寱语

桑林志上经常有自然科学和 blog 的话题，挺有趣的。最近偶然碰到一个社会科学与 blog 的话题，也很有趣。因为写论文的缘故，到哈佛的 Dani Rodrik　的网站上找一篇文章，无意发现他在 Typepad 上的 blog，最新有一篇是关于Economist blogger you most want to see，既然是最想看到的，那肯定是就那些还没有开始 blogging 的经济学家们。在 Rodrik 统计的排名里，最高的是 Joseph Stiglitz，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二名是 Daron Acemoglu，05年 Clark Medal 的获得者；第三名是 Amartya Sen，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为研究方向的缘故，其实我也很期待读 Acemoglu 的 blog，他和哈佛的 James Robinson 一起合作写了不少非常棒的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和著作。Rodrik 在统计结果出来以后，给 Stiglitz 和 Acemoglu 写了电子邮件，希望他们开始 blog，但是可惜的是，Stiglitz 正在埃塞俄比亚，而 Acemoglu 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blog 。不过这个话题还在继续，比较有趣的一则回复里说最期待的是 Adam Smith 的 blog，呵呵，如果真的能穿越时空，我倒是希望读读孔夫子的 blog ：）

一直也在订阅《华尔街日报》的中文 feed，比起英文的版本有两大优势，一是免费；二是侧重中国。虽然利用学校的 VPN 也可以看到当日免费的英文版《华尔街日报》，但是比较麻烦，早上啃一个面包的功夫，还是从 bloglines 看订阅比较方便。（其实就订阅而言， Economist 做的很不错，现在所有的 feed 都是免费的，不过直接从网站访问有一部分内容仍然是收费的）。

今天中文版《华》上有一篇专栏 《别总盯着人民币说事儿》，挺有意思的。原作者是 Dartmouth College 商学院教授 Matthew Slaughter，他同时也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委员。通常的翻译，总会有 lost in translation 的部分，所以想找原文看， 搜索了一下，Wall Street Journal上的需要收费，不过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 Greg Mankiw 的 blog 上看到了全文摘要。Mankiw 和 Slaughter的观点一致，反对美国政府拿“人民币说事儿”，认为人民币升值反而会给美国经济造成危害。Mankiw 说的更直白：

会不糊涂，我是糊涂的。上周老板让我去参加一个商学院的学术会议，匆匆扫了一眼会议Schedule，是这个周末，所以就把这事情先丢在一边，忙别的了，周六早上突然想起来要去开会，急急忙忙爬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跑到会议中心，在门口 check in时就被人奇怪了看了一眼。跑到会议室，大致一看桌子都占满了，每个桌子上都放着名牌（名字牌子），仔细找了一下，没有我的位置，窘，莫非来错地方了，来开会的人都不认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商学院的教授，核实了会议的名称，问了一下我该坐哪里，他告诉我要自己到一边的桌子上找到自己的名牌，然后摆放在自己的桌子上。于是匆匆过去，发现只有我的名牌孤零零的树立在那里，还有挂脖子上的牌子，也只有我的躺在那里，心里纳闷，8：30开会，我8点刚过就到了，怎么还成了最后一个？马上会议要开始了，普林斯顿的一个女教授已经上讲台准备开讲了，我又纳闷了，会议日程上写的第一个发言的是一个耶鲁的教授 ，怎么换了，于是两眼冒圈的问了一下旁边一起开会的人，结果被告知那是昨天的安排！ft，原来这会是周五到周六的，而我却以为是周六到周日的，已经错过了会议的大半 -_-！ 不过还好，比较感兴趣的几个话题还都听到了，特别是最后一个发言的普林斯顿的一个教授的关于 Failing State and Predatory State的东西挺有趣的。这个教授好像刚刚当选新一任的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的 President，呵呵，主流的经济学都来搞经典的政治学问题，对于政治学家来说，不知道是喜还是忧。。。 。。。

B 教授把一切的原因归结的两国政治精英对改革的不同态度。他认为俄国虽然早在1985年就开始了改革，但是由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仍以超级大国自居，不愿完全的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导致了苏联改革的不彻底；而相反，中国的自改革开以来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积极学习西方，因此才有了今日的成就。这个解释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比较令人失望的，难道仅仅是政治精英的态度问题？

B 教授的论点成为后来发言提问时的焦点。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问到，苏联解体后，俄国连休克疗法这种狠招都用上了，难道还不能说明学习西方的决心么？B 教授回答说各级的官僚未必积极执行这样的改革；又有人问到，那美国的态度呢？在中国刚开始发展的10年中，美国是大力支持的，而苏联尽管努力向西方示好，但是仍然未得到西方的有利帮助，俺也发问：如果是政治精英决定一切，那为什么在苏联的改革政策没有成效的情况下，政治精英并没有改进政策？左派老师更是问的一针见血，他说在B教授的观点中一点看不到"政治"的影子，B 教授显然忽略了基于不同利益基础上的权力的冲突。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又紧接着发问，中国支持私有企业的发展也是90年代以后才有的政策，之前中国的私有企业不过是个体户而已，也就是说中国在改革的初期也并没有完全照搬纯粹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为什么B教授以此来解释中俄发展的差异呢？还有人说到，在冷战时期一个人问当时的西德总理，几十年后能够崛起的世界大国会是苏联还是中国，西德总理毫不犹豫地说是中国，从这个角度看发展问题，是不是有比政治精英更深刻的文化或是结构的原因？

乔治城的B教授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然不止一个人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从1991年起的15年间，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中的工商业巨人，而俄国却停留在原材料的生产上。以2003年两国的出口产品构成为例：中国出口额是 $438,228 M，而俄国只有 $133,717M。中国的出口产品中90.6%是工业制成品，其中重工业产品占总出口额的42.8%；而俄国占出口产品的53.0%是能源，工业制成品只有21.2%，其中重工业产品只占总出口额的7.0%，与矿石出口比重差不多（6.8%）。但是，在两国开始改革的时候（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俄国在85年左右，戈尔巴乔夫的Perestroika和Glasnost），俄国明显比中国有更好的工业基础，更强大的技术力量以及普遍较高的教育水平，但是为什么二十年的改革过去了，俄国变成了一个依赖能源出口的国家，而中国却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

I've just read my comrade ranc's blog about hypocrisy. It'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as he states in the first paragraph :

Why do people (politicians and ordinary folks alike) pretend to be publicly spritied and appeal to collective interests in private arguments and public discourses, when often times it is a piece of common knowledge that they are really motivated exclusively by self-interests? If we accept the standard operational assumption of 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why can't people just tell each other what they really want for themselves and strike a honest bargain? Yes it would be a naked bargain, but why pretending to be clothed if all know that all are naked? This is especially bewildering since the truth revelation principle tells us that no outcome can be better than having each other revealing their true types. In a word, why hypocrisy?

呵呵，粗粗读了Paul Bingham在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上的文章，主要看了他理论的总结部分。粗读完这个生物学家的理论之后，马上想到的是一位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于是连忙去看Bingham的Reference List，果然霍布斯列在其中，但是细想一下，两者的理论颇为不同，Bingham的理论与新近的合作理论也大为不同。Bingham的主要理论是：阻碍不具有血缘关系的个体合作的最大障碍是背信（defection)，而对于人类远距离杀戮技术的掌握可以更好的惩罚背信者，于是合作变得可能。

可以借用卢梭的猎鹿（Stag Hunt）比喻来做个例子（俺做了一些细节修饰）：几个特别饥饿的猎人决定合作猎一只鹿吃，于是他们做好陷阱，埋伏好，静待一只鹿上钩，当然鹿也是很狡猾的动物，不会轻易上钩，这时有一只鹿闯了进来，几个人屏气凝神，突然一个猎人发现自己身边有一只兔子路过，只要追赶一下肯定能抓到，于是他开始盘算：我们有20%的机会抓到那只鹿，一只鹿的肉有25只兔子那么多，我们一共10个人，也就是说如果我留下来继续捕猎，我的预期是得到 20%*25/10 = 0.5只兔子（当然和可以假设鹿的出现按照时间的分布，计算未来鹿出现的几率，捕猎几率等，略去不说，算个简化），而我如果去抓那只兔子，那我100%的能抓到，然后我就跑，那我的预期是1只兔子。

前几天聊起时间，有人戏谑的说这次灌水是在宇宙大爆炸时就决定的，当然是一个玩笑。不过比较有趣的是这周一听到了一个类似的东西，不是玩笑。每周一的Group Meeting，照例要请别的学校的教授来做Presentation，这周一请的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一个教授。惯例都是邀请做理论搞模型的人，而这次却请的是一个做实践搞计量统计的（这个学期的唯一的一个），所以稍微觉得有些意外，听了他的开场白后就更意外了。他的论点是：现在不同国家人民的收入的差异是由基因的差别决定的。

读到李瑞环最近写了一部书《学哲学，用哲学》，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好奇，到网上搜索了一下。（呵呵，看来是成长了，先前最厌恶马哲的，大学考马哲简直是字字血泪，现在倒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倍感兴趣起来。）李瑞环的全文没有搜索到，但是搜索到了几条语录，譬如：

夏天有苍蝇、蚊子，但夏天能长出我们所必需的粮食和各种作物；冬天虽然少一些害虫，但冬天也不长庄稼，因此，谁也不会希望总是过冬天。

主张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否认开放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来讲，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从外国引进来的。

呵呵，这个帖子不是说《帝国3》或是《文明4》，而是说博弈论与历史研究。现在忙着考试，没有时间长篇大论，只能分成若干小问题，闲谈一下。这次先说些空泛的东西。

根据最传统的观点，历史只是一个描述性的学科，而不是一个分析性的学科，所以历史属于人文而非科学；对于历史的分析主要是由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进行的，它们需要提出可以证伪的理论以及因果的解释，是科学。与此同时，博弈论是一套用于分析的研究方法，所以作为描述性学科的历史是用不上作为分析工具的博弈论的，博弈论主要用于对历史进行分析的社会学，经济学与政治学中。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