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

十二平均律与明清之争

2008-07-06T19:00:56-04:00

明清之争本是司空见惯，但是突然发现“十二平均律”也被作为明优清劣的证据：

明朝有着辉煌地音乐艺术成就，十二平均律就在明朝被提出，这是现在音乐地奠基石,但在它却不能生存在它出现地母国大地上，因为它被满清禁毁了。

这个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了，颠倒黑白啊。

朱载堉明神宗年间就把他的新法密律呈现给皇帝，虽然他的《进律书奏疏》写得小心翼翼，但是他的这套理论还是被打入冷宫，无人问津，为什么？因为他的算法挑战了被奉为神圣的“三分损益法”，所以即便是在明朝，也根本没有人理会他的“十二平均律”，这就像一切科技创新都会被旧思想所禁锢一样，特别是在涉及到礼乐这种大事的时候，皇帝大臣们自然异常的保守。

而清代更没有禁毁“十二平均律”（一种算法如何禁毁？），事实上清代的律书还直接吸取了朱载堉的成果。但是，和明朝一样，清朝继续推崇神圣的三分损益法，所以批判过“十二平均律”的离经叛道，譬如在《律吕正义后编》中对朱的十大批判，还有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朱载堉《乐律全书》的介绍（如果要禁毁“十二平均律”，也不会把朱的书收入四库了），但是骂“十二平均律”的那些人自然也知道“十二平均律”的精妙，就像他们在《律吕正义后编》里承认的那样：“ 顾其所定十二律之率，皆以倍应钟之率累除而得之，正律恰为倍律之半，终而复始，可不谓精于算乎？” 但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是对“三分损益法”的否定，就好比“地心说”的鼓吹者质问“日心说”的支持者“你们把上帝放在什么位置？”一样。

但是骂归骂，用还是要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明确的说了： ”圣祖仁皇帝《律吕正义》一书备采其说（指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后人杨荫浏也说过清代的律书“ 实系剽窃朱氏之唾余而成。” 也就是说清代虽然在道德上骂朱载堉，但是在实际上非但没有禁毁十二平均律，反而还采用了这一理论。骂是在道德层面的，用是在科学层面的。就像历史反复证明的一样，道德和科学往往不容，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坚信上帝造人的神汉们使用最新的生物技术。

而朱载堉因为担心自己的理论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所以也努力的想在自己的理论中融入一些传统的成分，譬如假借黄帝之名，又譬如因为他用到了sqrt(2) 就硬要扯上周公（通过〈周髀算经〉）。但是这样的生拉硬套，反而被道德人士揪住小辫子，猛烈批判。

“十二平均律”不过是重复了诸多科技创新的轨迹而已，实在看不出它如何体现了明代比清代的高明，明代跟本就不关心它，而清代虽然批判它，但是却使用了它；如果硬要比较，也许可以说明代更真诚，清代更虚伪吧，诚实但是拒绝科学进步与虚伪但是接受科学进步，孰优孰劣呢？恐怕又是一个道德判断与科学判断的矛盾吧。

明清的科举与就业

2006-07-27T16:53:49-04:00

呵呵，考试总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自小到大，各种考试不计其数，到了现在，几乎人人都是考场宿将了。古人亦然。以前上新东方，GRE机考，总有考题流出，考试前熟读机经，考试即可无虞；其实这种做法古已有之，唐朝科举，明经科、进士科考都要考策问，也就是以政治、经济、军事等现实的问题出题，让考试者作答。但是由于考试经常举行，时间久了，试题难免重复，于是就有人收集其历年的考题以及等第者的对答，在考试前熟记于心来应付考试，此可谓唐时机经。白居易当年参加科举考试前也干过类似的事情，收集了20来篇文章，背熟了，又准备一些相关的材料才去考试的。后来皇帝发现了这个问题，才又下诏进士科必须再考一门诗赋，因为诗赋题材很广，咏物咏事，不拘一格，所以无法死记硬背。不过这也有问题，因为诗赋做的好坏与一个人是否胜任官职并无太大关系，以此遴选出来的人才未必精于吏治，所以后来也有人提出批评，不过进士科考诗赋直到清末也没有废除。

唐宋的科举制度科目繁多，到了明清，则仅仅简化为进士一科。科举为做官，考试为就业，其实明清的科举就业情况还算可以。清时四级考试，童试（县试、府试、院试的总称）合格（或者直接说院试合格），成为县学府学的生员。生员也有若干等，不过统称秀才。秀才不服徭役，也不用纳粮缴税，是一种优待。乡试以前在生员中举行“科考”，成绩好的参加乡试，中了就是举人。对于屡试不中的秀才，可以熬资历，从附学生员熬到增广生员再熬到廪膳生员即可有机会被选为贡生，也就是贡举到国子监的太学生，但是实际上并不用到国子监读书，只是有了太学生的名号，可以直接参加乡试或是通过诠选出任官职，一般都是地方学校的教官。

通过乡试的考生就是举人了，举人可以到京城参加会试，中了可以继续参加殿试。如果连续三次的不中，也可以参加诠选，担任官职，这通常被称为"大挑"，被挑中的最高可以做到知县，一般的也是到地方学校任教官。

殿试考完，基本上科举就到头了。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甲三甲进士还要再经过一次考核，叫做“朝考”，综合一下会试与殿试的成绩，好的进翰林院为庶吉士，也就是翰林；略逊一等到中央各部或是地方郡县任职。

聊聊〖明朝的那些事儿:赐封朝鲜〗

2006-05-10T00:27:37-04:00

这阵子断断续续的看《明朝那些事儿》，写得挺有趣的，但是有些故事和俺印象中的不大一样，所以也凑过来聊两句，从最新的赐封朝鲜开始。

说起明朝与朝鲜，不得不先从元朝与高丽谈起。从蒙古与高丽通交开始，蒙元与高丽的朝贡宗藩关系持续了有一个半世纪。历史上的朝贡，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仰慕中国文明富饶，自愿来朝贡的。贡献方物之后还能得到中土皇帝的丰厚赏赐，用一两只奇怪的鸟换来天子的绸缎绫罗，何乐而不为之？同时还能学到先进的技术与知识；第二种是武力胁迫，中土的皇帝不但不给赏赐还强行索要珍贵的贡物。元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就是后者。元朝之于高丽就像宁国府之于黑山村一样，不断索要贡品却极少回赐，高丽不堪其苦。

元朝虽然与高丽有婚姻关系，但是决不是和亲而只是通婚。元朝公主在高丽的地位比高丽国王还高，譬如高丽国王忠烈王对于自己老婆元齐国大长公主的所作所为往往"禁之不得，但涕泣而已"，而这位公主还动辄就挥舞着棒子追着忠烈王打，边打还边骂（《高丽史》卷89，后妃）。不仅如此，元公主下嫁高丽国王必须被册为正妃，所生的孩子必须立为世子，世子又必须在元朝生活，等到即位时才能回国。同时，元帝对高丽国王任意废立，甚至有的时候懒得册立国王，让高丽王位空悬。

除此以外，高丽的典章制度本来仿照中土，官制也于中国相似，有三公、三省、六部的设置，但这让元朝的皇帝很不爽（就像我们现在在官方文件里提台湾的政治制度总要加一个"伪"字或是加引号），所以一道旨意，诏令高丽的忠烈王进行官制改革，废除三公，合并三省，并且六部改名，什么御史大夫啊，翰林院啊统统变更名号。不仅如此，高丽国王不能再称"朕"要改称"孤"，不能"赦"只能"宥"，大臣不能"奏"只能"呈"，不能称国王"陛下"只能叫"殿下"。还有，各位看官有没有觉得这时期高丽国王的名号（庙号）有些不伦不类？什么忠烈王、忠宣王、忠肃王、忠惠王等等的，都是元帝下令改的，此时高丽国王的庙号不能称"祖"或是"宗"，只能称"王"还必须加一个"忠"字。

也正是因为这些，所以元末农民起义之后，高丽迅速开始逐元，罢黜元之年号，恢复历史旧制（包括倒霉的官制），并与明廷交好。还有一个原因是此时明与高丽还没有直接的冲突，高丽趁着元末崩溃而明廷尚未有效控制东北的时候，积极向北拓展领土，侵占了大量元朝的土地，这也是"铁岭问题" 的由来。

现在东北有个铁岭市，就是赵本山经常活动的地区，但是这不是真正的铁岭，真正的铁岭在今天北朝鲜的元山，靠近东朝鲜湾，纬度基本上与平壤相同（平壤在西，铁岭在东），这里是元朝与高丽的分界线（可参照我blog里的元朝辽阳行省的地图）。但是高丽趁着元末动乱，不停向北侵扰。等到朱洪武初定天下，照着元朝的库存记录清理接受土地的时候这个问题便凸现出来。朱洪武重申对铁岭以北地区的控制权，并于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派户部侍郎杨靖去接管铁岭以北的土地，设立铁岭卫，这时的高丽国王当然不愿再吐出这块已经吞下的土地，所以一边上表申诉，一边密谋出兵。申述被明太祖驳回后，高丽王出兵强占，但是后来大将李成桂阵前兵变，推翻高丽国王建立李朝，不过铁岭以北的土地终究还是没有归还中国。明太祖因为李朝亲明，就默认了元朝的开元路也就是铁岭以北地区为李氏朝鲜的所有，并将铁岭卫内迁，并于洪武二十六年将铁岭卫迁至当时的银州，改银州为铁岭，也就是今天赵本山的铁岭。

另外几个小故事，简要说一下，明朝派往高丽的两个买马的使节遇害确实是高丽权臣李仁任指使人所为，一个明使被杀，另一个明使被胁迫入北元；另外，这段时期高丽朝廷的着装肯定非常有趣，因为他们一会儿亲元，一会儿亲明，必须得不停换衣服（遵守两朝的服制），当时的官员估计要常备两套不同款式的官服了。还有高丽末年，亲明的恭愍王当政的时候曾经选派高丽本地科举中贡士的三人到明朝参加会试，其中一人登第，授官为某县县丞，虽然此君写的一手好文章且通读儒家经典，但是却不会说汉语（只会写汉字），所以最后只好返回高丽。最后，李朝国号为朝鲜，并非朝日鲜明的缘故，而是当时李成桂遣使赴明，请明太祖在"朝鲜"与"和宁"之中为李朝选择一个新的国号，因为高丽古称为朝鲜，这个称呼历史久远，所以明太祖才最后裁定选取"朝鲜"为李朝国号。

汉字术语的误植

2006-03-06T23:00:44-05:00

在《光明日报》的网站上看到两篇讨论现代汉字术语误植的文章（《中西日文化对接间汉字术语的厘定问题》，《近代汉字术语误植问题初探》），它们讨论中国在从日本借鉴学习西方经验的时候，从日语汉字里直接借用术语翻译时出现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是指用于翻译某个西语名词的汉字词汇，在古汉语里已经有了特定的意思，但是却被用作翻译不相干的西语名词。两篇文章都讨论了“经济”这个词的误植。经济在中国古代是“经世济民”的意思，颇类现在的“政治”一词，但是却被用于翻译 economy ，与本意不是很相关。第二篇文章的作者还深入的分析了这个误植的来源，因为即便是在日本，经济原先也是类似政治的意思，所以最早是用来翻译 political economy的。但是后来却被误用来翻译 economy 以及 economics（经济学），导致了现在的错位，还有一个误植的例子是“封建”，导致一个词语字面含义与本身含义的混乱。当然也有一些是翻译的不错的，譬如“社会”，譬如“哲学“等。呵呵，我倒是想到了另外一个近似误植的翻译：政党。

说它是”近似“误植是因为它把一个古汉语里含贬义的词用来翻译一个中性词，以至于在清末的时候还闹出了一段公案。党最初的意思是周朝时的地方户籍编制。《周礼》上说的”五族为党“，并由此产生”乡党“一词，也就是乡亲同乡的意思，后来又从乡亲这里引申出姻亲或是意气相投的朋友等意思。再往后，大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词被用来称谓社会上层的小利益集团了，”朋党“、”党人“等词也开始使用，这个时候就逐渐暗含贬义了。褒贬是由普遍的价值观决定的。而中国古代强调与赞美的是大公无私；反对的是结党营私，所以就逐渐变为贬义词了。

历史上第一起比较著名的与部党（部党这个词也暗含贬义）有关的事件恐怕要数东汉的”党锢“事件了。李膺、杜密、范滂等人是被诬为党人的，也就是宦官们罗织的”共为部党，图危社稷“的罪名。这之后，历史上又有几次比较有影响的党争，譬如唐朝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以及明朝的阉党与东林党的争斗，同时也出现了诸如部党、党羽、党祸，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等词语，这些都是含有贬义的。

明朝末期，西学东渐，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方的科学文化，但在当时，明人所翻译的还是以自然科学、数学与圣经相关的术语比较多，譬如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利玛窦翻译的上帝等，社会科学的术语并没有太多的翻译。直到明治维新，日本才开始用汉字大量翻译西方术语，于是他们就碰到了Partei 这个德语词。

其实翻看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政治制度史，有很明显的抄袭模仿德国的痕迹。譬如日本的国会英语里称作 Diet，这个与现在德国的Bundestag的英语翻译是一样的，而这样的称呼其实是德国的传统，来源于神圣罗马帝国。同样的，日本也从德国人那里翻译了Partei，译为政党。

可是就像上边所说的那样，这个词在中国有贬义，清末政治改革运动兴起，孙中山开始组织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尽管此时政党这个翻译在国内已经非常的流行，但是他自然不愿意用一个贬义词称呼自己的革命团体。所以，孙中山把自己的第一个组织成为”兴中会“，避免使用政党的字眼。之后许多类似的改良或是革命团体也都称自己为”会“，譬如略晚于”兴中会“一些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强学会，以及黄兴的华兴会，蔡元培，秋瑾，陶成章的复兴会等。同盟会建立的时候，也称自己为”会“。但这些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是革命派的政党。

当然，语言是活的并不断变化的，就像现在经济一词已经被人广泛的接受用来翻译economy一样，政党也用来翻译party，呵呵，现在已经习惯了当初的错误。

明光宗与立宪

2006-03-04T22:06:26-05:00

刚才在维基百科上翻看到一段关于明光宗的介绍：

Quote:

明光宗朱常洛(泰昌帝)，（儒略历1582年8月28日—格里历1620年9月26日，明神宗万历十年八月十一日—明光宗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卯刻）神宗(万历帝)长子。是一个贪财好色的皇帝，由于淫欲过度，即位当天就病倒了，后因服用李可灼的红丸而亡，是为著名的《红丸案》。时年39岁。在位自格里历1620年8月28日（泰昌元年八月初一日）至9月26日，仅二十九天。年号泰昌。

朱常洛因母出身卑贱，得不到父爱，明神宗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但有明一代传统以立长子为太子，为此神宗与群臣争论达15年之久。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朝臣的极力谏争和慈圣皇太后的支援下，被册立为皇太子。但在他短暂的执政生涯中，特别重视内阁和东林党的地位，光宗不是英主，却是立宪所需要的虚君。朱常洛之死，标志了中国走向立宪的道路彻底断绝。

呵呵，不知道这段是谁写的，最后一句评价恐怕是有些离奇了。一个仅仅在位二十九天的贪财好色的皇帝居然被描述为中国历史上走向君主立宪的最后希望，真让人有些叹为观止了。其实，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本与末，因与果的问题：到底是立宪导致了虚君，还是虚君导致了立宪。看看世界历史，恐怕立宪才是本，虚君只是末；把一个荒淫无度，无暇顾及政事的皇帝作为中国走向立宪的最后希望只能说是本末倒置了。

最直接的例子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前的几个君主，个个都不是不理朝政的“虚君”，恰恰相反，詹姆斯一世与查理一世是君权神授的鼓吹者，查理二世与詹姆斯二世也正是旧秩序的积极提倡者。立宪的动力并非虚君，而是立宪派（议会）空前高涨的实力，也正是因此，立宪的势力才能够驱除了强主詹姆斯二世，从荷兰迎来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通过了《权力法案》，开始了立宪君主制。换言之，是立宪的势力渐渐架空了君主，而非相反。

日本是另外一个例子，二战前的日本是二元制君主制，虽然议会有立法权，但是天皇有任命首相的权力，也有决定重大问题的权力，不仅如此，天皇还可以批准或是颁布法律，召集或是解散议会等等。二战之后，天皇才真正成了虚君，但是原因却是美国占领军推行的宪政制度，也就是说，立宪仍然是因，虚君只是果。

那么立宪的力量来自何处呢？最重要的是社会基础（当然也有借助外力的情形，譬如日本）。而对比同时期的明朝与英国，新兴阶级的力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可否认，在明朝中后期，市民阶层的力量与以前相比大大增强。光宗之前的万历年间和之后的天启年间的民变就是这一力量的显示。这些民变与农民起义不同，他们的核心力量不是农民，而是城市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与中下级官僚，他的政治诉求也不是仅仅为了土地，而是为了政治改革与保护工商业的发展。但是对比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势力，明朝中后期市民阶级的势力还是太弱了，毕竟明光宗死后20年，英国资产阶级就强大的足以推翻君主，而在同时期的明朝，不过杀死几个矿税监，或是迫使朝廷撤回几个矿税使罢了。这样的力量，远远不能担负立宪革命的重任。

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恐怕最需要的不是虚君，而是有作为的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可是够“虚”的，几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甚至连朝臣官员们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可是这样的“虚”对立宪大有裨益么？没有，只落下个“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的结果。

我也来考证一下七侠镇的位置

2006-02-26T08:04:00-05:00

呵呵，作为《武林外传》的粉丝，有义务灌这一瓢纯净水。刚才看了两篇考证七侠镇位置的文章，一说在山西运城，一说在山西朔州山阴县。说运城，是因为七侠镇在关中而不在陕西，加之运城有龙门，所以就运城了；说山阴，主要是因为那里离恒山派的恒山比较近，旁边又有一座翠微山。呵呵，俺大喊一声，两说皆谬。首先，关中仅指八百里秦川，运城乃属关东（山东）河东，与关中无关；其次，莫小贝与莫大有不尽的渊源，而莫大是衡山派而非恒山派的掌门，所以不必牵强恒山。所以说以上二说皆不可信。

那么七侠镇究竟在哪里呢？当然要从地名入手，但是翠微山、西凉河这些地名皆不可靠，为什么？因为山水的名字当地往往有俗称，并非使用官名，譬如我家后面那个土坡，我们都叫它南山，可是土坡另一边的人却称之为北山，而官名似乎叫做周山。所以这些小地名先放下不表，单找大地名，因此老邢当差的十八里铺也先放下，让我们想想七侠镇旁边的大地名，对，一定要是一个大地名，那就是----广阳府，bingo！这广阳府在哪里？熟悉军事历史的你肯定会说这广阳还是在山西，八路军115师和129师在那里打过广阳伏击战... ...很遗憾，错了，那个广阳，只是个小镇子，哪能称得上一个"府"字？这真正的广阳府当然是个大地方，这个地方秦已有之，乃是四十个秦郡之一，西汉有广阳国，东汉时先并入上谷郡，后又辟为为广阳郡，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北京。广阳郡的治所在北京，当然范围要比北京大，而北京的房山县汉时称为广阳县，考虑到明朝的都城在北京，广阳府应该就是房山县，而七侠镇也应该就在北京西郊一带，这时候看官肯定要恍然大悟了，原来这翠微山就是北京西山八大处的翠微山啊，不只如此，魏公村，白石桥也都解决了。不过看官可能还有最后一个疑问，这关中怎么讲？呵呵，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到了明代万历年间，还提那函谷关作甚，这关中的关指的乃是山海关。

至此真相大白：七侠镇就是北京西郊的一个小镇子，可能离房山有些近吧：）

焰火 vs 火炮

2006-02-22T18:52:35-05:00

呵呵，在桑林志那里读到一篇关于焰火和火炮的blog以及讨论，觉得挺有趣的，也跟着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问题是这样的：yijun在blog引述了一段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关于火药与焰火的记载：

最后，我们应该谈淡硝石；这种东西相当多，但并不广泛用于制备黑色火药，因为中国人并不精于使用枪炮，很少用之于作战.然而，硝石却大量用于制造焰火，供
群众性娱乐或节日时燃放.中国人非常喜欢这类表演，并把它当作他们一切庆祝活动的主要节目。他们制作焰火的技术实在出色，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他们不能用焰火
巧妙地加以摹仿。他们尤其擅长再现战争场面以及制做转动的火球,火树、水果等等，在焰火上面，他们似乎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我在南京时曾目睹为了庆祝元月
而举行的焰火会，这是他们的盛大节日，在这一场合我估计他们消耗的火药足够维持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达数年之久。

然后yijun提出了一个问题：“长久以来就熟悉了火药的中国，没有足够的发展火器技术的动力，都是一件令人迷惑的事情。” 并从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呵呵，这个标签是我加的）的角度作了解答，认为：“
技术源于需求，需求则源于政治与文化。”并假设“
设想另一个历史。假设能够制造佛朗机火炮的某个小国家是与中国接壤，那么长期的摩擦下很难想象中国不会发展自己的火器技术。”

不过jiyanjiang不同意，以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历史上（明朝为例）是很重视火器在军事中的应用的；另外，火器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东方并不比西方落后。因此，应用需求并不是推进科学发展的主导因素，而是在“科学背后支撑科学发展的思想和价值观”。桑椹似乎支持这个观点，并援引了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1883年所做的《为纯科学呼吁》的演讲，其中以火药的例子说明纯科学的重要性：

我时常被问及这样的问题：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哪个对世界更重要。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
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
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只满足于火药
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以至于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

呵呵，事实上这牵扯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的枪炮技术会落后；第二，为什么中国没有诞生现在科学。第二个问题太大了，短短的一篇blog说不清楚，所以只谈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最早发现了火药，但是最终在火器的使用上会落后于西方。

首先是中国的火器技术的问题，中国并非是只把火药用于娱乐，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把火药用于战争的国家。其实这个也是显而易见，因为中国古代打仗的习惯，讲求的是谋略，而火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战术。《孙子兵法》里面专门有一篇是《火攻》，火攻也很早就用于实战，譬如田单的火牛阵，周郎的火烧赤壁，但是这些大多用天然的易燃物（譬如油脂干草之类的），这些引火物受气候的影响很大，呵呵，譬如周郎烧曹操的时候，万一借着东风来了一场及时雨，周郎就要郁闷了。但是火攻有时又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水军交战的时候，所以最迟在唐末的时候，火药已经用于战争了，最早的用途自然是为了纵火，譬如宋初的火球，用硝、硫、木炭以及其他药料为核心，外面用多层纸或是布包裹，然后涂上沥青，松脂或是黄蜡用以防潮防水，并有引信发火，使用的时候，用人力或是礮（也就是抛石车）投掷到敌营，对于城垒或是车船非常有杀伤力。火球只是火器的雏形，后来很多更为先进的火器的被制造出来，由于我们不是回顾火器史，所以就略去，如果感兴趣，可以看看周纬写的《中国兵器史稿》，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比较系统，其实在古人写的《武经总要》等书里也有很多关于火器的记载。

纵观中国的火器使用史，火器发展的两个高潮时期是宋与明，其背景都是频繁的战争，而火器技术的没落是从清朝中叶开始的，其背景是康乾盛世，河清海晏。从这个角度，功能主义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只有有了技术的需要，才会有技术的创新，否则即便是有了创新，也会被湮没。所以这和清朝愚昧不愚昧关系也不大。举个例子一个国家有10块钱，如果都买了大炮，10块钱就没了；如果都投资在经济上（譬如兴修水利等），那么每一年都会有1块钱的回报，那这个国家该如何选择呢？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明天就会发生，那么自然是买大炮，因为没有了大炮就没有了明天；如果战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发生，那最优的选择自然是投资经济，这样在将来如果有需要就可以买很多的大炮。但是这个国家不可能很清楚的知道战争会不会发生，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只能根据经验来估计战争的可能性。在宋朝与明朝，战争显然无时不在（明朝前期抗蒙古，中期倭寇，后期后金，战争的规模都较大），而清朝根据经验，以为战争不会很快的到来，国家投资的重点自然不在火器上。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在重新update了对战争发生可能性的估计之后，才手忙脚乱的开始发展新军。

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的纯科学的发展，而科学的发展方向还是缘于技术的需要，是一个物质的需要，而非纯粹的意识上的价值与思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的各门科学中，哪些科学发展的速度最快？申请到funding最多的学科发展最快，怎样才能申请到funding，呵呵，写过proposal的人自然知道各中的诀窍。回到古代，譬如数学，宋元四大家的著作是数学史上的一块丰碑，但是后来居然都没有人能读得懂了，这就是没有物质支持的科学（广义）的结果。技术与科学是相互促进的，是一个双向的关系，而非单向的从科学到技术的关系。

《武林外传》和明朝的宦官

2006-02-11T21:02:29-05:00

昨天看《武林外传》，看到了包大仁那几集，很是逗乐：云南的地方官包大仁用十万两银子向东厂的督主（剧里称督公）曹公公买了一个礼部侍郎的职位，由六扇门的捕头展堂护送进京赴任，路过七侠镇。燕小六与佟掌柜不小心得罪了包大仁，惶恐之中无意听到包大仁的官是买来的，于是就想拿到证据告发包大仁与曹公公以避免包大仁报复，不想曹公公已经派出了东厂的番子来刺杀包大仁，因为卖官不过是曹公公聚敛的手段，一个礼部侍郎，他已经卖了十几家了，凡是付过银子的他都要杀了灭口，并不断地吸引新的人来买。而六扇门的捕头展堂实际上也是一个太监（ft，白让pp的无双对他一往情深了），是锦衣卫派出来搜集曹公公罪证的。最后，锦衣卫的展公公骗走了东厂的杀手，与前来接应的锦衣卫一起护送包大仁离开了七侠镇。但是，同福客栈的伙计们还悬着一颗心，因为东厂的人得罪不起啊（特别是在他们中大多都看过《新龙门客栈》，《东方不败》，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但是在下一集，曹公公转眼就倒了。呵呵，看似很无理，但是却很符合明朝的宦官制度。

中国历史，宦官祸害最严重的有三个朝代，东汉、唐和明。其他时期，虽然也有宦官专权的时候，但大多是为害一时，并不长久，譬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干政没多久，赫赫一时的大秦就被他整垮了。而东汉、唐、与明三朝中，又以明朝宦官专权延续时间最长，为害最烈。有明一代，自明英宗王振起，除去明世宗嘉靖帝的一代，到明末崇祯帝吊死煤山止，宦官不断的窃夺权柄，操纵朝政，为害天下。但是与前朝相比明朝的宦官又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宦官对皇权从未构成威胁。反观汉唐，宦官往往参与皇帝的废立，唐朝是一个典型，自唐肃宗至唐昭宗十三帝，居然无一不是宦官所立，皇帝屡次与朝臣联合，反对宦官干政，但是次次都失败了，比较著名的事件譬如“二王八司马”，以及“甘露之变”等。但是在明朝，权势熏天的“立皇帝”刘瑾，以及“九千岁”魏忠贤等从来没有对皇帝的权力产生过威胁，更别说废立了。一旦失去了皇帝的宠信，他们立马就倒台，和《武林外传》中的曹公公一样，远没有汉唐时期的宦官那么嚣张。

魏忠贤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天启年间，魏忠贤几乎与天子无异，可是明熹宗天启帝一死，魏忠贤甚至还挡不住十八岁的信王朱由检入京即位，虽然他也曾有谋逆之心，但是却一直不敢发作。朱由检入京即位后，从表面上看魏忠贤似乎占尽优势，因为不仅朝中布满了他的党羽，他手下还有东厂，还有大量习武的太监，而崇祯帝只是一个根基未稳的藩王，但是三个月之后，垮掉的不是崇祯帝而是魏忠贤。明朝的宦官里也有个别试图废立的，譬如逐渐失势的英宗朝宦官曹吉祥，打算与嗣子曹钦里应外合，重演一次夺门之变，废掉明英宗，但是很快就被镇压了，曹吉祥也被凌迟处死。所以整个明朝，虽然宦官之害非常的严重，最终断送掉了明朝的基业，但是宦官相对于皇权却又是非常虚弱的，完全受皇权的控制。但是恰恰正是宦官与皇权之间的依附关系，才使得宦官的祸患愈演愈烈，最终成为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为什么明朝的宦官制度会这个样子呢？下篇再说：）

清晰版《天下总舆全图》与一些问题

2006-01-17T17:47:44-05:00

昨天，fufu问起现在热炒的《天下全舆总图》，今天在网上发现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版本，有14M那么大，附在这篇blog的后面了。这个14M的地图上可以清晰的看到地图上的文字，按照原地图上的图例，拿红笔框起来的地方是原来明朝永乐十六年旧有的，未加圈框的是复制者自己添加的。大致看了一下，有两个问题:

第一，地图的欧洲部分提到“上帝”这个名词，这在永乐十六年应该是不大可能的，这个词大致是明朝中后期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时才绞尽脑汁翻译出来的（上帝一词虽然中国古亦有之，但是作为god的翻译却是在明末）；

第二，地图中的“大清海”，也圈了红框，也就是说是永乐十六年的名词，但是这种称谓有些古怪，如果清特指国号的话，那这里应该称“大明海”才比较贴切，或者清不是专有名词，但是似乎明朝也没有这样的称法。

呵呵，不管怎样，这个地图的拥有者应该比较能够造势，不然的话最新一期的《Economist》以及BBC新闻也不会报道这份地图。期待专家们的进一步鉴定：）

清晰版下载（14.1M）扫描者不详，可能和“采慧斋”有关系吧

年号纪元的异端：中日纪年的异同

2005-03-02T17:57:46-05:00

这阵子正在痴迷《达芬奇的密码》，对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一节非常感兴趣，特别是书中对他们徽章的正十字架（十字架是中心对称的）的解释，更是有趣。今天突然想到前阵子在ebay买的3磅的外国硬币中，马耳他的硬币正面就是一个正十字架，有别于基督教的十字架（横短，竖长），同时又想到马耳他是另外一个骑士团----医院骑士团（Hospitalers，也被称为圣约翰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团等，现在仍然存在）的长期驻地，所以猜想这个会不会也和Dan Brown的Priory of Sion有关? 于是就把硬币翻出来，仔细的查看，发现大错特错，马耳他硬币上的十字架不过是英国颁发的乔治十字勋章罢了，和骑士团没有什么关系。

失望之余，顺便看到了几个日本的硬币，于是仔细的翻看一下。对于日本古时的铜钱，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收集中国古铜钱的时候，难免会杂入周边国家的铜币，其中以日本与安南的最多（呵呵，最ft的是安南总是替中国皇帝补铸年号铜钱，以至于某位收藏家大呼搜集到了珍稀的明朝“洪熙通宝”，结果仔细一研究却是洪熙之后安南因为洪熙钱少替明朝补铸的，呵呵，这份“孝心”），不过后来日本的币制改了，废除了“孔方兄”，所见也就少了。今天偶尔翻到几枚昭和、平成时期硬币，一边感叹日本现在的货币居然还只用年号纪年，深受中国的影响；一边又觉得日本搞笑，学又学的不像，要搁在中国古代，肯定要被儒家的老夫子们骂“无父无君”了----原因很简单：日本居然允许一年中同时存在两个年号。

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为了表示对“大行皇帝”的尊重，皇帝驾崩本年不改元，譬如老皇帝这一年一月份死了，新皇帝登基，但是并不改变年号，而是等第二年才改元，也就是史书上惯用的一句话：“以明年为XX元年”。但是日本可好了，昭和天皇1989年1月7日（昭和六十四年一月七日）死掉了，太子明仁即位，于是第二天就变成平成元年一月八日了。这要是放在中国绝对是异端。

不过这样的异端中国也不是没有，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力不可抗拒因素；一类是另有隐情。对于第一类，儒家的老夫子们还是比较赞同的，但是对于第二类却要被从古骂到近了。

第一类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明光宗泰昌皇帝，也就是前阵子讨论的“红丸案”的主角。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死了，八月，光宗即位，按照传统，这一年仍然为万历四十八年，光宗要等到明年再改元，可惜光宗即位不久就因为吃了红丸而死掉了，皇长子朱由校同年即位，也就是明熹宗天启皇帝，可是问题就来了：万历四十八年后的那一年究竟该是泰昌元年呢？还是天启元年？万历四十八年有两个皇帝登基啊。没有办法，只好想了一个变通的法子，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前还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后就是泰昌元年，第二年就是天启元年---这个复杂啊，不过这一年（公元1620年）便存在了两个年号，万历和泰昌。对于这种做法，社会舆论还是持赞成态度的，毕竟是对短命的光宗的一种尊重。

第二类的却算得上“遗臭万年”了，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便是宋朝的开国皇帝和他的弟弟。呵呵，网上流传的诸多对“烛影斧声”揣测的文章都不会放过一个细节：宋太祖赵匡胤死于开宝九年十月（公元976年），宋太宗赵光义同年登基，但是居然连个把月都等不及，当年就改元太平兴国，于是公元976年这一年也有了两个年号纪元。

呵呵，其实还有第三种情况，不过更少见了，乾隆皇帝主动退位，嘉庆皇帝登基，但是为了表示对老皇帝的尊重和孝思，嘉庆皇帝居然创出了“一朝两元”：对外所颁“历书”称嘉庆元年，宫中所颁历书仍称“乾隆六十一年” ---直到四年后乾隆皇帝崩逝，呵呵，不过这儿也有一段公案，乾隆皇帝究竟是怎么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