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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以当时的势态和宋军的实力而论，檀道济所能起的作用至多也就是“万里长城”，即防御魏军不使其南下。即使是宋武帝刘裕，他在北伐慕容超和姚泓的时候也没有充分的把握，而很大程度上是在作军事冒险；不过魏军曾与刘裕在黄河边上交过手，领教过北府兵的厉害，因此他们也把刘裕视为像慕容垂那样让人又敬又怕、威名赫赫的劲敌。刘裕的去世使南朝再没有能够威胁北方的人物，但是要防守魏军的南侵还是绰绰有馀的；而现在唯一令魏人头痛的檀道济也被除掉，魏军便不再害怕宋军了。
刘义隆北伐的主要目的本来只是要收复河南失地，他也深知指挥打仗并非他所擅长，然而经过二十多年的统治，他似乎对自己的治国才能增强了信心——当时宋国在元嘉年间确实得到很大的发展，人民丰衣足食，一片繁荣景象，可以说是汉代之後最好的时期。文治的成就使刘义隆不禁有些飘飘然，大臣们也争相上奏献策北伐以获得皇帝的宠爱，特别是在看了王玄谟的奏章後，这位一向弱不禁风的文皇帝居然产生了“封狼居胥”的念头——这可是只有强汉和盛唐才做得到的伟业，而对偏居江南的宋国来说显然要求太高了。既有大将王玄谟的倡议，又加上宠臣江湛、徐湛之等的怂恿，刘义隆便下了决心，认真地进行准备，即将采取大规模的北伐行动了。
拓跋焘南征的理由也很充分。在他消灭北方各个割据政权的时候，宋国都曾经同那些国家联系过，约定共同对抗魏国，尤其是北边的柔然，如果与宋军协力攻魏，後果不堪设想。更有甚者，在魏国统治的中心地区也不时发生胡汉各族的起义，给统治者造成很大的威胁，例如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爆发的卢水胡盖吴领导的大起义，关中、河东各族都群起响应，拓跋焘亲自出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镇压下去。这些起义都得到宋国的支持，不少首领更在失利之後南下投宋，如薛安都（後来在唐朝初期的东征西讨中立下大功的薛仁贵，正是薛安都的六世孙）就是在族人薛永宗起义失败後南下归宋的。为了更有力地镇压内部起义，拓跋焘也需要打击刘宋，当然，若能将之征服，那自然更好，但是从拓跋焘给刘义隆的几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对统治江南的兴趣并不大，相反，他倒是更愿意和刘宋划江而治，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和平共处。不过，对於黄河南面的中州旧地，魏国却是寸土不让的，决不会让宋国轻易占去，因此，战争在所难免。
发生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的这场宋魏大战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激烈。
西路军在柳元景的指挥下靠着薛安都等将领的骁勇善战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他们的成果很快便被东路军耗尽。围攻滑台的王玄谟的惨败导致魏军转守为攻，宋军一泻千里的溃退使江淮诸地尽数暴露在敌人面前。魏军采取不攻城的策略，急速南进，在长江边的瓜步建起行宫，虚张声势，扬言渡江。刘义隆一面宣布京师戒严、加紧沿江防御，一面派人到魏营谈判求和；拓跋焘见无机可承，便於次年初挥师北撤。对宋国来说，最悲惨的就在於未能将魏军阻挡在国境以外，因为就在回师的途中，拓跋焘纵军大掠，为祸之惨烈使元嘉年间发展起来的丰饶景象荡然无存。作为一个勤於内政的皇帝，刘义隆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都可以算得上是较为出色的，“元嘉之治”也成为汉、唐之间最为长久安定的盛世之一，然而进行对外战争却远非他的特长，虽然他的主观愿望是不错，但对手下将领却总是不能加以十分的信任，致使宋军的临敌应变能力极差，将领在外还必须事事请示，不得擅自行动，常常坐失良机；尽管他自己後来也认识到，倘若檀道济还在，就不会出现“虏马饮江水”的局面，但过重的疑心却使他始终不肯把自主权下放，而未能组织起有效防御的灾难性後果，便是“虏马窥江去後”，江淮之间赤地千里，元嘉之治的成果在鲜卑铁骑的蹂躏下破坏殆尽。
在这次战争之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才算正式确立。南朝遭此重创，元气大伤，以後基本上处於守势；而北朝由於後方不稳，也不敢再贸然南侵，未几六镇兵乱，更无暇南顾。当魏国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改革之後，北方的优势开始明显起来，最终由那里的注入了新鲜血液的汉人来重新统一南北中华世界，也就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
现在再来看看开篇提到的这两位皇帝的结局。元嘉二十八年，拓跋焘从长江边北撤，沿途的野蛮抢掠虽然获得了大量的战利品，但魏军的损失也相当惨重。回到平城後，拓跋焘忙於稳定国内的局势，然而不久便於次年被宠爱的宦官宗爱杀死。原来宗爱与笃信佛教的太子拓跋晃素有矛盾，在拓跋焘误信宗爱的谗言杀死了几名太子的亲信後，拓跋晃忧愁而死，於是赶在悲痛的父亲决意深究此事之前，心中不安的宗爱便抢先下手杀死了拓跋焘。趁魏国局势不稳，不甘失败的刘义隆又策动了第三次北伐，但遭到魏军的顽强阻击，正当反复争夺之际，他自己却在次年遇刺身亡，而这次宫廷事变的主使则是太子刘劭本人。
原来刘义隆发现太子刘劭笃信巫蛊，行为不端，便有废立之意，但犹疑不决的他却与大臣徐湛之天天夜里在密室中商议此事，迟迟拿不定主意；正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消息无意中由一个宠妃透露出来，居於“不疑之地”的太子便率东宫卫兵冲入宫中，弑父自立；刘义隆就这样结束了他元嘉三十年的统治。
纵观这一时期，曾作为亚欧内陆长期盟主的匈奴人的衰落，自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虽然在西方的他们最後奋力一跃，涌现出了阿提拉那样的回光返照；鲜卑人正处於它的鼎盛时期，而另一个即将称雄亚欧大陆的民族——突厥则处於酝酿形成之中。假如没有遇到中华世界的虚弱，鲜卑人依然只能像匈奴人和突厥人那样驰骋於大漠南北，但是五胡乱华的契机使这个本已尽据匈奴故地的民族进一步南下，在中原的混战中脱颖而出，最终竟统一了黄河流域。而对汉人来说，被迫南迁固然痛苦，但这三十年中大部分时间的安定繁荣却使人看到了汉民族复兴的希望，中华世界经济重心的南移，也正是在这期间巩固下来。
由上古而入中古，其变化固非一蹴而就。南北朝对峙的形成和古罗马帝国的灭亡，对於东西方的历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其中的来龙去脉，多可在这一时期的诸多事件中找出端倪——当然，任意拔高、牵强附会也是不可取的。
关於元嘉三十年的概况，大抵便如上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