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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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在BBS上看到一篇帖子，题目是《怀念帝国主义》，先不论内容，起码写得还是很冷静的，没有太多空洞无物的煽情鼓动文字。文章先说帝国主义无东西方之分，两汉对西域的经营与后来西方对东方的帝国主义是相类的，然后又说低级军官是造成军事冒险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又回顾了历史上对于冒险扩张的克制，指出这种扩张的危险，最后引用福泽谕吉的话："虽说厌恶压制是人的天性，但人只是厌恶压制自己者，如果自己压制他人则是人世最高快乐。" 认为在中国存在一个悖论："一个曾深受强权逻辑之苦的国家，到头来却成了这一逻辑忠实的信徒之一。"并批评了现在流行的这种强权逻辑。呵呵，不过有些观点我觉得不是很有道理。

首先把两汉经营西域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侵略同样列为帝国主义加以鞭笞是没有道理的。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因为谋财杀而伤人，显然是罪不可赦的；但是一个人因为正当防卫而伤人，虽然也有伤痛，毕竟情有可原。英国对于印度的经营可谓"图财害命"式的，征服印度完全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与权力；而两汉对西域的经营很大程度上是"正当防卫"式的，主要是因为匈奴及其仆从的威胁。首先，被汉朝征讨的几个国家，大多是与匈奴勾结，屡屡侵犯汉朝的，譬如楼兰，多次劫杀汉使，所以才有汉平乐监傅介子的斩首行动；其次控制西域相当于斩断了匈奴的膀臂，西域诸国（特别是楼兰，车师）不仅在地理位置上重要，还为匈奴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收入。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想维持它的政治体制，必须要有财政支持，这对于定居的农业文明来说问题不是很大，因为有税收的保证；但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由于臣民的移动性，很难保证长期稳定的财政收入来维系整个政治上层建筑，所以一个比较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对定居民族的盘剥，譬如西域诸国，正是因为这样在昭宣之际，汉与匈奴才反复争夺西域门户二十多年，最后以匈奴失败告终。没了西域的纳贡，再加上原先臣服的民族的反叛，匈奴很难在维系他的政治上层建筑，这也是为什么匈奴会被打散的原因。所以总的来说，汉对西域的经营主要是出自防御匈奴的目的，而非扩张的目的，并且汉时逐步形成的纳贡体系也要比后来西方的殖民体系要人道的多（即便是从小国角度看），因为在纳贡体系中的小国往往是获利的（中央王朝的赠与多于他们的纳贡），并且这样体系也维护了这些国家内部与外部的和平，这也是为什么汉时每当西域都护被罢时，西域各国往往还要强烈要求设置都护的原因。当然，在汉经营西域的时候，也有个别例外的强权例子，譬如汉武帝征大宛，实属无谓。

其次，正是由于对于西域的经营很大程度上是出自防御自卫目的，所以在后世，当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不是很大的时候，历朝历代就会放弃经营西域，这正说明了国家的理性，而非只是一味盲目扩张。举个例子，譬如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国遣子入侍，请求恢复西域都护，但是被光武帝拒绝，因为当时塞北连遭饥旱，匈奴内讧不断，又受乌桓等部族攻伐，疲弊已极，对汉并不构成威胁，所以没有设置西域都护的必要，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裂为南北。直到明帝永平十六年再次与北匈奴交战时 ，汉朝才在次年重新设立西域都护，配合对北匈奴的征讨，也正是这次，汉彻底的打垮了匈奴。这不仅再次说明了两汉对西域经营的目的，也显示了两汉经营西域与英国经营印度的不同。（事实上即便是清末，光绪十年新疆建省，也是出自抵御外敌的考虑。）

最后，这个"一个曾深受强权逻辑之苦的国家，到头来却成了这一逻辑忠实的信徒之一"不是一个悖论，是一个很理性的结果。如果 一个人被人打了，他是该想办法保护自己呢，还是坐在那里幻想打他的人改过自新？以今日论，我们是要"和平崛起"，友善对待各国，但是这样的友善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咱们希望多交朋友，但是友谊的建立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盲目的一厢情愿的与人为善恐怕换来的不是友谊。

Technorati : 匈奴, 历史, 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汉朝

找到了一款俄国人写的阅读软件，可以方便的在掌上电脑上看彩色标注的网页文件。于是用Flashget下载了国学网站上的《资治通鉴》，压缩成zip文件放在掌上电脑里，天天揣在兜里，有空了可以掏出来翻两眼，权当消遣。《通鉴》的好处在于大小事件都按时间码放整齐，不像纪传体的史书，要想稍微看仔细点，还要拿支笔记录下来事情的脉络。

今天又看到了贯高的一段。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推算起来他应该出生在长平之战前后，秦统一时他已经有四十岁左右。他先是跟着张耳作门客，后来张耳被封为赵王就成了张耳的属官。张耳死去后，贯高担任赵相辅佐张耳的儿子新赵王张敖。

公元前200年，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围了七天，形势危急，多亏陈平走妇女路线方才脱险（所谓六出奇计的最后一计）。南返的时候路过赵地，因为刘邦与赵王张敖谊属君臣，情兼翁婿，所以张敖格外殷勤小心的款待了刘邦。但是刘邦似乎还脱不了当年的浪荡习气，待人傲慢无礼，对张敖箕踞谩骂，胡乱发了一通脾气然后就走了。对于刘邦的无礼，张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但是张敖手下的臣子譬如贯高、赵午却觉得是奇耻大辱，要替张敖杀了刘邦。张敖被贯高等人的想法吓坏了，赶忙制止。贯高等人见赵王不从，就私下商量谋刺刘邦，事成归王，事若不成，就自己顶下来，决不连累赵王。后来谋刺失败，赵午等人争着要自杀，贯高制止了他们说，如果自杀了就没有人替赵王洗清不白之冤了。于是一干人等被押解入长安。历经严刑拷打，贯高始终坚持刺杀一事是自己的主意，与赵王无干。最终连刘邦都佩服他的勇气，称之为壮士，不仅赦免了赵王（虽然剥夺了他的王位，不过这是迟早的事情），也赦免了贯高。但是贯高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自杀是为了证明赵王的清白，现在赵王已经没事了，自己活着也无意义了，况且还有弑君之实，所以就自杀了。

对于这件事情，司马光援引东汉史学家荀悦的评论：“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义大居正，罪无赦可也。”觉得这个评语未必恰当。首先，荀况是以东汉末年的伦理道德与传统来评价贯高，彼时的情形未必与西汉初时相同；其次，荀悦之时正值汉室衰微，权臣当政（曹操），以致君权旁落，他对于这样的现实是极为不满的（因作《申鉴》5篇），因此很可能有借古讽今的意思在里面。

春秋战国分裂了数百年，虽然秦国一扫六合，但是就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未必认为皇权至上，换言之，皇权未必构成道德的核心，他们所畏惧的只是秦始皇的武功。所以始皇一死，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很快旧的六国又被恢复。等到刘邦再次统一，皇帝这个概念仍为新鲜事物，与后世对皇帝的看法很可能极为不同。那时天下百姓（特别是如贯高等生于战国长于战国那样的）未必觉得皇帝就有绝对的权力凌驾于诸侯王之上，因此当刘邦羞辱赵王时，他们想到的是对诸侯王的效忠以及传统的战国道德：“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因此就像渑池会上的蔺相如（此公也是赵人），或是和平原君到楚国借兵的毛遂（此公还是赵人）一样，宁死也要保全主公的荣誉，成就主公的事业因此才有了贯高的这个故事。同时，赵人的刚烈从这里也可见一斑，所以韩愈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可惜这样彪悍的民风没有延续下去，在民与君的抗争中，君最终占了上风，民则都变为了顺民。

由是想起了东西罗马的对比，东罗马统辖的区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由于很早就有文明与大帝国，因此这个区域的人民很早就文明化了，会很老实的缴税服徭役；而西罗马统辖区域的野蛮人，不仅抗拒缴税还动辄造反。甚至在很多年以后，当这些野蛮人逐渐开化之时，还坚持与国王或是皇帝讨价还价，提出了“No Representation，No Taxation”，没有代表权就不缴税，这对于古中东的人民或是古中国的人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征税并维持统治成了西欧的君主最头痛的问题之一，这也被认为是民主的萌芽（事实上，欧洲的民主很大程度来自于西欧野蛮人的传统，而非古希腊罗马传统，当然后者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希腊罗马的民主主要是为了更有效的发动战争----一个很功利的目的）。一个更有趣的现象：现在世界上最民主最富裕福利最好的国家（譬如瑞士，北欧诸国）却恰恰正是历史上作“野蛮人”作得最久的国家。呵呵，文明的代价。

昨天看BBC新闻，看到一则关于『申请恢复"匈奴族"要求被匈牙利拒绝』的报道，说是一支自称为阿提拉后人的部族向匈牙利政府提出的恢复"匈奴族"申请被匈牙利议会人权委员会拒绝。 报道中自然也提到了匈奴西迁说－－阿提拉是被汉朝击败的匈奴的一支。呵呵，这个一直都是假说，没有确凿证据的，不知道为什么BBC用了那么肯定的口吻，不过今天得了空，还是好奇的仔细考证了一番当年被东汉击溃了的北匈奴的下落，其实也挺有趣的。

以前提到过匈奴在西汉时的分裂（好像那个话题还没有灌完），归附汉朝的一支，也就是娶了王昭君的呼韩邪单于的后人，一直和汉朝和睦相处，直到王莽篡位。

王莽是一个有艺术家气质的改革者，我现在手里还留有一套他发行货币，从小泉直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大泉五十，到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还有一枚赝品国宝金匮直万。制作精良，文字优美，特别是错金的一刀平五千，工艺尤为精湛。

可惜现实对于艺术家来说现实总是残酷的，他的这套货币彻底搞乱了经济，不识字的人们觉得以前汉朝的五铢钱挺好，买东西，十文钱，数出十个铜币就行了。王莽这么一改，他们彻底糊涂了，不明白为什么买东西不数铜钱的个数反而要算面值？不用简单的加法反而要用不很灵光的乘法？更要名的是很多人不识字，在他们看来，大泉五十与壮泉四十更本没差别，但是价值却不同。于是官方推行一套货币，民间却用另一套货币，还有不少私铸的，货币制度一塌糊涂。

不仅币制混乱，王莽还想了不少新鲜的点子折腾文武百官和归附的少数民族。于是匈奴终于被逼反了，吸取了这么年汉文化的精华，匈奴的实力增长了不少。自王莽到汉初，匈奴屡屡扰边。直到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连遭饥旱的匈奴再一次内讧，与西汉那次一样，又有一个单于附汉，他是呼韩邪单于的孙子，但是仍然自号呼韩邪单于，率漠南八部归降。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南匈奴归附了汉朝后，得到了汉朝不菲的馈赠，逐渐安定下来，而北匈奴却穷途末路，一方面蝗灾旱灾不断，一方面不得不与四邻交战：东边有鲜卑，北边有丁零，南边有南匈奴，西边有西域诸国，北匈奴不断被削弱。公元八十七年的时候，鲜卑在一次猛攻北匈奴的战斗中，不仅大破匈奴，还斩杀了他的单于，结果北匈奴群龙无首，再次大乱，单于的几个兄弟争立，混战不休，一些部族纷纷南下归汉，共五十八部，二十余万人。

此时汉朝有了机会重创匈奴，比较大的一场战争于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八十九年）开始，统率军队的将军是窦宪和耿秉。当然这次出征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外戚窦宪派了一个武林高手去刺杀太后的倖臣，因此获罪，被囚禁在宫中，因为害怕被杀，所以才自求击北匈奴赎死。不过他们这次联合南匈奴对北匈奴的攻击是致命的。不仅斩首甚众，还收附了八十一个部合二十多万人，北单于逃逸，汉兵追到燕然山，刻石纪功而回，负责书写这篇《封燕然山銘》的便是著名班固。

这次战功大致可以和西汉霍去病的封狼居胥一比，也给后世留下不少诗歌的题材，譬如陈子昂激励友人的“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希望友人扬名塞外，不要使燕然山上只留汉将的功绩。还有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感叹。不仅如此，燕然似乎也抽象为一个让汉人自豪的符号，所以才有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而班固的《封燕然山銘》也是历来传颂的名篇之一。不过，可惜的是班固命蹇时乖，后来因为窦宪获罪而被牵连入狱，最后死于狱中，让人扼腕三叹。然而更可叹的是，撰写前三史的史家，命运是一样的悲惨：司马迁因为李陵的缘故而受宫刑；班固因为窦宪的缘故而死于狱中；范晔由于刘义康的缘故而被杀。可惜!可惜！

扯远了，回到永元元年这次战争。这次战争之后，第二年，汉再次出兵，先是击走了北匈奴守伊吾卢地的贵族，又和南匈奴再击北匈奴，北单于受伤逃遁，仅以身免。虽然卢纶诗里描述的未必是这一次战争，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那首著名的《塞下曲》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之后那一年（公元91年），汉再次大规模出击，耿夔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北单于再次逃往康居，匈奴政权全部瓦解，从此北匈奴退出了漠北地区。从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建立政权起，匈奴在大漠南北活跃，至此整整三百年！

那么溃散后的北匈奴去了哪里呢？

在说郅支西走，为祸坚昆之前，大致说说这次匈奴内乱。上次提到地节元年（前69年），由于匈奴前一年在乌孙的惨败，曾经臣服匈奴的部族如坚昆、丁零等纷纷反叛，与乌孙、乌桓等一起围攻匈奴。其实这和匈奴本身的文化水平低下有关－－由于没有完善的官僚政治制度和比较先进的文化（包括意识形态、宗教等），匈奴对于这些部族的控制完全是军事的，匈奴强则这些部族臣服，匈奴弱，则这些部族反叛。所以匈奴可以征服这些部落，却无法吸收同化这些部族，相对比的是汉武帝对中国南方几个部族的征服，譬如闽越、东瓯、南越等，真正把这些区域并入中华的不是武力（或者说不仅仅是武力），而是健全的地方行政制度，和中国正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再对比一下秦朝，秦朝也征服了这些区域，也设立了郡县，但是秦末这些地方仍然脱离了中央，一则是因为秦朝统治这里时间比较短，很多制度还没有完善和巩固就覆灭了，另一个原因则是秦朝与汉朝相比，在正统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不足，与其焚书来钳制思想，不如发展教育来引导思想。

两千多年后，西方一个叫做米国的一捆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也认识到，总统所拥有的不仅仅是分配权力（Distributive Power），更重要的是信息权力（Informative Power），也就是power to persuade，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总统利用他的影响来说服选民他的想法是在为大家考虑以获得支持，这其实是落了我汉家天子在两千多年前的窠臼，当然他们发展了两套完整的formal theory来论证这个问题，扯远了，回到正题：）

其实我们是要说匈奴的分裂。回到地节元年（前69年），匈奴被夹击，苦不堪言，第二年他的单于死去，按照传统，由左贤王接替单于。匈奴政权机构相对简单，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单于庭，直辖匈奴中部，它的那边对着汉朝的代郡（河北蔚县）和云中郡（内蒙托克托县），然后是左贤王庭，辖匈奴的东部，对着汉朝的上谷郡（河北怀来），最后是右贤王庭，在匈奴的西部，对着汉地的上郡（陕西榆林）。匈奴人尚左，所以单于之下便是左贤王地位最高，往往是接替单于的储君。

左贤王接任以后，成为虚闾权渠单于，这个名字比较拗口，暂时称之为虚单于吧。同时按照匈奴的传统，他可以继承前任单于的颛渠阏氏（简称颛阏氏），可是他不是很喜欢这位阏氏，立了新的大阏氏而废黜了这位前单于的颛阏氏。颛阏氏徐娘半老，难耐寂寞，于是便和右贤王私通，猜想也问过想做露水夫妻还是想白头鸳鸯之类的话，右贤王估计也很入巷，于是过了九年，一个机会来了。

按照匈奴的传统，每年正月要小会于单于庭，祭祠。五月要大会龙城（现在的蒙古额鄂尔浑河西侧和硕柴达木湖附近），祭祀祖先、天地、鬼神等。虚单于当政的第九年五月，匈奴的大小贵族又来龙城大会，这时虚单于已经病重，龙城大会之后，可能已经支持不了多久了。正当大小贵族要散去的时候，颛阏氏对他相好的右贤王说，别走远，那个老不死的快要死了。 几天后，单于真的死了，按照规矩，应该召集诸王，商议立新单于的事情，可是在诸王到来之前，颛阏氏利用这个空挡，伙同她的弟弟都隆奇，立右贤王为握衍朐鞮单于（简称握单于），这个显然是坏了规矩，于是一场大祸开始酝酿。

大祸的导火索在日逐王『选贤掸』那里。日逐王的父亲曾经是左贤王，在那时的单于死后应该当新单于的，可是他高风亮节了一下，让给了另一位单于，而那位单于许诺将来会立他的后人为单于。不过事情就这么过去了。直到“非法”的握单于上台。他自知非法登基，根基不牢所以登基以后便尽杀虚单于的亲信，并且谪贬虚单于的子弟近亲，同时不免对日逐王也有所顾忌，而日逐王与握单于也不很相合，又怕握单于加害，于是举兵降汉，这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分据西域的日逐王降汉，西域之地尽归汉朝。握单于大怒，杀了日逐王的两个弟弟，一场五单于争立的内乱开始拉起帷幕。

阿巴坎的那座汉式的宫殿，建成时间在公元前后，主持实地考古的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推测这是公元前99年李陵降匈奴后的建筑，但是郭沫若对此表示怀疑，同时，另外有一位学者周连宽认为这座宫殿可能是王昭君的长女须卜次云的居所。由于出土的文物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这个问题恐怕只能成为悬案了。不过李陵所辖的区域确实在坚昆一带。几百年后，一个自称是李陵后人部族曾经多次为唐王朝效力，不仅积极参与了唐与突厥的战争，还灭掉唐后期从西北威胁唐帝国安全的回鹘－－这是后话。

回到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漠北之战，大胜匈奴，与此同时，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约结月氏，联姻乌孙，力图斩断匈奴的右臂，匈奴向西收缩。汉将乌桓迁入原先匈奴的东部土地，把它安置在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的塞外。由于乌桓南迁，位于乌桓北部的鲜卑也开始向西南推进，进驻乌桓的故地，也就是现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由于汉人的政权始终无法有效统治大漠南北，所以每当击败一个游牧民族，实际上是为另一个游牧民族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匈奴走后，另一个部族已经在中国的北方开始积蓄能量。

向西移居的匈奴虽然在漠北之战中伤了元气，但是力量仍然不可忽视。不过元狩四年之后，汉与匈奴休战了一段时期，不是双方不想打，是由于双方暂时都没有气力来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了。匈奴这一战损失自然惨重，而汉的士卒马匹损失也不少，所以也无法再次远击匈奴，后来霍去病又去世了，于是汉久不击匈奴。

双方修养了一阵子之后，兵端又起，汉与匈奴反复争夺西域的门户楼兰、车师等地，前后共二十多年。直到公元前73年，也就是宣帝本始元年，匈奴击乌孙不利，逐渐显现出衰兆。同时远嫁在乌孙的汉朝解忧公主与她此时的老公翁归靡向汉廷上书，希望汉出兵相救，第二年，汉朝遣将五人，率骑兵十六万分道出塞，并命令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一起进攻匈奴，匈奴大败，损失惨重。本始三年冬，匈奴单于亲自率数万骑击乌孙，虽然有所虏获，但是还师的时候，遇上大雪，人民畜产损失十之八九。于是从本始四年到地节元年（前69年）曾经臣服匈奴的部族如坚昆、丁零等纷纷反叛，与乌孙、乌桓等一起围攻匈奴，匈奴惨败，而汉亦出塞攻掠，打下车师，也就是西域的大门，并留卒屯田。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分据西域的日逐王降汉，从此西域完全属汉朝统治，汉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西域诸国多属都护管辖，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被大大削弱，而此时坚昆等部族也保持了相对的独立。

不久，匈奴内讧，五单于争立。宣帝五凤元年（前57年），匈奴终于分为东、西两部。东部呼韩邪单于于甘露三年（前51年）降汉，而西部的郅支单于却再次给坚昆带来了一场灾难，并引出了一位汉朝的传奇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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鬲昆的位置据史书记载在丁零以西，呼揭（或作乌揭）以北，乌孙以东，大约是叶尼塞河上游的地区，大致在匈奴的北方。匈奴兴起前，它是一个独立的部族（见上图，摘自秦时中国全图），因为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在中国的史书中并未出现过。随着汉朝与匈奴的频频交兵与交流，中国的史书上开始出现这个部族，《史记》上说，它在冒顿成为单于后，被冒顿吞并（见下图）。

由于匈奴本身的文化不高，所以它的征服只是武力上的，并不能彻底同化掉它所征服的民族，因此作为部族称呼的鬲昆仍然存在，稍有不同的是，它的名字在中国的史书上改为“坚昆”。《史记》中一直称之为“鬲昆”，到了《汉书》，虽然也提到了“鬲昆”（隔昆）这个地名，但是统称之为“坚昆”。呵呵，这个名字熟悉多了吧：）

冒顿以后，汉与匈奴多有攻伐。可是卫青与霍去病去世之后，汉朝难觅大将，于是汉武帝开始重用外戚李广利，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汉武帝希望李陵为李广利负责押送辎重，而李陵则更希望亲自与匈奴一战，于是率五千人出塞，至浚稽山，血战匈奴十一万骑兵，且战且退，在离汉朝边塞只有一百多里的地方战败被俘。之后的故事大家肯定耳熟能详了：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说好话，武帝怒火渐息，后派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李陵，公孙敖无功而回，但是说根据捕到的俘虏供词，李陵正在为单于操练兵马。于是武帝又大怒，族了李陵全家还宫了司马迁。后来才知道原来为匈奴操练兵马的并非李陵而是李绪－－另外一位降将。后来，李陵因为痛恨李绪，派人刺杀了李绪，并因此得罪了匈奴的大阏氏。大阏氏要杀李陵，单于只好把李陵藏在匈奴的北方，直到大阏氏死了，李陵才回来。

李陵后来被封为右校王（或右贤王），他管辖的区域便是在坚昆一带。注意看上面那幅西汉时的坚昆地图，我用红色直线标注了一个地名－－阿巴坎，仔细看，这里有一个小房子的图标，因为这里曾经发现过一座宫殿，一座类似当时汉朝建筑的宫殿：宫殿为四阿式重檐建筑，平面是长方形，中央有方形大殿。宫殿的内部构造与汉时的宫殿基本无异，房檐有圆形瓦当，上边有汉隶八分体书就的“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那么，这座宫殿究竟是谁的呢？

继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桔子革命”（'橙色'不如'桔子'好听）之后，吉尔吉斯开始闹“郁金香革命”了。做为新闻背景，简要说一下吉尔吉斯的历史，其实很大程度上吉尔吉斯历史也是中国史的组成部分之一，因为起码在鸦片战争之前，吉尔吉斯仍然是中国的领土。如果你查看一下我blog里的历史地图，清前期图（1820年图）或是新疆的分图，伊犁往西不远，有一个用褐色字标示的地名－－伏龙芝。褐色表示“今地名”，但是由于那个地图也是一二十年前的了，无法与时俱进，所以当日的伏龙芝在今日看来已经是老地名，现在这个地方叫做“比什凯克”，是吉尔吉斯的首都，1991年刚改的名字。改名字的原因和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一样－－－因为伏龙芝是一位苏联统帅的名字，91年剧变了，大家“咸与维新”，地名也不能放过，于是就改了。

就是今日，中国境内的吉尔吉斯人也是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的组成部分之一－－－也就是柯尔克孜族，分布在新疆和东北。

跳过吉尔吉斯的打砸抢革命不说，让我们回到二千多年前秦汉交替的那段时间，匈奴部落出了一位伟大的领袖，不仅日后屡次侵扰我汉家江山，也在几千年后成为BBS上人们谈论的焦点，他就是冒顿单于。冒顿登基之后，四处征讨，在北面降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而这个鬲昆之国便是我们今日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