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呵呵，粗粗读了Paul Bingham在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上的文章，主要看了他理论的总结部分。粗读完这个生物学家的理论之后，马上想到的是一位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于是连忙去看Bingham的Reference List，果然霍布斯列在其中，但是细想一下，两者的理论颇为不同，Bingham的理论与新近的合作理论也大为不同。Bingham的主要理论是：阻碍不具有血缘关系的个体合作的最大障碍是背信（defection)，而对于人类远距离杀戮技术的掌握可以更好的惩罚背信者，于是合作变得可能。

可以借用卢梭的猎鹿（Stag Hunt）比喻来做个例子（俺做了一些细节修饰）：几个特别饥饿的猎人决定合作猎一只鹿吃，于是他们做好陷阱，埋伏好，静待一只鹿上钩，当然鹿也是很狡猾的动物，不会轻易上钩，这时有一只鹿闯了进来，几个人屏气凝神，突然一个猎人发现自己身边有一只兔子路过，只要追赶一下肯定能抓到，于是他开始盘算：我们有20%的机会抓到那只鹿，一只鹿的肉有25只兔子那么多，我们一共10个人，也就是说如果我留下来继续捕猎，我的预期是得到 20%*25/10 = 0.5只兔子（当然和可以假设鹿的出现按照时间的分布，计算未来鹿出现的几率，捕猎几率等，略去不说，算个简化），而我如果去抓那只兔子，那我100%的能抓到，然后我就跑，那我的预期是1只兔子。

按照Bingham的理论，如果人们没有有效的方法惩罚这个看到兔子的猎人，那么这个猎人必然会去抓兔子，而结果是吓跑了鹿群，再也不会有鹿来了，其余九个猎人只好饿肚子，合作由于捕兔人的背信而失败，因为人们害怕作sucker，所以不愿合作；人们或许可以拥上去打那个捕兔人一顿，但是这个成本太高，如果捕兔人的力气还很大，那人们的成本与风险就更高了。但是远距离杀戮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如果有人敢捕兔子，那大家一起用石头砸死他，这样一来大大提高了捕兔的成本（expected benefit: 一只兔子，expected cost: 自己的性命），所以人们不会背信去抓兔子，合作成为可能。

当然经济学/政治学的合作理论有其他的解释：如果一个人胆敢去抓兔子，那我们以后把他摈除在合作之外，他以后都没有机会和我们一起捕鹿了，没了我们的合作，他很可能会饿死。（或者，如果有人背信，那么我们永远都不再合作，永远都不会捕鹿，这样在将来对背信者是一个惩罚）因此背信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合作成为可能 -- 博弈论里的Folk Theorom，不过根本上，这也是提供了另外一种惩罚机制（虽然不是直接的杀戮），但是对于合作而言，直接杀戮可能比这种机制更有效，特别是这个地区还存在其他猎人团体的情况下，如果被一个团体开除，还可以参加另外一个团体，所以人们不惮于背信，但是直接杀戮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当然上述的讨论都是简单化的场景，还可能会有更复杂的情形，譬如捕猎鹿必须10个人，9个人干不了，而区域内也无其他的猎人团体，换言之，每个人都是pivotal的，这样就牵扯到更复杂的威胁与讹诈。

更有效的杀戮技术还能导致另外一个结果--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如果每个人都有能力杀死另外的人，那么“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就变成了“战争状态”（state of war），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人类天天生活在极端的恐惧中，任何人可能因为任何事杀死你，除了有效杀人的技术外，在强大的人也需要睡觉或是会生病，所以别人总会有机可乘，于是每个人都生活在残酷的恐怖中，过着悲惨的日子。所以就有了霍布斯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一个列维坦，一个强大的君主，把混乱变为秩序，所有的人将部分自由交给君主以获得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杀戮技术的进步也有利于人类的合作--尽管是极权形式的合作。（当然洛克会说自然状态下人们仍然会有自然法的约束，不会天天杀人，于是就成了自由主义的鼻祖之一，而霍布斯就成了现实主义的鼻祖之一）

具体到捕鹿上来说：霍布斯说，我们需要一个具有权威的头领，如果有人胆敢背信，头领有权利审判他并给他定罪，头领就是法律的实施者--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头领犯罪怎么办？孟德斯鸠说，我们可以三权分立，我们可以民主选举 -- 于是人类从专制主义（absolutism)过渡到共和主义，过渡到民主，嗯，为了抓住一只鹿：）（所谓逐鹿中原？呵呵）

呵呵，大致说了一下生物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对杀戮与合作的观点--不过若是找来一位社会学家，他的评语肯定会是：non-sense, totally ahistorical!

总体上说，罗马帝国的技术水平自然比不上两汉，因为根本而言，罗马帝国的生产模式是奴隶制，而奴隶制的特点之一就是生产技术水平低下。两汉的生产模式虽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度，但是要比西方的奴隶制进步很多，技术水平自然也较为领先。

首先就最重要的农业技术而言，罗马远远落后于汉朝。罗马的耕作都由奴隶完成，由于是强迫劳动，奴隶的劳动效率很低，也没有任何动力去发明新的农业技术。对于奴隶主而言，他们也不会去鼓励或者传播农业技术，因为可以简单的通过俘获更多的奴隶来攫取更多的财富。当然这也不是说罗马帝国的农业技术没有丝毫的进步，在帝国的西部，磨（rotary mill）与螺旋压榨机（screw press）的广泛使用也标志了一定的农业进步，但是总体来说，罗马的农业技术与生活效率还是较为低下．举个著名的例子（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过），作为封建农业标志之一的水磨（water mill）其实在罗马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于公元1世纪被发明（准确地说，这时仍然是元首政治时期），但是随后的罗马帝国根本就没有打算将这项节省劳动力的发明在全过推行，他们对技术的革新的视而不见，只有到了后来的封建社会，水磨在欧洲才广泛使用。其他的技术譬如收割机械（reaping machine）也早在1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罗马帝国并没有传播这项技术，遑论改良了。

相比之下，两汉对于农业技术要重视的多，譬如西汉推广的代田法与耦犁、耧犁等农业工具。汉武帝末年，赵过担任搜粟都尉，他不仅仔细总结已有的播种方法，还加以改进革新，并先让离宫卒在离宫外墙内侧空地试验，在反复得到每亩增产一到二石的结果后才大力推广，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而在罗马帝国，是不会有这样的官员做这样的事情的。同时赵过还命令大司农组织能工巧匠改良农具，并将其推广，由官家铸造，送给民间使用。针对缺少耕牛等问题，也是由国家出面解决的，而在罗马帝国，不过是多抓些奴隶罢了，没人关心技术的。

罗马唯一发展的技术就只有军事与建筑了，这两者都与获取奴隶密不可分，军事技术用以增强战斗力，建筑工程技术不仅可以用于修筑工事堡垒，也用于给奴隶主修建豪华住所与祭祀场所，决不会想到将其用于大型农田水利建设。而在汉代特别是汉初，皇帝是不会去修筑大型奢侈的建筑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汉文帝的露台，本来他打算造一个露台，后来听工匠说需要百金，就对臣下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于是就作罢了，断不会像罗马一样浪费人力物力去修筑巨大的建筑。所以对于万神殿这样的东西，两汉的古人很大程度上是不愿修而不是不能修，因为这不过是徒耗民力罢了。而与此同时，两汉大力修建农田水利措施，譬如西汉太始二年修筑的白渠以及汉元帝时南阳太守修建的六门堨，还有更早的都江堰与漳河十二渠都是造福一方，影响深远的工程，而罗马帝国是不会修筑这样的工程的。

至于罗马的建筑究竟是计算还是经验，这就更显而易见了：拿罗马数字做一下13乘以17就知道。举个实际的例子，罗马帝国的建筑师如果会计算的话也不可能始终解决不了穹隅（pendentive）问题，无法解决在方形房间上支承圆屋顶（dome）。

前几天聊起时间，有人戏谑的说这次灌水是在宇宙大爆炸时就决定的，当然是一个玩笑。不过比较有趣的是这周一听到了一个类似的东西，不是玩笑。每周一的Group Meeting，照例要请别的学校的教授来做Presentation，这周一请的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一个教授。惯例都是邀请做理论搞模型的人，而这次却请的是一个做实践搞计量统计的（这个学期的唯一的一个），所以稍微觉得有些意外，听了他的开场白后就更意外了。他的论点是：现在不同国家人民的收入的差异是由基因的差别决定的。

因为他是做empirical的，所以理论部分很简单，他假定技术的革新是随机出现在不同人类种群中，然后扩散到其他的民族。然后他又假定文化比较接近的民族更容易吸取或是接受相互之间的先进技术。而基因比较接近的民族，文化必然相近。所以基因的差别决定了技术的扩散水平从而决定了工资的收入。这个理论本身很简单。（呵呵，觉得用一个多维的random walk可以建一个扩散模型来模拟一下）他的重头戏在他的数据。他从生物学家那里得到了一个基因对比的数据库（上图是一个简单的表示），然后利用基因的差别对工资收入回归，得到了显著的关联（据他说他是第二个使用基因数据做回归的经济学家，所以这个东东还是挺新的），因此证明了他的论点（他讨论并排出了可能endogeneity的问题）。自从智人（Homo Sapiens）大约20万年前（这个数字好象现在还不确定）走出非洲后，发生了不同的分支，分支相距越远的，按照他的理论，收入水平也相差越大（参照上图）。他的数据同时还解释了"Diamond Gap"，也就是技术在同经度的传播速度要高于同纬度的传播速度，因为人类更容易在同经度迁徙，换言之，同经度的人种的基因比较接近。

他的理论听起来也有些道理。当然如果在社会学系或是历史系作这样的Presentation肯定会被批的体无完肤，不过如果他的数据没有问题，方法又正确的话，这样的关联总需要一种解释，如果解释成立，倒是一个跨越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决定论。不过这个历史决定论比较危险，因为有种族二字包含在里面。据他说他这篇paper被拒了好几次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出于这个考虑。

呵呵，还有就是他那张图表，看上去北中国人与欧洲人的亲缘关系似乎比与南中国人还接近，因为N.Chinese和European有着共同的 North Eurasian的祖先，而S.Chinese的祖先则处在一个与North Eurasian并列的Southeast Asian的节点上。有些出乎意料。

重装步兵来源于公民，所以有两个途径可以增加重装步兵的数量，一是增加公民中士兵的比例；二是增加公民的数量。斯巴达主要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并把它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几乎所有斯巴达的公民都成了职业军人。而雅典则选择第二种方式。

雅典人选择了梭伦作为执政官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获得了充分的权力之后，梭伦便开始了他著名的改革。首先在经济方面，一切债务都被取消，因为债务而成为奴隶的公民都重获自由，同时严令禁止人身作抵押的借贷。这一举措部分的消除了经济不平等带来的矛盾，增加了雅典的公民数量，也扩充了雅典的军队。其次，在政治上，新的宪法废除了世袭贵族的垄断，而由富裕的公民组成政府。他组织普查公民的年收入，并依照收入把公民分为四等。政治权利由等级（也就是财富）而非出身（是否是贵族）而决定。所有公民都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有通过法律和选举执政官的权利。除了最贫穷的一等公民外，其他三等可以参加四百人会议。最高两个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政府的领导职位。这样的政治改革为日后雅典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这样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贵族的权力，防止了贵族对于公民以及军队的侵蚀。（其实春秋战国时期，几次著名的改革也都是以抑制贵族、富足平民、加强军队战斗力为目的的）

梭伦的最后一项改革是他制定的新的法典。当时的雅典依然通行德拉古（Draco）制定的极为残酷的法律，几乎所有的刑事犯罪都要处以死刑。凡是看过丹·布朗的《达芬奇的密码》的，应该对这个德拉古这个名字很熟悉，还记得那本书里的第一个字谜？
13-3-2-21-1-1-8-5
O, Draconian devil!
Oh, lame saint!
这个Draconian就是Draco的形容词，另外，这也是一个GRE单词，意思是及其残酷的。

梭伦只保留了德拉古法典中杀人者偿命这一条法律，其他的严酷刑法都被废除。这里面固然有人道的含义，但是同样重要的仍然是保证公民的数量与稳定。杀戮过重，过于苛刻的法律不仅会直接的减少公民的数量，还会间接的导致公民的逃亡或是叛乱。陈胜吴广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律中的“失期当斩”。

简而言之，面对日益衰弱的军队以及贫富差距带来的矛盾，梭伦进行了有利于增强军队与稳定城邦的改革。但是这只是一个开端，雅典民主最终的形成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或是说是为了解决另外的一个隐患。这个隐患同样的威胁着其他的城邦，而不同的城邦再次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所以在后面的文字里，我们要对比的是科林斯（Corinth）与雅典的不同选择。相比之下，这个隐患对于斯巴达来说倒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拥有希腊最强大的步兵方阵。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要先讨论一下，那就是为什么面对同样的问题，斯巴达和雅典会选择不同的解决途径。（待续）

前几天聊雅典民主和战争，说起来雅典民主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有效地发动战争，有人不解，为雅典民主辩护，并从道德的高度极力赞美雅典和它的民主制度。呵呵，读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人恐怕很难把民主的雅典和道德联系起来，里面著名的一章，第十七章〈米洛斯的对话〉（ The Melian Dialogue），雅典的使者赤裸裸的说出了他们的信条：“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总结成一个中国的成语：弱肉强食。--不会知道这四个字如何与道德正义或是和平高尚联系在一起。事实上，雅典正是强权政治的最早鼓吹者之一。

哪怕是粗略的读一下古希腊的历史，民主与战争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任何古代的政体都和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因很简单，很残酷的达尔文主义：不能有效地发动战争，就意味着灭亡。中国的春秋战国，从开始的几千诸侯到火拼到后来的十来个，凡是能活下来，都是能有效地打仗的。像宋襄公那么讲道德仁义的，要么灭亡，要么在列强的均势中苟延残喘，最终也难逃灭亡的命运。所以有时候持续的战争也是好事，逼迫国家不断的革新。如果承平太久，国家倒是变得懒惰不前，危机四伏了。----这也是孟子那句老话的含义所在。

回到古希腊的历史。不只是雅典的民主，斯巴达的军事主义制度（Lycurgan Constitution）也是为了战争而产生的。那时的希腊，最重要的作战方式是密集的步兵方阵（Phalanx）。方阵由重装步兵（Hoplites）组成。士兵的主要来源是自由的市民。显而易见，各个城邦（Polis）不可能武装奴隶来打仗。奴隶有了武器，即便不反叛倒戈，也会临战溃散的---商纣王曾经试验过一次，结果亡了国。因为是步兵方阵作战，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步兵的数量越多，城邦就越强大也越安全，这也要求城邦必须有尽量多的市民。但是这和城邦传统的统治方式产生了矛盾：大的地主不断的兼并土地与财富，使得大量的自由民沦落为奴隶。这样一来便大大削弱了城邦的步兵方阵以及它的军事实力，所以逼迫城邦不得不进行变革，于是斯巴达和雅典便进行了截然不同改革（当然也有无法及时变革以至于灭亡的城邦）。

斯巴达走向一个极端，采用了军事主义制度，也就是莱克格斯法典（Lycurgan Constitution）。这项改革的目的就是使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尽可能的强大与数目众多。所有公民终其一生都必须参加军事训练。同时，斯巴达严厉禁止任何外在的表明地位和财富差异的标示（譬如服饰衣着，房屋等），所以人都必须过着俭朴的生活，斯巴达人称自己为Homoroi，翻译为英语就是Equals，平等的人。所有的公民都成了职业军人，因为他们终年都在打仗或是训练中度过，他们需要依靠大量的奴隶和没有公民资格的自由人的劳动来供给支持。这样一来导致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结果：一方面斯巴达有着希腊最好的步兵方阵，而另一方面，与其他希腊城邦相比，斯巴达并没有强烈的扩张野心。这一是是因为斯巴达的领袖害怕过多与其他城邦的自由或是糜烂的生活接触会腐蚀掉他们的公民士兵，还有就是由于整个斯巴达都是建立在大量奴隶强制劳动的基础上的，远离自己的城邦去扩张很可能导致后院起火。斯巴达就像是建立在奴隶海洋中的一个要塞，它的政体不仅压迫奴隶也强加给它的公民很多义务与责任，所有的公民都必须过严格的集体生活没有任何的个人自由，这也是为什么把斯巴达称之为“极权政体”（Totalitarianism）的原因（就像前几天的那个测试，过分的平等与秩序，没有自由，斯巴达应该在右上角）。当然斯巴达的军事实力与军事精神也是有目共睹的，譬如著名的温泉关抵挡波斯人，还有那位著名的斯巴达母亲给即将征战的儿子的一句话：Return with your shield, or　on your shield。

而雅典则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待续）

找到了一款俄国人写的阅读软件，可以方便的在掌上电脑上看彩色标注的网页文件。于是用Flashget下载了国学网站上的《资治通鉴》，压缩成zip文件放在掌上电脑里，天天揣在兜里，有空了可以掏出来翻两眼，权当消遣。《通鉴》的好处在于大小事件都按时间码放整齐，不像纪传体的史书，要想稍微看仔细点，还要拿支笔记录下来事情的脉络。

今天又看到了贯高的一段。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推算起来他应该出生在长平之战前后，秦统一时他已经有四十岁左右。他先是跟着张耳作门客，后来张耳被封为赵王就成了张耳的属官。张耳死去后，贯高担任赵相辅佐张耳的儿子新赵王张敖。

公元前200年，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围了七天，形势危急，多亏陈平走妇女路线方才脱险（所谓六出奇计的最后一计）。南返的时候路过赵地，因为刘邦与赵王张敖谊属君臣，情兼翁婿，所以张敖格外殷勤小心的款待了刘邦。但是刘邦似乎还脱不了当年的浪荡习气，待人傲慢无礼，对张敖箕踞谩骂，胡乱发了一通脾气然后就走了。对于刘邦的无礼，张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但是张敖手下的臣子譬如贯高、赵午却觉得是奇耻大辱，要替张敖杀了刘邦。张敖被贯高等人的想法吓坏了，赶忙制止。贯高等人见赵王不从，就私下商量谋刺刘邦，事成归王，事若不成，就自己顶下来，决不连累赵王。后来谋刺失败，赵午等人争着要自杀，贯高制止了他们说，如果自杀了就没有人替赵王洗清不白之冤了。于是一干人等被押解入长安。历经严刑拷打，贯高始终坚持刺杀一事是自己的主意，与赵王无干。最终连刘邦都佩服他的勇气，称之为壮士，不仅赦免了赵王（虽然剥夺了他的王位，不过这是迟早的事情），也赦免了贯高。但是贯高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自杀是为了证明赵王的清白，现在赵王已经没事了，自己活着也无意义了，况且还有弑君之实，所以就自杀了。

对于这件事情，司马光援引东汉史学家荀悦的评论：“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义大居正，罪无赦可也。”觉得这个评语未必恰当。首先，荀况是以东汉末年的伦理道德与传统来评价贯高，彼时的情形未必与西汉初时相同；其次，荀悦之时正值汉室衰微，权臣当政（曹操），以致君权旁落，他对于这样的现实是极为不满的（因作《申鉴》5篇），因此很可能有借古讽今的意思在里面。

春秋战国分裂了数百年，虽然秦国一扫六合，但是就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未必认为皇权至上，换言之，皇权未必构成道德的核心，他们所畏惧的只是秦始皇的武功。所以始皇一死，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很快旧的六国又被恢复。等到刘邦再次统一，皇帝这个概念仍为新鲜事物，与后世对皇帝的看法很可能极为不同。那时天下百姓（特别是如贯高等生于战国长于战国那样的）未必觉得皇帝就有绝对的权力凌驾于诸侯王之上，因此当刘邦羞辱赵王时，他们想到的是对诸侯王的效忠以及传统的战国道德：“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因此就像渑池会上的蔺相如（此公也是赵人），或是和平原君到楚国借兵的毛遂（此公还是赵人）一样，宁死也要保全主公的荣誉，成就主公的事业因此才有了贯高的这个故事。同时，赵人的刚烈从这里也可见一斑，所以韩愈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可惜这样彪悍的民风没有延续下去，在民与君的抗争中，君最终占了上风，民则都变为了顺民。

由是想起了东西罗马的对比，东罗马统辖的区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由于很早就有文明与大帝国，因此这个区域的人民很早就文明化了，会很老实的缴税服徭役；而西罗马统辖区域的野蛮人，不仅抗拒缴税还动辄造反。甚至在很多年以后，当这些野蛮人逐渐开化之时，还坚持与国王或是皇帝讨价还价，提出了“No Representation，No Taxation”，没有代表权就不缴税，这对于古中东的人民或是古中国的人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征税并维持统治成了西欧的君主最头痛的问题之一，这也被认为是民主的萌芽（事实上，欧洲的民主很大程度来自于西欧野蛮人的传统，而非古希腊罗马传统，当然后者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希腊罗马的民主主要是为了更有效的发动战争----一个很功利的目的）。一个更有趣的现象：现在世界上最民主最富裕福利最好的国家（譬如瑞士，北欧诸国）却恰恰正是历史上作“野蛮人”作得最久的国家。呵呵，文明的代价。

关于成吉思汗和元朝的贡献。第一条便是奠定了中国今日大一统的版图。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分裂。第一次是东周起到秦统一。这次事实上算不上真正的分裂，因为在这之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第二次是从184年东汉黄巾起义到公元589年隋灭陈，其间四百余年。之所以从184年中平元年起算作分裂的开始是因为东汉虽然残喘到219年，但是从黄巾起义开始，全国已经陷入了军阀分割的境地了。隋虽然于公元581年建立，但是直到589年才南渡灭陈。

第三次大分裂是从唐中期开始，大致从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开始，这不仅是唐朝藩镇割据的开始，同时也是南诏吐蕃等开始大举侵扰唐朝的开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诏，虽然在西南一带在汉时也有哀牢等部落，但是并没有长时间割据甚至对抗中央，而南诏则不同，虽然是唐帮助南诏统一的六诏，但是在南诏统一之后马上成为西南一个重要的分裂因素。至于藩镇割据，唐朝虽然在宪宗元和年间曾经短期有再次统一的机会，但是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不久又重新恢复了原来割据的局面，直到唐朝灭亡。随后的五代割据不消说，即便是到了北宋，就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来说，仍然是割据，陕甘在西夏人手里，晋冀的一部分在辽人的手里，云贵大部在大理人手里，到了北宋末期，金人兴起，这种割据更加重了。这次割据直道元统一中国才彻底结束。时间是1279年。这次割据有五百二十多年。如果这次割据继续延续下去，那么今日的中国，就汉人居住的地方，恐怕也要有好几个国家了。（虽然金与西夏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但是他们的汉化程度很深，如果继续下去，几经更迭，估计也会是汉人的国家了）当然那不排除若干年后，北方再次出现一个杨坚式的人物，一统寰宇，但是当历史的快车已经开入十四世纪时候，这样的等待是很昂贵的。而对于周围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地区而言，这样的等待更为昂贵，因为继续的分裂很可能就此成为永恒。而元朝不仅统一了汉人聚集的地区，同时也第一次完成了现在中国疆域内的第一次大一统。吐蕃彻底的并入了中国的版图，这在以前历代是没有的。对于边疆地区，前代各朝多只限于羁縻，不征税赋，不派流官，只有象征意义的纳贡，而元朝除了西域宗藩封国以外，在全境实行统一的行政建制，署行省分治（吐蕃地区的三个宣慰司也类似行省），统一由朝廷派遣官员，所有人民承当税役，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辖高于前代，为日后的大一统局面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地域限制的打破，不同地区的人口、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广泛，增强了社会的同一性，也为后来的统一大帝国奠定了基础。简而言之，今日中国版图自西南-西-西北-东北一线可以说是元朝奠定（明朝维持，清朝巩固）的。至于大版图的意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简单的说，大的版图意味着更大的市场（特别是在世界自由贸易开始以前），更多的兵源（在核武器发明以前），因此国家会更繁荣更安全，人民整体的生活水平得以保障。同时也有利于汉文化的普及（因为蒙古人本身没有什么文化），出现了大批精通汉文化的非汉族文人学者，扩大了汉化。

第二条贡献是对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这个和一般的王朝一样，只要战争停止，一般生产都会恢复。元朝虽然横征暴敛，但是也有一些积极的政策，譬如在边疆推广屯田，制定颁行农书推广生产技术等等。驿传制度更加完善（呵呵，以前讲过这个，汉语称“驿”，蒙古语称“站”，“站”字随着蒙古人的统治而流行，朱元璋想改没有改过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都是汽车站，火车站，北京站，而日本人仍然说“东京驿”的缘故），再加上海运的开通，中外交通更加便利，商业比前代有更大的发展，城市数量增多，十分繁荣，手工业譬如纺织，陶瓷，印刷比前代更为进步，科学技术而言，天文学当时处在世界最先进的地位，数学与医学也领先世界其他地区。文化而言，有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元曲。

此外，就政治制度而言，元朝建立的行省制度为后世所采用，并影响到今天。就对外交流而言，元朝也是最为繁盛的，中国印刷术，火药武器传到西方（不过这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阿拉伯的天文医药传播到中国等等。

当然这里只谈的是元朝的贡献。元朝的消极落后影响也很深远，网上骂蒙元的文章很多，就不一一赘述了。

周一经历了七个小时的非人考试，回家书包一丢，急忙装上down了好几天一直忍着没玩的《文明IV》。D-tool虚拟不行，又心急火燎的找来酒精120%才能进入游戏。一切开始后，正襟危坐在电脑前先看片头动画，旋转的地球，文明的曙光从两河开始，蔓延到埃及，希腊。。。ft，接着就往欧洲蔓延开去，没了中国与印度，不过也许只是为了和地球自西向东转相合吧，所以姑且看之，然后便是例行的古文明动画，记得《文明III》里关于中国的情节是郑和下西洋，所以很急切得看这次中国有什么入选的，结果片头只有一段希腊罗马，然后就没了，片头动画做的实在不如《文明III》宏大。进入游戏之后，自然选择中国，有两个领袖可以选择，毛泽东和秦始皇，这个设定应该还和以前一样。同时留意看了蒙古，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这个就有点糊涂了，成吉思汗列入蒙古还情有可原，忽必烈已经不是蒙古大汗而是中国元朝的皇帝，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把他放入蒙古。可能是蒙古人给西方留下的印象过深的缘故，所以不管什么游戏总惦记着蒙古。

游戏的3D效果不错，基本操作还是老样子，记得《文明II》可以组织军团，但是《文明III》把这项给取消了，《文明IV》作了一个折中，可以以群体活动，但是不能群体进攻，是对游戏的一个平衡吧。比较喜欢的是每次升级一次技术后出现的名言警句，譬如一上来发展捕鱼（Fishing），升级后是一句老子的名言：

 

Give a man a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day. Teach a man to fish, you feed him for a lifetime.

 

后来还出现了孙子和毛泽东的名言，分别是兵者国之大事，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有比较好玩的一点是中国的特色兵种又是--------诸葛弩：）

看到在讨论中国古代的建筑，起因是一个篇文章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留下来的古建筑比较少，作者归纳了三条原因，一是中国使用土木结构不容易保存，而使用木材的原因是因为木材资源丰富；二是由于土木结构造价便宜，人们宁愿拆旧建新；三是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限制了高大建筑的建造。闲聊一些评论。

首先一点，作者只是用了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证明中国遗留下来的古建筑比较少，从纯理论的角度来说，这个归纳是不完全的，可能会出现用一个样本的极大值去和另外一个样本的中值或是较小值比较，而并非全面的比较，这个在他提到的第三个原因里非常明显，譬如提到希腊，马上就把古希腊等同于雅典，可是雅典在古希腊的城邦里绝对是一个outlier（呵呵 ，建议作者到斯巴达去看看，基本上没什么古迹残留）。还有把庞贝古城的民居与中国的普通民居作比较，可是这两个“民”根本不是一个概念，罗马鼎盛的时候才有多少“民”（当然不包括奴隶），而同时期的汉朝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罗马一旦垮掉就再也修不起来 的原因-- 少数“民”的优越生活建立在大多数奴隶的艰苦劳动的基础上，这样的统治从长久来看是不稳定。而中国的帝国却在不断的更新自己。这个不完全归纳还只是一个小问题。

作者的第一个原因存在一个逻辑缺陷：木材丰富本身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古代为什么主要使用木结构建筑。世界上其他古文明（譬如两河，埃及）的建筑都是从简单的木结构建筑开始，然后转入砖石结构的，只有中国一直停留在木结构建筑的阶段。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原因，资源充沛只是其中之一（古埃及，两河流域木材也很充沛），更重要的是其他两点：一是中国的木构架技术成熟的非常早，7000年前就已经有榫接木构架房屋，由于木结构技术的成熟，人们没有必要再去使用其它的技术，就好象你会熟练的使用Stata以后就懒得再学SPSS一样，因为问题已经可以很好的解决。二是因为中国的铁器出现的比较晚，两河流域和东南欧在公元前1200年就进入了铁器时代，而中国要等到公元前600年才开始迈入铁器时代，没有铁制的工具，很难加工石材。战国和秦时残留的建筑的石制部件的 作工很粗糙的，主要是因为青铜工具不能很好的雕凿石头。到了西汉，中国的铁器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快速的成为了世界铁器技术的领先者，生铁炼钢等工艺开始通过西域向西方传播，以至当时罗马的博物学者Plany盛赞中国的钢铁技术。这时石建筑技术也得以发展，可是木构架技术已经能完成象未央宫，建章宫，凤阙等巨大的建筑群，所以没有必要再从头发展石构架技术了。另外木构架技术工期短，造假低，取材易，所以在民间也没有使用石构架技术的需要。简而言之，较晚的使用铁器更促进了木构架技术的发展并确立了其最终的统治地位。（另外，冶铁技术出现的晚并不表示中国落后，这个以前说过了，就不再重复了。）

木构架建筑并不能证明中国的文明较之西方文明落后，不同文明有不同的发展轨迹，有不同的适用要求。南美印第安人也想养猪，可惜他们没有野生的猪来驯化，他们只有Guinea Pig--一种老鼠来当猪养吃肉了，他们也想养马，可惜没有野生马驯化，只要改养羊驼和llama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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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5分钟的闲暇，写一篇blog自娱）
军队与国家的关系从历史的开始就是一个悖论：国家为了保护自己而创建的军队事实上却构成了自己最大的威胁。在中国的历史上（当然不限于中国历史）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当权者，并且延续到了今天。每个皇帝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处境：军队太弱小，则不能抵御外敌的入侵；军队太强大，则担心军队造反无法制约。任何一支可以抵御外敌的军队同时也可以轻易推翻它的君主。

这个困境在秦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表现的十分明显。秦统一的末期，在对楚的用兵上曾经有一次著名的争论：李信认为灭楚20万军队足以敷用；而王翦坚持必须动用全国60万军队全力攻楚。秦始皇经过一番考虑，选择了李信的建议。史书上一般的解释是秦始皇喜欢李信年少壮勇（用现在的话说是年轻有魄力），认为王翦年老胆小，所以选择了李信，《史记》上也说，秦始皇听了两人的方案评价道：“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而王翦因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所以告病还乡。 但事实上，真正促使秦始皇选择李信的是他对军队的担忧：如果把全国的军队都给了王翦，他带着军队造反了怎么办？但是他并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而王翦也意识到秦始皇的真正疑虑，担心自己的建议会被秦始皇当作谋逆的征兆，所以告病回乡以求自保。这个“告病回乡”并非是认定李信必败而在那里摆谱等待复出，更重要的是为了消除始皇的疑虑，用前几天讨论过的博弈论的语言说，是在发送一个信号：我并无反意。

李信真的败了，秦始皇不得不再求助于王翦。如果王翦真的想造反，这无疑是一个机会。但是王翦并没有反心，所以他反而面临一个难题：如何消除始皇对他的疑虑。他想到了一个方法：

“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乡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

王翦再次signaling，做出一副浅薄贪心胸无大志的样子，在战争前索要封赏。但当部下问他为什么索要无度时，他说出了自己的用意：“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於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如果秦始皇真的非常不信任王翦，王翦的这些信号是毫无意义的，秦始皇可以认为这是王翦为了掩盖自己的造反企图而故意装出孬种的样子（这样装孬种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 譬如刘备种菜，司马懿装傻，还有不叫的鸟楚庄王）。但是由于秦始皇对王翦还是比较信任的，听到了王翦的索要后估计也意识到了王翦的担心与用意，这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默契，所以才有“始皇大笑”这一出 ---- 贝叶斯均衡。

这个故事只是一个开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皇帝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来应对这个关于军队的困境，譬如把军队部署到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类似古罗马）；用禁军控制边防军（类似西方用总统卫队制衡正规军）；缩减常规军使用民兵（类似早期的美国和现在的瑞士）；限制军人的出身从而控制军人的效忠（类似欧洲只许贵族参军，或是后来的法国的只有天主教徒才能参军），把军队划割成比较小的单位相互制衡（类似奥斯曼土耳其），加强军队的分工（类似现代西方军队），使用宦官监军（类似19世纪欧洲的秘密警察），派文官参与军务（呵呵，现在我们也在搞这个），增加统治的合法性从而提高军队叛乱的成本（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强调这个）等等。。。（time is up，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