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升级完毕,一切都乱糟糟的:)
{接着昨天的闲话,结合《明史·职官》具体说说明朝的内阁。 }
明初是有中书省及左右丞相(正一品)的,并且丞相统领六部,权力很大,但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着胡惟庸案,废掉了中书省和丞相之职,把相权从外朝收入皇帝手中,并且在洪武二十八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丞相原来的职责是统领六部,现在废除了丞相一职,六部直接由皇帝统辖,皇帝的权力加大的同时,工作量也加重了,所以必须有私人秘书与顾问来协同皇帝处理政务,所以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设武英殿、文渊阁等大学士数人,作为皇帝处理政务的顾问,是为内阁的滥觞。这时大学士和唐宋翰林学士一样,是内廷官员,他们的职责和权力是来自于他们作为皇帝私人顾问秘书这一角色的,而非他们的正式官职,这时大学士的官秩只有五品,并且不掌印信,也没有单独的俸禄,他们的工资是从翰林院领的。明成祖时大致延续了这样的做法,大学士仍属内廷,只负责帮助皇帝处理文书诏册,没有自己的属官,也不能直接管辖外朝的官员(譬如六部),而六部等诸司的奏章也不通过内阁,内阁也无权过问批答。
{ 关于明代内阁制度讨论的一些评论,随手写的,不严谨,并且也没有太多的理论分析,其实想想,这是一个不错的 styled fact,有时间了[i.e.毕业后,找到工作后,拿到 tenure 后,吃喝不愁后...etc],说不定真的可以写成一片正式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明朝的相权其实也是重复了中国历史上宰相角色的循环而已,从秦汉开始到清末,宰相一职始终在按照从外向内,再从内向外的 loop 循环。
汉初的丞相都是功臣出身,权力很大,武帝变革,相权开始向内廷的尚书台转移(从外向内);
到了魏晋,尚书台/省 的权力越来越大(尚书令、尚书仆射等都是宰相之职),从内廷逐渐分出来,变为中央行政机构的外廷(从内到外);
皇帝又觉得担忧,开始重用内廷的中书省,中书省的权力逐渐增长,分担相权(再从外到内);
中书省取代尚书省(中书令、中书监成为宰相之职)之后(从内到外),皇帝又担忧,开始用“侍中”来制衡中书省,这侍中的制度后来发展为门下省(从外到内),成为和中书省相互钳制的机构,于是“三省”(尚书,中书,门下)形成。
闲话少说,直奔主题。户籍制度的雏形出现的很早,殷商甲骨卜辞里提到商朝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征伐前大都要下令“登人”,也就是下达征兵的命令,“登人”的数目从千人到上万不等,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这个数目是很大的,必须清楚地知道有多少可用壮丁才有可能“登人”,所以有人认为在那时已经有了初步的户籍制度。西周的时候,很多青铜器的铭文记载天子赏赐人口,提到了“户”、“家”等概念,似乎也在说明只有对人口有了确切的记录,才能计算赏赐。而《周礼》中也记载,在秋官司寇之下设有名为“司民”的专职掌管户口的官吏,负责计算全国的户口人丁数目,要定期向周王报告,并且留有档案存在“天府”中。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周宣王征伐犬戎失利后,立即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当时叫做“科民”,以便迅速补充兵员。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户籍的雏形,可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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