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

备份手机上的文件，发现了这两张挺“古老”照片。看拍摄时间，第一张是 2008 年 7 月 4 日凌晨 11:48:36， 第二张是 2008 年 7 月 6 日 凌晨 12:07:20，两张照片相差差不多24 小时，地点是念研究生时的办公室。

那时办公室总放有烈酒，Jim Beam 的肯塔基波本威士忌或者 Jack Deniel's 的田纳西威士忌，没有冰，也不用 mixer，只有一次性塑料杯，半杯入腹，挑灯夜读，精神百倍，感觉就像肯塔基或者田纳西的庄稼汉喝罢了酒，兴致高昂的扛着锄头下地 —— 当然这只是我那时的想法，肯塔基和田纳西并不一定要种庄稼，他们下地也不一定扛锄头。

也喝苏格兰威士忌，在看《1Q84》，书中又提到 Cutty Sark，记得村上春树在《发条鸟编年史》就提到过 Cutty Sark —— 价钱、味道和作用都和 Jim Beam 差不多，只是无法满足我关于庄稼汉锄地的遐想，苏格兰的威士忌总让人想起临死前喊着 freedom 不想锄地的庄稼汉，不符合我熬夜看书写论文的意境 —— 想过在答辩之后，跑到校长住的钟楼前大喊 freedom，但是这个想法在清醒的时候总记不起来。（其实校长不住在钟楼里，但是因为学校有一个很高的钟楼，从一开始看见它，我们就假设校长住在里面。一位金融界的前辈说过：“if it acts like a duck, it is ok to assume it is a duck.” 既然我们不知道校长住在什么地方，那么假设他住在钟楼里也无妨。）

后来酒被研究所的老板发现了，说我这样在办公室放烈酒不好。所以思考了一下，就把威士忌放在樱桃可乐瓶子里了，于是总在案头放一瓶樱桃可乐。

现在看来，被教授发现酒瓶应该是 2008年 7 月 4日或者5 日白天的事情。 这就是图片的奇妙之处，仿佛把一切时空都固定下来，而两张图片又让时空动了起来 ——

譬如我的纸杯都扔了，因为喝樱桃可乐不需要纸杯；

譬如我当时还在教一门《国际关系》的课，因为我的桌子上还放着本《Essentia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第一张照片杯子后面那本花皮的）；

譬如我当时还在读芝加哥警察局的机密档案（书架上成堆的大信封），因为要作一个关于芝加哥犯罪率的研究；

酒瓶下面始终压着两本书，白皮的是 《Stochastic Games and Applications》，红皮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重要文件汇编 （机密）》（记得本科学公文时学过，我国的文件分密、机密、绝密三等），是当时主要在钻研的两本书。

没想到是若干年后，会一直跟 stochastic 打交道了（ game也在玩，现在在玩一个叫做 Dragon of Atlantis 的网页游戏，只是不再搞 stochastic game 了）；还有就是不再看我国的机密文件了：）

还有就是不喝酒了。。。

到“丰年”吃烤鸭，据说是附近最地道的北京烤鸭，别无选择的吃惯了粤式明炉烧鸭，北京烤鸭的味道早已淡忘在记忆里了。烤鸭的皮很脆，葱丝与面酱的味道还是胜过粤式的甜腻。饭饱而感叹酒未足，所以在LD的领导下到了 Berkeley 学校里面的一间 pub，没错，是在学校里面。

不同的学校看来氛围还是有差异，Northwestern 的校园里不仅没有 pub，学校旁边的一座小楼还恰好是美国 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WCTU）的总部。大约90年前， WCTU 积极参与推动了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的制订，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施行禁酒令。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Evanston 的 pub 都相对平和，没有重金属的喧嚣，倒是常能碰到同学在那里讨论问题。Berkeley 则迥然不同，离 Bear's Lair 还很远就能听到震耳欲聋的音乐和人群的嘈杂。进门先在手背上盖了图章，证明到了合法的年龄，买酒的时候还要把手伸出来给“酒保”看，确实很有校园的感觉。

和 LD 一人一个大 picher，我要的苦苦的 Amber Ale，LD 要的淡淡的 Bud Light，划拳猜枚，顶着震撼的让人战栗的音乐肆无忌惮的大声交谈 —— 一切都很畅快，唯一的问题是上厕所需要排长队：）

呵呵，看到大段大段的讨论斯塔夫里阿诺斯和他的《全球通史》，我来八卦一下，因为我是外行，又是来八卦的，所以有不精准的地方，还望见谅，其实八卦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读到的《全球通史》中的关于中国的部分感觉起来有些偏颇？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退休以前一直在我们学校教书，从1946年到1973年退休，一共干了二十七年，退休之后，他去了UCSD，据说那里是一个养老的好地方，气候没有芝加哥这儿这么恶劣。这本《全球通史》其实是分成两部分写的，上部写于1966年，名字是《The World Since 1500》，下半部写于1970年，名字是《The World To 1500》（见上面的那幅图片，很久以前我在图书馆复印的），后来两部书合在一起作为 Global History 出版，从70年起，一共印刷了七版，最新的一版是1999年印刷，就像通常的课本的一样，印刷的次数代表了影响力，譬如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1948年到现在一共有18版（当然经济不同于历史，要不断地修正补充新内容）。总的来说，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世界历史这个领域还是有些影响力的。

说起世界历史这个领域，其实它很年轻，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以前的历史大多是从个人或者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历史，是微观意义上的历史；自80年代起，才兴起从全球的视角看人类历史的研究。而斯塔夫里阿诺斯就是世界历史的先驱与奠基人之一。

其实，说起斯塔夫里阿诺斯就不得不说同时代的William McNeill，两个人都是加拿大公民，两个人都是巴尔干问题的专家，两个人都参加了希腊内战，后来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西北大学教书，McNeill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两人又在同一座城市。McNeill在1963年写了《The Rise of the West》，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全球通史，于1964年得了 National Book Award，后来占据畅销书排行榜很久。虽然斯塔夫里阿诺斯和McNeill都是搞世界历史的，两人又都是唯物主义者（这点其实可以很清楚的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书中看出来），但是两人又有所不同，斯塔夫里阿诺斯从根本上还是受到马克思传统的影响，所以在他的书里侧重于经济基础，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的研究；而McNeill受到韦伯传统的影响更深一些，所以他很注重技术，人口以及生态等层面，比较重视战争，疾病以及气候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譬如如果你读他的 The Rise of the West，肯定会被他关于古希腊古罗马兵制以及作战方式所吸引，写得非常的好）。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大学教世界历史，要么用McNeill的书，要么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书，两者必为其一。

OK，八卦了这些背景之后，我们在回到我们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我们读到的《全球通史》中的关于中国的部分感觉起来有些偏颇？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些书出版的太早了，The Rise of the West 出版于1963年, Global History 出版于1970年，受时代的局限，他们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方文化至上的影响，譬如McNeill的书的名字：The Rise of the West，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看作是西方的崛起。如果你翻看现在关于世界历史的 Journal，你会发现最近一二十年最流行的就是批判这些老的教科书，认为他们存在偏见（当然这样的批判是循环的），很多最近一、二十年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他们都会宣传自己的“真正的世界历史”，言下之意，以前的教科书都是偏见的历史。虽然时下的批判可能会有些过犹不及，但是确实说明了那个时代的世界通史的问题，所以 McNeill在1991年版The Rise of the West 前面又加了一篇 essay："The Rise of the West after Twenty-five Years"，这篇essay里他讲述了他这本书的局限性，并且做了一些的更正，其中最重要的更正是关于中国的，他认为这是一个 important failure，但是同时却又是 less embarrassing 的，他说： My excuse is that the historiography availabe a generation ago still relefected the traditional valuations of China's past... 同样的，书成于差不多同一时代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也逃不过这样的问题，毕竟是30多年前的书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读起来，特别是从中国人的角度读起来，觉得这些书偏颇的原因。

另外，《全球通史》在网上的流行与它的中文译本是密不可分的。呵呵，我猜测一下，当时之所以翻译《全球通史》而不是名气更大一些的《The Rise of the West》可能和斯塔夫里阿诺斯所持的观点与马克思传统比较相近的原因吧，还有， The Rise of the West 的名字有些刺耳了。

最后，斯塔夫里阿诺斯2004年于在加州去世，享年91岁，McNeill 去年初应该还健在，现在不不确定，毕竟是一个近90岁的老人了。虽然他们的观点有偏颇之处，但是仍不失为了解世界历史的好读物，如果他们的两本书需要推荐一本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推荐 The Rise of the West，写得真的很好！

[img_assist|fid=119|thumb=1|alt=草莓圣代|caption=草莓圣代]呵呵，今天在图书馆里看书，读到一段我们学校和康奈尔大学的公案，准确说是埃文斯顿与伊萨卡的公案：争得不是什么伟大的学术发明，而是谁先发明了冰淇凌圣代（Ice Cream Sundae） ，笑得肚子疼。引一段N年前我们本地报纸（Evanston Review）上的话：

“尽管伊萨卡（Ithaca）可能早在1897年就有了圣代，就像他们商会宣称的那样，但是他们得到圣代肯定是通过两个途径。要么是一个西北的学生把圣代带回了家，要么是一个康奈尔的学生从埃文斯顿（Evanston）把圣代带了回去。”

当然不只伊萨卡和埃文斯顿宣称他们发明了圣代。威斯康辛一个叫做Two Rivers的地方也宣称他们最先（1881年）发明了圣代。当时比较流行“冰淇凌苏打”（Ice Cream Soda），但是出于宗教的原因，在星期天也就是安息日（the Sabbath）的时候，店铺是不能卖苏代饮料的，可是有一个顾客偏偏又点了Ice Cream Soda，无奈之下，店主只好做了折中，把巧克力糖浆浇在冰淇凌上卖给顾客，于是就成为历史上第一支圣代。现在在威斯康辛 Two Rivers，还树立了一块标志历史遗迹的牌子纪念圣代的发明。

而伊萨卡则宣称他们在1882年发明了圣代，也是一个店主标新立异，把樱桃糖浆浇在冰淇凌上，并放上一颗糖腌樱桃卖给顾客，因为顾客的反应良好，店主还在当地的报纸上打了广告：CHERRY SUNDAY - A new 10 cent Ice Cream Specialty. Served only at Platt & Colt's. Famous day and night Soda fountain. 因为这个东西是星期天发明的，所以就叫做Cherry Sunday了，据说是Sundae的字源。

最后是我们这儿的故事，也是在19世纪末，作为一个保守的小城，Evanston很早就通过了著名的 “蓝法” （Blue Laws）（呵呵，顺便提一句，现在Evanston还是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UWTU）总部所在地，二三十年代的禁酒令也与此地又莫大的联系），并且对安息日的监督非常严格，所以周日这天大家都没有Ice Cream Soda 吃，聪明的商家就发明了Sundae，避开安息日的禁忌，当时的宗教团体还大大的称赞了这种做法：即表示了对主的尊重，又表示了满足了顾客的需求。

呵呵，或者圣代本来就是各地独立发明的，因为并没有多少的技术含量，但是Evanston坚持认为Sundae这个词是他们发明的，因为Two Rivers或是伊萨卡都没有用过这个词。

不管怎样，麦当劳一块钱一个的草莓圣代仍然是消暑佳品，就是吃多了容易发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