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一个成语背后的悬案:围魏救赵(一)

几天前用到了这个成语,想到了关于这则成语的故事,断断续续的写了几段,还没有写完。

“围魏救赵”是一个常用的成语, 背后的故事一般都会描述为:魏国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孙膑指挥齐军直奔魏国都城大梁而去,魏军急忙回救,在桂陵被齐军大败,邯郸之围随之也解了。所以是“围魏”而“救赵”。这个大致也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的记述。但是问题真的有这么简单么?

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赵”其实没有被救,邯郸城被魏军攻破了。《史记·魏世家》上说:“十七年,与秦战元里,秦取我少梁。围赵邯郸。十八年,拔邯郸。赵请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膑救赵,败魏桂陵。” 《史记·齐世家》上说:“十月,邯郸拔,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 《史记·赵世家》上说:“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郸,齐亦败魏於桂陵。” “围魏救赵”所牵扯到的三方的记载是一致的:“邯郸城破在前,齐国败魏在后。“ 齐国虽然打败了魏国,但是并没有能够救到赵国。事实上,从这时起魏国就一直占领着赵国的都城,赵国也因此不得不向魏国屈服,三年后两国在漳水签订盟约,魏国才把邯郸还给了赵国。齐国虽然在桂陵获胜,但是却并没有直接救到赵国。

那么魏国的都城大梁被围了么?按照《史记》上的说法,其实也没有围,孙膑的建议是“ 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 也就是说派兵直指大梁,占据有利的交通的要道,等待魏军回救时歼灭魏军,所以齐军也并没有围城。所以有趣的是这个成语背后的历史驳斥了成语本身:魏没有被围,赵也没有被救。但是,孙膑却正确的预料到魏军会急急忙忙的回大梁,那么促使魏军返回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史记》里并没有仔细回答,但是从司马迁的记述来看,他比较倾向于“攻其必救”这个解释,这也是“围魏救赵”这个成语现在的含义。但是魏军回救的原因真的是担心大梁被攻克么?

从理论上讲,“围魏救赵”是一个非常难操作的策略。因为围城的目的并不在于攻城,而是在于等待魏军回救,从而解除赵国的危机。但是“围魏”存在一个矛盾:如果围而不攻,虚晃一枪,魏军未必会长途跋涉的来救援,并不能达到救赵的目的;退一步,魏军即便是来但也并不匆忙,可以带着辎重慢慢的赶来,这样的结果等于是齐国代赵国受兵,自己没有半点优势;如果实实在在的攻城,这下子魏军可能匆匆忙忙、疲惫不堪的赶来,甚至连辎重都来不及带上,但是这却又有一个问题,春秋战国时攻城的伤亡是非常惨重的,孙子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攻城。正是因为攻城困难,所以后来秦国屡次围大梁都没有攻下,直到统一全国时也是引黄河和大沟的水灌大梁,泡了三个月,直到大梁城坏,魏王才投降。如果齐国用力攻城,虽然能解赵国的围,也能迫使魏军马不停蹄的赶来,但是齐国自己的力量也因攻城损失了不少,对魏军并仍然没有优势。简单的说,虚攻,魏军不回救;实攻,自己损失太大。不管虚攻实攻,最终都要陷于“其次伐兵”的境地。这显然是兵家孙膑所不取的,因为“上兵伐谋”。

另外从事实上看,魏军仍在围困邯郸的时候,齐国就已经进入魏国。而此时统率魏军的庞涓(《史记》上没有说是谁,但是应该是庞涓,见下)也表现出了大将的军事素养,他没有理会齐军,一心一意的攻打邯郸,因为他也知道攻打邯郸的代价,如果开始攻城,绝对不能中途放弃,所以不久邯郸城就被攻破了。可是,在攻破邯郸之后,庞涓却抛弃辎重,兼程回师,最终在桂陵被孙膑大败。孙膑究竟是如何在没有实际攻打大梁的情况下让庞涓急速返回的?

这个问题从《史记》上找不到解释。直到 72 年银雀山汉墓《孙膑兵法》残卷出土,这个问题才有了答案:孙膑其实根本就没想救赵,赵国不过是他的一个诱饵,不仅赵国,他甚至还牺牲了齐国两个大夫性命做饵,为的就是让庞涓急急忙忙的跑来送死从而击破魏军。孙膑破庞涓,不是“攻其必救”,而是“诱敌深入”。回顾一下整场战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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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大预言(一)

LP给了一个光荣的任务:寻找可供消遣的电视剧。于是找到了 TVB 的新剧《天机算》,开头还可以,比较轻松,又融有时下流行的风水、数术等元素,是一部不错的吃饭片(i.e. 吃饭时看的片子),推荐给LP,结果没有想到结局那么糟糕,元华很快就死了,后来的故事写的也不好看,可惜了《推背图》这样一个好题材。

说起《推背图》,倒有不少有趣的故事。作为谶纬之学自魏晋以来屡次禁绝后的流变,它在民间的传播很广。世传此书乃李淳风与袁天罡合著,查了《新唐书·艺文志》,有二人合著的一本《太白会运逆兆通代记图》。袁天罡(纲)与李淳风二人也于史可考:袁天罡是成都人,善于相术,是个方士;李淳风是陕西人,精通历算,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兼星相学家,著述颇丰,曾经为《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写过注。《推背图》大概就是这本《太白会运逆兆通代记图》的俗称吧,至少在宋代,这部书就非常的流行了。但是就内容而言,却很难说此书成于唐太宗之时,因为它对宋以前的事情预言的太准了,譬如第十六象:

第十六象 已卯 离下坤上 明夷 

谶曰:
   天一生水 姿禀圣武

   顺天应人 无今无古

颂曰:
   纳土姓钱并姓李 其馀相次朝天子

   天将一统付真人 不杀人民更全嗣

这一象说的是宋太祖受禅汴梁一统天下,图谶里连“钱”和“李”(也就是吴越和南唐)都预测出来实在匪夷所思,所以有人说《推背图》应该成书于宋代以后,但是似乎又没有这么简单,譬如金圣叹批注过的《推背图》,第三四象:

 

第三四象 丁酉 巽下巽上 巽

谶曰:
   头有发 衣怕白

   太平时 王杀王

颂曰:
   太平又见血花飞 五色章成里外衣

   洪水滔天苗不秀 中原曾见梦全非

金圣叹的批注是:「证已往之事易,推未来之事难,然既证已往,似不得不推及将来。吾但愿自此以後,吾所谓平治者皆幸而中,吾所谓不平治者幸而不中,而吾可告无罪矣。此象疑遭水灾或兵戎与天灾共见,此一乱也。」此象预测的是在金圣叹之后的事情,所以金圣叹说证实已经发生的事情比较容易,但是推测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难了,这一象也是他批注的一个分界点,这之后都是金圣叹身后的事情。

从现在看来,这一象的含义一目了然,显然说的是太平天国起义,“头有发”是因为太平军蓄发,故也被清廷称为“长毛”“发贼”;“衣怕白”说的是太平军的衣服尚红黄之色,“太平时”,有一语双关之意,一指太平军,二指攻克天京,局面打开之时,“王杀王”是太平军内哄,诸王残杀。而颂词中亦暗指此事,并且几乎说出了“洪秀全”的名字。如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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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陵·凌波路·富贵花

老妈又买了一处房子,在市郊的一处森林公园,离洛河不远,当然,这个“郊”恐怕也只是个时间概念了,按照现在城市发展的速度,两三年的光景,估计又成了市区。那里不仅是一处很大森林,还有四座高大的土山,据说是东周的四座王陵,风水好得很(呵呵,周天子还要阴阳家们看风水?),查了《水经注》,有这么一段:

洛水又东,枝渎左出焉。东出关,绝惠水,又径清女冢南,冢在北山上。《耆旧传》云:斯女清贞秀古,迹表来今矣。枝渎又东径周山,上有周灵王冢。《皇览》曰:周灵王葬于河南城西南周山上,盖以王生而神,效谥曰灵。其冢,人祠之不绝。又东北径柏亭南,《皇览》曰周山在柏亭西北,谓斯亭也。又东北径三王陵东北出,三王,或言周景王、悼王、定王也。魏司徒公崔浩注《西征赋》云:定当为敬,子朝作难,西周政弱人荒,悼、敬二王,与景王俱葬于此,故世以三王名陵。《帝王世纪》曰:景王葬于翟泉,今洛阳太仓中大冢是也。而复传言在此,所未详矣。又悼、敬二王,稽诸史传,复无葬处。今陵东有石碑,录赧王以上世王名号,考之碑记,周墓明矣

《水经注》说的应该就是这里,不过时间久了,成了一笔糊涂帐,到底是不是周灵王、周景王、周悼王和周敬王的陵墓也已经不可考。以前看过一个考古报道,说这四座土山,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力所为,其下确有东周贵族墓葬,但是没有挖掘所以不知是否是王陵。不管怎样,这一切到了售楼小姐的嘴里,都变成了天花乱坠,她一口咬定这四座土山下埋了姜子牙、周武王、哪吒和托塔李天王:)呵呵,我倒是希望下面埋得是妲己。

对这片地方不是很熟悉,虽然从一生下来就在这座城市直到上大学,但是活动的范围仅限于自行车可以达到的区域,至多加上101路电车。Google 现在提供了中文地图,于是刚才去查询,找到了周山森林公园,离洛河也不远,旁边有一条路,叫做凌波路,肯定是和曹子建的洛神有关了,再不远处有一条芳泽路,怪怪的,一直看下去,然后是一条合欢路,呵呵,这些名字是怎么起的?:)

现在正是牡丹花开的时节,小时候写作文,没少写牡丹,刘禹锡等人的几句不知名的诗也被背得烂熟。想起了很早以前的一处房子,算是工厂里分配的房子,那时才刚有商品房的概念,大家一起评分排队,排名靠前的有优先购买的权限。房子后面是一座土山,没有什么传说,也没有什么故事,名字也很土,叫做南山,山上开满了牡丹。(现在写到这里,倒是想起了一首强加给河南的民歌《编花篮》:“编,编,编花篮,编个花篮上南山,南山开满红牡丹”,不过和这座南山应该没有关系,鬼知道《编花篮》是哪个地方的民歌^_^)。那处房子现在还留着,前几天老妈和小外甥女女到那里玩,拍了一些照片,牡丹还是一样的国色天香。呵呵,好久没有看过牡丹了,去年一记,今年又是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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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的八卦

看到族谱讨论的这么热烈,贫两句族谱。前两天有人在民族版说李自成是党项人,虽没有具体说理由,但是证据不外乎《明史·李自成传》上李自成把李继迁认为祖宗,其实,这就好比南北朝时的候景把自己的祖先认到东汉三公候霸那里去一样,攀附名人而已。不仅做了皇帝的如此,自家修族谱的也是如此,所以龚自珍说,明朝的文士修家谱,动辄就平白的追溯八十代,并且一定要称汉郡,姓李的一定要追溯到陇西(呵呵,代隋而立的李唐还要攀附陇西,一般人家自然是趋之若鹜了),姓陈一定要追溯到颖川等等。各个姓氏都或多或少的有这个问题,比较小的姓氏噪音要小些,但是像“张、王、李、赵”这样的姓氏,由于来源复杂,人丁兴旺,追祖溯源,难免会有附会牵强。

譬如,宋代的三槐王氏,其先祖很难追溯到琅琊王氏去。《宋史·王祜传》只记载他是大名莘人(现在的山东莘县,另外他的名字应该为“祜”而非“祐”),范仲淹给王祜的后人王质撰写墓志铭,也只是说“其先太原人”,追溯不到琅琊去,如果要强认,也只能认到太原王氏。后来虽然有“三槐王氏”出自“琅琊王氏”的谱系,所著人名也于史有载,但是他们之间是否有关系就不可知了,并且参照宋朝当时人纪录,也多有不合,所以很难说三槐王氏就是王羲之的后人,更何况三槐王氏本身也没有去攀附名族呢?

这个倒是让人想起来宋人《梦溪笔谈》里的一则故事:

狄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余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日:「上時遭際,安敢自比梁公?」厚有所贈而還。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

呵呵,宋人还是比较有风节的,再比如宋朝的“临川王氏”,王安石追溯先人时,也不过称:“王氏,其先出太原,今为抚州临川人,不知其所以徙。”也没有去攀附名族。而他的朋友姻亲曾巩在为临川王氏写的一则墓志铭中,也只是仅仅提到,王氏出自太原而已,不像魏晋南北朝时的墓志铭,非要向汉代的三公以及魏晋的世家大族上靠。当然这个可能是门阀政治衰落的结果吧。

到了明代,向上追溯名族的风气大盛,王世贞把自己的家世追溯到东晋王导,王阳明的家世也到王导,呵呵,真真假假就不可知了。

不过有趣的是没有人把自己的家世往王莽那里攀。王莽自称出自妫姓(而非太子晋的姬姓),是齐国王族的后代,并且直接追溯到了黄帝,参见《汉书·元后传》,其实王莽一支也有忠烈的后人,在东汉仍被封侯,但是后世好像很少有人自称祖上是王莽的。

呵呵,随便八卦一下,并没有不敬别人祖先的意思。其实看俺们自己家的族谱,也有生疑的地方,第一次读家谱,从黄帝起,到夏帝禹,再到夏帝少康,到少康封次子烈曲于鄫,这一段不管真假,《史记》上有记载,但是自先祖烈曲封于鄫之后,到申侯、鄫伯联合犬戎灭西周这之间的千年历史居然都也都写得滴水不漏,不禁让人疑窦丛生了。从这以后又很自然的接上《春秋》的信史了,虽然很衰,某个先人因为开会迟到,被宋襄公杀了当人牲祭神,但是一直都还算于史可考,纳闷的是从夏代到西周这么长的谱系是哪个祖宗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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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夏朝文字

今天的消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余人杰等研究员,通过对商代盘龙城遗址李家嘴二号贵族大墓出土的铜版的研究,成功的初步解读了夏代文字。

湖北盘龙城遗址为商代中早期城市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年代约公元前15世纪左右。根据发掘资料,这里在商代早期就有古人定居。李家嘴二号墓是盘龙城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贵族墓葬,墓口为3.67米 × 3.24米,残深1.41米。墓内有精致的雕花木椁,外壁阴刻饕餮纹和云雷纹,阴线内涂朱,余地者涂黑。椁内有棺。墓主的随葬品有鼎、甗、鬲、圈足盘、小盘、罍、盉、斝、觚、爵等青铜礼器23件,还有钺、戈、矛、刀等青铜武器和戈、笄等玉器。在清理墓主棺椁时,考古人员在棺底发现不明用途的铜板九块,平铺于棺底。铜板的两面面均有铭文,正面为商代中期文字,出土以后已成功解读,内容是墓主的祭文。但是铜版背面的文字却一直困扰着考古工作者。(见下图)。

铜版正面的商代中期文字

铜版背面的未知文字

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在盘龙城遗址早期堆积中发现大量刻有这种未知文字的陶片,对于陶片上刻符文字的含义,考古学者们莫衷一是。

余人杰研究员自1974年参与盘龙城遗址二期发掘以来,致力于这种未知文字的破解工作,终于获得成功,并于今天向外界公布了这一成果。铜版背面的文字经确认为夏代文字,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铜板背面文字的含义与正面相同。也正是因此,这九块铜版上的文字才最终得以破解。同时,余人杰研究员利用铜版铭文对盘龙城出土的大量陶片进行了初步解读,并参照历史典籍,为我们勾勒出了盘龙城的早期历史。

夏朝末年,夏桀荒淫无道,夏太史令终古向夏桀哭谏,夏桀不听,终古遂携他管理的国家档案投奔商人(基本上印证了《吕氏春秋·先识览》的记载)。终于,鸣条之战,商王汤率战车七十乘,敢死之士六千,击败夏桀,夏桀逃亡三鬷(现在的山东定陶),商人乘胜追击,夏桀又逃奔南巢氏(现在安徽巢湖北岸),夏朝灭亡,商王汤建立商朝。后来终古怀念故夏,向商王汤请求搜访夏桀后裔,以不绝夏禹之祀,商王应允,终古最终在南方寻访到夏桀之子予夫,于是商王便将盘龙城一带分封给予夫,并让终古辅佐予夫。。。 。。。

对于盘龙城夏文字的进一步整理还在进行中,相信在不久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得关于夏的更进一步的考古文字资料。余人杰研究员与2007年4月1日这个日子也终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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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共,越国与蒙文通的绝笔

早上起床读 bloglines 订阅的 BBC 中文新闻,有一条关于越南的,越共抓了一个神父,点开阅读全文,发现左边有一个越共的电子报的链接,顺手点进去看一眼,是中文版的,另外有英文版和越南语版。电子报的头条新闻:“国会讨论《化工原料法》草案并赞成雄王始祖忌日为劳动者和国家公务员的定期假日”。呵呵,两件不搭边的事儿居然能扯在一起写成一篇稿子,挺好玩的。不过看到这个“雄王始祖”,倒是想起五六十年代的关于越南历史的一桩公案来。

雄王何许人也?根据越南的史书(《大越史记全书外纪》)上记载,他是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而这个炎帝就是咱们那个炎帝。为什么要找炎帝呢?因为咱们的《史记》上记载的最早的帝王就是炎帝了,《五帝本纪》虽然自黄帝开始,但是提到了黄帝之所以用干戈,以征不享,是因为神农氏世衰,所以炎帝神农氏基本是《史记》上记载的最早的帝王了。越南自己的史书成书都非常的晚,最早的一部书成于元代。在仿照中国史书的编纂过程中,就拉上炎帝了。这和历史上的北方少数民族和黄帝认亲差不多。

但是炎帝居于中国,如何就到了南方呢?按照越南的史书,炎帝的三世孙叫做帝明,他生了个儿子叫做帝宜(当然帝字应该世后来加的),然后他又到南方巡游,在五岭,娶了当地的一位女子,又生了个男孩。据越南史书说,这个男孩“圣智聪明”,帝明很喜欢他,准备传位给他,让他统治华夏。但是这个男孩又非常的懂得礼仪,一定要把帝位让给他的兄长帝宜。所以最终帝明决定立帝宜为嗣统治北方,也就华夏;而封那个男孩为泾阳王,统治南方。当然这个南方也不能太南,不然不现实,所以泾阳王统治的区域大致就在长江流域,洞庭一带。泾阳王娶了一个叫做神龙的洞庭女子,生了貉龙君,貉龙君又生了一百个儿子,就是“百越”的始祖,而这一个百儿子中的长子就是“雄王”,他继承了貉龙君的王位,建立了“文朗国”。于是这个“雄王”就被推为越南的始祖。(呵呵,还好没有把始祖追认到炎帝,不然就炎黄子孙了。)

这些都是越南史书中的神话部分,但是1955年的时候,越南出版了一部陶维英写的《越南古代史》,并与1959年翻译成中文。这部书写于越南的抗战时期,大凡民族独立时期的史书往往为了鼓舞士气促进民族自豪感都会有些过于夸张的地方(当然这个规律似乎不适用于韩国),这本书也不例外。但是1957年重印的时候,此书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这就有些过分了。譬如书中说:

“春秋战国时代以前,当另外一个大族(汉族)占据着黄河流域的时候,而越族却占据着扬子江以南的整个地区”

这句话的分量可不轻啊,一下子分去了半个中国,整个长江流域都成了越族的故土,同时这个陶维英还论证,楚人和越人同祖,“共同渊源于—个芈姓的种族”,这下子,曾经灿烂的楚文化就变成越族的了。紧接着陶维英又论证:

“以后,在来北方的人之南下的逼迫下,他们(指江南越人的一支——引者)的酋长率领整个部落逃往南方的上述地区(指南方沿海至越南红河及马江三角州一带——引者),尤其是达往他们久已熟悉的土地宽广、肥沃的红河地带... ...现今越南北部的雒越人应是福建的骆越迁来的。”

到这里,论证圆满了,长江流域古代是越族的,越族被北方人赶走,到了现在的南方沿海以及越南一带,是为越南人的祖先。换言之,历史上讲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领域都是越南的。这点和韩国追认东夷是他们的祖先有些相似,按照同样的逻辑,整个中国东部都曾经是韩国人的。当然,现在韩国人只是动动嘴皮子,而那个时候的越南却不仅嘴皮子那么简单了。这部《越南古代史》谬误甚多,所以需要中国的学者作答,于是国学大家蒙文通就写了《越史丛考》。

《越史丛考》一共有十二篇文章,分别驳斥了陶维英一书中的种种错误观点。譬如“越族占据整个长江以南一说”其实是陶维英误读《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上说:“扬汉之南,百越之际”并非指扬州和汉水之南,而是指扬州的汉水(有别于荆州之汉水)之南,也就是现在的广东与福建一带;既而蒙氏又论证楚人与越人并不同族;接着继续论证百越并非一族,古人经常用胡、越来泛指,百越乃是华夏对于南方不同民族的统称,曾经辉煌过的越国未必就是今天越南人的先祖;接着又论述越国人的迁徙,指出历史上有越国人北徙的记载,却无南迁至西瓯,雒越的记载;又考证西瓯,雒越本两地两族;又考证越南史书上的在雄王子孙之后,南越赵佗之前的安阳王很可能是蜀国被秦所灭后迁徙而去的... ... 等等这些,有力的驳斥了《越南古代史》中的一些臆测。蒙氏的《越史丛考》一出,陶氏的《越南古代史》就黯然退入故纸堆中了。整件事情很有些“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感觉。

蒙文通动笔写这部书的时候,正好赶上“四清”运动,而后又是“十年浩劫”。所以整部书基本上都是在牛棚里写的,日间疲惫于“劳改”,晚上回家仍然撰述不辍。这部书的初稿刚刚完成不久,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修改定稿,蒙文通就于1968年含恨辞世了。没想到这部《越史丛考》竟然成了他的绝笔,不禁让人叹息。

到了现在,这段公案也埋藏旧纸中了,所幸的是刚才查了一下超星电子图书,两部书都有收录,感兴趣的话可以拿来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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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妹子的脾气

虽然国民性格或者地域性格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翻看史书,穿过时间读到某地某处的民风,与现在的情形一对比,往往有会心一笑,譬如西川。

同是四川,西川的民风与东川却有不同,就像最近网上一句俗语中写到的:重庆崽儿砣子硬,成都妹娃嘴巴狡 (其实是从seren的说明档里看的)。三国以后,西川兵祸不多,几次转手交接,比起黄淮一带,也算非常的平静。直到唐代中叶,南诏统一六诏背唐而附吐蕃之后,西川突然间就成了前线。也许是安逸久了缘故,从那时起,西川的士卒(== 男同胞)就落下了脆弱怯懦的名声。

所以,自韦皋之后,节度使镇西川,必须要从北方郑、滑、陈、许一带(在现在河南中部和东部,这些藩镇紧挨河北三镇,兵最精良)调兵来戍守,这种局面直到唐末崔安潜当了西川节度使才有所改变。他派遣大将到陈、许招募壮士入川,与蜀人杂居,一同训练,共得精兵三千。这三千军士头戴黄帽,所以右称为“黄头军”,与此崔安潜还从洪州招募弩手,训练蜀人使用弓弩,组建神机弩营(唉,三国时赫赫有名的元戎弩兵不知都哪里去了,以至此时需要从外地引进弩手,诸葛亮老人家九泉之下肯定要感叹了)。

从此,蜀兵才开始慢慢的强悍起来。这个恐怕也是较早的一次大规模引进人才计划了,因为原先北方戍卒,期满以后就要回到本镇,无法融入西川,而崔安潜直接招募陈许的壮士,定居西川,实际上上改变了西川的兵源结构。

不过,我们的重点不是“脆弱”(李德裕语)的川娃子而是泼辣的川妹子。乾符元年,南诏再次入侵西川,蜀兵在大渡河溃败,一时间人心惶惶,百姓们纷纷入成都城躲避,或者向北往汉中陕西逃亡。值此用人之际,朝廷召用曾在安南大破南诏的天平节度使高骈为大将,征发东川、河东等地的士兵入蜀。南诏听说高骈要到西川,慑于高骈的威名就马上撤兵了,高骈派兵追击,再次大破南诏,西川遂安。

可是和历任西川节度使一样,高骈看不起蜀兵,他向朝廷上书,希望发他本镇的天平兵(山东东平附近)以及义成(河南东北)、昭义(山西、河北的南部)的士兵6万人彻底讨平南诏。虽然他的提议被朝廷否决了,但他本人却留在了西川当节度使。高骈认为蜀人怯弱,所以用法必须严厉(这点倒是和诸葛亮相近),但是很快激起了蜀人的不满。同时,高骈对于蜀兵的蔑视也铸成了一场大祸。

高骈入川以前,南诏围成都,守城的将军以官爵赏赐激励士卒死力守城。可是高骈击退南诏之后,认为蜀卒无用,不仅收回了蜀兵的官爵,并且赖掉了许诺过的赏赐。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了蜀卒兵变。愤怒的士兵攻入高骈府中,四处搜寻高骈,而高骈只好委屈的躲藏在厕所,侥幸的逃过了一劫。高骈所依赖的天平兵仓皇应战,却被蜀卒击败。无奈之下,监军只好出来说话,承诺恢复蜀卒的官职和禀给。厚道的蜀卒老实的散去,可是高骈却仍然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于是他暗地里记下了这些参与兵变的士兵的住址,趁夜派遣亲兵到这些蜀卒的家中抓捕,家中之人,无论老幼孕病,一律处死,就连婴孩都不放过,直杀的血流成河,号哭震天,足足杀了几千人。就在这样的血雨腥风中,一位川妹子的言行,却真真的让人叹服。

她的名字于史无载,但是她的话语却留了下来,临刑之前,她伸出右手,比出中指和食指大骂高骈道:

“高骈!汝无故夺有功将士职名、衣粮,激成众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乃更以诈杀无辜近万人,天地鬼神,岂容汝如此!我必诉汝于上帝,使汝他日举家屠灭如我今日,冤抑污辱如我今日,惊忧惴恐如我今日!”

这是史书上的原话,简单明白,特别最后三个“如我今日”骂得畅快淋漓,川妹子的脾气,跃然纸上。骂完高骈之后,此女子从容祈祷上天,然后怫然就戮,绝无半点恐惧之色。这样的慷慨,丝毫不让须眉。(事实上很多须眉都做不到这一点,常见的场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喊“英雄饶命”)。

后来,高骈果然被此女子言中,惊忧惴恐,举家屠灭(不过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故事,以后才会有人编出花蕊夫人的“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的故事。 据《全唐诗外编》,此诗应是由后人改易蜀人王某的“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 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而成。之所以改为花蕊夫人口气,恐怕也与川妹子的脾气不无关系,否则,不过“看花满眼泪,不共‘宋’王言”这样的婉约句子了。

所以,结论是,不要和西川的女生吵架,人家连死都不怕,你吵得过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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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战争与绝世武功

因为“欲饮琵琶马上催”这句诗胡扯在一起的几个的话题。王翰这句诗虽然脍炙人口,但是对于它的解释,历来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说“ 琵琶马上催”是催将士饮酒;另一说是催将士出发征战。意境上,第二种解释要更好一些,喧闹中透出一股悲壮,但是实际中,却又有不很合理。军队中以乐声作为号令固然常见,但是通常使用的是鼓、钲、箫、笳,简而言之,就是“鼓吹”。一般来说,击鼓是前进的号令,所以才有“一鼓作气”的成语;而击钲则是停止的号令,所谓“鸣金收兵”。因此,“钲鼓”也就成了行军打仗必不可少的乐器了,所以《汉书》上有:“遣执金吾侯陈茂假以钲鼓,募汝南、南阳勇敢吏士三百人。”

选择“鼓吹”类的乐器作军队的号令,一是因为声音大,容易分辨,二是因为乐器易于维护,不容易出故障。相比之下琵琶就有些问题了。琵琶的声音可以很大,但是却没有钲鼓那么结实,箫笳那么简单。以琵琶为令,倘若不小心琵琶弦断,仓促间又不能修理,加之战场瞬息万变,岂不是要误大事?所以琵琶不该是一种很好的号令乐器。

那这句“欲饮琵琶马上催”又该怎么解释呢?于是去翻《乐府杂录》,查琵琶,但是却发现了另外关于琵琶的趣事,读起来宛如一部武侠小说,居然忘记了本来是要查什么的(ft)。

琵琶原本是一类乐器的统称,“琵”和“琶”是模拟演奏手法的形声字。据传,汉琵琶是和亲的解忧公主所作,晋代的阮咸擅长弹奏此器,后来就被称为“阮咸琵琶”,又简称“阮咸”,“阮”了。

看到《乐府杂录》上的那段琵琶的故事,说的是隋唐时广泛流行的龟兹琵琶,也就是现在的琵琶。唐代开元年间,有一位琵琶高手贺怀智,他的琵琶,“以石为槽,鹍鸡筋作弦,用铁拨弹之”,短短三句话,一位武林高手的形象跃然纸上了(当然是我臆测的了,通常黄药师,欧阳峰之类的角色,都用这样的乐器)。而紧接着的一个故事更为传奇了。

唐朝贞元年间,长安大旱,皇帝下诏在东西二市搭台祈雨。东西市人欢闹之余开始比赛声乐(有些华山论剑的味道)。东市有一位绝顶的琵琶高手,也是一位宫廷乐师(大内高手? ),叫做康昆仑,所以东市人认为东市必胜。比赛开始,东市人请康昆仑登上东市的彩楼,弹了一曲他新翻的羽调《绿腰》。曲毕,世人以为精绝。于是东市的人冲着西市的彩楼起哄,认为西市必败。而此时,西市的楼上出来了一位女子,抱着琵琶,说:“我也要弹同一首《绿腰》,但是我把调子移到了枫香调中。”枫香调是何调,于史无可考,宋代写《碧鸡漫志》的王灼也说:“所谓枫香调,无所著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类似《九阴真经》的绝世武功。

这位女子刚一拨弦,周围的人就开始惊叹,等她演奏完,所有人的评价只有四个字“其妙入神”。而康昆仑更是惊骇,马上就下拜,恳求此女子收他为徒。这样的场面,武侠小说里也难见,即便是华山论剑,洪七公等人败北,也没有马上就拜请王重阳为师的。以康昆仑天下第一的技艺,听了此女子的一曲《绿腰》就要拜师,更显出了江湖之大,天外有天的武侠主题。

女子更衣初见,原来他是一个男扮女装的和尚!(ft,和尚有这么清秀的么?不过《南北少林》里李连杰似乎扮过姑娘)。他本来在庄严寺修行,因为比赛的缘故,被西市的豪族重金请出。他俗姓段,法号善本,所以就被称为段善本。(《天龙八部》里的扫地僧?)

第二日,唐德宗召见段善本,令他演奏几曲,嘉奖异常,于是就让他作康昆仑的老师。段善本说,要先听康昆仑演奏一曲。康昆仑刚刚开始弹,段善本就说,康昆仑的本领太杂,里面还兼有邪声。(就好比武林高手看一看后辈的三招两式就知根知底,说,你的武功不纯正,少林不少林,武当不武当,中间似乎还夹在着些星宿派的东西)。

康昆仑吃了一惊,感叹段善本是神人,并说他年少初学艺的时候,曾跟着一个女巫学过一品弦调,后来又换了好几个老师。

段善本对皇帝说,如果让我教康昆仑,必须让他十余年不碰乐器,彻底忘记他的本领,我才能教。(可惜啊,段善本不能直接废了康昆仑的武功)。康昆仑马上就答应了,真的等了十几年不弹琵琶,后来得到了段善本的真传。看到这儿不禁叫绝,情节要比武侠小说精彩多了。后来段善本似乎成立了一个“门派”,所以元稹的《琵琶歌》里说:段师弟子数十人﹐李家管儿称上足。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欲饮琵琶马上催”到底该如何解释呢?(sorry,这个题跑得有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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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死”字的砖头

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件真事儿。事情从我们工厂的家属区开始说起。因为城市东边的古迹太多,所以城市的工业区就建在了西边。沿着主干道,很长的一串儿大厂,大多都是五十年代“一五”建的。我们那个工厂建的晚,就被安排在了城市的最西边。厂区东边是家属区,西边是一个看守所,看守所再往西就是荒地了。一开始,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那块地会荒着。慢慢的,工厂招收的年轻工人娶妻生子,人丁兴旺,所以厂里不得不新建家属楼,但是原来的家属区东边和其他厂的家属区搭界,没有空地。于是就有人看中了厂区西边,看守所旁边的那块荒地,开始在那里规划新的家属区,不久第一栋楼就破土动工了,但是在开始挖地基作探测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那一片荒地下面全是坟墓,一层摞一层的坟墓。

本来,在我们那里,挖到古墓并不是一件稀罕的事情,但是这块墓地却有不同之处,坟墓堆积的非常密集,出土的尸骨大多残缺不全,很多人的头部都有重创。因为并没有什么随葬品出土,于是施工队就把这里当作一处普通的荒坟,没有通知文物部门,只是在附近的一些村子贴出告示,说因为这里最近施工,如果谁家的坟地在这里请尽快来迁坟。但是等了几天,一直都没有人来迁坟,所以就当作无主坟地破土动工了。工程开始后,不知道从那里来了一个瞎老头,说这片地戾气太重,动不得,但是谁又会听他的呢?工程还是一样的进行,瞎老头苦说了几天都毫无结果,但是却还在坚持,工地上的人威胁他,说他宣传封建迷信要把他送到派出所,他才不得不离开,走以前,他说,如果碰到地塔,千万要停工。大家都不知道地塔是何物,所以也没有搭理他。

第一栋楼很快就建好了,不少刚刚成家的年轻夫妇都高高兴兴地乔迁新居,这中间也包括我老爸老妈,还有刚出生的我。因为楼是用水泥预制板搭起来的,我们都叫它“大板楼”。大板楼住的都是年轻夫妇,所以婴孩特别多。但是比较怪异的是,一到晚上,所有的小孩都哭个不停,所以当时我们这栋楼也叫做“哭楼”。家属楼的院墙外就是看守所,每天晚上都有犯人的惨叫。啼哭声和惨叫声混在在一起,人们开始不断想起那个瞎老头的话来。

不久,开始准备修建第二座家属楼。但是在探方的时候,发现地下有东西,大致挖掘了一下,发现是砖垒的垂直向下的一个四边形的通道,通道中间填满了残砖碎瓦,人们开始估计这是一个废弃的水井,但是沿着剖面挖了两三米,发现这个砖圈的通道下面是有尖底的。后来请文物队的人来看了一下,他们也说不出这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判断这个东西的年代似乎不是很久远,最多不过一二百年,所以也不必格外在意,照常施工就可以了。文物队临走时,里面有一个人说,这挺像一座塔的,确切说是一座头朝下修的塔。

这时候不知道谁想起来那个瞎老头说的“地塔”了,莫非这就是地塔?于是人们有些胆怯了,但是上面没说停工,谁也不敢停工啊,只能继续测量,挖地基,并且需要把那个奇怪的地塔清除掉。工程继续进行着,大板楼上的婴孩晚上哭得更厉害了,看守所的惨叫也更凄厉了。终于,在准备清除地塔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事故,莫名其妙的死了三个工人,于是那栋楼的工程就暂时停止了。同时,有人实在无法忍受看守所里的声响,去找过看守所,但是里面的警察一脸迷茫,说因为城市扩大,这个看守所要移走,所以已经闲置一段时间了,里面并无犯人。这时候大家开始害怕了,于是第二栋家属楼就永久的停工了。

不久,看守所真的迁走了,那片地方成了市公交公司--其实也就是一片大到不必要的停车场,里面基本上都是荒地,只有两三条车道。公交公司迁来的时候,好像那个瞎老头又出现过一次,指点了些什么。后来,渐渐的,夜晚婴孩的啼哭声不那么响了,也可能是小孩都长大了的缘故。人们也渐渐的淡忘了这件可怕的事情。

大概我七八岁满地跑得时候,又出了一件离奇的事情。我们这栋楼里住着一个卡车司机,很蛮横的一个人,他想在家属区的院子里修一间储藏室,于是弄了些砖,自顾自的盖了起来,因为他平时比较厉害,所以也没有人敢管,快盖好的时候,砖不够了。他想起了几年前修那栋无疾而终的家属楼时留下的一些砖头,就捡了一些来,有些砖头陷在地下了,他还挖过一些。终于储藏室建好了。他很高兴。但是一天早上,人们突然发现他的储藏室塌了,居委会帮他清理的时候才发现他被砸死在储藏室里,致命的是一块砸在头上的青砖,后来公安局的人也来了,清理现场的时候,很多围观的人都看到了那块砖头,血浸在砖头上,很清晰的显示出砖头上的四个古朴的大字“死在此下”!

故事讲完了。写个尾声。刻有“死在此下”的砖头在洛阳很常见,这是历朝历代刑徒的墓砖。譬如我附的这幅图,上面写着:【无任 河内 怀 髡钳 张仲 永初六年二月五日 死在此下】,中间的空格是我加的,用来断句。“无任”是指没有任何技能的刑徒,在劳动时需要带刑具;“河内”是他籍贯的郡名;“怀”是县名;“河内怀”是现在的河南省焦作市武陟、沁阳一带;“髡钳”是他的徒刑的名称,需要服有期徒刑五年;“张仲”是他的名字,也就是张家的老二,“永初六年二月五日”是他死亡的日期,也就是公元112年 ;之所以写“死在此下”,是因为刑徒死了以后,往往很简单的就埋了,只是在他的身上压一块砖,刻明他的名字和籍贯,也有很多不写的。本来只是一个服有期徒刑的刑徒,却因为意外客死他乡(往往都是监工打死的),魂魄无法回归故里,所以按我们那里的传说,这样的墓砖怨气都很大。至于那座地塔,可能是因为附近出土的墓砖太多,无法处理,只好在地下修了一座塔来存放无意发现的墓砖。还有那个卡车司机,他一定是又去掘开了那座地塔取砖。至于他的死与墓砖以及地塔是否有因果关系,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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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一下斯塔夫里阿诺斯与《全球通史》

呵呵,看到大段大段的讨论斯塔夫里阿诺斯和他的《全球通史》,我来八卦一下,因为我是外行,又是来八卦的,所以有不精准的地方,还望见谅,其实八卦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读到的《全球通史》中的关于中国的部分感觉起来有些偏颇?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退休以前一直在我们学校教书,从1946年到1973年退休,一共干了二十七年,退休之后,他去了UCSD,据说那里是一个养老的好地方,气候没有芝加哥这儿这么恶劣。这本《全球通史》其实是分成两部分写的,上部写于1966年,名字是《The World Since 1500》,下半部写于1970年,名字是《The World To 1500》(见上面的那幅图片,很久以前我在图书馆复印的),后来两部书合在一起作为 Global History 出版,从70年起,一共印刷了七版,最新的一版是1999年印刷,就像通常的课本的一样,印刷的次数代表了影响力,譬如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1948年到现在一共有18版(当然经济不同于历史,要不断地修正补充新内容)。总的来说,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世界历史这个领域还是有些影响力的。

说起世界历史这个领域,其实它很年轻,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以前的历史大多是从个人或者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历史,是微观意义上的历史;自80年代起,才兴起从全球的视角看人类历史的研究。而斯塔夫里阿诺斯就是世界历史的先驱与奠基人之一。

其实,说起斯塔夫里阿诺斯就不得不说同时代的William McNeill,两个人都是加拿大公民,两个人都是巴尔干问题的专家,两个人都参加了希腊内战,后来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西北大学教书,McNeill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两人又在同一座城市。McNeill在1963年写了《The Rise of the West》,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全球通史,于1964年得了 National Book Award,后来占据畅销书排行榜很久。虽然斯塔夫里阿诺斯和McNeill都是搞世界历史的,两人又都是唯物主义者(这点其实可以很清楚的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书中看出来),但是两人又有所不同,斯塔夫里阿诺斯从根本上还是受到马克思传统的影响,所以在他的书里侧重于经济基础,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的研究;而McNeill受到韦伯传统的影响更深一些,所以他很注重技术,人口以及生态等层面,比较重视战争,疾病以及气候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譬如如果你读他的 The Rise of the West,肯定会被他关于古希腊古罗马兵制以及作战方式所吸引,写得非常的好)。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大学教世界历史,要么用McNeill的书,要么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书,两者必为其一。

OK,八卦了这些背景之后,我们在回到我们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我们读到的《全球通史》中的关于中国的部分感觉起来有些偏颇?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些书出版的太早了,The Rise of the West 出版于1963年, Global History 出版于1970年,受时代的局限,他们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方文化至上的影响,譬如McNeill的书的名字:The Rise of the West,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看作是西方的崛起。如果你翻看现在关于世界历史的 Journal,你会发现最近一二十年最流行的就是批判这些老的教科书,认为他们存在偏见(当然这样的批判是循环的),很多最近一、二十年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他们都会宣传自己的“真正的世界历史”,言下之意,以前的教科书都是偏见的历史。虽然时下的批判可能会有些过犹不及,但是确实说明了那个时代的世界通史的问题,所以 McNeill在1991年版The Rise of the West 前面又加了一篇 essay:"The Rise of the West after Twenty-five Years",这篇essay里他讲述了他这本书的局限性,并且做了一些的更正,其中最重要的更正是关于中国的,他认为这是一个 important failure,但是同时却又是 less embarrassing 的,他说: My excuse is that the historiography availabe a generation ago still relefected the traditional valuations of China's past... 同样的,书成于差不多同一时代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也逃不过这样的问题,毕竟是30多年前的书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读起来,特别是从中国人的角度读起来,觉得这些书偏颇的原因。

另外,《全球通史》在网上的流行与它的中文译本是密不可分的。呵呵,我猜测一下,当时之所以翻译《全球通史》而不是名气更大一些的《The Rise of the West》可能和斯塔夫里阿诺斯所持的观点与马克思传统比较相近的原因吧,还有, The Rise of the West 的名字有些刺耳了。

最后,斯塔夫里阿诺斯2004年于在加州去世,享年91岁,McNeill 去年初应该还健在,现在不不确定,毕竟是一个近90岁的老人了。虽然他们的观点有偏颇之处,但是仍不失为了解世界历史的好读物,如果他们的两本书需要推荐一本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推荐 The Rise of the West,写得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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