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半醉

[想说两句韩偓,说着说着就越说越长了]

韩偓年轻时和入仕以后的诗作风格差别很大;年轻时绮丽悱恻,年老后慷慨悲婉。香奁集是他入仕前所作,但是却比后来的悲歌更为出名,大概不经离乱之世,就无法体会到诗人的悲慨吧;

可能也是因此,明清迭兴之际的王夫之非常推崇韩偓,以气节论之,他认为韩偓差不多是亡唐第一节臣了(不过王夫之《读通鉴论》里的这一节隐约让人觉得他是在为自己没有明廷殉国开脱,呵呵)。韩偓也确实算是条硬汉,于大厦将倾之时,仍能守正不挠,宦官要杀他,权臣要杀他,强藩要杀他,屡屡白刃加颈;特别是在李茂贞的强逼之下,拒不草制,其时真是命悬一线;

所以韩偓晚年的诗中有温、李不曾有的悲慨。这种慷慨之意,非亲历兴废而不能得。义山的悲婉,凄清而哀;而韩偓的悲婉,不失激昂之气。

温、李、韩三人相比,感觉上李、韩更相近一些。温庭筠除了绮罗脂粉之词外最多不过浩叹壮志难酬,即便有兴亡之慨,亦不如李、韩的感时伤事之作,大概是温庭筠缺乏真实感受的缘故。

韩偓很爱喝酒,并且应该酒量不错,因为他有一首《半醉》,能到半醉这种境界的人往往都是海量;酒量比较小的人,要么不喝酒,要么稍微一饮就要找个手电筒往天上爬;说人千杯不醉是假的,最多是千杯不倒,喝酒的乐趣或是悲凉就在半醉半醒之间,所以韩偓说:“往事空因半醉来”很传神;

半醉之时如果和故人朋友在一起,多半是乐事,但是如果和韩偓一样:“索寞襟怀酒半醒,无人一为解余酲”则是悲凉,所以他看到的是“岸头柳色春将尽”,听到的是“船背雨声天欲明。”柳耆卿的名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大概就是从韩偓这里来的。

说到韩偓对于后世词人的影响,其实很多宋词佳句都是来自韩偓的诗中。韩偓的《懒起》也许知道的人不多:

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
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

但是这却是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的蓝本。还有韩偓的《偶见》:

秋千打困解罗裙,提点醍醐索一尊。
见客入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

然后有李清照的:“和羞走,依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所以即使《香奁集》里,也不乏清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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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的猜想

是古董的李密;不是鲜活的李米,尽管两人很像,都很执着。李米执着于等待,李密执着于造反。

不知道李密为什么要造反,至少从他生活的环境很难找到造反的原因。他有世袭的爵位,家境也不错,不像劳苦大众,有深刻的阶级仇恨与反叛的动力;同时他的富有与权势又不足以让皇帝感到不安,因此也不像杨玄感一样,因为隋炀帝对杨素的猜忌而不得不反。另外,李密开始打坏主意的时候,隋炀帝的江山还很牢靠,因此他也不像宇文化及一样,有一扇机会之门打开在面前。他本人更不是智能低下或者爱追求刺激的纨绔子弟,不像虞柔(虞世基的儿子,虞世南的侄子)或是来渊(来护儿的儿子)一样,稀里糊涂的就投降了叛军。

或者,他是以天下苍生为念,想救黎民于倒悬?可是他牛角挂书,在牛背上读《项羽传》的时候,杨素老爷子还很硬朗,隋炀帝也还没有开始征高丽。黎民还不至于倒悬。

或者,他是嫌自己没有受到重用,无法施展才华?可是他一开始的职位并不算低,授亲卫大都督,隋唐两代名臣屈突通也是从亲卫大都督做起,最后进了唐太宗的凌烟阁。亲卫大都督是皇帝身边的侍卫近臣,因此升迁的机会很大。当然宇文述也劝过他,希望他以才学而获得官职,而不是依靠作侍卫。李密也听从了劝告,认认真真的去读书,但是读完了书却去造反。

再或者,是李密本人有野心,希望应图谶,代隋氏而立?可是在他真情流露的诗作里,也不过是羡慕樊哙、萧何的功绩而已,并没有作刘、项的志向。即便是他的势力达到巅峰的时期,他也没有称帝的念头,拒绝了诸将的劝进。

也许只能用唐高祖的大臣们给李密的评语来解释李密了:狡猾好反。造反是他的一种爱好,所以李密的一生都在逃跑,造反,逃跑,造反……这样的循环中度过。最终,他死在最后一次逃跑去造反的路上。

所以欣赏他这份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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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和王维

李白和王维同岁,但是却无唱和酬答,刚才看到有人问李白和王维是否有交情,于是想起来原来看过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一套明人笔记小说,其中一则提到过李白与王维一起出游的场景,并有诗、画为证,可惜这套书不在手边,不过手边一部清人赵殿成笺注的《王右丞集笺注》里引用了这则笔记,摘抄如下:

世传《七贤过关图》。云是开元冬雪后。张说、张九龄、李白、李华、王维、郑虔、孟浩然出蓝田关,游龙门寺。郑虔图之。虞伯生有《题孟浩然像》诗:“风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图里一人存。”又有槎溪张辂诗:“二李清狂狎二张,吟鞭遥指孟襄阳。郑虔笔底春风满,摩诘图中诗兴长。”是必有所传云。”

这则遗事出自明人陆深的《玉堂漫笔》。如果是真的,则李白与王维应该是有些交情的,否则不可能一起出游。但是赵殿成在这条引用后有按,摘抄如下:

成按:《东观余论》有滕子济所藏《唐人出游图》,乃宋之问、王维、李白、高适、史白、岑参也。跋云:“昔人深于画者,得意忘象,其形模位置,有不可以常法观者。顾、陆、王、吴之迹,时有若此,如雪与蕉同景,桃李与芙蓉并秀;或手大于面,或车阔于门,使俗工睨之,未免随变安于拙目。故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驵隽,惟真赏者独知之。此卷写唐人出游状,据其名题,或有弗同时者,而扬镳并驱,睇眄相语,岂亦于世得意忘象者乎?求画者主名弗可知,要非俗手作也”’云云。画意亦奇,并附录于此。

《唐人出游图》里的宋之问和王维、李白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宋之问死的时候李、王二人不过才十来岁,不可能一起出游,所以跋中说好的画家有时会“得意忘象”。赵殿成之所以在这里提到《唐人出游图》,应该是对陆深《玉堂漫笔》中提到的《七贤过关图》有所怀疑:即使真有此图,也未必说明这七人真的一起出游过,也许只是画家郑虔的“得意忘象”。不过《七贤过关图》里的七人大致还算是同一个时代的,七人中也有不少是相互有交往的,真的一起出游也算有可能。如果郑虔的这幅图真正存在,并且这幅图是写实的,那么李白和王维应该还是有些交情的。但是因为这些不确定性,所以只能说“他们可能还是有些交情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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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妹子的脾气

虽然国民性格或者地域性格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翻看史书,穿过时间读到某地某处的民风,与现在的情形一对比,往往有会心一笑,譬如西川。

同是四川,西川的民风与东川却有不同,就像最近网上一句俗语中写到的:重庆崽儿砣子硬,成都妹娃嘴巴狡 (其实是从seren的说明档里看的)。三国以后,西川兵祸不多,几次转手交接,比起黄淮一带,也算非常的平静。直到唐代中叶,南诏统一六诏背唐而附吐蕃之后,西川突然间就成了前线。也许是安逸久了缘故,从那时起,西川的士卒(== 男同胞)就落下了脆弱怯懦的名声。

所以,自韦皋之后,节度使镇西川,必须要从北方郑、滑、陈、许一带(在现在河南中部和东部,这些藩镇紧挨河北三镇,兵最精良)调兵来戍守,这种局面直到唐末崔安潜当了西川节度使才有所改变。他派遣大将到陈、许招募壮士入川,与蜀人杂居,一同训练,共得精兵三千。这三千军士头戴黄帽,所以右称为“黄头军”,与此崔安潜还从洪州招募弩手,训练蜀人使用弓弩,组建神机弩营(唉,三国时赫赫有名的元戎弩兵不知都哪里去了,以至此时需要从外地引进弩手,诸葛亮老人家九泉之下肯定要感叹了)。

从此,蜀兵才开始慢慢的强悍起来。这个恐怕也是较早的一次大规模引进人才计划了,因为原先北方戍卒,期满以后就要回到本镇,无法融入西川,而崔安潜直接招募陈许的壮士,定居西川,实际上上改变了西川的兵源结构。

不过,我们的重点不是“脆弱”(李德裕语)的川娃子而是泼辣的川妹子。乾符元年,南诏再次入侵西川,蜀兵在大渡河溃败,一时间人心惶惶,百姓们纷纷入成都城躲避,或者向北往汉中陕西逃亡。值此用人之际,朝廷召用曾在安南大破南诏的天平节度使高骈为大将,征发东川、河东等地的士兵入蜀。南诏听说高骈要到西川,慑于高骈的威名就马上撤兵了,高骈派兵追击,再次大破南诏,西川遂安。

可是和历任西川节度使一样,高骈看不起蜀兵,他向朝廷上书,希望发他本镇的天平兵(山东东平附近)以及义成(河南东北)、昭义(山西、河北的南部)的士兵6万人彻底讨平南诏。虽然他的提议被朝廷否决了,但他本人却留在了西川当节度使。高骈认为蜀人怯弱,所以用法必须严厉(这点倒是和诸葛亮相近),但是很快激起了蜀人的不满。同时,高骈对于蜀兵的蔑视也铸成了一场大祸。

高骈入川以前,南诏围成都,守城的将军以官爵赏赐激励士卒死力守城。可是高骈击退南诏之后,认为蜀卒无用,不仅收回了蜀兵的官爵,并且赖掉了许诺过的赏赐。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了蜀卒兵变。愤怒的士兵攻入高骈府中,四处搜寻高骈,而高骈只好委屈的躲藏在厕所,侥幸的逃过了一劫。高骈所依赖的天平兵仓皇应战,却被蜀卒击败。无奈之下,监军只好出来说话,承诺恢复蜀卒的官职和禀给。厚道的蜀卒老实的散去,可是高骈却仍然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于是他暗地里记下了这些参与兵变的士兵的住址,趁夜派遣亲兵到这些蜀卒的家中抓捕,家中之人,无论老幼孕病,一律处死,就连婴孩都不放过,直杀的血流成河,号哭震天,足足杀了几千人。就在这样的血雨腥风中,一位川妹子的言行,却真真的让人叹服。

她的名字于史无载,但是她的话语却留了下来,临刑之前,她伸出右手,比出中指和食指大骂高骈道:

“高骈!汝无故夺有功将士职名、衣粮,激成众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乃更以诈杀无辜近万人,天地鬼神,岂容汝如此!我必诉汝于上帝,使汝他日举家屠灭如我今日,冤抑污辱如我今日,惊忧惴恐如我今日!”

这是史书上的原话,简单明白,特别最后三个“如我今日”骂得畅快淋漓,川妹子的脾气,跃然纸上。骂完高骈之后,此女子从容祈祷上天,然后怫然就戮,绝无半点恐惧之色。这样的慷慨,丝毫不让须眉。(事实上很多须眉都做不到这一点,常见的场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喊“英雄饶命”)。

后来,高骈果然被此女子言中,惊忧惴恐,举家屠灭(不过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故事,以后才会有人编出花蕊夫人的“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的故事。 据《全唐诗外编》,此诗应是由后人改易蜀人王某的“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 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而成。之所以改为花蕊夫人口气,恐怕也与川妹子的脾气不无关系,否则,不过“看花满眼泪,不共‘宋’王言”这样的婉约句子了。

所以,结论是,不要和西川的女生吵架,人家连死都不怕,你吵得过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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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衣,情叶,情人节

情人节想起几个关于唐宋小说中的诗词故事。第一则是唐开元年间的,唐玄宗让宫人为边关将士做棉衣(准确地说应该是绵衣,因为那时棉花还不普及,冬衣用的是丝绵)。棉衣发放到军士手中后,一个细心的兵士发现自己的短袍里有一首诗:

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

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

畜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

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

这个兵士肯定也是念过些书的,所以明白其中的意思,就告诉了自己的军官。军官又告诉了皇帝。唐玄宗拿着这首诗,遍示后宫,追问是谁做的,同时也许诺不会怪罪做诗的人。于是一个宫人就站出来承认了。玄宗顿生怜悯之情,尊重了这段上天指定的缘分,把宫女嫁给了那个兵士。虽然这个兵士未必是宫女的如意郎君,但是比起“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结果还是好了很多,毕竟那个兵士也不是不解风情的李逵式的人物。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唐朝诗人顾况的。一天他和三个朋友一起到苑中游玩,在流水边拾到一片梧桐叶,上面有一首诗:

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

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

水是从宫中流出,诗自然是宫人所题。第二日,顾况绕道溪水上游,也题了一首诗在梧桐叶上,并让叶子随波流入宫中。其诗云:

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

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

后来又过了十多天,有人在苑中赏春,又拾得一片题了诗的梧桐叶,而顾况想必也是在不断的留心这件事情,所以看到了那首诗,诗云:

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

故事说到这里,所有听故事的人估计都和我一样希望出来一个玄宗式的皇帝,慷慨地把这位羡慕桐叶自由的宫女许配给顾况,可惜的是,故事到这里就完了。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不过仔细想想,当时刚刚逃难回来的唐德宗也断不会有这么慷慨大方,那时的唐德宗,譬如《甲方乙方》里那个下方到农村的大款,回城以后,见什么要什么,只进不出,自然不能希望他会有玄宗一样的气度了。

两个故事都略为有些缺憾。第一个故事,虽然终成眷属,但是两人未必有情;第二个故事,虽然两人有情,但是却未成眷属。也许是事关皇宫大内,作者也不敢随意发挥的缘故吧,毕竟,在同一部书中,写了“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崔护硬是将死去的“桃花美人”唤醒,成就了一段佳话。这个缺憾,只能等到宋人来补足了。

于是,有了宋人的《流红记》。讲的是唐僖宗时的故事,情节与顾况的那段传奇类似,诗文作了更改,不但是如顾况的好,所以就不再赘录了,这段故事,接着于佑(这个故事的男主角)题诗随波流入宫中之后,继续写了下去。过了几年,书生于佑娶了一位因为犯了过错而被遣出禁宫的宫女韩氏,成婚之日,两人提及红叶,才发现原是题诗的旧日相识,顿时相对而泣,以为天意撮合。

到此,没了缺憾,已经很好,希望他们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但是却看到写故事的人仍不肯罢休,继续写了下去,大喊不妙,果然,写故事的人写道:于佑作了大官,韩氏成了命妇,子女们又都得了富贵... ...可惜啊,画蛇添足,终究没有逃脱“封妻荫子”的窠臼。

但是,三个有缺憾的故事加起来,取其无憾之处,就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归结为一句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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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战争与绝世武功

因为“欲饮琵琶马上催”这句诗胡扯在一起的几个的话题。王翰这句诗虽然脍炙人口,但是对于它的解释,历来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说“ 琵琶马上催”是催将士饮酒;另一说是催将士出发征战。意境上,第二种解释要更好一些,喧闹中透出一股悲壮,但是实际中,却又有不很合理。军队中以乐声作为号令固然常见,但是通常使用的是鼓、钲、箫、笳,简而言之,就是“鼓吹”。一般来说,击鼓是前进的号令,所以才有“一鼓作气”的成语;而击钲则是停止的号令,所谓“鸣金收兵”。因此,“钲鼓”也就成了行军打仗必不可少的乐器了,所以《汉书》上有:“遣执金吾侯陈茂假以钲鼓,募汝南、南阳勇敢吏士三百人。”

选择“鼓吹”类的乐器作军队的号令,一是因为声音大,容易分辨,二是因为乐器易于维护,不容易出故障。相比之下琵琶就有些问题了。琵琶的声音可以很大,但是却没有钲鼓那么结实,箫笳那么简单。以琵琶为令,倘若不小心琵琶弦断,仓促间又不能修理,加之战场瞬息万变,岂不是要误大事?所以琵琶不该是一种很好的号令乐器。

那这句“欲饮琵琶马上催”又该怎么解释呢?于是去翻《乐府杂录》,查琵琶,但是却发现了另外关于琵琶的趣事,读起来宛如一部武侠小说,居然忘记了本来是要查什么的(ft)。

琵琶原本是一类乐器的统称,“琵”和“琶”是模拟演奏手法的形声字。据传,汉琵琶是和亲的解忧公主所作,晋代的阮咸擅长弹奏此器,后来就被称为“阮咸琵琶”,又简称“阮咸”,“阮”了。

看到《乐府杂录》上的那段琵琶的故事,说的是隋唐时广泛流行的龟兹琵琶,也就是现在的琵琶。唐代开元年间,有一位琵琶高手贺怀智,他的琵琶,“以石为槽,鹍鸡筋作弦,用铁拨弹之”,短短三句话,一位武林高手的形象跃然纸上了(当然是我臆测的了,通常黄药师,欧阳峰之类的角色,都用这样的乐器)。而紧接着的一个故事更为传奇了。

唐朝贞元年间,长安大旱,皇帝下诏在东西二市搭台祈雨。东西市人欢闹之余开始比赛声乐(有些华山论剑的味道)。东市有一位绝顶的琵琶高手,也是一位宫廷乐师(大内高手? ),叫做康昆仑,所以东市人认为东市必胜。比赛开始,东市人请康昆仑登上东市的彩楼,弹了一曲他新翻的羽调《绿腰》。曲毕,世人以为精绝。于是东市的人冲着西市的彩楼起哄,认为西市必败。而此时,西市的楼上出来了一位女子,抱着琵琶,说:“我也要弹同一首《绿腰》,但是我把调子移到了枫香调中。”枫香调是何调,于史无可考,宋代写《碧鸡漫志》的王灼也说:“所谓枫香调,无所著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类似《九阴真经》的绝世武功。

这位女子刚一拨弦,周围的人就开始惊叹,等她演奏完,所有人的评价只有四个字“其妙入神”。而康昆仑更是惊骇,马上就下拜,恳求此女子收他为徒。这样的场面,武侠小说里也难见,即便是华山论剑,洪七公等人败北,也没有马上就拜请王重阳为师的。以康昆仑天下第一的技艺,听了此女子的一曲《绿腰》就要拜师,更显出了江湖之大,天外有天的武侠主题。

女子更衣初见,原来他是一个男扮女装的和尚!(ft,和尚有这么清秀的么?不过《南北少林》里李连杰似乎扮过姑娘)。他本来在庄严寺修行,因为比赛的缘故,被西市的豪族重金请出。他俗姓段,法号善本,所以就被称为段善本。(《天龙八部》里的扫地僧?)

第二日,唐德宗召见段善本,令他演奏几曲,嘉奖异常,于是就让他作康昆仑的老师。段善本说,要先听康昆仑演奏一曲。康昆仑刚刚开始弹,段善本就说,康昆仑的本领太杂,里面还兼有邪声。(就好比武林高手看一看后辈的三招两式就知根知底,说,你的武功不纯正,少林不少林,武当不武当,中间似乎还夹在着些星宿派的东西)。

康昆仑吃了一惊,感叹段善本是神人,并说他年少初学艺的时候,曾跟着一个女巫学过一品弦调,后来又换了好几个老师。

段善本对皇帝说,如果让我教康昆仑,必须让他十余年不碰乐器,彻底忘记他的本领,我才能教。(可惜啊,段善本不能直接废了康昆仑的武功)。康昆仑马上就答应了,真的等了十几年不弹琵琶,后来得到了段善本的真传。看到这儿不禁叫绝,情节要比武侠小说精彩多了。后来段善本似乎成立了一个“门派”,所以元稹的《琵琶歌》里说:段师弟子数十人﹐李家管儿称上足。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欲饮琵琶马上催”到底该如何解释呢?(sorry,这个题跑得有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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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的传奇家族

往往只有乱世才会有传奇的家族。有这么一个家族,于战乱中立国于一隅,革除苛政,奖励农桑,建立太学,保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定,恢复了一方汉文化之传统,国家败亡后,一支入胡,推动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恢复了华夏衣冠;一支入越,维系了南越地区与中国的联系,亦推动了民族的融合。这个家族就是历经十六国、南北朝到隋唐的冯氏。

冯氏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晋国的毕万(也是魏国创始人的先祖),到了晋朝,由于永嘉之乱,冯氏避祸河北,这个家族第一位重要的人物冯安在西燕慕容永那里做过将军。西燕被后燕慕容垂灭亡之后,冯氏东迁到龙城 -- 这一年是394年。历史如幻灯般一帧一帧飞速闪过。395年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宝在参合陂大败于北魏;396年慕容垂反击,一度攻下北魏的重镇以及三年后的都城平城,但是不久便死去,慕容宝即位。北魏马上反扑,同年包围后燕的首都中山。396年慕容宝突围出奔龙城,后燕分崩离析。萎缩到东北隅的后燕并未逃脱灾乱的厄运,不久,慕容宝被贵族兰汗杀死,而兰汗又被慕容宝的儿子慕容盛杀死,慕容盛又被臣下所杀,401年,慕容垂的少子慕容熙即位。此时,冯氏的第二位重要人物,冯安的儿子冯跋已经做到了后燕的禁卫军将领。慕容熙荒淫无道,冯跋杀慕容熙拥立慕容宝的养子慕容云(高句丽人,原名叫作高云),但是不久慕容云也被大臣所杀,冯跋平定了大臣的叛乱,自称天王,国号仍为燕,定都龙城,史称“北燕”,这是十六国里四个汉人政权之一,从此燕国才安定下来。

冯跋作了二十二年的天王,政治颇为清明,百姓也安居乐业,同时他建立太学,选派两千石以下的子弟入学读书,亦繁荣了北燕的文化。冯跋死后,他的弟弟冯弘即位,此时的“国际”形式已经大变。北方的乱世在被前秦苻坚的治下短暂的终结,但是淝水之战以后,北方又陷入分裂,于是小国才有了生存的空间。但是冯弘即位之后,北魏日益强盛,攻灭诸国;不久便把矛头指向北燕。北燕孤立难支,虽与南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毕竟路途遥远,无法依仗,所以不得不依靠高句丽的支援。龙城失陷,冯弘不愿投降北魏,亡入高句丽。

亡国之君,寄身蕞尔小国,难免不受人欺凌。冯弘以为高句丽并非久居之地,思奔南朝,于是派遣儿子冯业率领三百人为使者,浮海入晋。但是高句丽很快就发现了冯弘又南归之心,而同时北魏又勒令高句丽交出冯弘,于是高句丽就杀了冯弘,并子孙十余人,只有冯弘的儿子冯朗与冯邈逃脱,亡入北魏。而出使在东晋的冯业得知父亲被杀的消息,也就留在了东晋,自此冯氏南北两支,一分为二。

北方的冯朗入魏以后,官至秦雍两州刺史,爵封郡公,但是后来因事坐诛,女儿冯氏没入掖庭,后来太武帝死文成帝即位,冯氏被选为贵人,后又被立为皇后,即文明皇后。文成帝死后,冯氏两度执政,是为冯太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实际上是冯太后肇始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的改革在冯太后执政时期已经全面展开,孝文帝在冯太后死后继续深化了这一改革,并且把它扩展到文化与习俗领域。最终,在衣冠南渡之后又在北方恢复了华族衣冠。南朝名将陈庆之送北海王入洛阳之后,感慨道: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

这其中自然也有冯太后的一番功劳。

而冯氏在南方这一支留在东晋之后,居于番禺,到了南朝梁的时候,冯业的孙子冯融官居罗州刺史,他为儿子冯宝娶了南越俚人大姓冼氏的女儿为妻(这就是后来青史留名的冼夫人),世代成为岭南少数民族的首领。冼夫人在世的80年,历经南梁、南陈以及隋代,冯氏都一直忠于朝廷,支持统一事业,大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冼夫人和冯宝的孙子冯盎,在隋末唐初继续统领岭南各部,当时天下大乱,有人游说冯盎,说:“隋季崩荡,海内震骚,唐虽应运,而风教未孚,岭越无所系属。公克平二十州,地数千里,名位未正,请南越王号。”希望他效法当年秦末汉初的赵佗,但是冯盎坚决的据绝了,仍然支持统一,遣使入唐,接受唐朝的领导。

呵呵,一个小小的家族在乱世的传奇经历。

题外话:北方的冯氏因为在北魏一直位高权重,到了尔朱荣的河阴之役,死去不少,但是仍然有后人在东魏,高齐做官(譬如冯子琮),入隋以来,冯慈明官至尚书兵部郎,在讨伐李密的战争中被李密俘获,但是拒不投降,李密义而释之,但是冯慈明行至营门门碰到了翟让,因为言辞不屈,被翟让所杀。冯慈明太过忠直,可惜了,于他同时的徐文远,一代大儒,也被李密俘虏,对待李密的态度非常的傲慢,李密败后,此人为王世充所得,但是对王世充却非常恭敬,有人不解,问他为何态度不同,徐文远说:“李密,君子也,能受郦生之揖;王公(指王世充),小人也,有杀故人之义。相时而动,岂不然欤!。”可惜冯慈明没有徐文远这么知道“变通”。

南方冯氏与李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李唐却认为冯盎还有他的儿子冯智戴,冯子猷等为南蛮。一次太上皇李渊置酒与太宗宴饮,席间让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让冯盎的儿子冯智戴作诗,之后李渊感慨:“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可怜冯智戴为正宗汉人之后,到此反而成了南蛮酋长(唐书中提到冯氏父子,辄称之为南蛮酋长,徐敬业造反,开始也是诈言“奉密旨,以高州酋长冯子猷谋反,发兵讨之。”打开府库,征召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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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中朝边界的变更(1)

继续聊聊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呵呵,因为朝鲜(韩国)不断推出"惊世骇俗"的历史地图,所以通过历史地图说说近一千年来中朝边界的变更以及原因。

故事从唐末开始,先看元和十五年(820年)中朝边境的大致地图:

tang-choson.jpg 点击看大图

新罗与渤海以及唐的边境是以后1000多年中朝边境的基础。我们可以把这段边境分作东西两部分。东部的边界大致到朝鲜的铁岭一带(参见上篇blog),也就是今天朝鲜的咸兴与元山之间的区域,东临东朝鲜湾(参见这里的现代朝鲜地图),直道明朝,这一直是中朝的东端边界。西部的边界此时是以流经平壤的大同江为界的。历史上中朝的西部边界经常在大同江与稍北的清川江之间滚动(当然也有中国占领朝鲜大部分的时候,此时谈边界也没什么意义了),譬如战国时燕国的辽东郡就是以清川江为界的。

公元926年(辽太宗天显元年),辽征渤海,围忽汉城,渤海降,遂亡国。渤海世子大光显出奔高丽,辽在东部大致继承了渤海与高丽的边境。但是在西部,高丽却伺机不断侵蚀,不仅越过了大同江,甚至开始在清川江两岸构筑城堡(见下面的鸭绿江、清川江、大同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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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辽正忙着在东北与华北作战,暂时无暇顾及,甚至还送了50峰骆驼给高丽,以示修好,结果高丽不领情,认为契丹是禽兽之国,饿死了辽送来的骆驼。不久,公元960年北宋建立,高丽与北宋有结盟攻辽的倾向,所以辽与高丽进一步交恶。公元993年,辽开始第一次以80万军队征伐高丽,高丽求和,而辽军也不敢深入,所以准和,高丽向辽称臣,建立朝贡关系,奉辽正朔。而辽同时也允许高丽在鸭绿江下游以东,清川江下游以北的江东六州(沿上图西朝鲜湾一带)筑城开发,这是高丽第一次正式在西部边界跨过清川江,将势力拓展到鸭绿江东岸附近地区。

由于高丽在对辽朝贡的同时还与北宋以及女真有着往来,所以公元1009年,辽趁高丽内乱,第二次伐高丽,攻入江东六州,先攻西京(今平壤)未下,又转攻高丽的都城开京,不久攻克。高丽王逃入罗州,遣使求和。辽退兵,但是高丽王拒不履行和约,辽怒,遂索要江东六州,高丽自然不愿轻易偿还,于是1018年辽开始对高丽的第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因为粮草不济,第一次远征失败,辽圣宗不甘心,又集结兵马准备再战。此时的高丽因为辽的三次大规模进攻,国力大衰,又遣使赴辽,"请称藩,纳贡如故"。辽圣宗接受高丽之情,但是作为和约的条件却只提出了(高)丽(北)宋断交,未再索还江东六州。从此辽与高丽开始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交往,而中国与朝鲜的西段边境至此也基本尘埃落定,但是此时辽仍然控制着鸭绿江东岸的来远、保州等城(现在朝鲜的新义州一带),并掌握着鸭绿江上的浮桥,这两座城直到金时才被高丽骗去--这是后话,下次再说。下图是辽天庆元年(公元1111年)辽与高丽和平以后的边界图,东部边界相对稳定,仍然在咸兴与元山之间,西部边境以鸭绿江东岸地区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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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术语的误植

在《光明日报》的网站上看到两篇讨论现代汉字术语误植的文章(《中西日文化对接间汉字术语的厘定问题》《近代汉字术语误植问题初探》),它们讨论中国在从日本借鉴学习西方经验的时候,从日语汉字里直接借用术语翻译时出现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是指用于翻译某个西语名词的汉字词汇,在古汉语里已经有了特定的意思,但是却被用作翻译不相干的西语名词。两篇文章都讨论了“经济”这个词的误植。经济在中国古代是“经世济民”的意思,颇类现在的“政治”一词,但是却被用于翻译 economy ,与本意不是很相关。第二篇文章的作者还深入的分析了这个误植的来源,因为即便是在日本,经济原先也是类似政治的意思,所以最早是用来翻译 political economy的。但是后来却被误用来翻译 economy 以及 economics(经济学),导致了现在的错位,还有一个误植的例子是“封建”,导致一个词语字面含义与本身含义的混乱。当然也有一些是翻译的不错的,譬如“社会”,譬如“哲学“等。呵呵,我倒是想到了另外一个近似误植的翻译:政党。

说它是”近似“误植是因为它把一个古汉语里含贬义的词用来翻译一个中性词,以至于在清末的时候还闹出了一段公案。党最初的意思是周朝时的地方户籍编制。《周礼》上说的”五族为党“,并由此产生”乡党“一词,也就是乡亲同乡的意思,后来又从乡亲这里引申出姻亲或是意气相投的朋友等意思。再往后,大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词被用来称谓社会上层的小利益集团了,”朋党“、”党人“等词也开始使用,这个时候就逐渐暗含贬义了。褒贬是由普遍的价值观决定的。而中国古代强调与赞美的是大公无私;反对的是结党营私,所以就逐渐变为贬义词了。

历史上第一起比较著名的与部党(部党这个词也暗含贬义)有关的事件恐怕要数东汉的”党锢“事件了。李膺、杜密、范滂等人是被诬为党人的,也就是宦官们罗织的”共为部党,图危社稷“的罪名。这之后,历史上又有几次比较有影响的党争,譬如唐朝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以及明朝的阉党与东林党的争斗,同时也出现了诸如部党、党羽、党祸,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等词语,这些都是含有贬义的。

明朝末期,西学东渐,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方的科学文化,但在当时,明人所翻译的还是以自然科学、数学与圣经相关的术语比较多,譬如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利玛窦翻译的上帝等,社会科学的术语并没有太多的翻译。直到明治维新,日本才开始用汉字大量翻译西方术语,于是他们就碰到了Partei 这个德语词。

其实翻看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政治制度史,有很明显的抄袭模仿德国的痕迹。譬如日本的国会英语里称作 Diet,这个与现在德国的Bundestag的英语翻译是一样的,而这样的称呼其实是德国的传统,来源于神圣罗马帝国。同样的,日本也从德国人那里翻译了Partei,译为政党。

可是就像上边所说的那样,这个词在中国有贬义,清末政治改革运动兴起,孙中山开始组织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尽管此时政党这个翻译在国内已经非常的流行,但是他自然不愿意用一个贬义词称呼自己的革命团体。所以,孙中山把自己的第一个组织成为”兴中会“,避免使用政党的字眼。之后许多类似的改良或是革命团体也都称自己为”会“,譬如略晚于”兴中会“一些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强学会,以及黄兴的华兴会,蔡元培,秋瑾,陶成章的复兴会等。同盟会建立的时候,也称自己为”会“。但这些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是革命派的政党。

当然,语言是活的并不断变化的,就像现在经济一词已经被人广泛的接受用来翻译economy一样,政党也用来翻译party,呵呵,现在已经习惯了当初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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