寱语

三年前写的一篇blog提到了王翦之于秦始皇的 signaling game，刚才翻阅今年第一期的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封底居然也讲到了这个故事，摘引如下（因为它也是翻译自《史记》，应该没有版权的问题吧？）：

Signaling in the Qin Dynasty

Wang Jian said, “If Your Majesty is determined to employ me, then I must have 600,000 men-no less will do!”

“Whatever you advise, General,” said the emperor.

Wang Jian was accordingly put in command of a force of 600,000 men, and the emperor saw him off as far as the Ba River. As they were going on their way, Wang Jian requested the emperor for the gift of a great many fine fields and houses, gardens and ponds.

因为前后两篇写的时间相隔太长，因此有不连贯的地方，所以小结一下。

从赵国的角度讲，虽然齐国出兵缓慢，导致邯郸失守，但是却达到了齐魏交恶的目的，这对赵国来说是很有益的，赵国极力想避免的是齐魏联合攻打赵国。这和战国中后期纵横家的一句箴言：“齐秦不合，天下无忧”是一样的道理，也和几千年后的冷战一样，只有超级大国之间产生了矛盾，弱国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就好比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最终能够翻身是和列强内哄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美苏冷战密不可分的（所以当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准备改善关系的时候，中国反应异常之强烈，国际共运也许只是个旗号，最关键的是美苏绝对不能媾和）；而18世纪的波兰，却因为列强的合作三次被瓜分，并最终亡了国。

从齐国的角度讲，赵国完全是一个棋子，它有两个作用，第一是消耗魏军，第二是使魏军骄傲轻敌，所以救不救赵国并不是齐国最关心的问题——赵国要救，主要是为了防止赵国放弃抵抗，投入魏国的怀抱，这样一来，不仅没有消耗魏国，反而资助了魏国，这是齐国不能容忍的，正是因此，齐国对赵国的承诺是可靠（这种承诺/条约本身没有任何约束力，唯一的约束力来自于双方自愿的执行），赵国也正是确信这一点才出兵攻打卫国 —— 但是赵国大概没有料到齐国的后手是这么的复杂。

（呵呵，总算忙完了正事儿，可以来过纸上谈兵的瘾了^_^)

魏国是战国初年的第一强国。它的底子本来就不差，三家分晋的时候拿到了馅饼最大的一块［参见blog里的这张地图]，同时它又是最早进行变法改革的，魏国李悝的变法要比后来比较影响力的齐国邹忌变法和秦国商鞅的变法早九十年左右，比不彻底的楚国吴起变法也要早五十年左右，所以魏国在战国初年一跃成为强国。但是从地缘政治上讲，魏国却不占优势，首先它处在中原腹地，战略发展空间有限；其次它的“几”字型的领土使它东面和齐国相邻，西面和秦国相邻，南面和楚国相邻，同时它还和赵国，韩国，宋国等国家相邻，因此经常背腹受敌，所以在秦国和齐国逐渐强大起来以后，魏国的光辉就慢慢的黯淡了。而魏国衰退的开始，其实是一场阴谋。

桂陵之战爆发在公元前三五四年，这时的秦国和齐国的变法都已经开始几年，国力逐渐增强，因此两国也日益不满魏国的地位，但是两国又不愿直接去和魏国对抗，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如果齐国首先和魏国直接对抗，那么秦国就可以趁齐魏两败俱伤的时候坐收渔翁之利；同样的如果秦国先和魏国对抗，齐国也会占便宜。所以齐秦都在等待双方首先向魏国发难，相互观望，甚至相互算计（譬如桂陵之战之后商鞅向魏惠王游说，劝他称王，以恶化齐魏之间的关系，成为马陵之战的前奏）。而就在这个时候时候，一个冤大头--赵国出现了，一个阴谋也随即产生。

接着希特勒和粮食，继续写白起与粮食，解释一下白起为什么要杀赵降卒。首先，我们知道，战国后期主要是征兵制，虽然也有少数招募来的职业军人，军队的大部分还是由普通的平民组成，也就说40万赵卒中绝大部分是象秦国从河内征召来士兵一样，不过是平时务农的老百姓（或是城市平民），是生产者，只有在战时才应征入伍。其次，我们知道，战国时各国非常重视本国的人口数目，譬如《孟子》中梁惠王的一段话："寡人之於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於河东，移其粟於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虽孟子认为这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但是至少表明当时君主非常在意自己人口的多寡，因为在战国时代，无论战争与生产，人口都是国家之本；再次，战国时期从平民到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国家的认同感都不是特别强，所以才有不少人在别国仕官为别国出谋划策甚至还征伐自己乡国的。在秦国，虽然闹过一出《逐客令》，但是不久就因为李斯的上书而收回这道命令。而秦国大部分的谋臣武将也都是来自于其他的国家，也就说不仅战国时人们对自己的国家不是非常的有感情（根本没有现在的民族主义或是爱国主义），而且诸侯国（特别是秦国）也乐意使用外来的人才。秦末六国贵族反叛，其实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对故国的怀念而不过是想恢复被强秦剥夺的特权生活罢了，所以祖上五世相韩的张良后来也没有对韩王从一而终。

接着上个话题：长平之战赵国究竟能不能动员45万的军队？与后来的战争比（譬如赤壁之战），这个数字似乎过大了一些。但是如果仔细比较一下战国与三国时的兵役制度，就军队的动员能力而言，战国时期诸侯各国显然动员能力更强，因为战国后期各国普遍的使用的是征兵制（兼行募兵制）；而三国时期开始以募兵制为主，但是后来因为募兵困难，改为世兵制。正是兵役制度上差异导致了不同时期国家可以动员使用的军队数目的不同。

战国时的征兵制比较类似1793年的法国或是1813年普鲁士的普遍征兵制（也就是义务兵役制）。1813年普鲁士的征兵制规定，所有20-40岁的公民必须在常备军中服役三年，然后转为后备军，并随时准备应召参战（比较近期的譬如第一次海湾战争的伊拉克，也是按照年龄强行征集国民入伍的）。而战国时各个的征兵制与此非常的类似，譬如秦国，17岁的男子必须向政府登记（称作"傅籍"或是"傅"）然后随时准备应征参战，直到60岁才能免征；《复活的军团》中援引《睡虎地秦简》中的一个例子，墓主17岁傅籍，第二年就被应招参战，战争结束后回到老家，后来又有战事时再次被召集参战。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是惊人的，一旦有大的战事爆发，一个国家绝大部分地区的17至60岁的男丁可能都会应招入伍，参加战斗。有的时候甚至会扩大这个年龄的范围，譬如长平之战，秦国发河内十五岁以上的男丁"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有的学者认为这似乎说明在那个时候男子15岁就已经傅籍了，不然无法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征调。同样的，在秦国坑杀赵国降卒的时候，曾"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说明赵国军队里也有年幼入伍参战的。所以以战国时的兵役制度，战争动员能力是非常强的。

在读关于革命与社会变化的一些书，看到一个有趣的关于一战时革命爆发的解释：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粮食。爆发革命的俄国、德国与奥匈帝国因为战争的缘故无法为其国民提供足够的粮食供给从而导致国民革命。一战中的法国与英国因为有海运，虽然也处境艰难但尚可保证战争时期粮食的供应。与英法相比，奥匈帝国的出海口在地中海，被英国封锁无法获得外部的给养，俄国的海运能力比较差，德国又无法从根本上挑战英国的海洋霸权，所以这三个国家的国民在一战中受到的苦难是最大的。持这个观点的作者还进一步比较当时几个国家在战时平均每个国民日热量的摄入量，其中奥匈帝国是最少的，所以也是被一战削弱的最厉害的一个国家（德国与俄国大致还保持了大部分的领土，奥匈帝国彻底的跨掉了）。

纷纷绕绕的春秋最终稳定在晋国与楚国的两极对抗上，形成了中国历史或者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冷战”局面，和二千多年后苏美冷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最稳定的格局自然是统一或者一极独大(hegemony），其次是两极对立（bipolarity），最不稳定的系统是多极对立(multipolarity）---当然这样的理论是把系统内的国家作为最小的研究对象，假设了国家作为一个单一actor的理性，但是由于国家也是有内部结构的，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假设并不合理，譬如战国时候稳定的秦国与齐国的二极对立就毁在了齐国的内部问题上--齐国找了燕国间谍苏秦来当相国，最终把自己给废了（每每读到这里都为苏秦可惜，战国的人真是老实啊，苏秦要是演上一段《无间道》那哭的就是燕昭王了，而苏秦也不用被车裂了，可是苏秦就是恪守着自己的信义，结果自己的命也赔上了）。但是这样的假设大抵能帮我们理解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

《韩非子》的第一篇是《初见秦》，而这篇《初见秦》恰恰就是韩非子文集中争议最大的一篇，争论的焦点是：这一篇到底是不是韩非子写的。不少后来的读书人认为这篇并非韩非所做，因为韩非在《初见秦》里通篇都是在帮助秦国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并宣称如果秦国能够听信自己的谋略，那么就可以“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也就是说韩非在这篇文章里宣扬的观点与他“存韩”的使命看起来是矛盾的，与《韩非子》的第二篇《存韩》也是矛盾的，所以《初见秦》不该是韩非子所做。但是《初见秦》的观点真的和《存韩》是矛盾的么？

公元前233年，一个有些口吃的读书人正在赶往秦国的路上，看打扮应该是富家子弟，是当时的贵族。因为口吃，这个读书人可能无法清楚的表达自己的一些思想，所以他写了不少的东西，这些文章在当时可能还是凌乱的，因为要等二百多年以后才有一个叫做刘向的人帮他整理，但是秦王政应该已经看过了不少这个读书人的文章，并对他的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读书人就是韩非，处于对他的尊重，人们称他为韩子，但是几百年后，由于韩家又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读书人，也有了“子”的尊称，所以这个去见秦王的韩子就被改称为韩非子。 韩非之所以去见秦王是因为秦国打算攻打韩国。为了保存韩国，身为韩国贵族的韩非毅然决然地担负起了出使的重任。慢着，韩非不是一个结巴么？哪有派结巴就做说客的？一种解释是说由于秦王政太钦佩韩非了，以至于打算发兵攻打韩国以索取韩非，韩王无奈，只好遣韩非入秦。可这样一来，韩王岂不是资敌以粮了？商鞅的教训韩王恐怕不应该不知道吧。也许是因为韩王并不看重韩非--事实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韩王对于韩非的屡次上书视若无睹，无动于衷。但是即便是这样，秦王点名索要韩非甚至不惜大动兵戈应该也使韩王有所狐疑吧？毕竟韩非不是二乔，显然秦王不是图色。所以更加合理的解释是韩王足够的信任韩非，知道韩非即便是入秦，也会尽力保全韩国的。

 （有15分钟的闲暇，写一篇blog自娱）
军队与国家的关系从历史的开始就是一个悖论：国家为了保护自己而创建的军队事实上却构成了自己最大的威胁。在中国的历史上（当然不限于中国历史）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当权者，并且延续到了今天。每个皇帝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处境：军队太弱小，则不能抵御外敌的入侵；军队太强大，则担心军队造反无法制约。任何一支可以抵御外敌的军队同时也可以轻易推翻它的君主。

这个困境在秦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表现的十分明显。秦统一的末期，在对楚的用兵上曾经有一次著名的争论：李信认为灭楚20万军队足以敷用；而王翦坚持必须动用全国60万军队全力攻楚。秦始皇经过一番考虑，选择了李信的建议。史书上一般的解释是秦始皇喜欢李信年少壮勇（用现在的话说是年轻有魄力），认为王翦年老胆小，所以选择了李信，《史记》上也说，秦始皇听了两人的方案评价道：“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而王翦因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所以告病还乡。 但事实上，真正促使秦始皇选择李信的是他对军队的担忧：如果把全国的军队都给了王翦，他带着军队造反了怎么办？但是他并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而王翦也意识到秦始皇的真正疑虑，担心自己的建议会被秦始皇当作谋逆的征兆，所以告病回乡以求自保。这个“告病回乡”并非是认定李信必败而在那里摆谱等待复出，更重要的是为了消除始皇的疑虑，用前几天讨论过的博弈论的语言说，是在发送一个信号：我并无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