从英殖民地进口的鸦片价格本来也没有那么贵，价格较高主要是因为缴纳的关税和厘金比较多。《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可以对每箱进口的鸦片征收30两的关税（事实上，根据《天津条约》的Rules of Trade, Rule 5, Subsection 1，中国可以单方面提高鸦片的关税，甚至到通过关税禁止鸦片进口的程度，但是中国在那时自然也不会那么做），随后根据《烟台条约续增条款》又对每箱征收80两的厘金。英国的鸦片一到岸即由海关封存，在提货时需缴纳30两关税和80两厘金才能提走，也就是说英国的鸦片平白的就贵上了110两。另外还有一个运输成本的问题，因为根据条约规定，英国的鸦片只能在通商港口贸易，并不能由英商带入内地，也不能在内地建仓库大量储存，所以鸦片经过中国商人运到内地价格又要高出很多，而本地产品的成本又相对很低，所以英国鸦片无法和中国的鸦片竞争。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从1873年到1903年，银价与金价的汇率下跌了2/3，使用银本位的中国货币相对使用金本位的英国货币贬值了不少，导致进口的价格上涨，出口的价格下跌，所以外国进口的鸦片的价格就更贵了。更有趣的是，那时中国已经开始从云南向中南半岛出口鸦片了（类似人民币币值偏低，中国产品出口量增加）。

鸦片贸易的衰落为中英正式协商解决鸦片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是仍面临很多困难，一方面鸦片贸易仍然为英国带来很多利润，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国内建设也需要鸦片带来的税收，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左宗棠倒是一贯主张严厉禁烟），因为鸦片带来的关税和厘金占当时财政预算的5%-7%。但是当在印度调查西藏问题的唐绍仪得知英国对日益衰落的鸦片贸易有放弃的意思后，立即向慈禧太后报告，而慈禧也当即决定开始与英国协商，国内国外同时禁烟。于是1906年12月，在中国第二代外交官的努力下，中英达成协议，从1908年起中国每年减少国内鸦片的产量10%，英国也减少出口的10%，暂行三年。结果到了1911年，中国国内鸦片的减产数量已经大大的超过了规定的时间表，于是1911年5月8日，中英签订《禁烟条约》规定本国生产和外国进口的鸦片在1917年以前完全停止。注意看这个条约的签订时间是1911年5月8日，离清帝逊位已经不远，不知道这是不是清政府签订的最后一个国际条约，不管怎样，这个条约算得上一个平等条约了。禁烟也胜利在望。但是随后的辛亥革命打破了一切，虽然英国继续恪守这个条约，对华的鸦片出口逐年减少，但是国内禁种鸦片的努力却失败了。没有了外国的进口，国内的自产的鸦片却大行其道，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秩序再次建立之后。

呵呵，若是泉下有知，不知道林则徐和许乃济会怎么想。另，中英《禁烟条约》刊登在《美国国际法期刊》1911年的第5卷第4期上，完全的引用如下：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hina Relating to Opiu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 No. 4, Supplement: Official Documents. (Oct., 1911), pp. 238-243.
在Jstor上可以查到。一般学校的图书馆里也有。一年多前，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无意中翻到这个条约，唏嘘不已。

旺财（Chai Vang）案开始审判了。看了几天的新闻和评论，注意到一些误解，闲聊一下这个案件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关于在美国Hmong人的问题。

看到 Vang Chai （或是 Chai Vang）这个名字，马上想到 Vang Pao，呵呵，如果Vang Chai翻译为“旺财”， 那Vang Pao该翻译为“旺宝”了：）事实上，Vang Pao的汉语对应名字是“王宝”，那Vang Chai有可能是“王才”或是“王财”。Vang Pao这个人和在美国的Hmong人有莫大的关系，下面再说。

首先是关于Hmong到底是什么民族。简单的说就是苗族，但是特指移居到东南亚的苗族，按照规范的汉语名词，国内也称这些人为“赫蒙人”。他们的祖先都是从中国西南各省陆续迁入的，主体是苗人，譬如清末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曾经参加或是支持过太平天国的万余苗人害怕清廷的报复，曾经大规模迁入东南亚，当然这里面也在有其他的西南少数民族，但是主要是苗族人。

这些人就像中国境内的许多苗人一样，受汉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刻（呵呵，就不提汉苗几千年来的恩怨了），有很多习俗和汉人比较相似，原来去云南玩的时候曾经到过缅甸北部赫蒙人的村落，他们不少人可以说云南话，也过春节，贴汉字春联等。这些赫蒙人散居在缅甸，越南，泰国，和老挝。

有一个问题比较有趣，按照西方的说法，把苗族人称为“Miao”或是“Meo”其实是一种歧视的称法，因为这个的意思是“野人”，可能是汉人强加给苗人的，而苗人往往习惯自称为“蒙”（Hmong），所以西方现在也多使用Hmong一词而不是Miao或是Meo。但是觉得这个说法很可疑，虽然汉人对一些少数民族有歧视的说法，譬如壮族以前被称为僮族，但是建国后一般都更改了，以体现多民族的平等。另外，苗族人也有自称“毛”或是“牦”的，在汉语中与“苗”的发音很近。

回到Vang Chai 的问题，看到一篇帖子称Vang Chai为泰国移民，其实不然，Vang Chai 充其量不过是在泰国的老挝难民，如果泰国给他们国籍，他们也不必分若干次迁入美国了。而这些赫蒙人难民却是美国一手造成的，起源于越战的“秘密战争”。

越战爆发，连接越南南北的有一条著名的胡志明小路，不断的为越共（Viet Cong）和北方的军队输送给养。这条小路经过了老挝和柬埔寨，美国无法从地面上封锁这条小路，因为1961年美国签署了〈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必须保证老挝的中立国地位，所以美国一方面不断地用飞机持续轰炸这条补给通道，一方面通过中央情报局秘密雇佣了大量的居住在老挝山区的赫蒙人对老挝和越南的共产党军队开展游击战争，骚扰胡志明小道的运输，伏击途径的军队，营救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甚至帮助美国在老挝北部竖立雷达。这些赫蒙人的领导就是上面提到的Vang Pao（王宝）将军。为了在表面上保证对老挝中立承诺的遵守，美国对这件事情保持了高度的机密，这也在后来给赫蒙人带来了不少的苦果：为美国人卖了命，却无人知道，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

后来美国从越南撤退，在印支半岛溃败，老挝的赫蒙人害怕遭到当权的老挝共产党政府的清算，大量越过边境逃往泰国，在泰国建立了难民营。但是泰国拒绝接受这么多赫蒙难民，于是就和西方各国展开了多次协商，希望解决这个问题（类似南越垮掉后的越南难民问题），从1975年开始，赫蒙开始移居美国，直到1996年7月17日，最后一批赫蒙难民从泰国移民美国。在长达20年的难民生活中，不少赫蒙人死于泰国的难民营，还有一些留在老挝国内的则因为战争时期与美国的联盟关系而遭到逮捕和审问。但是最可悲的是，美国大众更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些人在越战中帮过美国多大的忙，也从来不知道赫蒙人的牺牲，原因就是所谓的“秘密战争”。直到今天，看到网上的一些讨论，还有美国人在抱怨为什么美国政府允许像Vang Chai一样野蛮的人移居美国。

到美国的赫蒙人一般还保持着聚居地习惯，所以在明尼苏达等地有比较大规模的赫蒙人社区。在芝加哥的北唐人街（主要是中国人这么称，越南人称为越南街），也有一部分当年的赫蒙人，从CTA红线到Argyle站下车，沿着人行道朝东，有几间高棉老挝店，里面有赫蒙人在那里卖银饰和手工制品，他们也说汉语，自称是苗人。

呵呵，看到别人在聊孙中山和宪政，插两句评论。阿塔说：“一个国家不能建立宪政根本不在一人两人之过，牙压根儿就是因为这个民族没长这根筋，还没开这个窍。” 呵呵，这个结论看起来挺有道理的，但是即便是以马克思的历史观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机械唯物主义而非他老人家倡导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简单的机械唯物主义总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人什么都不用做不用想，只需按照日常生活，然后静静的等待，历史的必然就会发生。譬如宪政，只要人们安心日常工作，没事儿想想技术革新，发展一下生产力，总有一天宪政会到来，一两个人宪政努力的失败不过是时机未到，逆历史发展而动的结果罢了。这种观点抹杀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套用一句高中的滥调：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

政策是人制定的，虽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受到一些客观因素（或者抛来马克思的词汇，用流行一点的说法是“结构的制约”）的制约，但是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正确的政策往往能大大推动历史的进程。辛亥革命最终失败其实很大程度上缘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精英的政策失败。至于失败的具体原因恰好是俺要评论的第二点，就是所谓的“这个民族没长这根筋，还没开这个窍”，或是阿沃说到“民智不开”。

事实上，这个民智始终是“开”的，窍也是开的，那时的中国人和现在的中国人一样聪明，也和法国大革命，英国光荣革命，或是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的人一样聪明。他们没有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很聪明：革命的风险不小，除非革命能够带来生活很大的改变，否则没有理由参加革命，不如安于现状的好。西欧宪政革命前社会的主体是市民阶级，或者称之为中产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精英以推翻君主统治后的丰厚利益为诱饵，动员市民阶级，发动革命。而中国辛亥革命前的社会主体是农民阶级，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精英完全忽视了这个主体阶级，不以适当的“诱饵”去动员这个阶级，反而去照搬国外的经验，试图依靠本身非常脆弱的中产阶级，放着栋梁不用，却去用弱枝，焉能不败？

仅从革命成败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比起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要差很远。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依赖的是工人阶级，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阶级并不是很强大，共产党马上想到发动和动员农民阶级，以土改和减免租税为刺激，农民自然愿意加入革命，最终革命的胜利是与农民阶级的参与密不可分的。所以“一两个人”的政策制定对革命的结果还是非常有影响的；而同时，民智并非不开，而是要看决策者如何使用。

无意间在故纸堆里翻出来的，觉得挺稀奇的，呵呵，也许是我少见多怪了，对印花税票的收藏并不在行，类比一下同时期的铜币，似乎也不该难得，中国开始征印花税是光绪时候的事情，到现在不过一百多年，那时的通行的铜币到现在还十分常见，但是想到纸质的东西不如金属铸币好保存，或者不可相比，这张大清印花税二十文保存的似乎还不错，只是纸质有些旧且泛黄。中华民国两张长城的一分和二分因该是北洋政府发行的，因为注意到长城上飘扬的是五色旗；前门那一张不好说，但是面值一百元那张应该比较晚，大约是抗战时期，因为看到面值比较大，一般来说，印花税都是轻税重罚，所以猜测应该是法币贬值以后发行的，呵呵，只是猜测，可能不准，不知道有没有行家来解说一下：）

刚才在BBC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是河南登封市唐庄乡的居民集体要求更正姓名，他们的祖先姓"敬"，而不是现在的"苟"姓，并且解释说在1400多年前魏晋南北朝时期，后晋一个"敬"姓大臣因冲了当时的皇帝石敬塘的名讳，为避免满门抄斩，保留"敬"姓血脉，"敬"姓宗族"忍辱"减"文"留"苟"，改姓"苟"，其中一些后人辗转逃到唐庄落户。 报道还援引唐庄乡玉台村一名村民的话说，姓"苟"给他造成的诸多尴尬，甚至买东西开发票时，姓氏被写成"狗"姓，让人感到很气愤。由于"苟"和"狗"的发音相同，中国人传统对狗有贬意，"苟"姓使得唐庄的村民被人当作开玩笑的对象，年轻男女也不愿意嫁娶“苟”姓的人，所以他们要改姓。

呵呵，读完了觉得挺好玩的，因为石敬瑭的原因改姓的人也不是没有，譬如文彦博祖上就是姓“敬”的，后来为了避讳改为“文”，到了后汉又改回“敬”，但是到了宋朝，因为宋太祖的祖父叫赵敬，为了避讳，不得不又改为“文”，呵呵，看来文彦博的祖先比这位“苟”姓的先人要高明些。

看到讨论战争的成败,想起了这个著名的Google炸弹,2003年就有了,刚才试了一下,居然还在,莫非是google故意的?先前的"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已经被移除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法国军事胜利"还留在这里。看到这个页面很简单，在google搜索里输入French Military Victories，然后点击 "I'm feeling Lucky",就转到这个页面来了,虽然这个页面模仿得非常象google的页面,但事实上这个页面并不是google做的,而是http://www.albinoblacksheep.com/,页面的最下面有版权声明:-)这个网页的背景应该是法国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于是美国人做了这个页面戏谑法国人。

网上还留传着一则英文笑话，也是嘲笑法国的军事历史的，摘录如下：

Gallic Wars: Lost. In a war whose ending foreshadows the next 2000 years of French history, France is conquered by of all things, an Italian.

Hundred Years War: Mostly lost, saved at last by a female schizophrenic who inadvertently creates The First Rule of French Warfare - "France's armies are victorious only when not led by a Frenchmen."

Italian Wars: Lost. France becomes the first and only country ever to lose two wars when fighting Italians.

Wars of Religion: France goes 0-5-4 against the Huguenots.

Thirty Years' War: France is technically not a participant, but manages to get invaded anyway. Claims a tie on the basis that eventually the other participants started ignoring her.

War of Devolution: Tied; Frenchmen take to wearing red flowerpots as chapeaux.

The Dutch War: Tied.

War of the Augsburg League/King William's War/French and Indian War: Lost, but claimed as a tie. Deluded Frogophiles the world over label the period as the height of French Military Power.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Lost. The War also gave the French their first taste of a Marlborough, which they have loved ever sinc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a move that will become quite familiar to future Americans, France claims a win even though the English colonists saw far more action. This is later known as "de Gaulle Syndrome", and leads to the Second Rule of French Warfare: "France only wins when America does most of the fighting".

French Revolution: Won, primari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opponent was also French.

The Napoleonic Wars: Lost. Temporary victories (remember the First Rule!) due to leadership of a Corsican, who ended up being no match for a British footwear designer.

The Franco-Prussian War: Lost. Germany first plays the role of drunk Frat boy to France's ugly girl home alone on a Saturday night.

WWI: Tied and on the way to losing, France is sav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ousands of French women find out what it's like not only to sleep with a winner, but one who doesn't call her "Fraulein." Sadly, widespread use of condoms by American forces forestalls any improvement in the French bloodline.

WWII: Lost. Conquered French liber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just as they finish learning the Horst Wessel Song.

War in Indochina: Lost. French forces plead sickness, take to bed with Dien Bien Flu.

Algerian Rebellion: Lost. Loss marks the first defeat of a Western army by a Non-Turkic Muslim force since the Crusades, and produces the First Rule of Muslim Warfare -"We can always beat the French." This rule is identical to the First Rules of the Italians, Russians, Germans, English, Dutch, Spanish, Vietnamese, and Eskimos.

War on Terrorism: France, keeping in mind its recent history, surrenders to Germans and Muslims just to be safe.

这则笑话的最后一段倒是道出来了这则笑话的真实目的：）

不久前回了一趟家，好长时间没有回去了，所以趁着时间还算充裕，又重新游览了一下四处的古迹。虽然洛阳的旅游宣传材料从来都声称自己是“十三朝古都”（而不是更广泛被认可的“九朝古都”，不过最近似乎也得到了承认，因为国家文物局网站上的介绍已经改口称“十三朝古都”了），并且援引《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见“洛阳市”词条下）说自己是中国建都历史最长的城市（有趣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称西安是中国建都历史最长的城市，见“京都”词条下，看来编撰《中国百科全书》的学者们没有很好的沟通，更有趣的是，《中国地理卷》一边称洛阳“建都时间934年，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一边又称西安作为都城“历时千余年”，看来编撰《中国地理卷》的学者们相互也没有很好的沟通），　但是遗留下来的古迹却并不是很多。洛阳市政府的主页上说洛阳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10处，但是细细数来，不足10处，尽管他们把渑池县的仰韶文化也列入洛阳的古迹（实际上应该是三门峡市的），但是仍需将辟雍碑从汉魏洛阳城遗址中分离出来， 把白居易陵园从龙门石窟中分离出来才能凑够10处。所以比较准确的说，洛阳只有7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么，这个7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对比一下，历史上相对默默无闻的郑州就有2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个河南省有97处，全国有1271处。单从数量上看，洛阳的文物古迹并不能与她的悠久历史相匹配。

不过这七处历史古迹倒是代表了洛阳的历史发展轨迹： 二里头遗址代表了传说中的夏；尸乡沟商城遗址则代表了商；汉魏洛阳城和白马寺是东汉的遗存；龙门则涵盖了从北魏到唐宋的历史；隋唐洛阳城和千唐志斋是盛唐的体现。但是这中间也有缺失的一环，那就是－－东周。

很长时间以来，没有东周的历史标记是洛阳的一个遗憾，东周洛阳城一直以来都只是一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到了2000年才升为省级。虽然市中心有一个王城公园，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那里不过是一个看狮子老虎的地方，因为它也是洛阳的动物园；很少有人能够把它和东周的“王城”联系起来。但是在2002年，在洛阳的市中心，在紧挨着洛阳市的主干道，在市百货大楼的对面居然挖出了一个东周王朝的车马坑，并且罕见的出现了架六马的天子车乘，意外之余，突然想到东周的可爱。

很久以来，想起东周，就想到“可爱”二字，不知道是因为它的袖珍，还是因为它的无奈，或者是因为它的顽强，也或者是它的睿智（尽管不总是这样）。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东周从一开始就被忽略，人们谈论的不是东周，而是春秋与战国；人们关心的不是周天子，而是五霸和七雄。东周宛若历史的配角，总是蜷缩在一角，等有主角上场需要“尊王攘夷”或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东周才露一下头，然后继续沉寂在历史中，偶尔再被提及，要么是出了内乱，要么就是“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根本没有被放在眼里。

不过回顾一下东周的历史，其实在开始，东周并非如此的羸弱，它军事行动频繁，多少还有些西周的余烈，可惜后来的几次内乱与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最终沦落为历史的道具，不得不成为依人的小鸟。一起来回顾一下东周可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