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

前阵子早上挤地铁的时候一直在看 Absolute Monarchs: A History of the Papacy，从 Android 的 Google Book 上下载的免费预览，只能看前四章。被这本书的名字吸引主要是因为 Perry Anderson 的巨著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Absolutism 的兴起是欧洲 17 到 18 世纪的事情了，所以很好奇可以追溯到公元初的教皇如何是 absolute  monarch。但是就能免费读到的四章而言，没有任何关于 absolutism 的讨论， 倒是有教皇和教会的不少八卦，譬如早期教会的某位长老（presbyter）是一名太监，同时还掌管着罗马皇帝康茂德（Commodus）的后宫。当然也有一些其它比较有趣的事情，譬如在基督教的早期，东部教会关于教义曾有数次比较大的辩论，而此时以罗马为中心的西部教会却并未积极参与（例如第一次尼西亚会议），除了地理上原因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拉丁文语言词汇不如希腊文那么丰富，许多语言上的细微差别无法在拉丁文中体现出来。

可能原来是学外交的缘故，对于这类语言的细微差异总是很感兴趣，因为对于国家而言，语言上的细微差别可能是一场战争的诱因之一，譬如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缔结的《中英天津条约》，其中第五十一款：

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所著的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对于“夷”字翻译导致的中英冲突有详细的考证。“夷”字的英译，该在 foreigner 与 barbarian 之间，但是英语中无法用一个词准确的与“夷”对等以至于后来简单的把夷与 barbarian 划上等号，导致争端不断（当然这也不纯粹是翻译的问题，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如果“夷”字是 barbarian 的话，那么《孟子·离娄》中的这句话该怎么翻译？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

不仅是在过去，即便是现在，仍有这样的问题，记得原来上课时仔细讨论过公报中 recognize 和 acknowledge 的差别，两者翻译成汉语都可以翻成“承认”，但是英语本身的差异就消失了。

然后免费的前四章就读完了，由于保持着念博士时的“优良传统”—— 只看书不买书 （可惜现在没有图书馆了），所以“专制”教皇的故事就只能读到公元六世纪末的 Gregory the Great 。

然后只能翻手机上的存书。所以又翻开了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因为这是一本很不错的地铁读本，故事都比较短（除了马连良那一章），适合10分钟时间的阅读，有始有终。以前读过几遍，注意的多是八卦掌故等叙述性的部分，这次再读，仔细看了作者的一些议论。

既是“往事”，所以感慨大多怀旧，或者厚古薄今。前后翻阅，又觉得作者逻辑难以自洽，比如她感慨现在的剧坛处处可见官、商的影子，但是旧时代的剧坛又何尝不是？其实作者应该乐见官、商捧出来的剧坛（就像四大名旦之所以成为四大名旦与背后捧的人密不可分一样），因为她本人是不喜欢“人民的剧坛”的（建国后对于戏剧文化的一系列改革）。

又好比作者感慨现在没有堪比旧时代的戏剧大家了，其实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 说明普通人的选择多了，不必被某种职业所禁锢。要知道倡、优与隶、卒在古代都是地位远低于士农工商的贱民（也就是入贱籍的人），往往世代相传，不能变更，出身乐户，就不得不作一辈子的乐工倡优。所以身隶贱籍，唯一能有所改变的，就只有做好一行，以希望能得到上层人士的青睐（譬如唐明皇，李后主，后唐庄宗这样的人物）。后来虽然雍正帝“开豁为良”，革除了各地贱籍，令其改业为良，但是正如《伶人往事》中所记录的，很多人其实也只有到了走投无路才去做伶人，因为社会习惯上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倘使程砚秋有别的选择，估计他也不一定再选择梨园行，就像程砚秋成名后发誓不让自己的儿女再入学戏一样——后来也确实如此，程砚秋三子一女，没有一人入梨园。当然确实也有人完全是因为兴趣而唱戏的，譬如过去的那些票友们，但是不同之处仍然是在于这些人是有选择的。所以人们能选择是否演戏是一件好事，像程砚秋这样被棒打出来名角儿，不要也罢（程砚秋在出师前腿就被师父打伤，后来一直到他到欧洲考察戏剧时，才由德国医生手术治好）。

虽然不很赞同作者的一些议论，但是她的叙述部分还是很好看的。特别是一些小掌故，譬如一位叫做陈叔通的 fans 兼好友给程砚秋的信：

再弟尚有一语，兄所得之钱乃血汗得来，股票不可买，不可入股，银号即利厚不可贪，弟意存入中国与兴业两行均可，千万！千万！此中事我较明白，决可负责。

读罢乐而开笑。继续看了他给程砚秋的一些书信：

假如满洲得往演唱，恐亦不能去！此即有名之人不易做人也。

可惜马连良没有一位这样的有远见的挚友！ 还有新中国刚成立时的信：

以后不再是挂头牌的时代。

后来戏剧改革时期：

你以后千万对周（扬）、田（汉）、夏（衍）要谦虚，说明要他们指教……

虽只言片语，足见得此人高远。 陈叔通是清末进士，选庶吉士，后来做过商务印书馆的董事和兴业银行的董事。卒于1966年2月17日，正好是《五一六通知》前三个月，享年90岁。

呵呵，看到别人在聊孙中山和宪政，插两句评论。阿塔说：“一个国家不能建立宪政根本不在一人两人之过，牙压根儿就是因为这个民族没长这根筋，还没开这个窍。” 呵呵，这个结论看起来挺有道理的，但是即便是以马克思的历史观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机械唯物主义而非他老人家倡导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简单的机械唯物主义总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人什么都不用做不用想，只需按照日常生活，然后静静的等待，历史的必然就会发生。譬如宪政，只要人们安心日常工作，没事儿想想技术革新，发展一下生产力，总有一天宪政会到来，一两个人宪政努力的失败不过是时机未到，逆历史发展而动的结果罢了。这种观点抹杀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套用一句高中的滥调：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

政策是人制定的，虽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受到一些客观因素（或者抛来马克思的词汇，用流行一点的说法是“结构的制约”）的制约，但是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正确的政策往往能大大推动历史的进程。辛亥革命最终失败其实很大程度上缘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精英的政策失败。至于失败的具体原因恰好是俺要评论的第二点，就是所谓的“这个民族没长这根筋，还没开这个窍”，或是阿沃说到“民智不开”。

事实上，这个民智始终是“开”的，窍也是开的，那时的中国人和现在的中国人一样聪明，也和法国大革命，英国光荣革命，或是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的人一样聪明。他们没有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很聪明：革命的风险不小，除非革命能够带来生活很大的改变，否则没有理由参加革命，不如安于现状的好。西欧宪政革命前社会的主体是市民阶级，或者称之为中产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精英以推翻君主统治后的丰厚利益为诱饵，动员市民阶级，发动革命。而中国辛亥革命前的社会主体是农民阶级，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精英完全忽视了这个主体阶级，不以适当的“诱饵”去动员这个阶级，反而去照搬国外的经验，试图依靠本身非常脆弱的中产阶级，放着栋梁不用，却去用弱枝，焉能不败？

仅从革命成败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比起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要差很远。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依赖的是工人阶级，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阶级并不是很强大，共产党马上想到发动和动员农民阶级，以土改和减免租税为刺激，农民自然愿意加入革命，最终革命的胜利是与农民阶级的参与密不可分的。所以“一两个人”的政策制定对革命的结果还是非常有影响的；而同时，民智并非不开，而是要看决策者如何使用。

无意间在故纸堆里翻出来的，觉得挺稀奇的，呵呵，也许是我少见多怪了，对印花税票的收藏并不在行，类比一下同时期的铜币，似乎也不该难得，中国开始征印花税是光绪时候的事情，到现在不过一百多年，那时的通行的铜币到现在还十分常见，但是想到纸质的东西不如金属铸币好保存，或者不可相比，这张大清印花税二十文保存的似乎还不错，只是纸质有些旧且泛黄。中华民国两张长城的一分和二分因该是北洋政府发行的，因为注意到长城上飘扬的是五色旗；前门那一张不好说，但是面值一百元那张应该比较晚，大约是抗战时期，因为看到面值比较大，一般来说，印花税都是轻税重罚，所以猜测应该是法币贬值以后发行的，呵呵，只是猜测，可能不准，不知道有没有行家来解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