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 关于明代内阁制度讨论的一些评论，随手写的，不严谨，并且也没有太多的理论分析，其实想想，这是一个不错的 styled fact，有时间了[i.e.毕业后，找到工作后，拿到 tenure 后，吃喝不愁后...etc]，说不定真的可以写成一片正式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明朝的相权其实也是重复了中国历史上宰相角色的循环而已，从秦汉开始到清末，宰相一职始终在按照从外向内，再从内向外的 loop 循环。

汉初的丞相都是功臣出身，权力很大，武帝变革，相权开始向内廷的尚书台转移（从外向内）；

到了魏晋，尚书台/省 的权力越来越大（尚书令、尚书仆射等都是宰相之职），从内廷逐渐分出来，变为中央行政机构的外廷（从内到外）；

皇帝又觉得担忧，开始重用内廷的中书省，中书省的权力逐渐增长，分担相权（再从外到内）；

中书省取代尚书省（中书令、中书监成为宰相之职）之后（从内到外），皇帝又担忧，开始用“侍中”来制衡中书省，这侍中的制度后来发展为门下省（从外到内），成为和中书省相互钳制的机构，于是“三省”（尚书，中书，门下）形成。

到了唐朝时，宰相的权力开始在三省（宰相后来升为二品）（唐时三省是外廷），但是这个 loop 并没有停止，先是节度使权大，中央不得不给节度使宰相的头衔（使相制度 ）（从内向外，从三省到地方）；但是同时重用皇帝身边的翰林学士，翰林权力增大，有“内相”之称，同时宦官在有些时候也分担了宰相的权力（从外廷向内廷，从外向内 ）；

宋初三省的长官已经不是宰相，宰相的办事机构是禁中的中书内省（由外向内）；神宗改制，相权又回到三省（从内向外）；孝宗时又改三省，从新确立丞相一职，但是在整 个宋代，内廷的翰林学士仍然有草拟诏书的权力，用来制衡外廷的宰相，所以仍然是内外相制的局面。

从这样的发展来看明朝的内阁，只不过是加强版的翰林学士参政制度，再次重复了一下从外到内的 loop；

而清朝前期，由于议政王大臣的存在，相权其实又有从内向外转移的趋势，但是到了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乾隆朝废除议政王大臣，相权又转向内，直到满清灭亡。

整个过程，就像一个典型的代理人问题，君主给宰相（标记为A)权力，但是又无法完全的监控 A（权力从皇帝到A），于是又设立了一个制衡 A 的 B（权力有A到皇帝）；B 逐渐取代 A，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权力再次从皇帝到B）；于是皇帝又搞出来个 C，就这么周而复始的转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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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首《沁园春》：

（城中诸公载酒入山，余不得以止酒为解，遂破戒一醉，再用韵）

杯汝知乎？酒泉罢侯，鸱夷乞骸。更高阳入谒，都称齑臼，杜康初筮，正得云雷。细数从前，不堪余恨，岁月都将麹糵埋。君诗好，似提壶却劝，沽酒何哉。

君言病岂无媒。似壁上雕弓蛇暗猜。记醉眠陶令，终全至乐，独醒屈子，未免沉灾。欲听公言，惭非勇者，司马家儿解覆杯。还堪笑，借今宵一醉，为故人来。

词前先交待了缘由，本来打算戒酒的，但是城里的朋友们一起载酒入山，辛弃疾又不能以戒酒为由不参与，所以破戒一醉，所以写了这首词，既是自解，也是自嘲。

“杯汝知乎？”又是与酒杯的对话。“酒泉罢侯”，《旧唐书·地理志》中的典故，说酒泉：“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为郡名。” 这样的好地方，酒徒自然乐往，最好被分封到那里，一辈子不缺酒喝。所以杜甫的《饮中八仙歌》里说：“恨不移封向酒泉”。“酒泉罢侯”就是说不在酒泉为侯了，直白的说，就是戒酒了。“鸱夷乞骸”，“鸱夷”的典故出自西汉扬雄的《酒箴》：“鸱夷滑稽，腹如大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 鸱夷就是盛酒的革囊，“乞骸”是乞骸骨，也就是官员辞官退休。“鸱夷乞骸”，仍然是戒酒的意思，酒具都要退休了。

“更高阳入谒，都称齑臼”。高阳，不多说了，借指酒徒的意思，“齑臼”自然是著名的“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三国演义》里，是杨修被杀的原因之一，“齑臼”受辛，是个“辞”字，高阳酒徒都辞而不见，仍然是说戒酒。“杜康初筮，正得云雷”，杜康乃酿酒之人，酿酒之前问卦，得到是“云雷”，按《易》：“云雷，屯”，不吉，既是不吉，自然就不酿酒了，仍然是戒酒。

于此可见，辛弃疾的酒杯必然也是才高八斗，否则，这一连串的典故，酒杯怎么能听得明白，如果是苏夫子读了这一串句子，恐怕要讥讽：“二十五个字只说得一个人止酒”。不过这两首词本来就是玩笑之做，所以也不必苛求了。

“细数从前，不堪余恨，岁月都将麹糵埋。” 意思浅显，感慨岁月在酒杯中虚度。“君诗好，似提壶却劝，沽酒何哉。”起初以为这句是对酒杯的说的，但是酒杯不能写诗，所以大概指的是“城中诸公”，“提壶”就是“鹈鹕”，一种鸟，但是往往让人想到提壶买酒，这句是说，诸公的诗好似提壶鸟在不断的劝说词人去买酒破戒。

“君言病岂无媒。似壁上雕弓蛇暗猜。”诸公继续说：生病都是由原因的，不要杯弓蛇影猜是酒的缘故。“记醉眠陶令，终全至乐，独醒屈子，未免沉灾。” 陶渊明终日沉醉，过得快活；屈原一人独醒，最终却忧愤沉江。如此看来，还是喝酒吧。

“欲听公言，惭非勇者，司马家儿解覆杯。” 又是一个《世说新语》与《资治通鉴》都提到的故事，晋元帝司马睿好酒，渡江之时，王导劝谏，司马睿“令左右进觞，饮而覆之，自是遂不复饮”。稼轩打算听诸公的劝说，决定破戒，但是同时又惭愧不如司马家儿。

“还堪笑，借今宵一醉，为故人来。” 原先看过得书中的这句，应该还有四个小字作注：用邴原事。—— 呵呵，典故用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不借用典故，这句话的意思也很通顺，但是偏偏还要注上邴原，《三国志》里的一段故事，邴原本来很能喝酒，但是后来八九年间都不饮酒，朋友给他送别的时候，以为他不喝酒，只准备了米肉，这时邴原说，本来是能够饮酒的，但是恐怕饮酒误事，荒废了学业，所以戒了，如今远别，不妨一饮。于是就和朋友们大饮，终日不醉。

词完了，估计辛弃疾的戒也破了，词本身也许没有太多的意义，正如无数后世词家批评的那样，滥用典故，并且不分上下片，“非词家本色”，不过两首词后面的故事却是非常的有趣，想戒掉一样东西，真的很难：）

和人闲聊，随口蹦出一句：“杜康初筮，正得云雷”，其实聊天的内容和这句词的实际意思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字面上有些有趣的谐音。不过之所以会记得这个句子，是因为辛弃疾两首出奇的写给酒杯的词。

两首词相隔数日。第一首《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於知己，真少恩哉。

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 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

起句就很有趣：“杯，汝前来”，大呼一声，把杯子叫到跟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从今天开始我要约束自己戒酒养生了。“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这些年嗜酒，喉干舌燥的像口烧干了的锅，现在又常常瞌睡并且鼾声如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酒杯也要申辩一下，但是又不会说话，只好由辛弃疾代言，拿出了《晋书·刘伶传》的典故，“（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这样的放达清高，是历来酒徒所追捧的。“浑如此，叹汝於知己，真少恩哉。”酒杯辩解完，辛弃疾继续发言：你（指酒杯）对于知己，竟然这样的狠心， 太让人遗憾了！

词的下片继续数落酒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词其实没有明显的上下片之分，更像一篇散文。“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人间鸩毒猜。”你（指酒杯）以歌舞为媒，勾起人的酒兴，让人意志消沉，体质衰惰，这岂不是和鸩毒一样可怕么？（又是一个典故，出自《汉书》，古人以宴安为鸩毒）“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更何况过尤不足，再好的东西如果喜欢的过了头，也会导致灾难。“与汝成言：‘ 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和你说定，不许逗留，赶紧退下，不然我把你砸碎！（肆是戮尸的意思，“无力犹能”这句出自《论语·宪问》）。辛弃疾这样的信誓旦旦，酒杯自然害怕了，“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为了不被砸碎，酒杯只好言败， 进退从命。

一篇酣畅淋漓的讨酒杯檄文写完了，酒杯俯首听令，不敢逗留的走了，故事似乎就要做结，但是偏偏这时又横生事端出来，又是就有了第二篇《沁园春》，“杯如知乎”。

昨天看了一部动画片胡乱想到的问题。动画片的女主人公叫做“西园寺世界”。她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强调了“世界”就是“world”，突然觉得“世界”这个词语有些古怪，不像通常的汉语词汇，又看到这个女主人公名字的汉字，因此猜测，大概又是汉语从日语里的借词吧，就像“政治，政府，经济”这类词一样，但是突然又想到，“世界”这个词古代汉语里也反复使用，譬如《红楼梦》里著名的那一章：“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而诗词中用到的“世界”也不胜枚举，譬如白居易的“岁时春日少,世界苦人多”；刘禹锡的“二八笙歌云幕下, 三千世界雪花中。”顺着这样的用法想去，“世界”应该是来自于古汉语对于梵文经书的翻译，大概对应的是 lokāḥ 和 dhātu。lokāḥ 大约就是平面的意思，dhātu 是边界，佛经译为汉语，就翻成了“世界”，既包含了时间上的“世”（譬如三世），又包含的空间上的“界”，大概是时间与空间的总合？（听起来有些像“宇宙”了），不过从唐宋诗词以及宋元小说里的用法看，在普通汉语里大约演化成了“世间”或者“人世间”的意思，譬如刚才提到的白居易的那句诗：“世界苦人多”，但是在表示 world 的这个概念上，并不如“天下”等词语普及（当然这些词本身有更丰富的文化含义），而这个词自然也随着佛教的传播传入了日本，因此猜测，应该是日语在翻译 world 的时候，从中国古汉语里翻出了“世界”这个词来，而“世界”这个翻译又重新传入中国，大约在清末，特别是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国人放眼看世界，“世界”这个词的使用也日益频繁起来。

而用“世界”翻译 world，在词源上又是非常合适的，world 这个词来自于词根 were 和 eld。were 就是 man，指人，譬如 werewolf 这个词（人狼）；eld 就是 age了，所以 world 按照字源解释就是 Age of Man，人类的时代，因此这个词其实本身也包括了时间与空间的两重含义，正好与“世界”相对应。当然也可能翻译自德语的 Welt （如果考虑德国在日本维新时期的影响），德语的 Welt 来自于 wer 和 alt， 而 wer 与 alt 就相当于英语的 were 与 eld，也是“人”与“时代”的含义。假如这样的猜测时正确的话，“世界”翻译“world”，或者 “Welt”确实很贴切了：）

题外话一句，如果单单说“世界苦人多”这句诗，放在现在“世界”用法的背景中，倒是很像一句革命诗抄了。

前些天有人重提宋襄公，盛赞他是“一个死于文明和理想的英雄”，所以也想再说说宋襄公。赞美宋襄公，其实算不得翻案，因为早在《春秋公羊传》里就有对宋襄公的溢美之辞，泓之战后，《公羊传》评论说：“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直拿宋襄公与周文王相比；而《史记·宋微子世家》里太史公也说：“襄公既败於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当然批评宋襄公的也不少，《左传》虽然没有直接评价宋襄公，但是子鱼论战一段，实际上是借子鱼之口，酣畅淋漓的驳斥了宋襄公的仁义。而后来的苏东坡，批评的更是透彻。苏东坡不止一次的评论过宋襄公，譬如他的《宋襄公论》，直言宋襄公是“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并以宋襄公杀鄫子为例，说：“而宋襄公执鄫子用于次睢之社，君子杀一牛犹不忍，而宋公戕一国君若犬豕然，此而忍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然后评论道：“襄公能忍于鄫子，而不忍于重伤二毛，此岂可谓其情也哉？”认为宋襄公虚伪之极，堪与王莽媲美：

“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诸侯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为可以文取也。其得丧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则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损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盖王莽之。使莽无成则宋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一莽也。”

这一段评论骂得尤为痛快。另外在苏轼在《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中还评论道：“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诸侯，此其心岂汤武之心也哉？独至于战，则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窃取其名以欺后世，苟《春秋》不为正之，则世之为仁者，相率而为伪也。”并重新诠释了《春秋》里这一段的记录，认为作《春秋》的孔子亦不以宋襄公为是。

其实，即便是没有用鄫子祭祀淫昏之鬼这件事情，宋襄公的其他作为也难称得上仁义二字，最典型的就是他“伐丧”，趁齐桓公之死，率领诸侯伐齐，大败齐师之后推立齐孝公。因此，宋襄公的心中，大概还是对霸业的渴望胜过对于仁义的追求。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宋襄公的泓之败，或许有一个新的解释。

如果单单考虑中原地区，宋国确实有争霸的资本，从春秋初年开始，宋国也算的上是中原的强国。平王东迁，郑国因为他特殊的地位，迅速的发展起来，成为春秋的“小霸”，而此时齐、晋、楚、秦等国势力还相对薄弱，因此在中原可以和郑国抗衡的只有宋国，中原地区的卫国、陈国、蔡国也是宋国的与国，所以总体上讲，宋国的实力不弱。郑庄公死后，郑厉公为宋人所立，后来郑宋交兵，宋国大胜，把郑国祖庙的椽子拆了扛回去做自己卢门的椽子。虽然后来宋国饱经内乱，国势渐衰，但是在齐桓公死后，特别是在帮助齐孝公获得王位后，其实还是有一些机会称霸的，但是，楚国的兴起彻底埋葬了宋襄公的野心。

宋襄公的争霸策略基本上是模仿齐桓公。但是，齐国在国势最强的时候也不能与楚国直接对抗，齐桓公三十年，齐率诸侯伐楚国的与国蔡国，乘胜进逼楚国，不过最终也未敢与楚国正面交锋而是临阵讲和。这宋襄公是知道的，所以他的打算大概也是想向齐国一样，在楚国的默许下获得中原霸主的地位，但是问题是，宋国不仅没有当年齐国的国力那么强盛，而楚国又比齐桓公时强大了很多。事实上，在齐桓公末年，齐国就已经开始畏惧楚国了，葵丘会盟之后，楚国灭齐国的盟国黄国，齐国却无所作为；再后来楚国攻打徐国，齐国亦不敢直接相救，而是去攻打楚国的与国厉国以救徐国，但是徐人仍在娄林被楚国大败。因为楚人的强大，所以宋襄公如果想称霸，就不能不得到楚人的支持，所以鹿上会盟，宋襄公向楚乞求让诸侯尊他为霸主，楚王假意应允却在这一年秋天的会盟上拘禁了宋襄公。

但是这样的挫折并没有打消宋襄公称霸的念头，宋襄公在被楚人释放之后，仍然积极的为自己的霸业而忙碌。既然无法和楚国直接对抗，宋襄公也学齐桓公，从楚国的与国下手，力图遏制楚的影响，促使楚国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于是，宋国在趁郑人朝楚的机会，联合诸侯发兵攻郑。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楚国会直接出兵伐宋。

如果宋国退缩，则襄公的霸业理想就此完结，因此襄公大概仍希望能和齐桓公一样，在阵前可以与楚达成和解，所以宋楚两军相会于泓。宋襄公自然没有想过要彻底击败楚国，齐桓公做不到的事情，他自然也做不到，他只希望楚国能像在召陵一样，双方言和签订盟约。但是这个愿望落空了，楚军开始行动，而此时宋军的地位是尴尬的，即便是能在此战中取胜，也无法在未来长期与楚国抗衡，所以即便是趁楚军半渡可以给楚军狠狠地一击，但是这样做除了会激起楚国报复心理之外，不能给宋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因此，希望破灭的宋襄公此时大概也只是想象征性的与楚国交兵，为他的霸业画上一个句号吧，所以他拒绝了子鱼的意见，以给将来的和约铺平道路。

楚败宋第二年，宋襄公死；第三年，宋向楚臣服，宋成公到楚国朝见楚王。

从此以后，不打败楚国而成为中原的霸主已经完全不可能。宋襄公泓之败以后六年，真正的霸主在城濮之战打败楚军，应运而生。

原来写过一篇《大笑的曹操》，不是正史，《演义》上的一段故事，王允与众官员因董卓擅权而掩面大哭，唯独曹操哈哈大笑，直问公卿是否能哭死董卓，此处之笑，倒是显出曹操的率直与乐观。不过曹操毕竟不是大侠或者武功高手，自然也不会潇洒（或者愚钝）到以献刀为名去刺杀董卓，而王允这样的硬骨头，也未必会大哭出来。

中午伏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啃 sub 的时候，信手翻开了一段《通鉴》佐餐，恰巧又看到了一处曹操的笑。背景是这样的，何进要诛杀宦官，因为太后不同意而犹豫再三，于是袁绍出主意，让何进召集四方的引兵入京，胁迫太后，何进表示赞同。陈琳却以为不可行，进谏说诛杀宦官对于何进来说不过小事一桩，如果召外兵入京，就是 “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耳”了。接下来，曹操就出场了：

典军校尉曹操闻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至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

这里“笑”字用的确实妙，或者“笑”字本就是写实，曹操听到这样的计策后第一反应果真就是笑了。不管怎样，这一笑着实耐人寻味：如果曹操是“闻而叹曰”，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不得志的忠臣形象了；如果是“闻而喜曰”，则是地道的乱臣了。而曹操的反映却是“笑”——笑里隐藏了踌躇满志，这倒正合了许劭那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判语。

其实印象里曹操挺喜欢笑的，不管是在《演义》中，还是在正史里。大约也是因此，《演义》在华容道上才故意戏谑曹操，曹操大笑三次，却引来三次险厄，最终若不是关云长的私义，曹操几乎性命不保；不过《三国志》里，华容道上，曹操确实笑了，笑的是刘备得计少晚，没有及时放火，放走了战败的曹军。

曹操另外几处著名的大笑，譬如听到了许劭给他的判语；譬如听说袁绍要谋立刘虞，不过最喜欢的还是他在被马超大败之后：

诸将见军败，不知公所在，皆惶惧，至见，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

败军之后还能大笑，曹操就是曹操，可以与刘备的大哭相媲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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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和王维同岁，但是却无唱和酬答，刚才看到有人问李白和王维是否有交情，于是想起来原来看过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一套明人笔记小说，其中一则提到过李白与王维一起出游的场景，并有诗、画为证，可惜这套书不在手边，不过手边一部清人赵殿成笺注的《王右丞集笺注》里引用了这则笔记，摘抄如下：

世传《七贤过关图》。云是开元冬雪后。张说、张九龄、李白、李华、王维、郑虔、孟浩然出蓝田关，游龙门寺。郑虔图之。虞伯生有《题孟浩然像》诗：“风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图里一人存。”又有槎溪张辂诗：“二李清狂狎二张，吟鞭遥指孟襄阳。郑虔笔底春风满，摩诘图中诗兴长。”是必有所传云。”

这则遗事出自明人陆深的《玉堂漫笔》。如果是真的，则李白与王维应该是有些交情的，否则不可能一起出游。但是赵殿成在这条引用后有按，摘抄如下：

成按：《东观余论》有滕子济所藏《唐人出游图》，乃宋之问、王维、李白、高适、史白、岑参也。跋云：“昔人深于画者，得意忘象，其形模位置，有不可以常法观者。顾、陆、王、吴之迹，时有若此，如雪与蕉同景，桃李与芙蓉并秀；或手大于面，或车阔于门，使俗工睨之，未免随变安于拙目。故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驵隽，惟真赏者独知之。此卷写唐人出游状，据其名题，或有弗同时者，而扬镳并驱，睇眄相语，岂亦于世得意忘象者乎？求画者主名弗可知，要非俗手作也”’云云。画意亦奇，并附录于此。

《唐人出游图》里的宋之问和王维、李白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宋之问死的时候李、王二人不过才十来岁，不可能一起出游，所以跋中说好的画家有时会“得意忘象”。赵殿成之所以在这里提到《唐人出游图》，应该是对陆深《玉堂漫笔》中提到的《七贤过关图》有所怀疑：即使真有此图，也未必说明这七人真的一起出游过，也许只是画家郑虔的“得意忘象”。不过《七贤过关图》里的七人大致还算是同一个时代的，七人中也有不少是相互有交往的，真的一起出游也算有可能。如果郑虔的这幅图真正存在，并且这幅图是写实的，那么李白和王维应该还是有些交情的。但是因为这些不确定性，所以只能说“他们可能还是有些交情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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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对一个同学关于柳永的感慨的一些胡思乱想，回复的时候一挥而就，没仔细想，写过之后才发现把范仲淹和 Thomas Hobbes 放在了一起，丢在 blog 里吧，也许 N 年以后再次读起会有会心一笑。上一篇回复里把海陵王误写成了完颜康，这才发现）

北宋与西夏战争的胜败说起来话长，但是范仲淹确实是知兵的，不管宋人笔记里说的“夏人相戒：‘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爱日斋丛抄》）是否属实，范仲淹在陕西施行的一系列政治军事举措（特别是练兵及营田之法）足见其名臣儒将风范，西夏三战三胜而愿意讲和，自然也是与北宋的在陕西的战备以及边防的巩固分不开的。

除去文学与兵事，范文正在政治上也极有远见，读他的《推委臣下论》:“天生兆人，得王乃定”，这明明是社会契约论啊！十七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奠定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基础的《利维坦》（Leviathan），洋洋洒洒的一大本，其核心内容其实也不过这八个字：“天生兆人，得王乃定”，解释了为什么自然状态下的人们需要一个统治者（王）。统治者的权力不是“天”赋予的，而是“人”赋予，这是开启政治思想解放的一把钥匙（当然现在这些思想已经逐渐被人抛弃，但是在启蒙的时期却是大有裨益）。范仲淹还主张限制君主的权力，读起来恍惚如17-18世纪思想启蒙运动的欧洲——当然这只是萌芽状态的一些主张，没有七八个世纪后西方政治哲学思想那么成熟，但是，如果中国的政治思想继续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在第一个 millenium 就开始发展，以后会怎样呢？可惜的是“自由-现实主义”最终被“保守-理想主义”挤下了历史的舞台，以后的先人们开始生活在不可实现的 good old days 的憧憬与束缚中，忘记了现实与自由——就像小时候的一个动画片：老爷爷和老奶奶天天磕头拜佛，对神佛恭恭敬敬，认为神佛终将会回报，好日子终将到来，但是家里却穷得揭不开了锅。（当然，这种描述是一个不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者也需要吃饭，因此不能完全的不顾现实，不同的只是权重的大小）

呵呵，跑题了。继续范文正，范仲淹的墓我去过，从我家骑自行车一上午的光景就到了，中间还能路过龙门石窟，可以看看PP的卢舍那大佛，她的笑容始终看不厌，也能路过白居易的陵园，不过要爬山。九十年代中去的时候，到陵园还不通公路，陵园大概还是原貌，出国前又去了一次，通了公路，但是陵园差不多已经快改成旅游景点了，门前正在修范仲淹的雕像，后来听说当地村名又在那里盖了纪念范文正的寺庙，香火很盛，不过不是很喜欢。

因为前后两篇写的时间相隔太长，因此有不连贯的地方，所以小结一下。

从赵国的角度讲，虽然齐国出兵缓慢，导致邯郸失守，但是却达到了齐魏交恶的目的，这对赵国来说是很有益的，赵国极力想避免的是齐魏联合攻打赵国。这和战国中后期纵横家的一句箴言：“齐秦不合，天下无忧”是一样的道理，也和几千年后的冷战一样，只有超级大国之间产生了矛盾，弱国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就好比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最终能够翻身是和列强内哄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美苏冷战密不可分的（所以当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准备改善关系的时候，中国反应异常之强烈，国际共运也许只是个旗号，最关键的是美苏绝对不能媾和）；而18世纪的波兰，却因为列强的合作三次被瓜分，并最终亡了国。

从齐国的角度讲，赵国完全是一个棋子，它有两个作用，第一是消耗魏军，第二是使魏军骄傲轻敌，所以救不救赵国并不是齐国最关心的问题——赵国要救，主要是为了防止赵国放弃抵抗，投入魏国的怀抱，这样一来，不仅没有消耗魏国，反而资助了魏国，这是齐国不能容忍的，正是因此，齐国对赵国的承诺是可靠（这种承诺/条约本身没有任何约束力，唯一的约束力来自于双方自愿的执行），赵国也正是确信这一点才出兵攻打卫国 —— 但是赵国大概没有料到齐国的后手是这么的复杂。

所以齐、赵两国在桂陵之战中都是受益者。其它的如秦国、楚国，就不用说了。

魏国始终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的地位。赵国攻打卫国，魏国不能不救，因为桂陵之战前两年，魏国周边势力比较弱小的鲁、卫、韩、宋曾入朝于魏，相当于承认了魏国在中原地区的霸主地位，如果不救援卫国，魏国不仅信誉以及威慑力会受到影响，它拼凑的这个联盟也会瓦解。当然最主要的是魏国没有正确的估算齐赵之间的关系，并且低估了齐国的力量——但是这样的低估其实是合理的。

孙膑说：“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春秋近三百年历史中，除了齐桓公的时代，齐国基本上都是晋国的盟国并屈服于晋国。当楚庄王在邲之战大败晋国之后，齐国也想趁着晋国的衰退在晋的势力范围内分一杯羹，所以就有了齐顷公“灭此朝食”的鞍之战，结果，齐国成了一个笑话，不仅惨败，就连齐顷公也差一点儿被晋人捉去，齐国不得不与晋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从此山东人就被山西人看不起了。此后的晋国虽然日显颓势，但是仍然在鄢陵之战中打败楚军，并在晋悼公的时候重新成为霸主，随后楚国被吴国攻破，不能再与晋国争霸。晋国虽然有内患，但是环顾四周，仍然是霸者的形象，所以一直没有把齐国放在眼里。而孙膑正是利用了魏国的这一“经验”。从这个角度看，孙膑不愿做主将（“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馀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为将。” ）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不想引起魏军的警觉，这和后来长平之战，秦国 “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是一个道理。

另外，如果单看庞涓在桂陵之战之前的战绩，其实还是不错的，报复赵国，直扑赵国的国都，打下邯郸。如果不是桂陵之败，这绝对是一桩大功。遥想当年，知伯、韩康子、魏桓子围攻赵襄子的晋阳，足足打了三个月，围困了一年，又拿水灌也没有攻克。即便是到了战国末年，长平之战之后，秦昭王派五大夫王陵攻邯郸，也三月不克，又换王龁继续打，仍然没有攻克邯郸。所以庞涓还是很厉害的。

魏人的经验没有错（齐号为怯），庞涓屡次的决策问题也不大，魏国最根本的问题是输在了信息上，没有用即时的情报来更新已有的经验。虽然面对不确定，经验是最可靠的导向，但是可靠及时的情报却可以指导经验。孙子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匈奴攻马邑，入汉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尚且知道去抓一个“舌头”，最终让三十万汉兵的埋伏扑了个空，而庞涓急追齐军的时候却不侦探齐军真正的人数和动向 —— 不过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了孙膑的高明，庞涓被他一步一步完全蒙蔽，以至于到了最后只想日夜兼程的赶来消灭齐军。

另外简要的说一说桂陵之战之后的局势。魏在桂陵大败，贪婪的秦国疯狂的进攻魏国，不仅部分的收复了河西，而是攻取了河东的魏国前都城安邑 —— 这样反而导致了局势的改变，魏国和齐、赵签订了和约，一心一意的来打秦国，秦国抵挡不住，不得不和魏国签订和约，即便是这样，秦孝公仍然不安心，商鞅也说：“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所以第二次针对魏国的阴谋就产生了，这次的主角是商鞅，而这次的阴谋的结果使得魏彻底沦落为二流国家，齐、秦抗争的局面也就此拉开帷幕。可怜的魏国！

（呵呵，总算忙完了正事儿，可以来过纸上谈兵的瘾了^_^)

魏国是战国初年的第一强国。它的底子本来就不差，三家分晋的时候拿到了馅饼最大的一块［参见blog里的这张地图]，同时它又是最早进行变法改革的，魏国李悝的变法要比后来比较影响力的齐国邹忌变法和秦国商鞅的变法早九十年左右，比不彻底的楚国吴起变法也要早五十年左右，所以魏国在战国初年一跃成为强国。但是从地缘政治上讲，魏国却不占优势，首先它处在中原腹地，战略发展空间有限；其次它的“几”字型的领土使它东面和齐国相邻，西面和秦国相邻，南面和楚国相邻，同时它还和赵国，韩国，宋国等国家相邻，因此经常背腹受敌，所以在秦国和齐国逐渐强大起来以后，魏国的光辉就慢慢的黯淡了。而魏国衰退的开始，其实是一场阴谋。

桂陵之战爆发在公元前三五四年，这时的秦国和齐国的变法都已经开始几年，国力逐渐增强，因此两国也日益不满魏国的地位，但是两国又不愿直接去和魏国对抗，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如果齐国首先和魏国直接对抗，那么秦国就可以趁齐魏两败俱伤的时候坐收渔翁之利；同样的如果秦国先和魏国对抗，齐国也会占便宜。所以齐秦都在等待双方首先向魏国发难，相互观望，甚至相互算计（譬如桂陵之战之后商鞅向魏惠王游说，劝他称王，以恶化齐魏之间的关系，成为马陵之战的前奏）。而就在这个时候时候，一个冤大头--赵国出现了，一个阴谋也随即产生。

齐秦虽然都不愿意先对魏作战，但是相比之下，齐国的处境更恶劣一些，因为秦国的东进虽然受阻，但是西面还有广阔的天地，不仅有西戎，还有巴、蜀；而齐国的东面是大海，向西发展就必须解决魏国的问题，所以齐国策划拉拢韩、赵。赵国此时正在扩张领土，于是在齐国的支持下，赵国开始攻打卫国，而卫国是臣服于魏国的。

赵国自然也知道攻打卫国的后果，“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春秋战国的每一场战争背后都有着复杂的外交活动。赵国是得到了齐国的承诺之后，才敢出兵伐卫的，所以魏国出兵报复，包围了邯郸，赵国就马上向齐国求救。如果齐魏大规模的冲突，赵国正好可以从中获利，赵国知道齐魏的关系与国力对比，所以赵国是把自己作为一根导火索，来引爆齐魏之间的正面战争，利用自己的一个强邻解决掉另外一个。而齐国这边，孙膑指导下的一场阴谋也同时展开。

齐国不愿在对等的情况下与魏国打上一仗，因为这样的战争即便是胜利了，齐国的损失也会很大。所以齐国怂恿赵国攻打卫国，从而激怒魏国报复。如果攻打魏国的是齐秦一样的国家，魏国自然不敢贸然行动，但是对于赵国，魏国是很不屑的，所以庞涓带了八万人的军队很快就围了邯郸 -- 这正是齐国希望看到的：围攻邯郸这样的大城可以大大的消耗魏军的实力。这是第一步。

赵国来求救，齐国马上出兵，但是第一支军队不是朝向大梁的，而是魏国的襄陵，这是在告诉赵国：齐国已经出兵，要赵国死守待援。赵国死守的结果就是进一步消耗魏军。这是第二步。

当然齐国也知道魏国在密切的注视着齐国的军事部署，在安抚了赵国之后，齐国必须进一步坚定魏国围邯郸的决心，所以齐国派出了第二支部队，但不是朝向大梁方向的，而是指向魏国的平陵。这只军队是去送死的，因为平陵是魏国东阳地区的军事重镇，不仅易守难攻，并且齐军的粮道也非容易被切断。这样一来魏国就会认为齐军的统率无能，将会一心一意的在邯郸和赵国消耗。这是第三步。

但是这还不够，除了让魏军一心一意攻打邯郸以外，齐军还要进一步证实自己的无能，是一只任人宰割的肥羊（此比喻出自 Ogame^_^），这样才能完全解除魏国的戒心，为后面引诱魏军做好铺垫，但这样做就需要下血本了（不下血本很容易被识破伪装，譬如冒顿骗刘邦那次，其实娄敬已经看出问题来了，可惜刘邦大意），于是孙膑问田忌,齐国的都大夫中谁最不善于指作战。田忌说是齐城和高唐的都大夫。于是孙膑派遣这两个倒霉的都大夫去攻打平陵，结果还没有到平陵就他们就兵败身死，魏国更加轻视齐军的力量。这是第四步。

这时，庞涓终于攻破了邯郸，魏军也已疲惫不堪，通常，这是需要修整的时候了，但是孙膑需要庞涓迅速的赶来送死，于是就走了第五步：派轻快战车跟随少量的士兵直指大梁，主力则分路跟进，显示自己兵力薄弱。到这里，网已经织好了：以魏军刚攻克邯郸的骄傲自大；以齐军的无能愚蠢、孤军深入，势单力薄 -- 这一切看上去就像一块肥肉摆在了一直凶狠的恶狼面前。

这里再次重申一下，庞涓也是一员经验丰富的将领，他是不会直接回大梁攻打齐国在大梁城外的军队的，他的经验告诉他，那只是“先锋”，并非“主力”，齐军的军事指挥部一定在后面，那里聚集着一群无用低能、等待宰割的军队，于是他抛弃辎重，日夜兼程，直扑他计算过的齐军大本营 -- 不幸的是布这个棋局的孙膑，也知道庞涓要走这条路，在桂陵集中主力设伏。结果魏军大败，庞涓本人也被俘虏！““故曰：孙子（指孙膑）之所以为者尽矣。”而庞涓的致命错误正是孙子（指孙武）说的：“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

但是这一切能怪庞涓么？从他角度看，刚打了胜者，意气风发，士气高涨，种种迹象也表明齐军不仅愚蠢无能，而且莽撞冒进。庞涓在齐军刚入境的时候保持了冷静，在决定追击齐军的时候判断出了需要打击的最佳位置 -- 但是这一切却一步一步铸就了他的错误。所以“围魏救赵”实质上不是“攻其必救”，而是“诱敌轻进”。

在齐军大胜魏军的同时，秦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秦军在元里打败魏军，占领了少梁（陕西韩城附近），并在魏军无法干涉的情况下出兵伐韩，虽然没有攻克韩国的焦城，但是把触角深入了韩国与魏国交界的地方，并在那里筑城，为今后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同时，楚国也没有闲着，从南面攻占了魏国的睢水等地，这一切再次凸显了魏国的地缘困境。

这个水坑到了这儿也就平了。但是，慢着，庞涓如果在桂陵就被抓了（根据《孙膑兵法》的记录），那么后来的“马陵之战”呢？难道不是庞涓指挥的？为什么马陵之战的过程和桂陵之战如此的相似：魏军攻韩国，齐国声明救援但是并不急着出兵，导致韩国和魏国死战，然后齐国出兵大梁，引诱疲惫不看的魏军来进攻，而齐军假装逃走（所以也根本不是为了围大梁），恐怕魏军不疾驰跟进，还用了逐日减灶的办法，诱使魏军舍弃辎重，再次日夜兼程的赶来中齐军的埋伏... ... 这简直是桂陵之战的翻版啊！ 究竟是为什么呢？ 呵呵，桂陵之战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