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

{接着昨天的闲话，结合《明史·职官》具体说说明朝的内阁。 }

明初是有中书省及左右丞相（正一品）的，并且丞相统领六部，权力很大，但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着胡惟庸案，废掉了中书省和丞相之职，把相权从外朝收入皇帝手中，并且在洪武二十八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丞相原来的职责是统领六部，现在废除了丞相一职，六部直接由皇帝统辖，皇帝的权力加大的同时，工作量也加重了，所以必须有私人秘书与顾问来协同皇帝处理政务，所以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设武英殿、文渊阁等大学士数人，作为皇帝处理政务的顾问，是为内阁的滥觞。这时大学士和唐宋翰林学士一样，是内廷官员，他们的职责和权力是来自于他们作为皇帝私人顾问秘书这一角色的，而非他们的正式官职，这时大学士的官秩只有五品，并且不掌印信，也没有单独的俸禄，他们的工资是从翰林院领的。明成祖时大致延续了这样的做法，大学士仍属内廷，只负责帮助皇帝处理文书诏册，没有自己的属官，也不能直接管辖外朝的官员（譬如六部），而六部等诸司的奏章也不通过内阁，内阁也无权过问批答。

从丞相到明初内阁大学士的设立，就是相权从外朝到内廷的转移，这个历代一样，通常是皇帝直接干预的后果（有时候也又干预不了的）。

但是，任何机构在权力加强的同时，必然有一个从内向外的演变的过程。具体的说，皇帝把相权收回，依靠内阁的辅助处理政务制衡外朝，内阁权力的逐渐积累（有自然积累的渐变，也有幼主即位或者皇帝懒惰带来的剧变），而权力的积累必然要产生分工与协作（就像现在处理大的project一样，单独几个人完成不了），而分工与协作必须要求官僚体系的健全与成熟，而新的官僚体系的形成就意味着这个机构不再是一个私人秘书或者顾问性质的 informal institution，而成为一种新的 formal institution，而这样的正式的官僚机构自然的就演进成了外朝的一部分。譬如明朝的内阁，从洪熙朝时权力加重，权力加重的两个结果，一是设立它本身的官僚机构，譬如东制敕房和西诰敕房，有自己独立的官员；二是开始统领六部，融入外朝的官僚体系，所以内阁大臣不再是五品小官，而是要加官到三公或者尚书、侍郎（仁宗时杨士奇、杨荣开的先例，由大学士迁尚书职，这也是权力加重的必然结果）。所以自洪熙后，相权又有从内廷向外朝转移的趋势，大学士在外朝官僚系统中有了正式的地位，不再仅仅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了。

所以内阁大学士从开始的“设计”而言，是直接从属于皇帝的内廷，但是后来逐渐向外朝发展。这个发展到了清初达到极致，顺治朝的大学士，官秩正一品，掌管要务，已经成为完全的外朝官员了，所以皇帝不得不发明新的机构来剥夺大学士的权力，譬如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当然，这个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康熙年间的南书房，雍正年间的军机处等等。南书房其实就是翻版的“胚胎期”翰林学士或者大学士制度，是常侍皇帝左右的私人顾问机构。

至于明朝的宦官，是典型的内廷，完全受制于皇帝，这点与东汉和唐不同，唐朝从肃宗到昭宗十三个皇帝，全是宦官拥立的，皇帝不得以还要借助于外朝来制衡宦官（二王八司马，甘露寺之变等等），而明朝的太监从来没有敢挑战过皇权，朱由检这样一个十八岁的藩王，进京作皇帝，三个月不到搞掉了九千岁魏忠贤，这在汉唐是不可想象的。

{ 关于明代内阁制度讨论的一些评论，随手写的，不严谨，并且也没有太多的理论分析，其实想想，这是一个不错的 styled fact，有时间了[i.e.毕业后，找到工作后，拿到 tenure 后，吃喝不愁后...etc]，说不定真的可以写成一片正式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明朝的相权其实也是重复了中国历史上宰相角色的循环而已，从秦汉开始到清末，宰相一职始终在按照从外向内，再从内向外的 loop 循环。

汉初的丞相都是功臣出身，权力很大，武帝变革，相权开始向内廷的尚书台转移（从外向内）；

到了魏晋，尚书台/省 的权力越来越大（尚书令、尚书仆射等都是宰相之职），从内廷逐渐分出来，变为中央行政机构的外廷（从内到外）；

皇帝又觉得担忧，开始重用内廷的中书省，中书省的权力逐渐增长，分担相权（再从外到内）；

中书省取代尚书省（中书令、中书监成为宰相之职）之后（从内到外），皇帝又担忧，开始用“侍中”来制衡中书省，这侍中的制度后来发展为门下省（从外到内），成为和中书省相互钳制的机构，于是“三省”（尚书，中书，门下）形成。

到了唐朝时，宰相的权力开始在三省（宰相后来升为二品）（唐时三省是外廷），但是这个 loop 并没有停止，先是节度使权大，中央不得不给节度使宰相的头衔（使相制度 ）（从内向外，从三省到地方）；但是同时重用皇帝身边的翰林学士，翰林权力增大，有“内相”之称，同时宦官在有些时候也分担了宰相的权力（从外廷向内廷，从外向内 ）；

宋初三省的长官已经不是宰相，宰相的办事机构是禁中的中书内省（由外向内）；神宗改制，相权又回到三省（从内向外）；孝宗时又改三省，从新确立丞相一职，但是在整 个宋代，内廷的翰林学士仍然有草拟诏书的权力，用来制衡外廷的宰相，所以仍然是内外相制的局面。

从这样的发展来看明朝的内阁，只不过是加强版的翰林学士参政制度，再次重复了一下从外到内的 loop；

而清朝前期，由于议政王大臣的存在，相权其实又有从内向外转移的趋势，但是到了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乾隆朝废除议政王大臣，相权又转向内，直到满清灭亡。

整个过程，就像一个典型的代理人问题，君主给宰相（标记为A)权力，但是又无法完全的监控 A（权力从皇帝到A），于是又设立了一个制衡 A 的 B（权力有A到皇帝）；B 逐渐取代 A，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权力再次从皇帝到B）；于是皇帝又搞出来个 C，就这么周而复始的转圈圈。

闲话少说，直奔主题。户籍制度的雏形出现的很早，殷商甲骨卜辞里提到商朝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征伐前大都要下令“登人”，也就是下达征兵的命令，“登人”的数目从千人到上万不等，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这个数目是很大的，必须清楚地知道有多少可用壮丁才有可能“登人”，所以有人认为在那时已经有了初步的户籍制度。西周的时候，很多青铜器的铭文记载天子赏赐人口，提到了“户”、“家”等概念，似乎也在说明只有对人口有了确切的记录，才能计算赏赐。而《周礼》中也记载，在秋官司寇之下设有名为“司民”的专职掌管户口的官吏，负责计算全国的户口人丁数目，要定期向周王报告，并且留有档案存在“天府”中。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周宣王征伐犬戎失利后，立即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当时叫做“科民”，以便迅速补充兵员。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户籍的雏形，可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制度。

春秋时的书社制度，可以说是户籍制度的一个进步，当时25家为社，“社之户口书于版图”，而版指的就是户籍。到了战国时
户籍一词已经见诸史书，譬如《始皇本纪》提到的秦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等。这与当时战争的频繁是密不可分的，即使是从上面户籍的原始历史中也可以看出户籍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便是征兵。

秦孝公时，户籍制度的日臻完备，这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按照《商君书》的记载，户籍上注明一家人的姓名和口数，活着的要填上姓名，死了要去注销。到了秦王政（也就是始皇帝统一前）的时候，户籍制度又进一步加强，他命令所有的男子不论是否成丁，一律要登记年龄。记得《复活的军团》上也提到过这一点，并解释这是秦始皇在打统一战争之前的准备，以便战争动员。

云梦出土的秦简记载了不少秦时的法律，其中有关于迁居的，按照秦的法律，人户迁居必须请求地方官吏“更籍”，类似咱们的迁户口；而地方官吏必须准确掌握自己辖区内的户口，如果出了差错，要按照法律定罪的。各地的户籍不仅地方留有存档，同时还要上报中央，放在丞相那里，便于随时检阅，所以刘邦进咸阳，大小将士都忙着去抢财宝，萧何却赶忙到丞相府去收取图籍，其中就包括户籍。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同样非常重视户籍。按照旧时的惯例，每年都要进行一次户口调查登记，类似现在的人口普查，不过在古时叫作“案比”也就是“案户比民”，一般都是在岁末进行，因为此时农闲，不耽误老百姓的耕种。做人口调查的时候，每户每人都必须亲自到场，就便是年老体迈不能行动的老人，也必须出席。可见汉时人口普查的严格。此时的人口普查不单单是出于征兵的考虑，更重要的是计算赋税与徭役。

呵呵，先写道这儿吧，大家有兴趣看我就继续灌下去，没兴趣就算了，挺无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