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果

宋襄公之败

前些天有人重提宋襄公,盛赞他是“一个死于文明和理想的英雄”,所以也想再说说宋襄公。赞美宋襄公,其实算不得翻案,因为早在《春秋公羊传》里就有对宋襄公的溢美之辞,泓之战后,《公羊传》评论说:“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直拿宋襄公与周文王相比;而《史记·宋微子世家》里太史公也说:“襄公既败於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当然批评宋襄公的也不少,《左传》虽然没有直接评价宋襄公,但是子鱼论战一段,实际上是借子鱼之口,酣畅淋漓的驳斥了宋襄公的仁义。而后来的苏东坡,批评的更是透彻。苏东坡不止一次的评论过宋襄公,譬如他的《宋襄公论》,直言宋襄公是“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并以宋襄公杀鄫子为例,说:“而宋襄公执鄫子用于次睢之社,君子杀一牛犹不忍,而宋公戕一国君若犬豕然,此而忍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然后评论道:“襄公能忍于鄫子,而不忍于重伤二毛,此岂可谓其情也哉?”认为宋襄公虚伪之极,堪与王莽媲美:

“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诸侯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为可以文取也。其得丧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则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损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盖王莽之。使莽无成则宋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一莽也。”

这一段评论骂得尤为痛快。另外在苏轼在《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中还评论道:“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诸侯,此其心岂汤武之心也哉?独至于战,则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窃取其名以欺后世,苟《春秋》不为正之,则世之为仁者,相率而为伪也。”并重新诠释了《春秋》里这一段的记录,认为作《春秋》的孔子亦不以宋襄公为是。

其实,即便是没有用鄫子祭祀淫昏之鬼这件事情,宋襄公的其他作为也难称得上仁义二字,最典型的就是他“伐丧”,趁齐桓公之死,率领诸侯伐齐,大败齐师之后推立齐孝公。因此,宋襄公的心中,大概还是对霸业的渴望胜过对于仁义的追求。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宋襄公的泓之败,或许有一个新的解释。

如果单单考虑中原地区,宋国确实有争霸的资本,从春秋初年开始,宋国也算的上是中原的强国。平王东迁,郑国因为他特殊的地位,迅速的发展起来,成为春秋的“小霸”,而此时齐、晋、楚、秦等国势力还相对薄弱,因此在中原可以和郑国抗衡的只有宋国,中原地区的卫国、陈国、蔡国也是宋国的与国,所以总体上讲,宋国的实力不弱。郑庄公死后,郑厉公为宋人所立,后来郑宋交兵,宋国大胜,把郑国祖庙的椽子拆了扛回去做自己卢门的椽子。虽然后来宋国饱经内乱,国势渐衰,但是在齐桓公死后,特别是在帮助齐孝公获得王位后,其实还是有一些机会称霸的,但是,楚国的兴起彻底埋葬了宋襄公的野心。

宋襄公的争霸策略基本上是模仿齐桓公。但是,齐国在国势最强的时候也不能与楚国直接对抗,齐桓公三十年,齐率诸侯伐楚国的与国蔡国,乘胜进逼楚国,不过最终也未敢与楚国正面交锋而是临阵讲和。这宋襄公是知道的,所以他的打算大概也是想向齐国一样,在楚国的默许下获得中原霸主的地位,但是问题是,宋国不仅没有当年齐国的国力那么强盛,而楚国又比齐桓公时强大了很多。事实上,在齐桓公末年,齐国就已经开始畏惧楚国了,葵丘会盟之后,楚国灭齐国的盟国黄国,齐国却无所作为;再后来楚国攻打徐国,齐国亦不敢直接相救,而是去攻打楚国的与国厉国以救徐国,但是徐人仍在娄林被楚国大败。因为楚人的强大,所以宋襄公如果想称霸,就不能不得到楚人的支持,所以鹿上会盟,宋襄公向楚乞求让诸侯尊他为霸主,楚王假意应允却在这一年秋天的会盟上拘禁了宋襄公。

但是这样的挫折并没有打消宋襄公称霸的念头,宋襄公在被楚人释放之后,仍然积极的为自己的霸业而忙碌。既然无法和楚国直接对抗,宋襄公也学齐桓公,从楚国的与国下手,力图遏制楚的影响,促使楚国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于是,宋国在趁郑人朝楚的机会,联合诸侯发兵攻郑。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楚国会直接出兵伐宋。

如果宋国退缩,则襄公的霸业理想就此完结,因此襄公大概仍希望能和齐桓公一样,在阵前可以与楚达成和解,所以宋楚两军相会于泓。宋襄公自然没有想过要彻底击败楚国,齐桓公做不到的事情,他自然也做不到,他只希望楚国能像在召陵一样,双方言和签订盟约。但是这个愿望落空了,楚军开始行动,而此时宋军的地位是尴尬的,即便是能在此战中取胜,也无法在未来长期与楚国抗衡,所以即便是趁楚军半渡可以给楚军狠狠地一击,但是这样做除了会激起楚国报复心理之外,不能给宋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因此,希望破灭的宋襄公此时大概也只是想象征性的与楚国交兵,为他的霸业画上一个句号吧,所以他拒绝了子鱼的意见,以给将来的和约铺平道路。

楚败宋第二年,宋襄公死;第三年,宋向楚臣服,宋成公到楚国朝见楚王。

从此以后,不打败楚国而成为中原的霸主已经完全不可能。宋襄公泓之败以后六年,真正的霸主在城濮之战打败楚军,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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