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20万年前决定现在的工资收入?

Geneology

前几天聊起时间,有人戏谑的说这次灌水是在宇宙大爆炸时就决定的,当然是一个玩笑。不过比较有趣的是这周一听到了一个类似的东西,不是玩笑。每周一的Group Meeting,照例要请别的学校的教授来做Presentation,这周一请的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一个教授。惯例都是邀请做理论搞模型的人,而这次却请的是一个做实践搞计量统计的(这个学期的唯一的一个),所以稍微觉得有些意外,听了他的开场白后就更意外了。他的论点是:现在不同国家人民的收入的差异是由基因的差别决定的。

因为他是做empirical的,所以理论部分很简单,他假定技术的革新是随机出现在不同人类种群中,然后扩散到其他的民族。然后他又假定文化比较接近的民族更容易吸取或是接受相互之间的先进技术。而基因比较接近的民族,文化必然相近。所以基因的差别决定了技术的扩散水平从而决定了工资的收入。这个理论本身很简单。(呵呵,觉得用一个多维的random walk可以建一个扩散模型来模拟一下)他的重头戏在他的数据。他从生物学家那里得到了一个基因对比的数据库(上图是一个简单的表示),然后利用基因的差别对工资收入回归,得到了显著的关联(据他说他是第二个使用基因数据做回归的经济学家,所以这个东东还是挺新的),因此证明了他的论点(他讨论并排出了可能endogeneity的问题)。自从智人(Homo Sapiens)大约20万年前(这个数字好象现在还不确定)走出非洲后,发生了不同的分支,分支相距越远的,按照他的理论,收入水平也相差越大(参照上图)。他的数据同时还解释了"Diamond Gap",也就是技术在同经度的传播速度要高于同纬度的传播速度,因为人类更容易在同经度迁徙,换言之,同经度的人种的基因比较接近。

他的理论听起来也有些道理。当然如果在社会学系或是历史系作这样的Presentation肯定会被批的体无完肤,不过如果他的数据没有问题,方法又正确的话,这样的关联总需要一种解释,如果解释成立,倒是一个跨越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决定论。不过这个历史决定论比较危险,因为有种族二字包含在里面。据他说他这篇paper被拒了好几次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出于这个考虑。

呵呵,还有就是他那张图表,看上去北中国人与欧洲人的亲缘关系似乎比与南中国人还接近,因为N.Chinese和European有着共同的 North Eurasian的祖先,而S.Chinese的祖先则处在一个与North Eurasian并列的Southeast Asian的节点上。有些出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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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一下你是左派还是右派?

现在似乎又很流行左派与右派的叫法。随便读些网上的杂谈,冷不丁的就能发现相互的攻讦,左派与右派的帽子满天飞,或者是一些同义词,譬如老将与小将云云。其实,来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左与右是一个很模糊的分类,大抵自由主义者被归为左派,保守主义者被归为右派,但是这只是一个一维的归类,并不精准。作为划分意识形态的左与右(自由与保守)和其他通常使用中的自由与保守往往是大相径庭的。 譬如经济学上的自由主义,就意识形态而言其实是保守主义。因为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往往强调政府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经济;而意识形态上的自由主义则强调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再分配角色,政府应该尽力消除社会上的贫富差距。相反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倒是与意识形态上的自由主义基本相合。正是因为作为衡量意识形态的一维的左与右(自由与保守)的不精准,所以才有学者把这个意识形态的分类用一个二维的坐标系来衡量。横轴衡量自由与秩序,纵轴衡量自由与平等。

这样整个空间平面被划分为四块,左上角的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者”,简单的说,在经济领域,他们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在政治社会方面,他们主张政府不应该过多地干预人民的生活(譬如禁止同性恋婚姻等),主张容忍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减少政府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与之相反的右下角是“保守主义者”,他们与自由主义者相反,他们强调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不应该设置最低工资标准,不应该对富人课更高的税,认为在经济生活中,应该减少政府的作用,而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应该加强政府的作用,以维护秩序,譬如应该禁止同性恋结婚等。

左下角可以称之为“自由意志主义者”(其实很难翻译),比较接近无政府主义,认为政府的作用是消极的,政府既不该干涉经济也不该干涉政治社会,主张全面减少政府的作用。

右上角可以称之为“共产主义者”,主张增强政府的作用,不仅要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来减少贫富差距,还需要通过政府的规章制度来约束人们的政治社会生活,维护秩序与稳定。

上图是我的测试结果。美国国旗表示美国公众的平均结果,总的来说美国社会就意识形态而言还是偏保守一些的。我觉得按照中国的传统,测试的结果应该在纵轴上应该偏向平等一些的,因为我们普遍主张平等(均富贵,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横轴而言,可能平均下来会处在中间吧,也就是说和美国公众的结果关于y=x对称,呵呵,猜测而已,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做一下:进入 http://www.idealog.org/,点击run Idealog,可以跳过introduction, tutorial,直接作self-test。

BTW,这个测试应该比较准确,这是某一年美国政治学会的最佳教学软件奖的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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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环的新书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读到李瑞环最近写了一部书《学哲学,用哲学》,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好奇,到网上搜索了一下。(呵呵,看来是成长了,先前最厌恶马哲的,大学考马哲简直是字字血泪,现在倒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倍感兴趣起来。)李瑞环的全文没有搜索到,但是搜索到了几条语录,譬如:

夏天有苍蝇、蚊子,但夏天能长出我们所必需的粮食和各种作物;冬天虽然少一些害虫,但冬天也不长庄稼,因此,谁也不会希望总是过冬天。

主张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否认开放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来讲,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从外国引进来的。

稍微有些失望,呵呵,不过也大抵在预料中,李瑞环显然是在继续“朴素”辩证主义,算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知论吧,不过猜想马克思如果在九泉下读到这本著作,肯定会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庸俗”,像他一贯的那样:)

不知道现在为什么喜欢用“困境”这个词,或许是因为我现在常处在“自以为的艰难”中吧,不过反思一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倒是觉得它常处在困境之中。这样说不是重复“庸俗”的中国的发展之路与马克思主义抵触那个老调,像现在网上流行的自我标榜为“左派”一流的人物:) 而是在想中国到底为马克思主义贡献了什么。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流派,在思考一些现实问题的时候总要被请出。但是老天无眼,没能让马克思写完《资本论》,很多重要的问题都放在那里没有解决,譬如国际贸易,我们现在所能援引的也只有《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关于生产模式与国家间关系的只言片语,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著名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型,但是这些显然是不够的,于是俄国的列宁有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来阐释国际贸易的本质与原理,意大利的格莱姆西有了《狱中书》重新拾起被忽略的意识形态批判,阐释了“霸权”(in Gramscian sense)对构成贸易关系的影响,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充分发展了马克思的批判主义工具,法国的年鉴学派和美国的沃勒斯坦则有世界体系理论,还有西方盛行一时的依附理论。。。马克思主义哺育出了如此丰富的学术传统并被他们发展充实,可是这里面却没有中国理论家的影子,我们大致在走两条路,先是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再发展;然后是朴素马克主义,于是有了《矛盾论》,黑白猫论,和李瑞环的这本新书 -- 当然这些也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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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游戏 (1)

呵呵,这个帖子不是说《帝国3》或是《文明4》,而是说博弈论与历史研究。现在忙着考试,没有时间长篇大论,只能分成若干小问题,闲谈一下。这次先说些空泛的东西。

根据最传统的观点,历史只是一个描述性的学科,而不是一个分析性的学科,所以历史属于人文而非科学;对于历史的分析主要是由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进行的,它们需要提出可以证伪的理论以及因果的解释,是科学。与此同时,博弈论是一套用于分析的研究方法,所以作为描述性学科的历史是用不上作为分析工具的博弈论的,博弈论主要用于对历史进行分析的社会学,经济学与政治学中。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观点。

当然历史学家并不是完全专注于描述性的整理,也作一些分析性的研究,但是这种分析往往并不符合科学的标准,读一些历史学家的分析,譬如流行的黄仁宇,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经常性的理论缺陷,譬如他们理论的因变量(也就是他们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比如战争)并不变化,还是以战争为例,他们试图提出一些自变量解释某次战争的起因,但是这样的解释是不完全的,他们必须还要证明当这些自变量不存在(或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因变量战争也不存在了。否则无法正确的评估这些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单是他们往往忽视这一点。还有的时候,他们关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些事件如何导致了战争,却忽略了战争是两个或者多个国家的战略互动与选择(这也是博弈论大显身手的地方)。

其实可以做一个很有趣的对比,拿来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此人现在耶鲁历史系)的《大国兴衰》,政治学家罗伯特•基尔平(此人从普林斯顿政治系退休)的《战争与剧变》,经济学家曼可•奥尔森(马里兰大学经济系,已经去世)的《国家的兴衰》,社会学家华伦斯坦(现在应该在耶鲁的社会学系)的《现代世界体系》相互参照一下,它们都试图解释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家(特别是大国)会兴衰更替,显然在理论构建与分析上,后三者要更胜一筹,更有趣的是,对比后三者的著作,也可以看出博弈论的优缺点:一个强大的微观理论分析工具,但是在宏观上却显现出不足--强调均衡结果以至于无法解释大的变革;假定决策者(国家,利益团体或是个人)的偏好和利益却无法分析它们的形成。这些问题以后还会具体谈到,不过关于假定决策者偏好这个指责倒是引出了这则短文的最后一个观点: 博弈论只是一个方法,而非一套理论(特指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理论,而非数学意义上的理论)。

换句话说,博弈论是空的,通过它得到的答案由你的理论来决定。它好比是一个能干厨娘,给她不同的原料,能够做出不同的菜。因此博弈论本身没有必要解释决策者偏好与利益的形成,就好比厨娘不必关心原料是哪里来的,它只是基于某种理论对于偏好的定义来演绎的推导出结果(炒菜):如果你提供的是一颗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洋葱,你做出来的就是战争;如果你提供的是一个洛克或是康德式的自由主义的番茄,你做出的就是和平,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化的说法。 下次说博弈论对历史分析研究带来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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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期成功的禁烟运动与鸦片战争

呵呵,看到一捆人在讨论鸦片,插个空,说一下清朝末期成功的禁烟运动与之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是中国近代史的一块疮疤,也是中国近百年来耻辱的标志。1836年清廷关于鸦片问题曾经有一次著名的辩论。这次辩论中有三派,一派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主张允许鸦片合法进口,以增加税收,并以自种鸦片来抵制鸦片的输入,阻止白银的外流;另一派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主张严禁鸦片,并对吸食和贩卖者严惩。第三派以大学士穆彰阿为首,既反对弛禁也反对严禁,主张维持现状,这派人从鸦片贸易里得到了不少好处,故有此说,所以是三派人中最卑鄙的。抛开第三派的意见不说,只前两派就争吵了两年多,后来“严禁派”胜出,林则徐到广东去禁烟,便有了后来的鸦片战争,从此以后鸦片为祸半了个世纪,直到清朝晚期才再次成功的禁烟(这次成功被后来的辛亥革命破坏了,直到1949年才再度恢复)。但是有趣的是,清朝末年禁烟成功的原因正是被动的采用了许乃济提出的策略。

鸦片战争前中国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在西方,“主权”这一概念在200年前已经形成,到了鸦片战争前已成为惯例。但对于那时的中国来说,主权却是新鲜事物,中国并不理会或是尊重别国的主权,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蛮夷之地的国家理应对中国称臣纳贡,并无主权平等一说,所以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是比较霸道的,譬如东印度公司解散后,英国派出了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此人到了中国后自以为是英国的官方代表,希望会见广东地方当局的官员。但是广东的地方官仍然像对待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一样,拒绝会见律劳卑,让他去见中国洋行的行商。律劳卑坚持他的主张,两广总督便下令“封舱”停止对英贸易。林则徐的禁烟其实也差不多,单方面的给出一个最后通牒,然后禁烟,并没有和英国展开正式的官方贸易会谈,通过协商解决鸦片的问题。当然,在那时即便是协商了,也未必能和平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鸦片问题的最终解决却恰恰是中英双方通过谈判,签订条约禁止鸦片贸易的。

鸦片战争后,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目大幅度增加,1863年鸦片进口7万箱,1879年进口103000箱,但是从1880年起,鸦片的输入开始下挫,其原因正是因为中国本地鸦片的产量大大增加,并逐渐占领了国内市场(如许乃济所预料的那样)。以1900年为例,进口自英殖民地马尔瓦的鸦片613两一箱,印度巴塔纳的鸦片639两一箱,印度巴纳拉斯的646两一箱,波斯的284两一箱(质量很差),土耳其的500两一箱,而四川产的只要327两一箱,云南产的360两一箱,江苏产的400两一箱。特别是后来中国自产的鸦片在质量上并不比外国进口的差,国内市场开始青睐自产的鸦片,“国货”占领市场。

事实上,从英殖民地进口的鸦片价格本来也没有那么贵,价格较高主要是因为缴纳的关税和厘金比较多。《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可以对每箱进口的鸦片征收30两的关税(事实上,根据《天津条约》的Rules of Trade, Rule 5, Subsection 1,中国可以单方面提高鸦片的关税,甚至到通过关税禁止鸦片进口的程度,但是中国在那时自然也不会那么做),随后根据《烟台条约续增条款》又对每箱征收80两的厘金。英国的鸦片一到岸即由海关封存,在提货时需缴纳30两关税和80两厘金才能提走,也就是说英国的鸦片平白的就贵上了110两。另外还有一个运输成本的问题,因为根据条约规定,英国的鸦片只能在通商港口贸易,并不能由英商带入内地,也不能在内地建仓库大量储存,所以鸦片经过中国商人运到内地价格又要高出很多,而本地产品的成本又相对很低,所以英国鸦片无法和中国的鸦片竞争。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从1873年到1903年,银价与金价的汇率下跌了2/3,使用银本位的中国货币相对使用金本位的英国货币贬值了不少,导致进口的价格上涨,出口的价格下跌,所以外国进口的鸦片的价格就更贵了。更有趣的是,那时中国已经开始从云南向中南半岛出口鸦片了(类似人民币币值偏低,中国产品出口量增加)。

鸦片贸易的衰落为中英正式协商解决鸦片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是仍面临很多困难,一方面鸦片贸易仍然为英国带来很多利润,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国内建设也需要鸦片带来的税收,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左宗棠倒是一贯主张严厉禁烟),因为鸦片带来的关税和厘金占当时财政预算的5%-7%。但是当在印度调查西藏问题的唐绍仪得知英国对日益衰落的鸦片贸易有放弃的意思后,立即向慈禧太后报告,而慈禧也当即决定开始与英国协商,国内国外同时禁烟。于是1906年12月,在中国第二代外交官的努力下,中英达成协议,从1908年起中国每年减少国内鸦片的产量10%,英国也减少出口的10%,暂行三年。结果到了1911年,中国国内鸦片的减产数量已经大大的超过了规定的时间表,于是1911年5月8日,中英签订《禁烟条约》规定本国生产和外国进口的鸦片在1917年以前完全停止。注意看这个条约的签订时间是1911年5月8日,离清帝逊位已经不远,不知道这是不是清政府签订的最后一个国际条约,不管怎样,这个条约算得上一个平等条约了。禁烟也胜利在望。但是随后的辛亥革命打破了一切,虽然英国继续恪守这个条约,对华的鸦片出口逐年减少,但是国内禁种鸦片的努力却失败了。没有了外国的进口,国内的自产的鸦片却大行其道,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秩序再次建立之后。

呵呵,若是泉下有知,不知道林则徐和许乃济会怎么想。另,中英《禁烟条约》刊登在《美国国际法期刊》1911年的第5卷第4期上,完全的引用如下: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hina Relating to Opiu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 No. 4, Supplement: Official Documents. (Oct., 1911), pp. 238-243.
在Jstor上可以查到。一般学校的图书馆里也有。一年多前,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无意中翻到这个条约,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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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宪政

呵呵,看到别人在聊孙中山和宪政,插两句评论。阿塔说:“一个国家不能建立宪政根本不在一人两人之过,牙压根儿就是因为这个民族没长这根筋,还没开这个窍。” 呵呵,这个结论看起来挺有道理的,但是即便是以马克思的历史观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机械唯物主义而非他老人家倡导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简单的机械唯物主义总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人什么都不用做不用想,只需按照日常生活,然后静静的等待,历史的必然就会发生。譬如宪政,只要人们安心日常工作,没事儿想想技术革新,发展一下生产力,总有一天宪政会到来,一两个人宪政努力的失败不过是时机未到,逆历史发展而动的结果罢了。这种观点抹杀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套用一句高中的滥调: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

政策是人制定的,虽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受到一些客观因素(或者抛来马克思的词汇,用流行一点的说法是“结构的制约”)的制约,但是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正确的政策往往能大大推动历史的进程。辛亥革命最终失败其实很大程度上缘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精英的政策失败。至于失败的具体原因恰好是俺要评论的第二点,就是所谓的“这个民族没长这根筋,还没开这个窍”,或是阿沃说到“民智不开”。

事实上,这个民智始终是“开”的,窍也是开的,那时的中国人和现在的中国人一样聪明,也和法国大革命,英国光荣革命,或是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的人一样聪明。他们没有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很聪明:革命的风险不小,除非革命能够带来生活很大的改变,否则没有理由参加革命,不如安于现状的好。西欧宪政革命前社会的主体是市民阶级,或者称之为中产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精英以推翻君主统治后的丰厚利益为诱饵,动员市民阶级,发动革命。而中国辛亥革命前的社会主体是农民阶级,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精英完全忽视了这个主体阶级,不以适当的“诱饵”去动员这个阶级,反而去照搬国外的经验,试图依靠本身非常脆弱的中产阶级,放着栋梁不用,却去用弱枝,焉能不败?

仅从革命成败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比起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要差很远。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依赖的是工人阶级,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阶级并不是很强大,共产党马上想到发动和动员农民阶级,以土改和减免租税为刺激,农民自然愿意加入革命,最终革命的胜利是与农民阶级的参与密不可分的。所以“一两个人”的政策制定对革命的结果还是非常有影响的;而同时,民智并非不开,而是要看决策者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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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臣的两难境地:Formal Analysis

呵呵,不是读史之余的感慨,而是读paper之余的杂谈。期末要做一个关于国家间贸易的模型,稍加改变倒是说明了一个有趣的历史问题:忠臣的困境。

这里的忠奸只是一个大致的分类和简化,简单的说,忠臣的总是以国家的利益为重的(换言之,他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而奸臣却是以一己或是一个小集团的私利为重(换言之,和国家的利益不同)。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

假设某个朝代正在与宿敌开战(譬如南宋与金),皇帝对军事并不熟悉,需要征求精通战事的大臣的意见。通常大家都认为主和的往往是奸臣(譬如秦桧)。有一个忠臣,在详细的了解情况后,认为按照当时情况确实主和确实最符合国家的利益。于是他建议主和。皇帝的利益自然也是和国家一致的(当然,你可以把这只当作一个假设)。因为他非常信任这个大臣(换言之,他认为这个大臣是忠臣的几率很大),所以他仍然会接受大臣的建议。但是接受这个建议后,他对这个大臣的信任度会降低(换言之,他认为这个大臣是忠臣的几率降低)最后这一点可能不是很直观,不过可以用例子来说明一下。先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尽管这个大臣精通战事,但是仍然有可能犯错误(尽管这个几率很小),如果他主和的建议被接受后,事实证明主和是错误的,皇帝对他的信任自然会下降。但是更重要的是 ,即便他的建议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皇帝对他的信任仍然会降低。(相关证明可以参看Stephen Morris JPE 2001 vol no2,另一个相关的证明Ely & Valimaki QJE 2003 Aug)。

于是忠臣便有一个两难境地:主和,但是以后被当作奸臣的几率增大;主战,但是会损害到国家(和自己)的利益。这里被当作奸臣的忧虑并不是出自对单纯名声重视,虚名对于古人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一旦被皇帝当作奸臣(准确地说是被当作奸臣的几率增大)就意味着自己以后正确的建议将不再被相信或是被打大折扣,从长远看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利益。如何选择?

还可以描述一个更极端的例子。一个精通战事的忠臣认为应该主和。但是他如果提出主和就会被皇帝砍头,以至于以后再没有建议的权力。他该怎么做?是“死谏”还是...?注意,这里的死谏并不能博得令名,即便是死了,也可能只是一个冥顽不灵的奸臣(基于上文提到的人们信条:奸臣主和)。

似乎就只能委曲求全了,与个人,与国家都有好处,为国家的长远利益牺牲国家的某些短期利益,可是...

在人们普遍狂热的时代里,忠臣的困境的到了充分的体现:或者作为叛徒凄然死去;或者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不得不在若干问题上违背初衷委屈求全,而若干年后还会有人出一本《晚年xxx》的书站在“道德”的高度上对xxx批判,s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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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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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陈水扁对“登陆”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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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岸的热点是连宋“登陆”访问,而台湾主要媒体的热点还有陈水扁在几个岛国的访问。连战登陆后,民进党不少立委反应强烈,包括副总统吕秀莲在内,纷纷对连战口诛笔伐,甚至痛声怒骂,可是相反的,陈水扁的态度却有些暧昧,甚至对连宋之旅表示出些许赞同来。一时间,民进党内刚刚还斗志昂扬的立委们一片错愕,不得不噤声,无奈之中,也只能发出吕秀莲似的自我解嘲:『以後拜託舵手要急轉彎前 要跟大家講一下』。而深绿的选民们更是不满,纷纷打电话给民进党表示抗议,甚至要求阿扁退党。与此同时,台联党还在那里蠢蠢欲动。其实仔细看来,还是阿扁更加老道些。

台湾政治的核心是选举,选举中又以总统选举为重。不管哪一党方针政策的制定,都要把选举考虑进去。而民进党与泛蓝争夺的核心是中间选民。连战一行,从民调上看,还是持赞同态度的居多,如果阿扁极力痛斥连战,喊出典型的绿色口号,等于是把中间半蓝半绿的选民拱手让给泛蓝,所以,阿扁自然不能把自己边缘化,而是要尽可能的向中间靠拢。虽然阿扁此举会导致某些深绿选民的不满,但是这些深绿选民又别无选择:他们在大选中仍然不得不支持民进党。原因很简单,尽管民进党没有他们期待得那么绿,但是比起泛蓝还是要绿一些,如果投票,自然不能不投给民进党。即便是深绿的台联派出候选人参加大选,理性的深绿选民仍然会把选票投给民进党,道理也很清楚:总体上说,深绿只是一小部分选民,即使都投票给台联,台联也并不能当选,而这样反而会减少民进党的得票,从而使泛蓝当选,所以对于深绿选民来说,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泛蓝当选),还是不得不把票投给民进党,而非他们真心支持的台联。

阿扁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努力向中间趋近,而不像吕秀莲一样仍然在那里糊涂地乱喊,虽然深绿选民恨的牙根痒痒,但却也没有别的选择。

其实民进党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扭曲连战之旅的意义,把他往深蓝那边推,边缘化国民党,以获得中间选民的支持,但是在现在这个信息交换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民进党并不具备这样的宣传手段,所以也只能跟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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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在教皇葬礼上的排名:Taïwan or China ?

教皇的葬礼上,陈水扁坐在元首区第一排第四个位置,对于这个排序的解释一天晚上居然看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

陳總統坐到第一排 因用正式國名 CHINA

陳水扁(新聞、網站)總統這一次到教廷參加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喪禮,是坐在第一排的位置觀禮;據了解,教廷這次安排各國元首觀禮座位的方式,是按國家名稱的字母順序來排的;因此,陳總統這次能坐到第一排,是因為陳總統以「中華民國總統」的名義,也就是靠「China」中的字母「C」,才得以坐到第一排;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陳總統是坐在巴西總統夫人,和喀麥隆總統之間;如果陳總統報上去的名稱是「台灣」的話,可能就會坐到後排去了;而據了解,從「Taiwan」改為「Republic of China」的想法,是出於台灣教區樞機主教「單國璽」的建議。

第二种:

北京震怒:阿扁出席葬礼,大胆尝试“正名”

据明报报导,在中国表示强烈不满下,台湾的总统陈水扁4月8日午参加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殡葬弥撒,罗马教廷方面按照法文字母排序,以Taiwan的法文写法,让陈水扁坐在元首区第一排第四个位置。...这次教宗的丧礼各国元首政要是以国名的法文字母排列座位,陈水扁是以Taiwan(台湾)的名称,而非按Republicof China(中华民国)排序,获安排坐在第一排第四个位,位于叙利亚总统与坦桑尼亚政要之间。预料这会进一步招来北京当局的不满,给中梵改善关系再泼一盆冷水。

两种的解释截然不同,所表达的含义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让人不能不产生疑惑:到底哪个是对的?

法文粗浅懂一些,虽然不够到法国旅行的,但是对于国名还是比较熟悉,当年被黄老头逼着对外交公约的时候,法文版也附在上面,印象中法语台湾、叙利亚和坦桑尼亚的拼写与英语相差不远,查了一下,果然,法语的中这三个词分别是:Taïwan、Syrie、和Tanzanie (略去冠词)。这样看来,第二条新闻应该是虚假的,说“北京因为台湾‘正名’而震怒”更是无稽之谈了。可怕的网络“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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