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呵呵，今天在BBS上和人讨论起吃菜的学问，准确说是菜的学问，说的比较零散，这里写个全面的。记得初中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劳动》，主要是教植物的种植与栽培的，但是实际上被老师上成了农活儿课。在厂矿密布的水泥森林里找一块土地真的很不容易，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就带我们到学校花坛里实习操练，把菜种下去，然后再刨出来，供下个班再种，当时的《劳动》课本编写的挺好的，仔细讲了各种常见植物（包括农作物）的栽培史，读起来很有意思。当时印象最深的萝卜与白菜，因为那个时候北方冬天菜少，每当快到冬天的时候各家各户都要凭票去买冬储菜，每家每户都是大堆大堆的萝卜白菜，家里根本放不下，所以萝卜一般都把芽给削掉埋起来，吃的时候那个铲子去挖；白菜一般要垒在楼下的煤池上。后来读的书渐渐多起来，知道萝卜古时候叫做"葖"，白菜叫做"菘"，在中国栽培的历史都挺长的。

转入正题，驯化植物与驯化动物一样，都是人类历史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植物甚至比动物更为重要，因为植物的种植意味着定居农业的开始，每一本关于古代史的历史书都会着重讲一下"新石器时代的革命"的。记得以前做过TA的一门课，学生们第一篇Paper的题目就是"Why, after at least 90 000 years of hunting and enjoying organic steak-and-wild herbs diet, did the human communities in many different locations almost simultaneously adopt agriculture and become sedentary as well as largely vegetarian?" 呵呵，之所以说"human communities in many different locations almost simultaneously adopt agriculture "是因为一个比较流行的学说认为世界上的栽培植物起源于几个特定的中心，然后再向四周扩散的。瑞士植物学家斯坎多首先提出了这个观点，后来苏联的瓦维洛夫率领远征队，实地考察了10多年，采集了30多万种植物的标本和种子，经过缜密的多方面的比较研究，认为世界上有8个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中国、印度、中亚、近东、地中海区域、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南美洲西部。后来又被进一步的仔细分为12个中心，刚才查了一下书，与中国有关的罗列如下：

• 东亚中心。主体为中国东部、日本、朝鲜，原生起源栽培植物有粟、稷、韭菜、山药、大豆、赤小豆、稻、白菜、中国芜菁、萝卜、茭白、冬葵、中国蒜、春葱、桃、光核桃 、梅、芥菜、杏、海棠、沙果、沙梨、白梨、红李、枇杷、山楂、猕猴桃、柿、甜橙、荔枝、龙眼、蛇莓、中国橄榄、银杏、中国板栗、茶、桑、油桐、漆、大麻、苎麻、 人参、肉桂、樟等。

• 东南亚中心。包括中国云南西南部及印度支那各国、菲律宾等。原生起源栽培植物有各种芋类、蒟蒻、薏苡、四季柑、柚、香蕉、菠萝蜜、榴莲、芒果、甘蔗、椰子、黑胡椒等。

这些还是不完全列表，一些起源于中国的蔬菜还没有被列入。当然也有一些农作物的产地是存疑或者是还在争论的，譬如稻子。也有学者质疑这种理论的，呵呵，姑且看之吧：）其实每一种植物都有一个小故事，譬如刚才讲过的芥菜，韭菜等等，不过就不再赘述了。

刚看到的一篇文章，质疑诸葛亮的，从好几个方面说的，原文太长，不能一次评述，所以分作几次，先说说三顾茅庐。原文提到：

三顾茅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可是《魏略》和《九州春秋》上记载的诸葛亮主动求见刘备的故事，知道的人却很少了。书上说："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

呵呵，这只能说原文作者不厚道了，《魏略》今已失传，这段肯定是从裴松之注释的《三国志》上看来的，国学网站上有一个不错的版本，蓝字是原文，红字是裴注。关于这个记载裴松之其实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於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 但是裴松之的这句评语却被原文的作者略去了。诸葛亮的《出师表》（也被称为《前出师表》）中提及了三顾茅庐一事，如果真无此事，以诸葛亮的为人，又怎敢生造，又怎能被后世传颂？"三顾"一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后世的史书也不断援引此事，并以为佳话。

接着希特勒和粮食，继续写白起与粮食，解释一下白起为什么要杀赵降卒。首先，我们知道，战国后期主要是征兵制，虽然也有少数招募来的职业军人，军队的大部分还是由普通的平民组成，也就说40万赵卒中绝大部分是象秦国从河内征召来士兵一样，不过是平时务农的老百姓（或是城市平民），是生产者，只有在战时才应征入伍。其次，我们知道，战国时各国非常重视本国的人口数目，譬如《孟子》中梁惠王的一段话："寡人之於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於河东，移其粟於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虽孟子认为这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但是至少表明当时君主非常在意自己人口的多寡，因为在战国时代，无论战争与生产，人口都是国家之本；再次，战国时期从平民到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国家的认同感都不是特别强，所以才有不少人在别国仕官为别国出谋划策甚至还征伐自己乡国的。在秦国，虽然闹过一出《逐客令》，但是不久就因为李斯的上书而收回这道命令。而秦国大部分的谋臣武将也都是来自于其他的国家，也就说不仅战国时人们对自己的国家不是非常的有感情（根本没有现在的民族主义或是爱国主义），而且诸侯国（特别是秦国）也乐意使用外来的人才。秦末六国贵族反叛，其实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对故国的怀念而不过是想恢复被强秦剥夺的特权生活罢了，所以祖上五世相韩的张良后来也没有对韩王从一而终。

我们把以上三点联系起来：40万的赵卒大多是普通的农民，各国都希望扩充自己的人口，战国时普通的人对自己的国家并没有太强的认同。所以这40万人对于秦国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断没有杀掉的道理，秦国本身又有着严密的户籍与什伍制度，可以有效的吸纳这40万的劳动力。另外看一下战国的历史，很少大有规模杀俘虏的，譬如郑安平带领二万秦军降赵，这两万秦人就被赵国吸纳了，郑安平也得到了封君（当然这下害惨了范睢）。此事发生在长平之战之后，赵人并没有因为长平之恨而杀掉这两万秦降卒泄愤。或者有人说秦人因为军功的缘故而嗜杀，但是获得军功的是在战场上杀敌，坑杀俘虏是无军功而言的。再或者有人说，范睢入秦，给秦王献的计策除了"远交近攻"以外就是"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并批评过去魏冉"十攻魏而不得伤"，是因为只攻地不攻人。但是赵卒已降，攻人的目的已经达到，秦国吸收这些俘虏不仅可以削弱赵国也可以增强秦国自身的实力。更何况优待战俘可以更好的瓦解敌人的反抗，虐杀战俘只会导致拼死抵抗呢？ （乐毅与田单的例子） 。那么白起究竟为什么要杀死这四十万的赵卒呢？ ------ 因为粮食。

长平之战的开始，由于廉颇的筑垒固守，秦、赵在长平僵持了三年。这三年完全是消耗战。几十万的军队在前线，不仅无法生产粮食还是粮食的巨大消耗者。以当时的生产力，这三年时间几乎把秦国与赵国都榨干了。两国都开始大面积缺粮，闹起饥荒来。"赵无以食，请粟于齐，而齐不听"。赵国粮食耗尽，想向其他国家借粮，但是又没有借到。而秦国也是"国虚民饥"，国内粮食匮乏。而这种僵持导致了一个典型的commitment problem，没有一方敢单方面撤军的，这就好比两个武林高手比内力，如果一方停止发力，另一方就会铺天盖地的压过来，所以双方不得不死扛。既然无法后退，这个时候两国的国君事实上都在焦急地希望能够打破这个僵局。于是秦使用了反间计，调回了廉颇，而赵王之所以使用赵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地主动出击，大败秦人，结束这场昂贵的消耗战，因为实在不能再撑了，那时的天下除了秦赵，还有其他五国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来捡便宜（也是因此秦赵又不得不发动外交攻势，稳住其他几国）。终于，战争结束了，秦人手里有了40万的赵卒，但是此时的秦国已经无法吸收安置这么多的赵人了，因为没有粮食。

经过三年多的僵持，秦国本身也已经异常疲敝，养活本国国民、供给本国的军队都成了问题，更别说有额外的粮食来安置这四十万赵卒了。虽然这四十万的赵卒在将来可能会给秦国带来巨大的产力，但是在眼前如何养活这四十万的人口是一个很大问题。由于眼前的问题解决不了，对于秦人来说，这四十万的人口是没有将来的（呵呵，heavily discount future）。不仅如此，按照白起的作战计划，打算一鼓作气灭掉赵国，所以即便是能挤出一点粮食，也不会用来供给这四十万降，而是要补充他正在作战的军队的需要。长平之后，秦军兵分两路，一路北上攻略太原等地，一路东进，直逼邯郸，与此同时白起也不断的向国内催粮。两年后，当白起获罪的时候，秦王还旧事重提："前年国虚民饥，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军粮以灭赵。"足可见当时秦国的饥馑。也正是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安置利用降服的人口，白起才坑杀了这40万赵卒。

接着上个话题：长平之战赵国究竟能不能动员45万的军队？与后来的战争比（譬如赤壁之战），这个数字似乎过大了一些。但是如果仔细比较一下战国与三国时的兵役制度，就军队的动员能力而言，战国时期诸侯各国显然动员能力更强，因为战国后期各国普遍的使用的是征兵制（兼行募兵制）；而三国时期开始以募兵制为主，但是后来因为募兵困难，改为世兵制。正是兵役制度上差异导致了不同时期国家可以动员使用的军队数目的不同。

战国时的征兵制比较类似1793年的法国或是1813年普鲁士的普遍征兵制（也就是义务兵役制）。1813年普鲁士的征兵制规定，所有20-40岁的公民必须在常备军中服役三年，然后转为后备军，并随时准备应召参战（比较近期的譬如第一次海湾战争的伊拉克，也是按照年龄强行征集国民入伍的）。而战国时各个的征兵制与此非常的类似，譬如秦国，17岁的男子必须向政府登记（称作"傅籍"或是"傅"）然后随时准备应征参战，直到60岁才能免征；《复活的军团》中援引《睡虎地秦简》中的一个例子，墓主17岁傅籍，第二年就被应招参战，战争结束后回到老家，后来又有战事时再次被召集参战。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是惊人的，一旦有大的战事爆发，一个国家绝大部分地区的17至60岁的男丁可能都会应招入伍，参加战斗。有的时候甚至会扩大这个年龄的范围，譬如长平之战，秦国发河内十五岁以上的男丁"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有的学者认为这似乎说明在那个时候男子15岁就已经傅籍了，不然无法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征调。同样的，在秦国坑杀赵国降卒的时候，曾"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说明赵国军队里也有年幼入伍参战的。所以以战国时的兵役制度，战争动员能力是非常强的。

秦统一后，仍然继续了这种征兵制度，两汉继承了秦制。西汉时的动员能力其实也很强，譬如镇压七国之乱的时候中央召集的军队（特别是考虑到当时处在中央管辖下的郡县的数目），而吴国一国也轻易的征集了20多万的军队。西汉征匈奴时军队的数目并不是特别的大，那主要是受到马匹以及给养的限制，与在内地作战时的情况不同（譬如几次重大的胜利都是以奇袭为主的，并非阵地战）。另外秦汉的征兵制与后来法国、普鲁士的制度更为相像。男子20岁向官府登记，23岁起服兵役两年，一年在本郡县服役，第二年卫戍京师或是边郡，两年以后转为后备兵，随时准备应招入伍，直到56岁免役。

但是征兵制必须有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为之提供保障。东汉中后期政治废弛，又加之土地兼并严重，导致脱籍现象严重，流民四起。虽然好几个皇帝想尽各种办法鼓励流民入籍，但是终东汉一朝，流民问题也没有解决，并且愈演愈烈，到了东汉末年，流民的数目越来越大，由于流民不入户籍，征兵制度逐渐废弛。所以当有大量流民参与的黄巾军起义爆发时，为了镇压起义，朝廷与地方军阀不得不实行募兵制，也就是常说的招兵买马。所以一般的地方军阀都必须要有当地财阀的支持，譬如曹操；而得不到大量"政治献金"的potential的军阀就会混得很不济，譬如刘备：）虽然也杂行一些其他的兵役制度，但是在三国的初期募兵制是最主要的。但是后来因为征战频繁，人口减少，募兵变得困难起来，各个割据势力为了保证兵源，开始实行世兵制，也就是一部分人世代为兵，服兵役成了这部分人的特定义务，他们被称为"士家"或者是"兵户"，他们集中居住在一起，拥有自己特殊的户籍（与普通的民籍不同），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必须为兵，甚至还不能与民籍通婚，社会地位也低于普通的民户。也正是因为如此，三国时期各个割据势力的战争动员能力有限，前期主要是受财力的限制；后期受兵户数目的限制，所以无法与战国时期普遍的征兵制相比。

总的来说，战国与秦汉时的兵役制度还是非常amazing的。虽然古希腊与古罗马也有恩格斯所称的"军民制度"，但是他们的征兵制度仅限于自由民以及贵族，与中国商周时期的征兵制度相似，并非全民普遍的兵役制度。在民族主义（Nationalism）出现以前，战国秦汉这样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度在西方看来是无法想象的。西方真正的义务兵役制起源于1793年的法国，通常被作为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标志。可能也是因为如此，在美国拍的《花木兰》中，皇帝召集军队的方式颇有些拿破仑革命时征兵的色彩。

另一个与三国兵户制度比较相似的是俄国的哥萨克人。但是哥萨克的社会地位显然要比兵户高得多。哥萨克人为俄国提供骑兵，但是可以免交捐税。常在一起聊天的一个俄国教授说，当年他外祖父（哥萨克人）正和家里人在苹果树下吃饭，突然有传令兵骑着瘦马到村子里大喊："战争！战争！"他外祖父随即站起来抹一抹嘴就回家准备马匹与武器，当晚就从军出发了，参加的是俄国内战。内战结束后被苏维埃政府在劳改营里关了10年。

继续把这个话题挖到底：）昨天关于希特勒、白起和粮食很大程度上是猜测（呵呵，hypothesis？），今天补充一些证明。先说希特勒和粮食，白起与粮食下次再说。一些证明琐碎的出现在昨天讨论的回复中，并湮没于兔子肠子的长短与纤维素种蘑菇的设想里，所以这里比较清楚的整理一下。

首先关于大屠杀（包括犹太人与苏联战俘）和粮食关系的一个佐证是至少在1940年夏天，德国还没有杀死欧洲占领区内的犹太人的计划，也就是说按照德国人的计划，犹太人并非是必须要被清洗掉的。在那个时候，德国人处置犹太人的大致计划是"马达加斯加计划"（The Madagascar Plan）。1940年的夏天这个计划被认真地讨论,并初步打算执行。按照这个计划，欧洲几百万的犹太人将被运送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在那里建立犹太人的"家园"以彻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因为马达加斯加岛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在对法战争即将胜利的40年夏天，这个计划变得比较可行了。德国人甚至为此做了非常具体的物流配送计划。按照德国人的设想，在法国投降不久以后很快就可以结束对英的战争（不管是英国投降还是英德缔结停战条约）。这样德国可以从法国手里得到马达加斯加岛，并利用德国、法国与英国的海运力量在四年内将几百万犹太人运抵马达加斯加，同时必要的费用可以部分来自于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筹款以及对欧洲犹太人财产的没收。1940年7月份，因为德国人认为即将执行这个计划，所以停止了正在建设中的几处欧洲的犹太人聚集区。但是出乎德国人的意料的是，对英战争并没有迅速的结束，这导致整个马达加斯加计划的搁浅。原因很简单，如果对英战争继续，那么海运将无法保证，也无法利用英国的海运力量。于是大约在40年年底这个计划被废止，犹太人继续被强制驱入聚集区。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此时还没有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对犹太人的屠杀是从41年夏天以后开始的，那么这中间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导致纳粹干下如此丧尽天良的勾当呢？---- 是食物的短缺。

1940年12月14日，德国食品与农业部长 Herbert Backe向第三帝国的领导提交了一份关于欧洲粮食状况的报告[1]，这份报告让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大为震惊：这是欧战开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粮食歉收，并将造成严重的食物短缺。对此，Becke的建议是在全德国施行食物配给制并从欧洲占领区那里大规模没收粮食以供给德国国民的需要。Becke进一步指出要解决德国长期的食物短缺问题必须进攻苏联，没收苏联所有的食品以及牲畜。他同时还指出，即便俄国所有的食品与农业资源都为德国所用，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要通过饥饿与清洗杀掉几百万的俄国人才行[2]。希姆莱与海德里希仔细研究了这篇报告。这篇报告也直接导致了希姆莱几个星期后在对党卫队高级官员的特别指示中指出在东线的战争中将要杀掉大约三千万左右的俄国人[3] 。也正是这个粮食的问题，日后成为纳粹对犹太人以及苏联战俘大屠杀的重要原因之一。

[1]Charles Sydor 转引自Aly & Heim 的 Vordenker pp 368-70； 见Charles Sydnor的Exective Instinct，The Holocaust and History的第12章。p173
[2]Aly & Heim, Vordenker, pp 368-370；以及Backe在纽伦堡审判中的供词，见TMWC, Blue Series, vol. 36 pp 135-37|
[3]Breitman, Architect of Genocide, p 147

在读关于革命与社会变化的一些书，看到一个有趣的关于一战时革命爆发的解释：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粮食。爆发革命的俄国、德国与奥匈帝国因为战争的缘故无法为其国民提供足够的粮食供给从而导致国民革命。一战中的法国与英国因为有海运，虽然也处境艰难但尚可保证战争时期粮食的供应。与英法相比，奥匈帝国的出海口在地中海，被英国封锁无法获得外部的给养，俄国的海运能力比较差，德国又无法从根本上挑战英国的海洋霸权，所以这三个国家的国民在一战中受到的苦难是最大的。持这个观点的作者还进一步比较当时几个国家在战时平均每个国民日热量的摄入量，其中奥匈帝国是最少的，所以也是被一战削弱的最厉害的一个国家（德国与俄国大致还保持了大部分的领土，奥匈帝国彻底的跨掉了）。

其实仔细想想，一个简单的粮食问题也可以很好的解释大战中的杀害战俘及平民问题。譬如希特勒，在1941年冬季以前，他只是把犹太人驱赶入一些强制的聚居区，并没有开始大规模的杀害犹太人，但是1941年中开始进攻苏联以后，一方面德国治下的犹太人数量增多，一方面德国的粮食供给开始有些缺乏，所以希特勒开始惨无人道的杀戮行为，其实除了犹太人，希特勒还杀害了大约3百万的苏联战俘，也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他们。虽然一些犹太人或是苏联战俘可以用来做苦工（事实上有一部分人确实被送去做苦工而不是进毒气室从而存活了下来），但是labor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特别是在在labor abundant的情况下，即便是做苦工也存在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所以德国人才对赤手空拳的人们下了毒手。同样的，其实白起坑杀赵卒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史书上给出的坑杀解释是"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但是事实上长平一战，秦国基本上也是孤注一掷了，根本不可能有更多的粮食来供给40万赵卒，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特别是冷兵器）下，又无法有效的利用战俘做苦工（无法有效监管，因为当时的武器的杀伤力与劳动工具的杀伤力相去不远，所以古人可以斩木为兵），为了节省粮食白起便痛下杀手了。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兵书中一再强调粮食的重要性，几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都是先断了粮食，而唐最后征服高丽，也是因为粮食。呵呵，就连最新的《三国志11》，粮食也被提高到了一个空前重要的地位，军队或是城市断了粮很快士兵就逃散了，所以即便是你聚集了几十万的大军，也不敢轻易出兵，必须苦苦的等待后方各城先把粮食给你送来：）

update: 点击这里观看这篇blog在BBS上的讨论，胜过文章本身啊！：）

用MM做实验的数码显微镜看了一下我的收集的一些硬币邮票，挺好玩的。其实这只是一个低倍的ＵＳＢ接口的显微镜，用来记录一些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图片。下面是一张清朝发行的“大清印花税”在不同倍数下的图片。

这是在10x下看到的这张印花税票（点击看大图）

这是在60x下看到的，注意印刷的凹凸感，这个通常可以用来辨别真伪

200x下，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了纸张的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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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在BBS上看到一篇帖子，题目是《怀念帝国主义》，先不论内容，起码写得还是很冷静的，没有太多空洞无物的煽情鼓动文字。文章先说帝国主义无东西方之分，两汉对西域的经营与后来西方对东方的帝国主义是相类的，然后又说低级军官是造成军事冒险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又回顾了历史上对于冒险扩张的克制，指出这种扩张的危险，最后引用福泽谕吉的话："虽说厌恶压制是人的天性，但人只是厌恶压制自己者，如果自己压制他人则是人世最高快乐。" 认为在中国存在一个悖论："一个曾深受强权逻辑之苦的国家，到头来却成了这一逻辑忠实的信徒之一。"并批评了现在流行的这种强权逻辑。呵呵，不过有些观点我觉得不是很有道理。

首先把两汉经营西域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侵略同样列为帝国主义加以鞭笞是没有道理的。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因为谋财杀而伤人，显然是罪不可赦的；但是一个人因为正当防卫而伤人，虽然也有伤痛，毕竟情有可原。英国对于印度的经营可谓"图财害命"式的，征服印度完全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与权力；而两汉对西域的经营很大程度上是"正当防卫"式的，主要是因为匈奴及其仆从的威胁。首先，被汉朝征讨的几个国家，大多是与匈奴勾结，屡屡侵犯汉朝的，譬如楼兰，多次劫杀汉使，所以才有汉平乐监傅介子的斩首行动；其次控制西域相当于斩断了匈奴的膀臂，西域诸国（特别是楼兰，车师）不仅在地理位置上重要，还为匈奴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收入。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想维持它的政治体制，必须要有财政支持，这对于定居的农业文明来说问题不是很大，因为有税收的保证；但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由于臣民的移动性，很难保证长期稳定的财政收入来维系整个政治上层建筑，所以一个比较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对定居民族的盘剥，譬如西域诸国，正是因为这样在昭宣之际，汉与匈奴才反复争夺西域门户二十多年，最后以匈奴失败告终。没了西域的纳贡，再加上原先臣服的民族的反叛，匈奴很难在维系他的政治上层建筑，这也是为什么匈奴会被打散的原因。所以总的来说，汉对西域的经营主要是出自防御匈奴的目的，而非扩张的目的，并且汉时逐步形成的纳贡体系也要比后来西方的殖民体系要人道的多（即便是从小国角度看），因为在纳贡体系中的小国往往是获利的（中央王朝的赠与多于他们的纳贡），并且这样体系也维护了这些国家内部与外部的和平，这也是为什么汉时每当西域都护被罢时，西域各国往往还要强烈要求设置都护的原因。当然，在汉经营西域的时候，也有个别例外的强权例子，譬如汉武帝征大宛，实属无谓。

其次，正是由于对于西域的经营很大程度上是出自防御自卫目的，所以在后世，当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不是很大的时候，历朝历代就会放弃经营西域，这正说明了国家的理性，而非只是一味盲目扩张。举个例子，譬如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国遣子入侍，请求恢复西域都护，但是被光武帝拒绝，因为当时塞北连遭饥旱，匈奴内讧不断，又受乌桓等部族攻伐，疲弊已极，对汉并不构成威胁，所以没有设置西域都护的必要，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裂为南北。直到明帝永平十六年再次与北匈奴交战时 ，汉朝才在次年重新设立西域都护，配合对北匈奴的征讨，也正是这次，汉彻底的打垮了匈奴。这不仅再次说明了两汉对西域经营的目的，也显示了两汉经营西域与英国经营印度的不同。（事实上即便是清末，光绪十年新疆建省，也是出自抵御外敌的考虑。）

最后，这个"一个曾深受强权逻辑之苦的国家，到头来却成了这一逻辑忠实的信徒之一"不是一个悖论，是一个很理性的结果。如果 一个人被人打了，他是该想办法保护自己呢，还是坐在那里幻想打他的人改过自新？以今日论，我们是要"和平崛起"，友善对待各国，但是这样的友善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咱们希望多交朋友，但是友谊的建立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盲目的一厢情愿的与人为善恐怕换来的不是友谊。

Technorati : 匈奴, 历史, 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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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和别人聊起清朝其实是亡在曾国藩的手里，今天重新想起这个话题，觉得其实东汉的灭亡和清朝非常的相似。从直接的角度看，东汉似乎亡于南方诸候的割据，与北方内部权臣（曹氏）的威逼，就像清朝亡于南方各省的独立，与北方朝中重臣（袁世凯）的强压一样；再进一步，或者说东汉亡于黄巾军起义，清朝亡于太平天国。但是在根本上，这两种说法都不够准确。前者只是表面原因，并不深入；后者对于旧王朝的覆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并不直接。真正重要的，是两个王朝在面临大危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时的政策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就像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天天挂在嘴边的 crucial juncture或是critical point一样，这一政策的选择决定了日后事态发展的方向，并使之不能够再轻易的改变 （在套用一下jargon，是Path Depedency）。由此看来，东汉实亡于刘焉，清朝实亡于曾国藩。

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会有多个解，历史社会政治问题更是如此。面对四起的农民起义，刘焉与曾国藩分别说服了皇帝使用他们提供的"解"，虽然医好了一时之疾，但终于还是把旧王朝送进了坟墓。古代的朝廷一如今日的世界各国政府，向来有两大问题，一是文官政府与军队的关系；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文官与军队的关系，就像前说过的军队的悖论一样，军队过于弱小，则无法抵御外敌平息内乱；军队过于强大，则对文官政府的统治是一个威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类似这个悖论，地方的权力过小，一旦乱起，地方无法平息，反而有利于祸乱的蔓延；地方的权力过大，又会造成分裂。

每个朝代的初期，百废待兴，万事草创，自然会仔细考虑这些问题。譬如为了防止分裂，秦时实行郡县制，国家划分为四十个郡，每个郡的面积都不是很大，所以没有分裂的危险；但是陈胜吴广起义军兴，很快就把各个郡县逐个击破，因为每个郡县可以调动的资源有限，不足以独自抵御起义军。西汉初年，似乎吸取了教训，分封了一些比较大的诸侯王，他们掌握着地方的军权与治权。这些诸侯王不能说一点用处没有，因为他们毕竟使吕氏势力有所顾忌，并在廷臣推翻了吕氏势力后确保了刘家天下的继续，但是不久就有了七国之乱。戡乱之后便是削弱诸侯国，悉收诸侯支郡，剥夺治权，推行推恩令，重新回到了秦初的构想，通过细分天下来保证地方对于中央的从属，保证统一。但是汉时毕竟已非秦时，细分下来全国有一百多个郡国，都由中央直接管理，实在不便，所以汉武帝又分天下为十三州刺史部以及司隶校尉部共十四部，以督察郡国事务。刺史这个称谓也来源于此。同时，中央也考虑到了权力的平衡，虽然部刺史管辖的区域较大，但是权力较小，仅限于督察，所以刺史之秩不过六百石，而地方的郡守、诸侯国的相都是两千石的职务，这就是史书上常提到的"以卑临尊"，相互制约。总的来说这个制度还是不错的。

东汉继承了这个制度。但是由于中央也并非铁板一块，中央之内还有皇帝与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人们对于经验的学习往往短视，就像西汉盯着秦亡学经验一样，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把西汉的灭亡作为教材，于是他架空了"三公"，因为王莽就是凭着大司马的身份逐步篡权的。"三公"无实权，相应的权力被几个部门分享，州刺史的权力因此也比西汉增强，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较弱，不会危及统一。到了汉末，黄巾军起，危机四伏。朝廷本有能力采取别的方法扑灭黄巾军，但是太常刘焉（刘璋的老爸）出了一个主意，让重臣出任刺史（改称为州牧），来"镇安方夏"。刘焉有自己的考虑，因为朝中宦官外戚权重，作为王室成员，他想避祸一隅，所以出了这样计策，虽然可能有助于平乱，但同时也是为了保全自己。汉灵帝允许了。于是彻底破坏了汉朝的中央与地方的平衡关系，州部由原来的监察区逐步变为行政区，州牧从此掌握了地方的军政大权，成为一方诸侯，并各自拥兵自重，于是天下分裂，纷纷扰扰几百年。

清朝的灭亡也是类似。清朝本来也有一套不错的制度，很好的处理的与军队以及地方的关系。譬如清朝的军队，中央通过掌管兵权的兵部与掌管军饷的户部控制军队，将军由中央铨选调补，平时不掌管军队。还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总督或巡抚下设有承宣布政司和提刑按察司，掌管民政财政与司法刑狱，并听命于六部。总督与巡抚虽然管辖的区域很大（一个或是几个行省），但是实际权力较小，主要起到监督的作用（类似东汉的部刺史）。但是为了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彻底毁了这套制度。在军队上，兵权与军饷都归于主帅控制，所谓的"兵为将有"，军队听令于将军而不是中央的文官政府；在地方上，总督与巡抚的权力增大，两司成为督抚的属官，又是汉末诸侯林立的样子。

也正是东汉与清朝都失去了对于军队与地方的有效管辖，才会最终出现分裂，出现权臣逼宫的现象。而旧制度的坍塌，在汉与刘焉，在清与曾国藩，都有着莫大的关系。他们都是创造性毁灭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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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学期要做一门世界通史课的TA，因为不是我们系开的，所以对具体讲什么还是不是很清楚，以为是从文艺复兴到欧洲工业革命的一段历史，昨天还和别人提起过。今天去领了课本与课程提纲，才发现是现代史，课程的副标题是 From Victorian Globalization to American Globalization, 1914-2015,看来这门课的历史一直要讲到2015年了：）以前也作过这个系列的课的TA，不过都是关于古代史的，大致从猿猴变成人到公元1500年的一段历史，非常有趣，仔细讲了四大文明发源地以及希腊罗马文明，还有阿拉伯的兴起，东亚的部分稍微简略些，主要讲了中国，捎带讲了日本，做这门课的TA也很轻松有趣，讨论课上一个亚历山大东征就可以和学生们津津有味的侃大半节课，不像作数学方法的TA，讨论课基本上就是在黑板上解题和讲家庭作业了。下学期这门课要从一战讲起，讲课的是一位很酷的俄国教授，准确的说是亚美尼亚人，外高加索人的相貌，留着一脸大胡子，莫斯科国立大学毕业的，曾经被苏联派驻在莫桑比克参加过内战，他的办公室里现在还有一顶遍布的弹孔的钢盔。呵呵，从1914年开始的这段历史，让一个前苏联的教授讲，肯定另是一番味道，所以非常的期待。毕竟西方人（以及国人）眼里的这段历史已经听得让人耳朵起茧子了（呵呵，无奈啊，谁让我们专业就是因为一战而产生的呢，到现在关于一战二战冷战的书都汗牛充栋了。）

果不其然，拿到了他的课本，最主要的教材是 Eric Hobsbawm的《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结尾总括的课本（这个老师称之为coda）是Immanuel Wallerstein的《Utopistics》（译作《乌托邦》？但是会与《Utopia》混淆）。另外还有几本书，包括David Harvey的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m , Bruce Cumings 的 Korea's Place in the Sun, 以及 William Easterly的 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极端的年代》的作者Hobsbawn是一个地道的左派学者，曾经是英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后来因为谴责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而离开了英国共产党，转而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做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写过一系列的学术著作，譬如《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这三部是关于"长"的19世纪的）还有就是这本《极端的年代》（"短"的20世纪）。前几天还和一个学经济的同学讨论过马克思主义以及它对批判理论的贡献。这部《极端的年代》正好是一个不错的佐证。Hobsbawn从批判主流理论开始，继而批判了帝国主义，批判了法西斯主义，批判了国家共产主义（苏联式的），批判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后还批判了艺术与流行文化，在一系列的批判之后，他最支持的仍然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作结的那本《Utopia》的作者，也是一位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学者，他这本书只有90页，分三章，整本书的内容倒是可以用这三章的题目概括：

• The failures of the dreams, or paradise lost?

• The difficult transition, or hell on earth?

• A substantively rational world, or can paradise be regained?

从根本上说，也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呵呵，有些迫不及待的想听听这个老师的这段历史怎么讲了，同时也想听听上这门课的学生们怎么看待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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