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昨天的闲话，结合《明史·职官》具体说说明朝的内阁。 }
明初是有中书省及左右丞相（正一品）的，并且丞相统领六部，权力很大，但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着胡惟庸案，废掉了中书省和丞相之职，把相权从外朝收入皇帝手中，并且在洪武二十八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丞相原来的职责是统领六部，现在废除了丞相一职，六部直接由皇帝统辖，皇帝的权力加大的同时，工作量也加重了，所以必须有私人秘书与顾问来协同皇帝处理政务，所以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设武英殿、文渊阁等大学士数人，作为皇帝处理政务的顾问，是为内阁的滥觞。这时大学士和唐宋翰林学士一样，是内廷官员，他们的职责和权力是来自于他们作为皇帝私人顾问秘书这一角色的，而非他们的正式官职，这时大学士的官秩只有五品，并且不掌印信，也没有单独的俸禄，他们的工资是从翰林院领的。明成祖时大致延续了这样的做法，大学士仍属内廷，只负责帮助皇帝处理文书诏册，没有自己的属官，也不能直接管辖外朝的官员（譬如六部），而六部等诸司的奏章也不通过内阁，内阁也无权过问批答。
从丞相到明初内阁大学士的设立，就是相权从外朝到内廷的转移，这个历代一样，通常是皇帝直接干预的后果（有时候也又干预不了的）。
但是，任何机构在权力加强的同时，必然有一个从内向外的演变的过程。具体的说，皇帝把相权收回，依靠内阁的辅助处理政务制衡外朝，内阁权力的逐渐积累（有自然积累的渐变，也有幼主即位或者皇帝懒惰带来的剧变），而权力的积累必然要产生分工与协作（就像现在处理大的project一样，单独几个人完成不了），而分工与协作必须要求官僚体系的健全与成熟，而新的官僚体系的形成就意味着这个机构不再是一个私人秘书或者顾问性质的 informal institution，而成为一种新的 formal institution，而这样的正式的官僚机构自然的就演进成了外朝的一部分。譬如明朝的内阁，从洪熙朝时权力加重，权力加重的两个结果，一是设立它本身的官僚机构，譬如东制敕房和西诰敕房，有自己独立的官员；二是开始统领六部，融入外朝的官僚体系，所以内阁大臣不再是五品小官，而是要加官到三公或者尚书、侍郎（仁宗时杨士奇、杨荣开的先例，由大学士迁尚书职，这也是权力加重的必然结果）。所以自洪熙后，相权又有从内廷向外朝转移的趋势，大学士在外朝官僚系统中有了正式的地位，不再仅仅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了。
所以内阁大学士从开始的“设计”而言，是直接从属于皇帝的内廷，但是后来逐渐向外朝发展。这个发展到了清初达到极致，顺治朝的大学士，官秩正一品，掌管要务，已经成为完全的外朝官员了，所以皇帝不得不发明新的机构来剥夺大学士的权力，譬如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当然，这个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康熙年间的南书房，雍正年间的军机处等等。南书房其实就是翻版的“胚胎期”翰林学士或者大学士制度，是常侍皇帝左右的私人顾问机构。
至于明朝的宦官，是典型的内廷，完全受制于皇帝，这点与东汉和唐不同，唐朝从肃宗到昭宗十三个皇帝，全是宦官拥立的，皇帝不得以还要借助于外朝来制衡宦官（二王八司马，甘露寺之变等等），而明朝的太监从来没有敢挑战过皇权，朱由检这样一个十八岁的藩王，进京作皇帝，三个月不到搞掉了九千岁魏忠贤，这在汉唐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