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 析 李 广 难 封
——从李广、李陵的悲剧分析汉武帝选用武官的法则
作者不详
引 言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李广骁勇善战，与匈奴人交手七十余次，却未能封侯，叫人惋惜。他的孙子李陵，率五千步兵对抗匈奴十一万甲骑，杀敌万余，坚持十多天却无人援救，最终全军覆没，更令人为之扼腕。祖孙二人的悲剧并非巧合，有其必然的根源。本文旨在揭示像李广李陵那样的豪杰在封建时代不得重用的原因。
一 李 广 难 封
“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史记》卷一百九李广传，页2867。注：本文所引《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均据中华书局校点本，以下只注明卷数、页数） 文帝的感慨似乎道出了李广不得封侯的缘故--生不逢时。但李广的悲剧仅仅是源于生不逢时吗？似乎不是。他毕竟等到了一位雄主，汉武帝。
武帝即位后不久，开始对匈奴大规模用兵，李广参与了五次。第一次是在元光二年（前一三三年），武帝令韩安国、李广等将领于马邑伏下重兵，准备诱歼单于。不料被单于发觉，及时遁逃，汉军皆无功。
第二次在元光六年（前一二九年），《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
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 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余里，广详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于是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第三次是在元朔六年（前一二三年），李广以后将军随卫青出征，无功而返。
第四次为元狩二年（前一二一年），同前传：
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李）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圆阵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即黄肩弩）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罷，弗能追。是时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
第五次也即最后一次出征，是在元狩四年（前一一九年），李广以前将军随卫青北征，后被徙为右将军，因无向导，迷失道，未能在预定日期与卫青会合，自杀。
李广自结发起与匈奴打了大大小小七十多仗，威名远扬，以至于他任右北平太守期间，匈奴人称他为“飞将军“，避之不敢进犯。然而李广没有能够裂土封侯。史书中列出如下一条解释：
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史记》卷一百九李广传，页2874）
这段话的立论基础是因果报应说，不能令人信服。能够令人信服的是在几场关键性的战役中，李广均落了下风的事实。而导致这个事实的原因又是什么？
首先可以确定，李广少功，并不是因为他才能不济，相反，李广正是凭借过人的胆识与高超的技艺使自己和部队一次次奇迹般地化险为夷。景帝时，李广曾领百骑追击匈奴射雕者，得胜后却遭遇数千胡骑。他的部下非常惧怕，想立即撤退，李广不同意。《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了李广这一经历：
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阵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元光六年，李广因寡不敌众被俘，盛于网中置两马间，他发现旁边一个匈奴少年骑着好马，趁其不备，腾身跃上马背，推其坠马，飞驰而去，边跑边射杀追骑，最后回到了部队。元狩二年，李广率四千骑与匈奴左贤王的四万骑兵交战，被敌包围，在损兵过半，射矢将尽的情况下，李广令士兵将弓拉满而不发，自己用黄肩弩猛射匈奴将领，连杀数人，瓦解了对方的攻势。此时汉军将士个个面无人色，而李广神色自若，一军皆服。他靠着超凡的勇气稳定了军心，坚持到第二天张骞一万骑兵的到来。
再分析李广的五次出征，发现有两回他是因以少打多而失利（元光六年和元狩二年），有两次没有遇敌（元光二年和元狩四年），有一次未记明无功的缘由（元朔六年），不过当时李广任后将军，作战机会很少。而李广的统兵数量、行军路线及战斗任务全由皇帝或大将军卫青裁决，下达之后即为命令，没有变通的余地--就是说，他一直在不可扭转的逆境下战斗。李广在逆境中奋起，将他的英勇果敢发挥得淋漓尽致。但这一切都没能换来汉武帝的器重。一心要生擒李广为己用的匈奴人恐怕想象不到，元光六年，这位会飞的将军九死一生逃回大汉，却被自己人判处极刑，不得不花重金赎命。在元狩二年，李广领军杀敌三千，却因损兵过半而没有任何赏赐。耐人寻味的是，同年，冠军侯霍去病带一万骑兵出征陇西，斩获八千九百六十级，虽汉军损失十分之七，却仍得到二千二百户的封赏。（见《汉书》卷五十五霍去病传，页2479）
看来，探寻李广难封的奥秘，必须联系其他将领的际遇。这需要提到卫青、霍去病。
卫青、霍去病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军事神话，他们几乎就是胜利的象征。但他们的胜利是在特殊条件下取得的，这个条件是皇帝的恩宠。
卫青本系家奴，他的命运因其姐卫子夫的入宫贵幸而产生质的转变。元光六年，素无战功的卫青被拜为车骑将军，首次征伐就领骑兵一万（李广带兵最多的一回也就是一万人）。这个数字在以后被扩大到三万到十余万，卫青也加衔为“大将军“。
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据《汉书》卷五十五霍去病传：“霍去病，大将军青姊少儿（即卫青的姐姐卫少儿）子也。……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为侍中。“他所受眷顾更多。霍去病统领的士兵是从汉军中选取的精锐，即所谓“常选“。征战时，他与卫青是当仁不让的主将，其他将领只是陪衬，后来甚至卫青也须迁就他。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元狩四年，汉武帝原命霍去病出击定襄，后从匈奴降卒口中得知单于在东边，立即改变计划，令卫青出兵定襄，霍去病出兵代郡，目的是让霍去病有更多的机会遇到单于（见《史记》卷一百一十霍去病传，页2934-2935）。
霍去病的尊显使卫青的地位持续下降，于是后者的谋臣开始筹划计策。据《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青传：
是时王夫人方幸于上，宁乘说大将军（即卫青）曰：“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原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寿。“大将军乃以五百金为寿。天子闻之，问大将军，大将军以实言，上乃拜宁乘为东海都尉。
这番话无疑道破了卫霍尊宠的根源--外戚身分。更精彩的是汉武帝对此举的反应。他拜宁乘为官，既是对其才智的肯定，又表达的这样的信息：重用外戚是天经地义，卫青、霍去病等人的显达是源于皇帝的恩泽。当然，卫霍本身的能力也是他们被选中的一个因素。卫青战绩不俗，霍去病则几乎战无不胜，这便更加坚定了武帝选用外戚的决心和信心，为以后李广利的平步青云埋下伏笔。
有了如上分析，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李广怎样争取也得不到卫霍天然享有的偏爱和信任，真正的原因是门第。因为李广虽出自将门，世代习兵，但他只是豪杰，与刘氏皇族没有任何亲缘关系。这是他不得重用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李广与卫霍关系不深。二者联合起来，就使李广的作战条件被限定在很差的境况下，最终把他死死地挡在功臣表外。关于这两个因素，还要在本文第三部分详述。
二 李 陵 败 降
如果说卫青、霍去病的能征善战遮盖了他们由外戚晋身的事实，从而使飞将军李广的遭遇显得并不太引人注目，那么多年以后，作为外戚势力代表的李广利与李广之孙李陵之间的比较，就可以说是优劣立判——前者比后者逊色太多。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什么，卫霍与李广的故事几乎是在李广利与李陵身上重演，结局却更加残酷。
霍去病后，诸外戚中再无良将，西汉战事稍平。这段时期西汉军事主帅的位置出现了一个相对的真空，直到太初元年（前一○四年），汉武帝挑选了默默无闻的李广利作为贰师将军伐大宛，这个真空才被填补。汉武帝此举的意图很明确，是要在外戚里再扶植一个位比卫青、霍去病的神将。这一点史书中记载得很明白。据《汉书》卷六十一李广利传：“李广利，女弟李夫人有宠于上，产昌邑哀王。“而汉武帝“欲侯宠姬李氏，乃以李广利为将军，伐宛。“
远征大宛从李广利始出到得胜回朝，共历时四年。其间汉武帝先后两次发兵，西汉所耗费的国力不可胜计。首次出征，李广利被拜为贰师将军，率大汉属国骑兵六千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一路攻杀，未至大宛，士兵就仅剩十之一二且饥疲交加，只得返回。汉武帝闻讯大怒，将李广利军挡在玉门关外，准备举一国之力再次出兵。据《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传：
（汉武帝）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以空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
在汉军的穷击猛打下，大宛终于屈服了。而胜利的代价是惨痛的，因为李广利还入玉门关时，带回的士兵仅一万多人，军马也只剩一千余匹。汉武帝对此显得十分宽容，就像他对待霍去病那样，仍不吝重赏，同上传：“天子为万里而伐，不录过，封广利为海西侯。“至此，武帝愿望得偿，成功地树立起新的军队主帅。尽管从伐宛的艰难中可以断定李广利是个平庸之辈，然而群臣清楚他背后站的是谁，只好顺从圣意不作一声。可有一人例外，那便是李陵，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据《汉书》卷五十四李陵传：
陵字少卿，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
天汉二年，贰师（即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召（李）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召见武台，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阑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向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与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
李陵请战的举动被宋人秦观斥为自取灭亡，并得出“夫豪杰之士不患无才，患不能养其气而已“（秦观，《李陵论》，《淮海集》卷二十）的结论，真是冤枉。李陵强以步兵出击，实是无奈之举，否则再等下去他也绝无建功立业、名垂史册的机会，永远只是运送辎重的小角色，这不啻是一种侮辱。于是他爆发了，竟取得武帝的许诺，还有了援军。然而后来的事情则把李陵推入败亡的深渊。同前传：
（路）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距，奏言：“方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书奏，上怒，疑（李）陵悔不欲出而教（路）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鄣，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骑置以闻。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
路博德的上奏改变了一切。这里存在一个疑问：为什么汉武帝怀疑李陵而不是路博德？以他的才略，想到这一点并不难。李陵这么个小小的骑都尉尚且不愿为贰师将军输运辎重，曾走过鸿运的卫霍旧将路博德自然也羞于给后生小将做后应。可他还是先对李陵起疑心。最合理的解释应是武帝对李陵的不信任，信不过他的才能、他的勇气和他的人品。这种不信任与他对李广的不信任及对卫霍的信任是紧密联系的，因为李陵的背后是李广，是郁郁不得志的豪杰；而路博德的背后是卫青霍去病，是以武帝为首的皇亲官僚集团。于是武帝毫不犹豫地撤去李陵的后援，等着看匈奴人围剿李陵的好戏。
不过汉武帝仍给李陵留了辩解的机会，他在给李陵的诏书的末尾问：“你和路博德都商量了些什么？详细道来。“可惜李陵没作答，由于材料不足，原因不可考。从李陵接诏后即刻启程的表现来看，他应是不知道汉武帝调走原本做后应的路博德军，否则以如此少的步兵对抗匈奴的悍骑，无异于自杀，而李陵打仗的目的是要求胜，而不是牺牲。这么一来，不能不承认李陵对自己及其军队犯了致命的错误，他无意中彻底断绝了胜利乃至生还的希望。
李陵出塞后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扎营，同时派麾下陈步乐回朝报告情况。陈步乐走后不久，李陵遭遇单于的主力。单于见对方仅有区区五千步卒，直接率三万骑兵强攻，汉军布阵迎击，杀敌数千，首战告捷。单于大惊，召左近各亲王兵八万余骑，与己军合攻李陵。李陵且战且引，南行至山谷中后，与匈奴连战多日。当时军队的伤亡已经很严重，以至于李陵不得不下令：“受三处伤的战士乘车，受两处伤的驾车，受一处伤的，拿起武器作战！“在这期间汉军予敌重创，有一次，一天就斩敌首三千余级。之后李陵转道东南，至大泽，进芦苇丛。匈奴人从上风纵火，李陵则令战士燃尽前面的芦苇，再撤到烧光的土地上，躲过一劫。接着，匈奴又在南山下阻击汉军。李陵将军队隐入山林，使匈奴的骑兵发挥不了作用，在林中又杀敌数千，并用连弩射退了单于。 此日，汉军捕获俘虏，道言：
单于言：“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诸当户君长皆言：“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汉书》卷五十四李陵传，页2453）
此时李陵似乎有了转机。不过他的军队也已是伤兵满营，疲惫不堪。匈奴加强攻势，两军一天竟打了几十个回合。汉军再次杀伤两千余匈奴兵。单于气馁了，然而就在他准备放弃的那一刻，一个叛徒毁掉了李陵最后的机会。同前传：
虏不利，欲去，会陵军侯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 成安侯者，颍川人，父韩千秋，故济南相，奋击南越战死，武帝封子延年为侯，以校尉随陵。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
管敢的投降使李陵军的形势急转而下。单于坚定了歼灭这股汉军的决心，展开疯狂的进攻。《汉书》记载了李陵一军覆没的全过程，同前传：
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汉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李陵）大息曰：“兵败，死矣！“……（陵）令军士人持二升粮，一半冰，期至遮虏鄣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
史书没有记录失去兵车屏障的西汉战士是如何应对敌人骤雨般的箭矢，也未记录他们的血肉之躯是如何被滚滚而下的垒石砸得粉碎。不知这迹近屠杀的状况汉武帝预料到没有，李陵浴血苦战时，他在做什么？
他在等李陵战死。
李陵兵败的地方距边塞不过百余里，戍边将士可以听到嘶杀声。可上面命他们按兵不动。就在李陵仍在坚持战斗的时候，汉武帝召李陵的母亲妻子进宫，不是要奖励她们，而是要看看她们脸上有没有李陵的死气！偏偏李陵很顽强，他选择了活下去。武帝大怒，而群臣激愤，纷纷数责李陵之罪。
朝廷的反应似乎有些不合情理。汉武帝先抛弃了李陵，后者则率五千步卒与十余万匈奴骑兵对抗十多天，歼敌万余，因弹尽援绝而败降，再怎么说也是对得起大汉的。况且，李陵有日后归汉之心。天汉元年（前一○○年），即李陵出兵的前一年，兵败投降的赵破奴从匈奴逃回西汉，武帝给予礼遇。这一幕给了世人很深的印象。以致在军队溃败的最后时刻，军吏劝李陵：“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即原从骠侯赵破奴）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汉书》卷五十四李陵传，页2454）？多年之后，李陵又向苏武表示自己当时确有效仿曹刿劫齐桓公、立功还朝之意（《汉书》卷五十四苏武传，页2466）。
司马迁猜到并表达了李陵的这番意思，成为满朝文武中唯一敢为李陵辩白的人，结果被汉武帝处以腐刑，遭受奇耻大辱。理由记得清清楚楚。同前传：
初，上遣贰师（即李广利）大军出，财令（李）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司马）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到此，李陵事件已有了答案。李陵的所作所为触犯了外戚集团及其控制之官僚集团的利益，从而也抵制了无上的君权。他先是不满武帝的安排，自当一队，后来又连连克敌，使领三万精骑出征却损兵十之六七的李广利相形见绌，这对武帝的用人原则无疑是个讽刺。于是武帝策划了能让自己保住面子的结局--李陵战死。可李陵仍然怫逆圣意，投降了。不管他怀着何种动机，这样的行为到底是对皇权的反抗。
这就是李陵的投降与卫霍旧将赵破奴的投降不一样的原因。李广利是外戚，是汉武帝的选择，抗拒皇帝的选择就是大逆不道。而他使李广利出丑，也就让汉武帝出丑。他的存在是对汉武帝皇帝权威的威胁，是对外戚尊贵地位的威胁，是对那些凭借外戚垂爱而飞黄腾达的官僚们的威胁，他不可能像赵破奴那样光荣归来。所以汉武帝听到关于李陵为匈奴练兵、准备攻打汉朝的传言后，残酷地诛杀李陵全家，浇灭了李陵的报国之心。更冤的是，这传言是假的。
三 汉武帝选用武官的法则
李广、李陵的命运使历代读史者嗟叹不已。对于李广，人们多数是同情，对于李陵则观点大相径庭。白居易认为，“汉李陵策名上将，出讨匈奴。窃谓不死于王事，非忠；生降于戎虏，非勇；弃前功；非智；召后祸，非孝“（白居易，《汉将李陵论》，《白氏长庆集》卷四十六）。 这也算是士大夫的代表性意见。而近人有为李陵打抱不平的。史学家吕思勉对卫霍颇不以为然，对李陵却十分敬慕：
以卫青之柔懦，霍去病之骄恣，犹能绝汉以立大功，岂有他哉！……李陵提步卒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诇之往史，莫之能再，汉之负陵则深矣。……使汉武能以法任人，善用其众，国威之遐畅岂值如两汉之已世哉！（吕思勉，《中国制度史》，页772，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钱穆曾写到：
李陵之才气，及其全军之勇决，令千载下读史者为之想慕不已。……唯当时之军人中，豪杰与近宠判为两党。……今平心论之，则两党中亦各有奇材，惜乎武帝之未能以公心善用之耳。（钱穆，《秦汉史》，页146至147，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二年）
他把当时的军人分为两类：豪杰和近宠。李广李陵是豪杰，卫青霍去病属近宠。这已点明了他们命运迥异的根源。可武帝为什么一定要重用皇亲，不真正以才能任人？这要从当时社会的历史与现实背景来分析。
西汉于建立之初就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威胁，汉高祖刘邦曾率大军征讨，结果被困平城，七日后方侥幸得脱。军事上的失利以及国内民生凋敝的状况，使得西汉统治者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向匈奴动兵，转而委曲求全，采取“和亲“政策。
武帝即位后，形势开始有根本性的改变。一方面，西汉内患清除，政权集于中央。汉初，刘邦大封同姓王，后又定白马之盟，言“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页400），本意是巩固刘姓家族的统治，却恰恰植下分裂的种子。文帝时，济北王和淮南王先后叛变；景帝时爆发了“七国之乱“。不过这些叛乱旋即被平定，景帝还乘胜收回藩国的官吏任免权，大大削弱了藩国的权力。此后，各诸侯国基本上无力形成对中央的威胁。这是政治上的有利变化。另一方面，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的国力逐渐增强，出现了“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卷三十平准书，页1420）的富足局面，这是经济上的有利变化。
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为出征匈奴提供政治经济两面后盾；匈奴对边境的屡屡侵扰，使军事上的回击成为必要；还需要一位雄材大略的最高决策者。汉武帝恰好是这样一位雄材大略的最高决策者。于是，西汉对匈奴大规模用兵的时代条件成熟了。元光二年（前一三三年），武帝令韩安国、李广等将领于马邑伏下重兵，准备诱歼单于。不料被发觉，单于及时遁逃，汉军皆无功。汉匈之间连年的恶战自此拉开了帷幕。
用兵必先择将，武官选任是否得当，往往左右战争成败。选任得当，则有可能以最小的伤亡取得最大的胜利，反之亦然。那么汉武帝究竟按照何种标准选用武官？要剖析这个问题，须先了解当时能够对武官选用构成影响的四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经济基础及由其决定的文化、政治上层建筑。西汉是农业社会，其农业生产较前朝有长足发展，铁器已普遍使用，牛耕也得到推广，形成了精耕细作的生产传统。不过西汉社会在经济形态上仍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劳动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页1125）描述的就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的生产劳动的典型形式。这种生产方式反映到文化领域即表现为古代中国人强烈的家族观念，所谓“’家族’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柱石“（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页51，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四年）。于此相应，在政权方面，家族制度是立国之本，国家为帝王一家所把持，打上了深深的宗族烙印。武官的任用自不例外。
第二个因素是武官对于国家政权的特殊重要性。武官掌兵，而军队具备抵御外敌与维持国内统治秩序两项基本职能，是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稳固封建王朝统治有极端重大的意义（见白钢主编之《中国政治制度史》，页274，天津人民出版社等一九九一年）。也就是说，皇帝要维护本朝统治，必须把握住军权 。但皇帝不可能对练兵打仗诸军务事事躬亲，因此，如何选用忠诚可靠的武将来代行部分职权，就成为皇帝格外重视的问题。
第三个因素是武帝对刘姓宗亲防范甚严，很不信任。这是受“七国之乱“的影响。率先起事的吴王刘濞为汉高祖刘邦所封，后来刘邦发现他有反相，诫之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页2821）！这番告诫看来没起作用，而内祸频发使汉武帝接受了同姓宗亲并不可信的教训。在这种情况下，武帝不会将兵权委托给同姓宗族，但其选择重臣的范围，也不会跳出前述二因素所限定的圈子。
第四个因素是时局。这在先前已有所涉及。西汉国无内忧，政权集中，财政宽裕；最强的外敌匈奴，虽有一支悍勇的骑兵部队，但全国人口数量尚不及汉的一大郡，兵器也不如汉军的先进，其国力远逊西汉。汉朝只要下决心，击败匈奴是肯定的。所以，并没有十足的压力迫使汉武帝任命一批真正以才能出众的武官。
以上四个因素中，前两个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所共有的社会因素，其中第一个因素点明了皇帝亲缘关系的存在原因；后两个是武帝时期比较突出的历史因素与时代因素。前两者使皇帝亲缘关系成为武帝选择武官的第一条主线，后两者则摒除了宗亲，降低了武官才能的重要性。四者相结合，武帝在理论上任用武官的最佳选择就是外戚。详述之，即：汉武帝围绕两条主线来选用武官：皇帝亲缘关系与官僚间依附关系。依据前者则任用外戚，依据后者则任用外戚的附僚。
汉武帝实际也是这么做的，史家有言：“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王树民《校证》本，页51，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三人分别为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他们的擢用经历非常相似。
同时，一个王朝的维持单靠皇帝一家仍是不够。统治者为扩大统治基础，需要广纳贤才，让出一部分权力与皇族外的人分享。军队的管理也是如此。为鼓励民众参军，武帝厚赏军功，同时起用一批与皇族没有亲缘关系的武官。他们中有许多人得到了武帝的器重，相继以战功得侯，表面上完全以军事本领获封赏。然而，才气无双的李广居然未能跻身列侯，难免读史者发问。这说明，才能也许并不真正是非皇族出身的武官加官进爵的首要标准，他们之间的竞争被一个潜藏要素主宰着。
仔细审视汉匈战争中封侯的军人，疑惑可迎刃而解。这些人中存在着潜在的联系，要之即为非外戚依附于外戚。除卫青、霍去病外，通过击匈奴获战功以得侯位的西汉军人全部是跟从卫青、霍去病征战的裨将或校尉，也可以称之为卫、霍的附僚。也就是说，当时的西北战场已为卫霍及其附僚占据了。
跟从卫青的将领有：平陵侯苏建；岸头侯张次公；合骑侯公孙敖，他对卫青曾有救命之恩 ，两人关系非比寻常；龙额侯韩说，他是汉武帝男宠韩嫣的弟弟；南窌侯公孙贺，他同时是卫皇后的姐夫，属外戚；陟轵侯李朔；从平侯公孙戎奴；随城侯赵不虞；乐安侯李蔡；博望侯张骞；众利侯郝贤。
霍去病的附僚包括：符离侯路博德；从骠侯赵破奴（他的侯名应值得推敲，因为“骠“指骠骑将军霍去病，不知这是否点明了他得侯的潜在原因）；宜冠侯高不识；煇渠侯仆多；义阳侯卫山。
上列诸将，不乏“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 。
李广本也“有幸“作为裨将两度随卫青出征。但卫青并未把他视为自己的嫡系，没有给予重视。元朔六年的出兵中，李广军无功，这应与他仅任后将军，难以和匈奴交锋有关。而在元狩四年，汉武帝与卫青在布兵置将上的不公正已显露无疑。据《史记》卷一百九李广传：
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指武帝）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军出东道。军无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于是，一个终其一生同匈奴博杀的老将，到死也没能获得一战单于的机会，最后含愤自尽。
李广同卫霍的较量代表了势力松散的豪杰与皇帝近宠的较量，因此李广的死，是他作为个人与汉武帝及外戚集团抗争的必然结果。他不明白，西北战场是汉武帝彰显国威皇权的政治舞台，只有卫青霍去病们才有资格扮演主角，没有他李广的空间。他既争不过有外戚背景的卫霍，也争不过有卫霍为靠山的其他将官，只能自叹怀才不遇，悲愤而终。
李陵面对的则是外戚新秀李广利和日渐失势的卫霍旧将。这些旧将既然以附僚的身分得侯，其生死荣辱也就与卫青霍去病的命运休戚相关。元朔五年（前一二四年），卫青无限风光。这一年，卫青的部下中有七人裂土封侯，但自从第二年霍去病得宠，卫青尊崇立衰，其附僚开始随他走倒运。或许武帝欲为霍去病的贵幸减少阻力，刚过两年，元狩二年（前一二一年）的时候，已有七名卫青的附僚被夺去侯位，与此对照，同年霍去病麾下有三人获取列侯之位。新势力的壮大必须以旧势力的剪除为条件，从卫青到霍去病，诸附僚的浮沉证明了这一点。不知是否是巧合，至太初四年（前一○一年）外戚新秀李广利崛起之时，已失去荫庇的卫霍旧将除煇渠侯仆多因早死得以保全侯位外，或获罪失侯，或触法亡命，硕果仅存的义阳侯卫山八年后也病死狱中。
不过由于李广利的基础远不如卫霍那般雄厚，因此卫霍旧将仍保留了一定影响，他们是李广利出兵时必要的辅助。这样主辅搭配，又形成一道铜墙铁壁，把缺乏坚强后盾的豪杰挡在兵权之外。
为冲破这道隔离，李陵只能冒险请战。而这又触动了统治集团内两条主线的神经，统治者们开始联合绞杀规矩破坏者。李陵在一番轰轰烈烈的斗争中消失于西汉军事舞台。
结 语
吕思勉与钱穆都批评汉武帝在用人上有失偏颇，亏待人材，以致丧失了取得更大胜利的可能。吕氏指出：“汉武帝的用兵，是很不得法的，他不用功臣宿将，而专用卫青、霍去病等椒房之亲。……只因中国和匈奴，国力相去悬绝，所以终能得到胜利。然此乃国力的胜利，并非战略的胜利“（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页35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殊不知，汉武帝最关注的不是如何多赢几场战争，少死人，少费财力，而是如何维护刘家的统治。全天下的利益与皇帝宗族的利益是有区别的。在武帝眼中，卫霍及李广利是自己人，在保护皇族利益方面当然会比李广李陵做得更好，把军队交给他们要放心一些。至于武将能力强弱，武帝是不太在乎的，因为他可以集中举国之力，来创造他及少数贵戚的赫赫武功--代价是耗空文景之治蓄积的财富，及使中国实际人口五十余年间减少百分之十三四（葛剑雄，《汉武帝时“户口减半“考实》，页35，《葛剑雄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而李广李陵在关系圈外，充其量是人材。人材在汉武帝心中的分量是这样的：
上（汉武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资治通鉴》卷十九，汉纪十一，页638）
这段话一针见血。那些希冀以才见用的豪杰贤良，若知道武帝对人材是这般态度，应为自己的前途感到震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后人看来，汉武帝俨然是重视人材，赏罚公平的模范：
汉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劝赏，凡将士有军功，无问贵贱，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时，大鸿胪田广明平益州夷，斩首捕虏三万，但赐爵关内侯。盖霍光为政，务与民休息，故不欲求边功……然数年之后，以范明友击乌桓，傅介子刺楼兰，皆即侯之，则为非是，盖明友，（霍）光女婿也。（洪迈，《容斋随笔》卷九）
可见，李广李陵式的遭遇在古代并非特例。原因在本文第三部分已做论述。皇帝亲缘关系与官僚间的依附关系这两条主线相互交织，必然导致任人唯亲、裙带风盛行的弊端，其后果是统治者执政能力下降，国家一步步走向腐朽和衰败。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众多侠士豪杰成为牺牲，以各种形式延续着李广、李陵的故事。以至于千余年后，屡遭南宋朝廷弃用的辛弃疾“夜读李广传，不能寐“，赋词感慨“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二，页165至166，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它竟化作永久的痛切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