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看到别人在聊孙中山和宪政，插两句评论。阿塔说：“一个国家不能建立宪政根本不在一人两人之过，牙压根儿就是因为这个民族没长这根筋，还没开这个窍。” 呵呵，这个结论看起来挺有道理的，但是即便是以马克思的历史观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机械唯物主义而非他老人家倡导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简单的机械唯物主义总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人什么都不用做不用想，只需按照日常生活，然后静静的等待，历史的必然就会发生。譬如宪政，只要人们安心日常工作，没事儿想想技术革新，发展一下生产力，总有一天宪政会到来，一两个人宪政努力的失败不过是时机未到，逆历史发展而动的结果罢了。这种观点抹杀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套用一句高中的滥调：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
政策是人制定的，虽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受到一些客观因素（或者抛来马克思的词汇，用流行一点的说法是“结构的制约”）的制约，但是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正确的政策往往能大大推动历史的进程。辛亥革命最终失败其实很大程度上缘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精英的政策失败。至于失败的具体原因恰好是俺要评论的第二点，就是所谓的“这个民族没长这根筋，还没开这个窍”，或是阿沃说到“民智不开”。
事实上，这个民智始终是“开”的，窍也是开的，那时的中国人和现在的中国人一样聪明，也和法国大革命，英国光荣革命，或是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的人一样聪明。他们没有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很聪明：革命的风险不小，除非革命能够带来生活很大的改变，否则没有理由参加革命，不如安于现状的好。西欧宪政革命前社会的主体是市民阶级，或者称之为中产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精英以推翻君主统治后的丰厚利益为诱饵，动员市民阶级，发动革命。而中国辛亥革命前的社会主体是农民阶级，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精英完全忽视了这个主体阶级，不以适当的“诱饵”去动员这个阶级，反而去照搬国外的经验，试图依靠本身非常脆弱的中产阶级，放着栋梁不用，却去用弱枝，焉能不败？
仅从革命成败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比起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要差很远。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依赖的是工人阶级，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阶级并不是很强大，共产党马上想到发动和动员农民阶级，以土改和减免租税为刺激，农民自然愿意加入革命，最终革命的胜利是与农民阶级的参与密不可分的。所以“一两个人”的政策制定对革命的结果还是非常有影响的；而同时，民智并非不开，而是要看决策者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