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两篇比较凌乱的文章

呵呵,马镫的原型现在只能追溯到steppe，至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先搞出来的，还是中亚先搞出来的不好说，但是这些都不算真正的马镫，公元三世纪以前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马镫，那时的马镫多是单镫，供上马使用，而最早的双镫的证据应该是南京象山东晋墓出土的装镫陶马，这个应该是双镫的最早的确凿证据了，所以才有人说马镫是中国发明的。

关于四大发明的事儿，你可能是看了一个人写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历史版上被讨论过，他的那些话不能全信，你在版上搜搜，可能还有发现。

中国的青铜器从西方传入，这现在还是假说，他们的证据是中国没有铜石并用时代，呵呵，但是他们也没有positive 的证据。

水稻虽然有人认为是印度起源的，但是也有不少的证据表明是中国最早种植了水稻，然后传播到东南亚等地。事实上处在的季风带的东亚和中东被认为是最早的农作物的故乡。另外两个有可能的中心是埃塞俄比亚和西非。

水车说是西方传来也不过是有此一说，其实中国的桔槔﹑辘轳﹑翻车﹑筒车﹑戽斗﹑刮车等发展的脉络很清晰，水力驱动的翻车（水车）在东汉中平三年就有记载了。

没了：）

【 在 kernlee (micro) 的大作中提到: 】 : 看到不少人列的汉民族主要贡献，有些是夸大了。 : 马镫是中亚的斯基泰人发明的，后来传到东方，和中国没关系，最早 : 的马镫出现在远离中国疆域的地方。 : : 饮食方面，虽然我们可以说是饮食大国，但我们的菜系文化影响基本 : 与筷子传播范围相当，欧洲、南亚、南北美。大洋洲 : 几乎没受丝毫影响，除了东亚外，只有东南亚由华侨带去了影响，但 : 东南亚菜实际上很有自己特色的。 : 四大发明是李约瑟提出的，西方民间和学术界从未认同过， : 西方曾有三大发明的说法，罗盘火药印刷，但西方所说罗盘是指能指引 : 航海的精密罗盘，用过指南针的人知道，我们的磁针式指南针哪怕在汽车上 : 稍经颠簸都乱晃不止，更不具备航海测向能力，中国的古船队基本是 : 沿海岸线航行的。火药指的是白火药，与中国的黑火药无关。 : 印刷术的问题比较难说，中国确实早有，有意思的是直到清朝中国 : 都普遍使用雕版印刷，实际原因是毕升的泥活字根本不实用， : 至于西方后来实用的金属活字是不是受中国人启发，现在没证据所以 : 学者争论不休。 : 丝绸和瓷器对西方的贵族生活还是满大的。 : 茶对英俄两国影响很大。 : : 我们汉族受国外输入的影响也不小：铁器和青铜器的传入 : 棉花、小麦，辣椒、玉米，我国水稻品种主要来源于宋代越南传入的占城稻， : 比国内土种高产很多，大大加快了南方人口的增长。 : 对了，大豆是我国原产，也是个贡献，不过大豆生产国不少，可基本都 : 卖给中国用。我们从中东引进了水车，大约是西汉时期。 : 总之世界人民在历史长河中互相交流和学习，中国既是输出者又是收益 : 巨大的输入者。 :

呵呵,自然资源的利用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古人活动范围的附近如果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自然能加以利用,如果一个地方压根就不产铜,那怎么能期待古人们搞出个青铜器来。譬如， 匈牙利那里的古人公元前十八世纪就发现了锑，呵呵，不过是凑巧罢了。

天上掉陨铁作铁器也没有什么稀奇，中国古代也掉过陨铁，也做过兵器，留在国内的两件一件大约是在公元前14世纪作的铁刃铜钺，出土于河北藁城，还有一件出土在北京平谷,另外两件出土于河南浚县的，现在收藏在DC Smithsonian Institute的 Freer Gallery of Art，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一件是铁刃铜钺，一件是铁援铜戈。hoho，还不收门票 ：）

呵呵，埃及人的冶铁技术也不是自己搞出来，是从赫梯人那里来的，况且赫梯人之后，中近东的铁器生产中心也不是埃及，分别是赫梯东边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和西边的希腊 ：)

【 在 vistapoint (VP) 的大作中提到: 】 : 这些东西有关键和非关键技术的区别　马灯之类，是个人有匹马就会“发明”　指南针 撞 : 到磁石不“发明”也难，至于从来没有从指南针进化到精密罗盘，只有中国人才做的出 : : 最关键的技术是青铜和铁　说青铜不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不在没有铜石并用　重要的是 没 : 有发现”铜时代“和“锡时代”。没有先能单独使用这两个，何以会想到把两种混合作 出 : 性能优越的青铜，以中国人一贯的愚蠢，打死他也想不出 埃及早在公元３０００多年 前 : 就进入青铜时代，那时候中国人还不知道在哪呢　事实上中国人的历史和青铜一样自商 以 : 前就是糊涂账，自己都搞不清从哪掉下来的。岂止搞不清，根本一点头绪没有 : : 至于铁器，埃及公园前一千多年前就有了　从陨石直接来的还要早，估计再会吹牛也和 中 : 国扯不上 : : : : 【 在 memorial (长袍马褂) 的大作中提到: 】 : : 早不过美萦不达米亚吧？两河流域就是稀泥巴。要在那儿活下去，没高超的治水功夫 不 : 行。 : : 【 在 Health (小康) 的大作中提到: 】 : : : 我又想起一样。中国的水利工程是不是天下一绝，虽然不一定传给了邻居。 : : : 上古有大禹治水。战国时有都江堰，灵渠，郑国渠。隋有大运河。

呵呵，看到关于汉服的讨论，忍不住说两句。最近一阵子好像重新设计和穿着各式各样的“汉服”的挺多的，也挺流行，也有嚷嚷说汉族没有自己的服饰，需要把他们的那些“汉服”作为汉族的礼服。呵呵，汉族需要自己的礼服（其实，民国的时候已经颁布礼服的式样了，下文会说到），但是他们那些“发明”也太不伦不类了（不好意思，用语有些尖酸刻薄。）

其实，所谓的“汉服”问题，中国历史遇到过两次半。最早的“半次”是隋唐统一之后的服饰问题，因为当时的北方受胡人的影响比较大（呵呵，原来北方的汉族 精英“衣冠南渡”了），服饰与秦汉时相比亦有所更改，但是由于之前北魏孝文帝的“孝文改制”，使得“群臣皆服汉魏衣冠”，所以到了隋唐，服饰的问题并不是很突出，不过参照前朝旧制，略加改动，加以推广罢了，譬如隋时的朝服尚赤，而唐尚柘黄，这和各朝的舆服制度有关（所谓改正朔，易服色），下面还要再详细说。

第二次汉服问题是明朝建立的时候。其实这次的问题也不是特别显著，因为元朝时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但是朱元璋力图消除蒙古族服制对汉族的影响，“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呵呵，其实这种做法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元朝统治下的汉人衣冠改动并不是很大，元朝的这种做法其实是继承了金朝的制度。也许是出于对蒙古人的痛恨，也许是朱洪武想借此来增加自己夺取天下的合法（理）性，（呵呵，类似的例子可以看看我以前写过的一篇关于汉语中的蒙古借语的帖子，朱元璋非要把这个“站”字改回“驿”字，可是失败了，这也是现在“北京站”与“东京驿”区别的由来），洪武二十六年，明朝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服式，其实和宋元时的朝服式样差别不大，主要是把幞头稍加改动。当然，也要改一下服色，明朝尚朱色。民间基本上没有变。不过，元朝的高级礼服--所谓质孙服的，被贬成差役的服式了。呵呵，前朝华服贬为今朝贱服的并不少见：）

第三次汉服问题应该是最显著的了，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之后，民国政府马上在1912年颁布了《剪辫通令》，并参照西洋制定了《服制条例》；20年代末，政府又颁《服制条例》规定了男女礼服和公务人员的制服。也就是说，推翻满清以后，中国是确立了汉族的礼服（或称作国服）的。猜猜民国时的“汉服”是什么？男礼服有两式：褂式和袍式，具体的标准是：褂式：“齐领对襟，长至腹，袖长至手脉，左右及后下端开，质用丝麻棉毛织品，色黑，钮扣五”；袍式：“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踝上二寸，袖与褂袖齐，左右下端开，质用丝麻棉毛织品，色蓝，钮扣六”，女子的礼服也有两式，一是旗袍，二是短衫长裙，两种都是蓝色。

这里可能马上会蹦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民国不用类似现在那些“汉服”款式的服装做礼服，为什么要选旗袍和长衫等呢？

其实这也是本文的核心问题， 也是我说那些人的“汉服”不伦不类的原因。古代中国的衣服，一直和特定的“礼制”相结合，社会上层和普通老百姓的衣着有着严格的区分，也就是“舆服制度”（乘车和乘车的制度），譬如汉朝的法律规定，农民只能穿本色的麻布衣。明朝的平民妻女的衣服只能用紫色，绿色和桃红，一般劳动大众只能用褐色。同时由于老百姓平时需要劳动，自秦汉起就一切以朴实实用为主，椎髻，穿短衣裤，即便是逢年过节，所着服饰也不能僭越，更何况他们也买不起昂贵的绫罗绸缎，付不起复杂的手工缝制（譬如，衣服上镶花边，滚牙子，所谓的十八镶绲等），所以千百年来，民间的服饰基本上就是衫，袄，袍等，虽然每朝每代都有变化，但是总的趋势是朝着简单实用的方向发展。与之相对比的是社会上层复杂的服饰规矩。穿什么样的衣服，戴什么样的帽子，还有佩什么样的绶，都有严格的要求。呵呵，现在闹着要恢复“汉服”，是恢复布衣之父呢？还是恢复纨绔之服？还是想重新回到衣冠 = 等级的时代？

就是因几千年来的衣冠等级制度，民国在推翻满清后，才采用了上述的礼服，既朴实又美观，也打破了由服式代表的社会等级制度。紧随着满清的民国还没有使用现在这般fancy的“汉服”，自民国改革礼服70多年的今天，反而有人又要翻出几套不伦不类，看起来像演低成本古装剧一般的衣服，并自诩为中华文化，岂不是有些可笑了么？“汉服”没有错，如果喜欢，仍旧可以按照民国时的礼服，穿长衫，穿旗袍；整出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反而不美观。再说了，其实民间的服装变化的不是很大，如果你真想“汉服”一把，到一个北方的乡间的集市上，买一对五斤半的千层底儿布鞋或是双梁鞋（标准的宋、明鞋），一件对襟儿袄儿（宋时改唐朝的上襦而成），一条夹裤（有裤腰和裤管组成，裤管由两块裤片缝制而成，没有外侧缝，穿着不分前后，宽大舒适，标准的唐宋之物），这才是正经的“汉服”：）

（呵呵，看到Ophilia的《诗读苏州·车前子》，不禁也和一篇怀念家乡的文章，效颦一下，叫做《诗读洛阳·才子少年的悲歌》）

如果编一本有关洛阳的诗选，应该不会从《声韵启蒙》中的诗句开始，但是其中和洛阳有关的两个句子却深深地道出了故乡的两个感觉：郁郁或是思乡的才子；国破或是别离的悲歌。

还记得那两个句子，第一句是“马首不容孤竹扣，车轮终究洛阳埋。”前半句说的是伯夷叔齐的旧事；后半句则讲的是一个悲壮的故事：汉顺帝时，外戚梁冀专权，顺帝“选遣八使徇行风俗，皆耆儒知名、多历显位，惟（张）纲年少，官次最微。余人受命之部，而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劾奏梁冀...书御，京师震竦。”这之后，梁冀自然忌恨张纲，就派他去讨伐广陵大盗以借刀杀人，但是不想张纲居然用至诚说服了大盗弃暗投明。不久，张纲病死在任上，死时不过中年，百姓恸哭：“千秋万岁，何时复见此君！” 可叹，早逝的才子与国家将破的悲歌。

另外一个句子是“楚国大夫沉汨水，洛阳才子谪长沙。”这句的意思显而易见了，前半句是屈原，后半句是贾谊，贾谊的才华自然不消说，“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但是也一直郁郁不得志，先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又任梁王太傅，依旧是不得志，不久便死了，而草创的汉朝也即将面临一场大乱---又是才子的悲歌。

说到这里，忍不住地想，如果真的编一本这样的诗集，恐怕开篇第一首就应该是：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
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
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曹植的《送应氏》。 又是一位寡欢的才子，又是一个破碎的山河。刚要提笔写子建，突然想到，这篇不能算做第一，如果这篇列为第一，那梁鸿的《五噫歌》又该放在哪里呢？

陟彼北邙兮 ，噫 ！
览观帝京兮 ，噫 ！
宮室崔嵬兮 ，噫 ！
民之劬劳兮 ，噫 ！
燎燎未央兮 ，噫 ！

又引出一位才子，又发出一段忧国忧民的悲歌。这位才子虽然没有佳人，但是却留下了一段“举案齐眉”的佳话；呵呵，这也是一位潦倒的才子，做完这首诗之后便成了汉章帝的通缉犯，只好更改姓名,南逃至吴,为人作雇工。东家见孟光进食恭敬,认为妻子对丈夫如此敬重,可见并非一般佣工,乃礼遇之。梁鸿遂在吴闭门著书。死后葬于要离墓旁--- 这里，洛阳和苏州倒扯上了关系---刺杀庆忌的要离应该是葬在了苏州吧。

罢了，先到这里不写了，其实洛阳最早的悲歌应该是《诗经·王风》里面的《黍离》吧，虽然感慨的是西周的故都，但毕竟是流行在洛阳的歌谣，想到这里，不禁一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

（呵呵，这次先写两汉吧，下次有空时再写之后的魏晋六朝，盛唐两宋，把悲歌唱完：））

发信人: Ophilia (ghostnotes), 信区: ChineseClassics
标　题: 诗读苏州 车前子
发信站: Unknown Space - 未名空间 (Wed Jan 19 23:42:45 2005) WWW-POST

如果要编一本有关苏州的诗选，一般都会从陆机的《吴趋行》开始。这个头开得好，陆机
在钟嵘的《诗品》中名列上品，有“才高词赡”和“举体华美”之誉。他的《吴趋行》：

楚妃且勿叹，齐娥且莫讴，四座并清听，听我歌吴趋。

这个头也开得好，有幽默感，让我想起快板书：打竹板，竹板响，听我把××讲一讲。

我疑心民间艺人就是从陆机那里学来的。我们总是强调文人向民间的学习，其实民间也从
文人那里学了许多。江西的民间说唱艺人常常一开口就是黄庭坚的诗句，连听者也浑然不
觉。

《吴趋行》里有一句“土风清且嘉”，就是顾禄《清嘉录》的由来。

说实话，《吴趋行》写得并不好，不如他有关北方的作品。而李白的《乌栖曲》在李白的
所有诗歌中，也是一首好诗。李白对“吴王宫里醉西施”的神往，也是对人类历史上的青
春期的赞美。有人以为这首诗暗含针砭，因为《乌栖曲》的第一句是“姑苏台上乌栖时”
。其实乌鸦起码在唐朝之前，并不被人认为是不祥之物，甚至还能报喜，像现在的喜鹊似
的。古琴曲《乌夜啼》为我们保留了这个痕迹，而下面将说到的张籍就有一首《乌夜啼引
》，中有“少妇起听夜啼乌，知是官家有赦书，下床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贺舅姑”云云
，也是个例子。

张继的《枫桥夜泊》太有名了，以致顾颉刚这么说：“山东王子容来游寒山寺，大懊恼，
谓受诗人之骗。”《枫桥夜泊》有欧阳修的公案，老生常谈。现代文学的废名大师也有他
的看法，一般人不留意，我摘抄几段：

我在一篇小文里讲到“夜半钟声到客船”，据我的解释是说夜半钟声之下客船到了。据大
家的意思是说夜半的钟声传到客人的耳朵。我的解法，是本着我读这诗时的直觉，我不觉
得张继是说寒山寺夜半的钟声传到他正在愁眠着的船上，只仿佛觉得“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两句诗写夜泊写得很好，因此这一首《枫桥夜泊》我也仅喜欢这两句
。我曾翻阅《古唐诗合解》，诗解里将“到客船”也是作客船到了解，据说这个客船乃不
是“张继夜泊之舟”，是枫桥这个船埠别的客船都到了，其时张继盖正在他的船上“欲睡
亦不能睡”的光景，此点我亦不肯同意，私意确是认为是张继的船。

废名越写越饶舌，我也懒得摘抄了，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关于“夜半钟声到客船”》。

我小时候，第一次得到的拓片，就是俞樾所书的《枫桥夜泊》刻石。我不喜欢俞樾的字，
有福气，没有才气。我喜欢的是宁愿一辈子都没有福气，但到老不缺才气。功力另当别论
，因为每个时代对功力的理解都是有所不同的，而对福气与才气的理解却变化不大。

张籍有《送从弟戴玄往苏州》一诗，中有“夜月红柑树，秋风白藕花”一联，不错，尽管
所写之景放到哪里都通行，并没有苏州特色，但还是不错。网师园里有座濯缨水阁，这“
濯缨”两个字本来就露，加上郑板桥的对联“曾三颜四，禹寸陶分”，就显得滑稽。“曾
三”指曾参“吾日三省吾身”，“颜四”指颜回“四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
勿动）”，“禹寸陶分”则出于《晋书·陶侃》，陶侃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
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所以陶侃一有闲暇
，就把百十来只大缸早晨搬到门外，晚上又搬回去。有人奇怪，他说，人的生活优逸了，
以后恐怕不胜人事。陶侃没错，这副对联也很好，只是这样入世的热情放在苏州园林里，
就与园林的精神不符，贴到政府办公室比较合适。“夜月红柑树，秋风白藕花”一联，挂
在濯缨水阁，才差不多。

有句话“苏州刺史例能诗”，因为唐朝的韦应物、白居易和刘禹锡都做过苏州刺史，这三
人不但是诗人，还是大诗人。韦应物更被称作了“韦苏州”。他的《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
集》的最后四句：

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疆。

一般说来官样文章都面目可憎，韦应物的这几句话也是官样文章，却说得如此动听。这就
是大诗人。由此可见，苏州很早就对国家的财赋大作贡献了，况且不但经济发展得好，文
化建设得也好。

白居易的“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正月三日闲行》）”，写的确是苏州。
在我看来，还应该是苏州今后重建的规划。

“苏州刺史例能诗”这句话，就出自刘禹锡酬答白居易的一首诗，白居易正在苏州做刺史
，全诗（《白舍人曹长寄新诗，有游宴之盛，因以戏酬》）如下：

苏州刺史例能诗，西掖今来替左司。二八城门开道路，五千兵马引旌旗。水通山寺笙歌去
，骑过虹桥剑戟随。若共吴王斗百草，不如应是欠西施。

这首诗气魄不小，只是不像写苏州，倒像在演京戏，“二八城门开道路”是《空城计》，
“五千兵马引旌旗”是《定军山》，“水通山寺笙歌去”是《白蛇传》，“骑过虹桥剑戟
随”是《穆桂英挂帅》。或者说他写的也是苏州，只不过不是唐朝的苏州，而是春秋时期
的苏州，刘禹锡还没到苏州，把《吴越春秋》先学习了——这首诗有后汉赵晔著作《吴越
春秋》的笔法。什么笔法？小说家笔法。

以前的诗人，不来苏州荡，不写苏州诗，就算不上出道，杜甫没来过苏州，着急啊，凑出
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后，心情方好起来。

今天汉城市市长李明博在汉城市政府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把汉城市的中文名称改为“首尔”|http://zqb.cyol.com/gb/zqb/2005-01/20/content_1019333.htm]，呵呵，觉得这不是一件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别国提供一个自己城市的外语译名，在外交史上也屡见不鲜，譬如中国规定"东北"的翻译不再作为Manchuria; 翻译中国地名时应使用汉语拼音, 把旧时习惯上的称呼Peking，Nanking改为Beijing，Nanjing等。以国外为例，缅甸将原来的英译名Burma改为Myanmar，因为Myanmar更接近缅人的自称Myan Mar的发音；柬埔寨把Cambodia改为Kampuchea等等 。所以更改自己国名或是地名的翻译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影响到汉语翻译的以前也有，譬如“象牙海岸”把它的拉丁语翻译一律改为Cote d'Ivoire，于是英文译名也从Ivory Coast改为了Cote d'Ivoire，汉语也跟着从“象牙海岸”改为“科特迪瓦”。 可是就这么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儿，不知道为什么激起那么多网友的不满，口诛笔伐的，从早上到现在。 呵呵，人家韩国改一个本国地名汉语的翻译，也有人家的一些道理，怎么到后来连“去中国化”都扯上了，又不是台湾。韩国的地名一般都是用汉字书写的，韩国人称之为"한문"，也就是Hanja，所以不少韩国的地名都是同时用韩文，汉字，和英文标示，同系一个韩国同学悬挂的韩国地图就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些地名里也有一个最显著的例外--那就是“Seoul”。 Seoul或是按照韩国人的习惯拼为Soul并不是一个来源于汉字的地名，而是一个韩语的词汇，大致的意思也就是“首都”，其实它的辞源汉语也有记载，这个词来自于Seorabeol，韩文“서라벌"，中国的史书上记载为“徐罗伐”，是朝鲜三国时期，新罗国最早的称呼，也是新罗首都(现在的庆州）的称呼，后来拼写几经变化，引申为首都的意思，1945年后专门用来指南朝鲜的首都。呵呵，中国的史书（《后汉书》《三国志》）说新罗最初的创建者是秦人避役出塞者，并举例说建立的新罗的朝鲜人“言语不与马韩（另外的一支朝鲜人）同。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说这是秦人的习惯而不是靠近朝鲜的燕人和齐人的习惯，呵呵，又是一段公案，先按下不说，继续说正题。 说完了Seoul这个名词，在说一下汉城这个地方。汉城这个地方和其他所有韩国地名一样在古时都是用汉字书写的，用的就是“汉城”这两个字，也有一段时间称为“汉阳”，是因为旁边的汉江的缘故。日本占领的时期称呼曾经改为“京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朝鲜一分为二，南朝鲜选定首都汉城，并将日占时期的名称--汉字作“京城”，日语作Keijo，韩语作Geongseong，改为Seoul。而中国却一直沿用旧称，加之45-49年中国在打内战，49年后新中国并没有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中国的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因此，这后来的汉语名称和韩语名称其实是不相符的，韩国要求更改也情有可原。 另外，关于该名称，受影响比较大的是官方文件，对于平时咱们怎么叫没什么太大关系，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呵呵，Burma改为Myanmar已经这么久了,别说一般的老美不在意,就是我们一个教授---当我和他说Myanmar的时候，他还追问了一句，Where? A part of China? ：）

呵呵，首先，春秋战国有“普通话”；其次，春秋战国有 “翻译”：）

先说第一个问题，春秋的普通话被称作“雅言”，《论语·述而》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是山东曲阜人，可能平时说话都是说山东话，但是在读《诗》《书》，行礼的时候用的是“雅言”也就是普通话，大致是洛阳至西安附近一带的话。汉代称之为“通语”，元代称之为“天下通语”，明清称之为“官话”。

所采用的读音，两汉到隋唐是洛阳方言（《方言》《说文解字》《切韵》）等，宋到元是汴洛一带的方言（《广韵》《中原音韵》等），明清就是北京的方言了。

第二问题，春秋有翻译，还记得“一傅众咻”这个成语？说明楚语和齐语已经有分别，并且有人会两种语言的。更直接的一个例子是《左传》：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说明春秋时黄河东西的语言已经有所不同，并且有可能用到了翻译：）不过因为使节一般都会说“雅言”的缘故，正是会盟估计用不到正式的翻译。

【 在 rodney ( script alert("No Virus!") /script ) 的大作中提到: 】
: 说到这个，我倒想请教你一个问题：现在方言这么多，一个省都有这里完全听不懂那里
: 的，古时候怎样？难道有一种大家都听得懂的象现在国语普通话似的？比如春秋战国，
: 怎么就没见有翻译？
: 【 在 kzeng (锴锃·亮堂堂的废铁) 的大作中提到: 】
: : 转贴过来吧，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一篇，呵呵，我也一直读rouzhi的。英语里这个词被音译
: : 为Yueh-chih，我一直以为是当初翻译的人不熟悉汉语的缘故。

俺也算个酒徒吧，前几天满世界的发帖问哪里有卖青岛啤酒，还不远几十mile的跑过去，呵呵，虽不是“无夕不饮”，但是一饮辄尽，期在必醉。可巧俺MM是四川人，也是好酒量，知音，知音：）

闲话休说，直入正题。说起酿酒，最早的还是两河流域，公元前6000年就有写在黏土板上的啤酒制作配方---这块土板现在应该还在芝加哥大学的Oriental Institute，那里囤积了不少两河流域的文物。

而在中国，大致在公元前5000到3000年的仰韶文化可能已经出现了谷物酿酒，中国的酿酒技术和西方一直不同， 仰韶、龙山时期的古人应该是用蘖酿的酒，蘖就是发芽的谷粒，酿出的是黄酒。后来古人们逐渐掌握了用酒曲酿酒的方法，秦汉时虽然仍然用蘖造酒，但是大量的造酒开始用酒曲，前阵子还在《汉书·食货志》上读到：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那位有兴趣模仿一下古酒可以试一试：）

事实上，用蘖酿出的酒被称为“醴”，是甜酒，酒精度很低，所以古人才说“小人之交甘若醴”，而用曲酿造出来的才是真正的酒，酒精要重一些，酒精度大致在10%到18%左右，酒的味道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而所有不同。但是醴和那时的酒都是黄酒。

南北朝时，制酒曲的工艺日益完善，当时的一部奇书《齐民要术》上记载了很多种制曲的方式，这些方式现在有不少还用在造高粱酒里。唐宋时有了红曲，酿造出来了“红酒”，不知道古书里说的女儿红是不是就是这种就，不过绍兴的状元红应该不是，那酒俺喝过，其实不红，颜色是橙黄色的（也许俺喝的是假的？）

前面说到曲酿酒只能得到酒精度是10%到18%的酒，古人曾经想用酒代水再酿酒以希望得到更高的浓度，可是不成，因为酒精是酵母菌糖代谢的产物，对酵母菌的发酵有一定抑制作用，当酒精成分达到10%左右时，酵母菌就停止繁殖，发酵过程也就随之放慢。即使是耐酒精能力很强的酵母菌，耐酒精度也不会超过18%，所以就是以酒代水二次发酵，也得不到度数更高的酒了。

到了元朝，出现了蒸馏酒也就是烧酒，把酒曲发酵酿造的酒再蒸馏一下，得到度数更高的酒，大致酒精度有50%，这和现在的酒比较相似了，如果想感受一下，去个北方小城（最好是山西的）要二两“两毛烧”，体会一下古酒的味道。小作坊两毛烧的做法和古法差不多，不过现在可能不止“两毛”那么便宜了吧：）说烧酒是元朝时才有的，是依照李时珍的纪录，不过在白居易等人的诗里已经有了“烧酒”一词，并且对山西汾酒 历史的考证似乎说明早在元以前的南北朝时就有烧酒了，因此武松三碗不过岗有可能是早期的烧酒吧，不然十几度的酒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

总结一下，用蘖酿的酒度数非常低，味道也很甜，宋应星说“后世嫌醴味薄，遂至失传”；用曲酿造的酒度数大致在十几度，味道因酒曲的制作工艺不同而不同，因为酒曲中一般加入的有草药，不够味道要更辛辣些，比较类似现在的绍兴黄酒；蒸馏后的烧酒度数很高，大约有50% 左右，所以就更辣了，呵呵，现在仍有烧酒，不妨一试。

【 在 USAA (four star checking) 的大作中提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