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人往事

前阵子早上挤地铁的时候一直在看 Absolute Monarchs: A History of the Papacy，从 Android 的 Google Book 上下载的免费预览，只能看前四章。被这本书的名字吸引主要是因为 Perry Anderson 的巨著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Absolutism 的兴起是欧洲 17 到 18 世纪的事情了，所以很好奇可以追溯到公元初的教皇如何是 absolute  monarch。但是就能免费读到的四章而言，没有任何关于 absolutism 的讨论， 倒是有教皇和教会的不少八卦，譬如早期教会的某位长老（presbyter）是一名太监，同时还掌管着罗马皇帝康茂德（Commodus）的后宫。当然也有一些其它比较有趣的事情，譬如在基督教的早期，东部教会关于教义曾有数次比较大的辩论，而此时以罗马为中心的西部教会却并未积极参与（例如第一次尼西亚会议），除了地理上原因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拉丁文语言词汇不如希腊文那么丰富，许多语言上的细微差别无法在拉丁文中体现出来。

可能原来是学外交的缘故，对于这类语言的细微差异总是很感兴趣，因为对于国家而言，语言上的细微差别可能是一场战争的诱因之一，譬如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缔结的《中英天津条约》，其中第五十一款：

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所著的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对于“夷”字翻译导致的中英冲突有详细的考证。“夷”字的英译，该在 foreigner 与 barbarian 之间，但是英语中无法用一个词准确的与“夷”对等以至于后来简单的把夷与 barbarian 划上等号，导致争端不断（当然这也不纯粹是翻译的问题，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如果“夷”字是 barbarian 的话，那么《孟子·离娄》中的这句话该怎么翻译？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

不仅是在过去，即便是现在，仍有这样的问题，记得原来上课时仔细讨论过公报中 recognize 和 acknowledge 的差别，两者翻译成汉语都可以翻成“承认”，但是英语本身的差异就消失了。

然后免费的前四章就读完了，由于保持着念博士时的“优良传统”—— 只看书不买书 （可惜现在没有图书馆了），所以“专制”教皇的故事就只能读到公元六世纪末的 Gregory the Great 。

然后只能翻手机上的存书。所以又翻开了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因为这是一本很不错的地铁读本，故事都比较短（除了马连良那一章），适合10分钟时间的阅读，有始有终。以前读过几遍，注意的多是八卦掌故等叙述性的部分，这次再读，仔细看了作者的一些议论。

既是“往事”，所以感慨大多怀旧，或者厚古薄今。前后翻阅，又觉得作者逻辑难以自洽，比如她感慨现在的剧坛处处可见官、商的影子，但是旧时代的剧坛又何尝不是？其实作者应该乐见官、商捧出来的剧坛（就像四大名旦之所以成为四大名旦与背后捧的人密不可分一样），因为她本人是不喜欢“人民的剧坛”的（建国后对于戏剧文化的一系列改革）。

又好比作者感慨现在没有堪比旧时代的戏剧大家了，其实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 说明普通人的选择多了，不必被某种职业所禁锢。要知道倡、优与隶、卒在古代都是地位远低于士农工商的贱民（也就是入贱籍的人），往往世代相传，不能变更，出身乐户，就不得不作一辈子的乐工倡优。所以身隶贱籍，唯一能有所改变的，就只有做好一行，以希望能得到上层人士的青睐（譬如唐明皇，李后主，后唐庄宗这样的人物）。后来虽然雍正帝“开豁为良”，革除了各地贱籍，令其改业为良，但是正如《伶人往事》中所记录的，很多人其实也只有到了走投无路才去做伶人，因为社会习惯上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倘使程砚秋有别的选择，估计他也不一定再选择梨园行，就像程砚秋成名后发誓不让自己的儿女再入学戏一样——后来也确实如此，程砚秋三子一女，没有一人入梨园。当然确实也有人完全是因为兴趣而唱戏的，譬如过去的那些票友们，但是不同之处仍然是在于这些人是有选择的。所以人们能选择是否演戏是一件好事，像程砚秋这样被棒打出来名角儿，不要也罢（程砚秋在出师前腿就被师父打伤，后来一直到他到欧洲考察戏剧时，才由德国医生手术治好）。

虽然不很赞同作者的一些议论，但是她的叙述部分还是很好看的。特别是一些小掌故，譬如一位叫做陈叔通的 fans 兼好友给程砚秋的信：

再弟尚有一语，兄所得之钱乃血汗得来，股票不可买，不可入股，银号即利厚不可贪，弟意存入中国与兴业两行均可，千万！千万！此中事我较明白，决可负责。

读罢乐而开笑。继续看了他给程砚秋的一些书信：

假如满洲得往演唱，恐亦不能去！此即有名之人不易做人也。

可惜马连良没有一位这样的有远见的挚友！ 还有新中国刚成立时的信：

以后不再是挂头牌的时代。

后来戏剧改革时期：

你以后千万对周（扬）、田（汉）、夏（衍）要谦虚，说明要他们指教……

虽只言片语，足见得此人高远。 陈叔通是清末进士，选庶吉士，后来做过商务印书馆的董事和兴业银行的董事。卒于1966年2月17日，正好是《五一六通知》前三个月，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