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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隆兴北伐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由错误的统帅指挥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宋朝北伐的最佳时机就是完颜亮被杀、金兵北撤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完颜褒仓促即位，又非金国合法继承人，威信未立。而契丹声势正大。如果能够以吴磷（王字旁）统帅的四川军队为正兵，出兵陕西，攻取长安；以京湖战区的宋军固守收复的唐、邓、陈、蔡等城池，策应吴磷（王字旁）；以淮东宋军渡淮北上，支援魏胜、耿京、王友直、陈亨祖等义军，威胁汴梁，以李宝占绝对优势的水军在山东沿海骚扰，伺机登陆，威胁燕京，牵制金兵主力增援川陕和围剿窝罕，并与东北、西北契丹军队遥相呼应，在这么强大的压力之下，金国统治集团很容易分崩离析，遭受灭顶之灾。一个明证就是萧琦。萧琦本来是金国的一员猛将，在完颜亮南侵时一马当先，连陷滁州、真州、扬州。完颜亮败亡后却暗地接触李显忠准备投降。他应该清楚得觉察到了亡国的危险。
但是宋廷不能把握这样的时机。完颜褒得以从容抽调兵力，各个击破。先调主力北上灭窝罕，解除了心腹大患，再倾力川陕破吴磷（王字旁），重创宋朝最精锐部队。而由于缺乏宋廷支援，各路义军被逐一剿灭，只有魏胜硕果仅存。而以魏胜之才，没有支援，也只能固守海州而已。
到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移师河南的时候，宋朝北伐灭金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这时候，宋廷的北伐应该基于以战逼和。如果遵循这个战略目标，李显忠的北伐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奏效。如果改用虞允文都督江淮，从战争一开始就明确李显忠的绝对指挥权，并以蔡州保卫战（南宋十三处战功之一）主将赵撙代替邵宏渊，宋军在宿州城下击败金兵的可能性相当大。宋军善于守城。顺昌之战中，刘琦以八字军和部分殿前司军队不足两万人的兵力，大破金兀术指挥的十数万金兵主力。蔡州保卫战中，赵撙兵力只有六千，面对的是完颜亮派遣的重兵，仍然能够坚守上百天。而以宿州八万宋军和城中丰富的储备，只要宋军上下一心，至少可以给金兵以重创。如果同时能以李宝水军配合魏胜积极开拓山东，宋军的胜率相当可观。待战胜后议和，宋朝可以争取到极其有利的条件。而赵shen的威望也会如日中天，赵构就会从此真正退居幕后，投降派势力会受到重创甚至从此一蹶不振。宋朝从此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假以时日，恢复中原不是不可能的。
可惜，这仅仅是如果而已，隆兴北伐的时候，宋廷的战略目标极不明确。整个北伐似乎是一场试探。攻取灵壁、虹县、宿州的动机主要是要占领河南金兵的战略物资储备地。攻克宿州后北伐目标似乎又改为收复汴梁；看到二将不协后，又命令宋军撤回。涉及数十万军队的交锋，决策竟然有如儿戏，所以不难预料北伐的失败！而将帅非人更直接造成了符离之败。张浚虽然是名重天下的主战派领袖，却志大才疏，缺乏兵家常识，军令多变，导致宿州宋军缺乏统一指挥；缺乏识人之明。用吕祉导致淮西兵变，用邵宏渊导致符离之败，用刘宝导致淮东防线崩溃和魏胜身死；甚至缺乏勇气，宿州酣战时远在几百里外的盱眙，兵败消息传来后又一撤千里，重演当年富平之败的窘态。而宋廷军事制度的弊端在这次北伐中表露无遗。绍兴十一年赵构收缴韩张岳三大将兵权，建立驻屯大军体制。在隆兴年间共有镇江、建康、池州（以上属两淮战区）、江州、鄂州、江陵府（以上属京湖战区）、金州、兴元府、兴州（以上川陕战区）九支驻军，由宋廷直接任命都统制掌握。另外有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等所谓三衙的三支军队，情况与驻屯大军类似。如果统兵将领调动频繁，很容易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局面，影响军队战斗力。在不到两年以内，李显忠从池州都统制转主管马军司公事转建康都统制转主管殿前司公事，如此频繁的调动使得他很难熟悉所统军队，更没有时间以自己的意志来改造影响所统军队，难以与军中将领建立感情，所以不难理解宿州战斗中中层将领（统制一级）的临阵脱逃。这种现象在岳家军、韩家军、吴家军中是很难发生的。而且另外士卒也缺乏锻炼，“旧兵惫而未苏，新兵弱而未练”。
“将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练，节制未允，议论不定，彼逸我劳，虽或有获，得地不守”，这是时人李椿写给张浚子张（木式）的信，隆兴北伐就在这样准确到残酷的预言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