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Google Scholar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但是搜索返回的结果却很芜杂。虽然可以通过“高级选择”输入特定的期刊，但是这样比较费时间，因此写了一个简单的 HTML 页面（如下），可以快速的搜索特定期刊，提高搜索效率。因为最初是在学校的只支持 HTML 的服务器上使用的，所以功能非常的单一，如果有时间，可以用 PHP + MySQ 写一个更加完善的页面，通过对比期刊的学术因子，过滤掉一些影响因子比较小的期刊，然后把结果在同一个页面按照引用频率和时间的加权列出，这样就可以迅速的知道某个 topic 的发展程度了。呵呵，当然更实际的用途是为了写 paper 的 literature review。

桑林志上经常有自然科学和 blog 的话题，挺有趣的。最近偶然碰到一个社会科学与 blog 的话题，也很有趣。因为写论文的缘故，到哈佛的 Dani Rodrik　的网站上找一篇文章，无意发现他在 Typepad 上的 blog，最新有一篇是关于Economist blogger you most want to see，既然是最想看到的，那肯定是就那些还没有开始 blogging 的经济学家们。在 Rodrik 统计的排名里，最高的是 Joseph Stiglitz，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二名是 Daron Acemoglu，05年 Clark Medal 的获得者；第三名是 Amartya Sen，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为研究方向的缘故，其实我也很期待读 Acemoglu 的 blog，他和哈佛的 James Robinson 一起合作写了不少非常棒的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和著作。Rodrik 在统计结果出来以后，给 Stiglitz 和 Acemoglu 写了电子邮件，希望他们开始 blog，但是可惜的是，Stiglitz 正在埃塞俄比亚，而 Acemoglu 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blog 。不过这个话题还在继续，比较有趣的一则回复里说最期待的是 Adam Smith 的 blog，呵呵，如果真的能穿越时空，我倒是希望读读孔夫子的 blog ：）

一直也在订阅《华尔街日报》的中文 feed，比起英文的版本有两大优势，一是免费；二是侧重中国。虽然利用学校的 VPN 也可以看到当日免费的英文版《华尔街日报》，但是比较麻烦，早上啃一个面包的功夫，还是从 bloglines 看订阅比较方便。（其实就订阅而言， Economist 做的很不错，现在所有的 feed 都是免费的，不过直接从网站访问有一部分内容仍然是收费的）。

今天中文版《华》上有一篇专栏 《别总盯着人民币说事儿》，挺有意思的。原作者是 Dartmouth College 商学院教授 Matthew Slaughter，他同时也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委员。通常的翻译，总会有 lost in translation 的部分，所以想找原文看， 搜索了一下，Wall Street Journal上的需要收费，不过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 Greg Mankiw 的 blog 上看到了全文摘要。Mankiw 和 Slaughter的观点一致，反对美国政府拿“人民币说事儿”，认为人民币升值反而会给美国经济造成危害。Mankiw 说的更直白：

The dollar-yuan exchange rate is an economic fetish of many people unschooled in basic economics.

其实这样的观点并不新鲜，很早就有经济学者提及。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也有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名字恰好就是 《Lost In Translation》，主要观点是：

If China sharply revalued the yuan, as American politicians are demanding, it could actually hurt the United States and help China．

如果人民币按照美国的要求迅速的升值，这实际上会帮助中国而损害美国的利益。然后就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人民币升值不利于美国，为什么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如果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中国不肯迅速升值人民币？这同时也是政治学有趣的地方：）

会不糊涂，我是糊涂的。上周老板让我去参加一个商学院的学术会议，匆匆扫了一眼会议Schedule，是这个周末，所以就把这事情先丢在一边，忙别的了，周六早上突然想起来要去开会，急急忙忙爬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跑到会议中心，在门口 check in时就被人奇怪了看了一眼。跑到会议室，大致一看桌子都占满了，每个桌子上都放着名牌（名字牌子），仔细找了一下，没有我的位置，窘，莫非来错地方了，来开会的人都不认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商学院的教授，核实了会议的名称，问了一下我该坐哪里，他告诉我要自己到一边的桌子上找到自己的名牌，然后摆放在自己的桌子上。于是匆匆过去，发现只有我的名牌孤零零的树立在那里，还有挂脖子上的牌子，也只有我的躺在那里，心里纳闷，8：30开会，我8点刚过就到了，怎么还成了最后一个？马上会议要开始了，普林斯顿的一个女教授已经上讲台准备开讲了，我又纳闷了，会议日程上写的第一个发言的是一个耶鲁的教授 ，怎么换了，于是两眼冒圈的问了一下旁边一起开会的人，结果被告知那是昨天的安排！ft，原来这会是周五到周六的，而我却以为是周六到周日的，已经错过了会议的大半 -_-！ 不过还好，比较感兴趣的几个话题还都听到了，特别是最后一个发言的普林斯顿的一个教授的关于 Failing State and Predatory State的东西挺有趣的。这个教授好像刚刚当选新一任的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的 President，呵呵，主流的经济学都来搞经典的政治学问题，对于政治学家来说，不知道是喜还是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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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授把一切的原因归结的两国政治精英对改革的不同态度。他认为俄国虽然早在1985年就开始了改革，但是由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仍以超级大国自居，不愿完全的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导致了苏联改革的不彻底；而相反，中国的自改革开以来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积极学习西方，因此才有了今日的成就。这个解释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比较令人失望的，难道仅仅是政治精英的态度问题？

B 教授的论点成为后来发言提问时的焦点。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问到，苏联解体后，俄国连休克疗法这种狠招都用上了，难道还不能说明学习西方的决心么？B 教授回答说各级的官僚未必积极执行这样的改革；又有人问到，那美国的态度呢？在中国刚开始发展的10年中，美国是大力支持的，而苏联尽管努力向西方示好，但是仍然未得到西方的有利帮助，俺也发问：如果是政治精英决定一切，那为什么在苏联的改革政策没有成效的情况下，政治精英并没有改进政策？左派老师更是问的一针见血，他说在B教授的观点中一点看不到"政治"的影子，B 教授显然忽略了基于不同利益基础上的权力的冲突。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又紧接着发问，中国支持私有企业的发展也是90年代以后才有的政策，之前中国的私有企业不过是个体户而已，也就是说中国在改革的初期也并没有完全照搬纯粹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为什么B教授以此来解释中俄发展的差异呢？还有人说到，在冷战时期一个人问当时的西德总理，几十年后能够崛起的世界大国会是苏联还是中国，西德总理毫不犹豫地说是中国，从这个角度看发展问题，是不是有比政治精英更深刻的文化或是结构的原因？

可惜 B 教授并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答案。总的感觉，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却无法解释这个问题。那究竟该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请听下回分解^_^）

乔治城的B教授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然不止一个人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从1991年起的15年间，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中的工商业巨人，而俄国却停留在原材料的生产上。以2003年两国的出口产品构成为例：中国出口额是 $438,228 M，而俄国只有 $133,717M。中国的出口产品中90.6%是工业制成品，其中重工业产品占总出口额的42.8%；而俄国占出口产品的53.0%是能源，工业制成品只有21.2%，其中重工业产品只占总出口额的7.0%，与矿石出口比重差不多（6.8%）。但是，在两国开始改革的时候（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俄国在85年左右，戈尔巴乔夫的Perestroika和Glasnost），俄国明显比中国有更好的工业基础，更强大的技术力量以及普遍较高的教育水平，但是为什么二十年的改革过去了，俄国变成了一个依赖能源出口的国家，而中国却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

其实这也是发展经济学中一个有趣的话题，为什么发展中国发展了几十年却鲜有成功的？为什么为数不多的几个成功的例子都在东亚？B教授还给出了一个统计数字，在过去二十年中，如果算上中国，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下降了；如果除去中国，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却是上升了，也就是说贫穷发展中国家真正发展的基本上只有中国。

B教授比较了中俄经济发展的四个不同方面：区域发展，经济部门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以及腐败问题，并认为在所有的方面中国都胜过俄国许多，即便是腐败问题，中国的腐败也要比俄国的腐败更有积极作用一些，他把腐败分为三种：掠夺者（looter），寻租者（rent seeker）和红利征收者（dividend collector）。所谓掠夺者，就是指官员直接通过行政手段与权力没收掠夺并占有私人工商业者的财产；寻租者则是官员通过权利强行剥削私人财产；红利征收者则是官员通过鼓励支持地方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从中得到相应的红利。虽然三者都是贪污腐化，最后一种对经济的影响要小一些，而第一种则是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摧残。当然，B 教授的这些比较给人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感觉，所以听众急切想知道的是他对这些发展的差异的最根本的解释。

但是，他的解释却令人较为失望。（下次继续^_^）

I've just read my comrade ranc's blog about hypocrisy. It'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as he states in the first paragraph :

Why do people (politicians and ordinary folks alike) pretend to be publicly spritied and appeal to collective interests in private arguments and public discourses, when often times it is a piece of common knowledge that they are really motivated exclusively by self-interests? If we accept the standard operational assumption of 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why can't people just tell each other what they really want for themselves and strike a honest bargain? Yes it would be a naked bargain, but why pretending to be clothed if all know that all are naked? This is especially bewildering since the truth revelation principle tells us that no outcome can be better than having each other revealing their true types. In a word, why hypocrisy?

He gives several plausible answers and has a thoughtful discussion. But I feel that those answers are not very "neat" in rationalist sense because most of them invoke theories and assumptions from other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 and sociological one, in particular). According to those hard-core social scientists and followers of Lakatos, solving a problem in this way is theoretically degenerative.

Actually, I don't think this question is difficult for rationalists. Although often times it is a piece of common knowledge that politicians are really motivated exclusively by self-interests, it does 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interests of some politicians are "accidentally" identical with that of the median voter. Let's think about the following one-shot game scenario: 1) the public is unclear about a candidate's real preference; 2) the candidate's preference may or may not be idnetical with the median voter; 3) To claim that his preference is the same as the median voter weakly dominates telling the truth because it gives the candidate better chance to win the election. It weakly dominates becaues the public may not believe the claim is informative.

In a different scenario, say, a repeated game. Hypocrisy can be viewed as an investment of reputation. In order to get a better chance to be trusted and thus gain more in the future, a politician may speak an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public interests that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his own in the first stage. And later on, after he is trusted or re-elected, he may take advantage of the trust or position and satisfy his own real desire.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in history which indicate the logic above. Han Feizi may be an example for the first scenario; while Wang Mang is for the second.

呵呵，粗粗读了Paul Bingham在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上的文章，主要看了他理论的总结部分。粗读完这个生物学家的理论之后，马上想到的是一位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于是连忙去看Bingham的Reference List，果然霍布斯列在其中，但是细想一下，两者的理论颇为不同，Bingham的理论与新近的合作理论也大为不同。Bingham的主要理论是：阻碍不具有血缘关系的个体合作的最大障碍是背信（defection)，而对于人类远距离杀戮技术的掌握可以更好的惩罚背信者，于是合作变得可能。

可以借用卢梭的猎鹿（Stag Hunt）比喻来做个例子（俺做了一些细节修饰）：几个特别饥饿的猎人决定合作猎一只鹿吃，于是他们做好陷阱，埋伏好，静待一只鹿上钩，当然鹿也是很狡猾的动物，不会轻易上钩，这时有一只鹿闯了进来，几个人屏气凝神，突然一个猎人发现自己身边有一只兔子路过，只要追赶一下肯定能抓到，于是他开始盘算：我们有20%的机会抓到那只鹿，一只鹿的肉有25只兔子那么多，我们一共10个人，也就是说如果我留下来继续捕猎，我的预期是得到 20%*25/10 = 0.5只兔子（当然和可以假设鹿的出现按照时间的分布，计算未来鹿出现的几率，捕猎几率等，略去不说，算个简化），而我如果去抓那只兔子，那我100%的能抓到，然后我就跑，那我的预期是1只兔子。

按照Bingham的理论，如果人们没有有效的方法惩罚这个看到兔子的猎人，那么这个猎人必然会去抓兔子，而结果是吓跑了鹿群，再也不会有鹿来了，其余九个猎人只好饿肚子，合作由于捕兔人的背信而失败，因为人们害怕作sucker，所以不愿合作；人们或许可以拥上去打那个捕兔人一顿，但是这个成本太高，如果捕兔人的力气还很大，那人们的成本与风险就更高了。但是远距离杀戮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如果有人敢捕兔子，那大家一起用石头砸死他，这样一来大大提高了捕兔的成本（expected benefit: 一只兔子，expected cost: 自己的性命），所以人们不会背信去抓兔子，合作成为可能。

当然经济学/政治学的合作理论有其他的解释：如果一个人胆敢去抓兔子，那我们以后把他摈除在合作之外，他以后都没有机会和我们一起捕鹿了，没了我们的合作，他很可能会饿死。（或者，如果有人背信，那么我们永远都不再合作，永远都不会捕鹿，这样在将来对背信者是一个惩罚）因此背信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合作成为可能 -- 博弈论里的Folk Theorom，不过根本上，这也是提供了另外一种惩罚机制（虽然不是直接的杀戮），但是对于合作而言，直接杀戮可能比这种机制更有效，特别是这个地区还存在其他猎人团体的情况下，如果被一个团体开除，还可以参加另外一个团体，所以人们不惮于背信，但是直接杀戮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当然上述的讨论都是简单化的场景，还可能会有更复杂的情形，譬如捕猎鹿必须10个人，9个人干不了，而区域内也无其他的猎人团体，换言之，每个人都是pivotal的，这样就牵扯到更复杂的威胁与讹诈。

更有效的杀戮技术还能导致另外一个结果--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如果每个人都有能力杀死另外的人，那么“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就变成了“战争状态”（state of war），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人类天天生活在极端的恐惧中，任何人可能因为任何事杀死你，除了有效杀人的技术外，在强大的人也需要睡觉或是会生病，所以别人总会有机可乘，于是每个人都生活在残酷的恐怖中，过着悲惨的日子。所以就有了霍布斯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一个列维坦，一个强大的君主，把混乱变为秩序，所有的人将部分自由交给君主以获得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杀戮技术的进步也有利于人类的合作--尽管是极权形式的合作。（当然洛克会说自然状态下人们仍然会有自然法的约束，不会天天杀人，于是就成了自由主义的鼻祖之一，而霍布斯就成了现实主义的鼻祖之一）

具体到捕鹿上来说：霍布斯说，我们需要一个具有权威的头领，如果有人胆敢背信，头领有权利审判他并给他定罪，头领就是法律的实施者--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头领犯罪怎么办？孟德斯鸠说，我们可以三权分立，我们可以民主选举 -- 于是人类从专制主义（absolutism)过渡到共和主义，过渡到民主，嗯，为了抓住一只鹿：）（所谓逐鹿中原？呵呵）

呵呵，大致说了一下生物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对杀戮与合作的观点--不过若是找来一位社会学家，他的评语肯定会是：non-sense, totally ahistorical!

前几天聊起时间，有人戏谑的说这次灌水是在宇宙大爆炸时就决定的，当然是一个玩笑。不过比较有趣的是这周一听到了一个类似的东西，不是玩笑。每周一的Group Meeting，照例要请别的学校的教授来做Presentation，这周一请的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一个教授。惯例都是邀请做理论搞模型的人，而这次却请的是一个做实践搞计量统计的（这个学期的唯一的一个），所以稍微觉得有些意外，听了他的开场白后就更意外了。他的论点是：现在不同国家人民的收入的差异是由基因的差别决定的。

因为他是做empirical的，所以理论部分很简单，他假定技术的革新是随机出现在不同人类种群中，然后扩散到其他的民族。然后他又假定文化比较接近的民族更容易吸取或是接受相互之间的先进技术。而基因比较接近的民族，文化必然相近。所以基因的差别决定了技术的扩散水平从而决定了工资的收入。这个理论本身很简单。（呵呵，觉得用一个多维的random walk可以建一个扩散模型来模拟一下）他的重头戏在他的数据。他从生物学家那里得到了一个基因对比的数据库（上图是一个简单的表示），然后利用基因的差别对工资收入回归，得到了显著的关联（据他说他是第二个使用基因数据做回归的经济学家，所以这个东东还是挺新的），因此证明了他的论点（他讨论并排出了可能endogeneity的问题）。自从智人（Homo Sapiens）大约20万年前（这个数字好象现在还不确定）走出非洲后，发生了不同的分支，分支相距越远的，按照他的理论，收入水平也相差越大（参照上图）。他的数据同时还解释了"Diamond Gap"，也就是技术在同经度的传播速度要高于同纬度的传播速度，因为人类更容易在同经度迁徙，换言之，同经度的人种的基因比较接近。

他的理论听起来也有些道理。当然如果在社会学系或是历史系作这样的Presentation肯定会被批的体无完肤，不过如果他的数据没有问题，方法又正确的话，这样的关联总需要一种解释，如果解释成立，倒是一个跨越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决定论。不过这个历史决定论比较危险，因为有种族二字包含在里面。据他说他这篇paper被拒了好几次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出于这个考虑。

呵呵，还有就是他那张图表，看上去北中国人与欧洲人的亲缘关系似乎比与南中国人还接近，因为N.Chinese和European有着共同的 North Eurasian的祖先，而S.Chinese的祖先则处在一个与North Eurasian并列的Southeast Asian的节点上。有些出乎意料。

读到李瑞环最近写了一部书《学哲学，用哲学》，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好奇，到网上搜索了一下。（呵呵，看来是成长了，先前最厌恶马哲的，大学考马哲简直是字字血泪，现在倒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倍感兴趣起来。）李瑞环的全文没有搜索到，但是搜索到了几条语录，譬如：

夏天有苍蝇、蚊子，但夏天能长出我们所必需的粮食和各种作物；冬天虽然少一些害虫，但冬天也不长庄稼，因此，谁也不会希望总是过冬天。

主张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否认开放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来讲，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从外国引进来的。

稍微有些失望，呵呵，不过也大抵在预料中，李瑞环显然是在继续“朴素”辩证主义，算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知论吧，不过猜想马克思如果在九泉下读到这本著作，肯定会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庸俗”，像他一贯的那样：）

不知道现在为什么喜欢用“困境”这个词，或许是因为我现在常处在“自以为的艰难”中吧，不过反思一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倒是觉得它常处在困境之中。这样说不是重复“庸俗”的中国的发展之路与马克思主义抵触那个老调，像现在网上流行的自我标榜为“左派”一流的人物：) 而是在想中国到底为马克思主义贡献了什么。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流派，在思考一些现实问题的时候总要被请出。但是老天无眼，没能让马克思写完《资本论》，很多重要的问题都放在那里没有解决，譬如国际贸易，我们现在所能援引的也只有《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关于生产模式与国家间关系的只言片语，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著名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型，但是这些显然是不够的，于是俄国的列宁有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来阐释国际贸易的本质与原理，意大利的格莱姆西有了《狱中书》重新拾起被忽略的意识形态批判，阐释了“霸权”（in Gramscian sense)对构成贸易关系的影响，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充分发展了马克思的批判主义工具，法国的年鉴学派和美国的沃勒斯坦则有世界体系理论，还有西方盛行一时的依附理论。。。马克思主义哺育出了如此丰富的学术传统并被他们发展充实，可是这里面却没有中国理论家的影子，我们大致在走两条路，先是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再发展；然后是朴素马克主义，于是有了《矛盾论》，黑白猫论，和李瑞环的这本新书 -- 当然这些也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