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

嘉庆朝

The_Imperial_Portrait_of_Emperor_Jiaqing2前两天说起清代大臣的谥号,因为太忙没时间,未能尽言,现在有点儿空闲,多说两句。

美谥有点像时尚,流行的原因有时也不太可考,就像后世以为最荣的“文正”,如果找出它成为 No 1 的原因,大概源头还在司马温公那儿。《宋史·司马光传》上说:

夏竦赐谥文正,光言:“此谥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当之?”改
文庄。

司马光认为夏竦不能谥文正,而他自己后来又谥文正,大概正是因此,抬高了“文正”的行情。宋人笔记《梁溪漫志》里也提到:

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之。国朝以来得此谥者惟公与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谥文贞,后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为文正,其实非本谥也。如张文节、夏文庄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论迄不可,此谥不易得如此,其为厉世之具,深矣。

所以到了清代,一般大臣的谥号,内阁拟定就可以了,唯独“文正”这个谥号必须要皇帝特准,因此清代一共只有八位“文正公”(当然这个数目比起宋代还是算多,正如上面引文所言,宋代有些“文正”的谥号是因为避讳从“文贞”而来的,旧时“贞”、“正”同音,不算真正的文正)。而这八位文正公除了一两位外,大概都未能和宋代的范文正(仲淹)或者司马温公相比,而里面最问题最大的恐怕要数嘉庆、道光两朝的曹振镛了。

中国历史上不乏忠奸良佞之辩,而曹振镛从各个角度来看似乎都不算奸佞之臣:他忠厚、清廉、退让、谨慎。特别是清廉,在乾隆以后贪渎横行的时代,是否清廉几乎成为判定良臣的最重要标准之一。譬如在对待工程的态度上,通常贪官都恨不得皇帝天天大兴土木,以便中饱私囊,而曹振镛却屡次请罢不急工程,撙节糜费。曹振镛是安徽人,世代和盐商有很大的联系,但当朝廷改行淮北票法伤及旧盐商利益时,他也没有护短,而是说“焉有饿死之宰相家?”,支持改革。曹振镛也算是忠厚之人,尽管很多情况下,很难界定圆滑和忠厚,但是他毕竟也没有像传统意义上的权奸一样大肆排挤贤良。

但是正是像曹振镛这样的良臣彻底把清朝拖入了“嘉道中衰”。道光朝一位叫做朱琦御史有一篇《名实论》,认为德行有“乡曲之行”和“大人之行”之分:乡曲之行“曰忠厚 ,曰廉隅 ,曰退让”;大人之行,“在于经国家 ,而安社稷 ,有刚毅之节 , 为人主所惮 ,有深谋远虑 , 为天下长计 ,合则留 ,不合则以义去 ,身之安否 ,不遑计也。世之指擿, 不敢逃也。” 嘉道之间的问题就在于所谓的良臣都是有着“忠厚、 廉隅、 退让”乡曲之行的人,这些人“峨冠博带 ,从容缓趋于廊庙之间 ,上之人固亦深信不疑, 以为渊厚不可以测, 一旦遇大利害, 束手无措, 缄口结舌而不敢言, 所谓忠厚廉隅退让至此遂举无所用 !”

曹振镛就着这样良臣的代表,虽然他生极恩宠, 死备哀荣,但是逐字逐句读《清史稿》、读清代的笔记野史,你根本找不出他到底有过什么事迹。他的一生,倒是真像朱克敬在《瞑庵杂识》里录入的《一剪梅》描述的那样:

仕途钻刺要精工 ,京信常通 ,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 ,一味圆融 ,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要从容 ,莫显奇功 ,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 ,驳也无庸 ,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 ,国运方隆 ,官远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 ,好也弥缝 ,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 ,妻受荣封 ,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便无穷 ,不谥文恭 ,便谥文忠。

曹振镛把词中的境界发挥到了极致,但问题是清代到了嘉道间并非“八方无事岁年丰 ,国运方隆”,而是危机重重。

重重危机,有些危机已经是很“现代”的问题,譬如美洲白银产量激增(因为使用了新的冶炼技术)和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带来的输入性通货膨胀。

美洲白银产量的激增就像现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一样,大量的白银通过贸易顺差涌入中国,首先带来的是“汇率”的问题 —— 铜钱和白银比率的问题。

顺治三年的旧制,制钱每十文准银一分,清代一直贯彻这一比率,一两白银兑换铜钱一千文,所有的货币支付,数少时用钱,数多时用银。但是大量白银的流入,导致这样的比例无法维持,康熙六十一年时,钱银比已经涨到七百八十文易银一两,为了维系1000:1的比率,政府只能加大制钱的投放量,康熙间,京局每年铸币大约六、七亿文,到了乾隆、嘉庆两朝,每年大约铸币十五六亿,铸币增长了近三倍。

增加货币投放量的结果是通货膨胀。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讲,康乾间的通胀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对于“康乾盛世”也功不可没,但是持续的通胀亦是“嘉道中衰”的罪魁祸首之一。从康熙到嘉庆间,物价大约涨了三倍,但是国家的正式财政收入却并没有增长。特别是嘉庆帝恪守康熙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许诺,并未增加丁银,物价上涨而赋税未涨。

嘉庆帝始终牢记着“明亡于万历”的祖训,不敢增加税赋,自嘉庆初平定了川陕白莲教起义以来,财政一直吃紧。

同时,国家控制的专卖的盐业也因为实行官方定价(清代盐价提价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哪怕只是一斤涨价一两文钱),不随市场价格浮动而不断亏损,譬如长芦盐厂,到了乾隆末每年亏损折合银七八十万两。

官员俸禄自雍正朝颁行养廉银以来也未在提高,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更加大规模的贪污 ,无官不贪。

到了嘉庆朝,通胀累积的结果就是中央财政日渐衰竭,地方官员贪污成风。

然后还有人口问题。人口激增,人均土地减少,出现大量无地流民(可以类比现在的失业率),如果政府主导发展工商业,这些流民还可安置,但是嘉庆帝偏偏没有延续康乾间对于工商业的宽松政策,反而禁止民间开矿等等,于是无地的流民民变不断。。。

各种问题累加,社会怪象层出不穷。譬如嘉庆八年,竟出了中国历史几乎空前绝后的平民刺杀皇帝事件(明代的梃击案毕竟针对的还只是东宫)。一个叫做陈德的厨子,因为妻子亡故,岳母瘫痪在床,膝下有一对未成年的儿子,自己又被东家辞退,没有了生计,因为萌发了刺杀皇帝的念头,于光天化日之下在神武门持短刀刺杀嘉庆帝,在场的侍卫们从未经过这样的场面,竟都吓的呆若木鸡,幸亏有大臣格挡,刺杀并未成功。

而面对这样的危机与问题,嘉庆皇帝几乎茫然不知所措,而朝廷重臣曹振镛对于一切问题的答案只是“多磕头,少说话。”。。。。

。。。 其实历史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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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避讳

呵呵,看到一个朋友问起:

提问:嘉庆帝这个“颙”字是因为:
1、本来乾隆的儿子都是“颙”字辈,嘉庆即位后把兄弟们的名字改为“永”?
2、嘉庆即位后怕大家避讳麻烦,自己改了个比较生僻的字?
3、“颙”和“永”根本就是异体字,一回事?

问这个是因为看刘心武说红楼梦里北静王水溶这个“水”字和乾隆儿子排行的“永”字有
关,看了我第一反应就是乾隆年间皇子们是“永”字排行吗?。。

简单作答,顺便说说清朝的避讳。

1 乾隆皇帝的儿子都是“永”字辈的,嘉庆帝即位后,因为“永”字是个常用字,避讳不方便,才把“永”字改为“颙”字,这样的先例很多,譬如故剑情深的汉宣帝,原名病己,即位后即改为刘询;

2 这个应该是乾隆皇帝给该改的

3 颙和永不是异体字,两个意思不同

清朝比较有趣的地方在于前三个皇帝的名字(努尔哈赤,皇太极,和福临)并不避讳,努尔哈赤的名字可能因为音译的痕迹过重,本不是汉字,谈不上避讳;但是福临确实是一个地道的汉名,当时人们之所以不避“福”字是因为顺治帝的一道圣谕:“不可为联一人,致使天下之人无福”,后世不少文人评价这是清初收买人心之举,不管怎样,有清一代,“福”字还是可以照用的。不过在书写皇帝的实录时,皇帝的名字还是需要避一避的,据说是贴黄,把名字贴起来。

从康熙起,避讳严格起来(同时文字狱也开始盛行),翻看一部《康熙字典》,“玄”字与“烨”都缺最后一笔,而在平时使用中“玄”字要改为“元”字,“烨”字要改为“煜”字,于是《千字文》里的“天地玄黄”就成了“天地元黄”,玄色也成了元色。雍正帝做得更过,把他兄弟的名字中的胤字一律改为“允”字,而在不得不书写“胤”字的时候,也用缺笔来表示避讳。乾隆的弘字避讳的时候缺笔,但是“歷” 字在书写中却都要改为“暦”,是一异体字。

从嘉庆帝改名后,清皇室的名字开始使用非常冷僻的文字,呵呵,这倒是给后来拍清宫戏的导演们添了不少麻烦,譬如宣统帝他老爸摄政王到底“载澧”还是“载灃”,不少编剧导演都没整明白,一会儿li,一会feng的混叫,载沣(简化后)的老哥光绪帝载湉虽然不知道自己要做皇帝但是还是起了个极酷的名字“湉”,但是后来却被章太炎揪着大骂为“小丑”。还有一则更有趣的传说,光绪帝的老哥载漪因是他老爸很“不谨”再给道光皇帝“持服”时生下来的,所以名字中必须要有一个“犬”,以示不孝,但又不能起一个恶名,同时考虑到这一辈人的名字还必须有“三点水”旁(譬如载沣,载湉),所以就找到了这个“漪”字,有水,有犬,意思还很好,呵呵,看来要感谢汉字的博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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