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清代的避讳

呵呵,看到一个朋友问起:

提问:嘉庆帝这个“颙”字是因为:
1、本来乾隆的儿子都是“颙”字辈,嘉庆即位后把兄弟们的名字改为“永”?
2、嘉庆即位后怕大家避讳麻烦,自己改了个比较生僻的字?
3、“颙”和“永”根本就是异体字,一回事?

问这个是因为看刘心武说红楼梦里北静王水溶这个“水”字和乾隆儿子排行的“永”字有
关,看了我第一反应就是乾隆年间皇子们是“永”字排行吗?。。

简单作答,顺便说说清朝的避讳。

1 乾隆皇帝的儿子都是“永”字辈的,嘉庆帝即位后,因为“永”字是个常用字,避讳不方便,才把“永”字改为“颙”字,这样的先例很多,譬如故剑情深的汉宣帝,原名病己,即位后即改为刘询;

2 这个应该是乾隆皇帝给该改的

3 颙和永不是异体字,两个意思不同

清朝比较有趣的地方在于前三个皇帝的名字(努尔哈赤,皇太极,和福临)并不避讳,努尔哈赤的名字可能因为音译的痕迹过重,本不是汉字,谈不上避讳;但是福临确实是一个地道的汉名,当时人们之所以不避“福”字是因为顺治帝的一道圣谕:“不可为联一人,致使天下之人无福”,后世不少文人评价这是清初收买人心之举,不管怎样,有清一代,“福”字还是可以照用的。不过在书写皇帝的实录时,皇帝的名字还是需要避一避的,据说是贴黄,把名字贴起来。

从康熙起,避讳严格起来(同时文字狱也开始盛行),翻看一部《康熙字典》,“玄”字与“烨”都缺最后一笔,而在平时使用中“玄”字要改为“元”字,“烨”字要改为“煜”字,于是《千字文》里的“天地玄黄”就成了“天地元黄”,玄色也成了元色。雍正帝做得更过,把他兄弟的名字中的胤字一律改为“允”字,而在不得不书写“胤”字的时候,也用缺笔来表示避讳。乾隆的弘字避讳的时候缺笔,但是“歷” 字在书写中却都要改为“暦”,是一异体字。

从嘉庆帝改名后,清皇室的名字开始使用非常冷僻的文字,呵呵,这倒是给后来拍清宫戏的导演们添了不少麻烦,譬如宣统帝他老爸摄政王到底“载澧”还是“载灃”,不少编剧导演都没整明白,一会儿li,一会feng的混叫,载沣(简化后)的老哥光绪帝载湉虽然不知道自己要做皇帝但是还是起了个极酷的名字“湉”,但是后来却被章太炎揪着大骂为“小丑”。还有一则更有趣的传说,光绪帝的老哥载漪因是他老爸很“不谨”再给道光皇帝“持服”时生下来的,所以名字中必须要有一个“犬”,以示不孝,但又不能起一个恶名,同时考虑到这一辈人的名字还必须有“三点水”旁(譬如载沣,载湉),所以就找到了这个“漪”字,有水,有犬,意思还很好,呵呵,看来要感谢汉字的博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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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期成功的禁烟运动与鸦片战争

呵呵,看到一捆人在讨论鸦片,插个空,说一下清朝末期成功的禁烟运动与之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是中国近代史的一块疮疤,也是中国近百年来耻辱的标志。1836年清廷关于鸦片问题曾经有一次著名的辩论。这次辩论中有三派,一派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主张允许鸦片合法进口,以增加税收,并以自种鸦片来抵制鸦片的输入,阻止白银的外流;另一派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主张严禁鸦片,并对吸食和贩卖者严惩。第三派以大学士穆彰阿为首,既反对弛禁也反对严禁,主张维持现状,这派人从鸦片贸易里得到了不少好处,故有此说,所以是三派人中最卑鄙的。抛开第三派的意见不说,只前两派就争吵了两年多,后来“严禁派”胜出,林则徐到广东去禁烟,便有了后来的鸦片战争,从此以后鸦片为祸半了个世纪,直到清朝晚期才再次成功的禁烟(这次成功被后来的辛亥革命破坏了,直到1949年才再度恢复)。但是有趣的是,清朝末年禁烟成功的原因正是被动的采用了许乃济提出的策略。

鸦片战争前中国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在西方,“主权”这一概念在200年前已经形成,到了鸦片战争前已成为惯例。但对于那时的中国来说,主权却是新鲜事物,中国并不理会或是尊重别国的主权,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蛮夷之地的国家理应对中国称臣纳贡,并无主权平等一说,所以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是比较霸道的,譬如东印度公司解散后,英国派出了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此人到了中国后自以为是英国的官方代表,希望会见广东地方当局的官员。但是广东的地方官仍然像对待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一样,拒绝会见律劳卑,让他去见中国洋行的行商。律劳卑坚持他的主张,两广总督便下令“封舱”停止对英贸易。林则徐的禁烟其实也差不多,单方面的给出一个最后通牒,然后禁烟,并没有和英国展开正式的官方贸易会谈,通过协商解决鸦片的问题。当然,在那时即便是协商了,也未必能和平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鸦片问题的最终解决却恰恰是中英双方通过谈判,签订条约禁止鸦片贸易的。

鸦片战争后,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目大幅度增加,1863年鸦片进口7万箱,1879年进口103000箱,但是从1880年起,鸦片的输入开始下挫,其原因正是因为中国本地鸦片的产量大大增加,并逐渐占领了国内市场(如许乃济所预料的那样)。以1900年为例,进口自英殖民地马尔瓦的鸦片613两一箱,印度巴塔纳的鸦片639两一箱,印度巴纳拉斯的646两一箱,波斯的284两一箱(质量很差),土耳其的500两一箱,而四川产的只要327两一箱,云南产的360两一箱,江苏产的400两一箱。特别是后来中国自产的鸦片在质量上并不比外国进口的差,国内市场开始青睐自产的鸦片,“国货”占领市场。

事实上,从英殖民地进口的鸦片价格本来也没有那么贵,价格较高主要是因为缴纳的关税和厘金比较多。《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可以对每箱进口的鸦片征收30两的关税(事实上,根据《天津条约》的Rules of Trade, Rule 5, Subsection 1,中国可以单方面提高鸦片的关税,甚至到通过关税禁止鸦片进口的程度,但是中国在那时自然也不会那么做),随后根据《烟台条约续增条款》又对每箱征收80两的厘金。英国的鸦片一到岸即由海关封存,在提货时需缴纳30两关税和80两厘金才能提走,也就是说英国的鸦片平白的就贵上了110两。另外还有一个运输成本的问题,因为根据条约规定,英国的鸦片只能在通商港口贸易,并不能由英商带入内地,也不能在内地建仓库大量储存,所以鸦片经过中国商人运到内地价格又要高出很多,而本地产品的成本又相对很低,所以英国鸦片无法和中国的鸦片竞争。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从1873年到1903年,银价与金价的汇率下跌了2/3,使用银本位的中国货币相对使用金本位的英国货币贬值了不少,导致进口的价格上涨,出口的价格下跌,所以外国进口的鸦片的价格就更贵了。更有趣的是,那时中国已经开始从云南向中南半岛出口鸦片了(类似人民币币值偏低,中国产品出口量增加)。

鸦片贸易的衰落为中英正式协商解决鸦片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是仍面临很多困难,一方面鸦片贸易仍然为英国带来很多利润,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国内建设也需要鸦片带来的税收,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左宗棠倒是一贯主张严厉禁烟),因为鸦片带来的关税和厘金占当时财政预算的5%-7%。但是当在印度调查西藏问题的唐绍仪得知英国对日益衰落的鸦片贸易有放弃的意思后,立即向慈禧太后报告,而慈禧也当即决定开始与英国协商,国内国外同时禁烟。于是1906年12月,在中国第二代外交官的努力下,中英达成协议,从1908年起中国每年减少国内鸦片的产量10%,英国也减少出口的10%,暂行三年。结果到了1911年,中国国内鸦片的减产数量已经大大的超过了规定的时间表,于是1911年5月8日,中英签订《禁烟条约》规定本国生产和外国进口的鸦片在1917年以前完全停止。注意看这个条约的签订时间是1911年5月8日,离清帝逊位已经不远,不知道这是不是清政府签订的最后一个国际条约,不管怎样,这个条约算得上一个平等条约了。禁烟也胜利在望。但是随后的辛亥革命打破了一切,虽然英国继续恪守这个条约,对华的鸦片出口逐年减少,但是国内禁种鸦片的努力却失败了。没有了外国的进口,国内的自产的鸦片却大行其道,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秩序再次建立之后。

呵呵,若是泉下有知,不知道林则徐和许乃济会怎么想。另,中英《禁烟条约》刊登在《美国国际法期刊》1911年的第5卷第4期上,完全的引用如下: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hina Relating to Opiu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 No. 4, Supplement: Official Documents. (Oct., 1911), pp. 238-243.
在Jstor上可以查到。一般学校的图书馆里也有。一年多前,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无意中翻到这个条约,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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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张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印花税票


无意间在故纸堆里翻出来的,觉得挺稀奇的,呵呵,也许是我少见多怪了,对印花税票的收藏并不在行,类比一下同时期的铜币,似乎也不该难得,中国开始征印花税是光绪时候的事情,到现在不过一百多年,那时的通行的铜币到现在还十分常见,但是想到纸质的东西不如金属铸币好保存,或者不可相比,这张大清印花税二十文保存的似乎还不错,只是纸质有些旧且泛黄。中华民国两张长城的一分和二分因该是北洋政府发行的,因为注意到长城上飘扬的是五色旗;前门那一张不好说,但是面值一百元那张应该比较晚,大约是抗战时期,因为看到面值比较大,一般来说,印花税都是轻税重罚,所以猜测应该是法币贬值以后发行的,呵呵,只是猜测,可能不准,不知道有没有行家来解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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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铜币背后的政治阴谋


在国内的时候酷爱收集古时的钱币,到了米国,没了资源,改收集外国硬币。在Ebay上买论斤卖的硬币--多是欧洲国家入盟后,要拿去销毁无用的硬币,不过也偶有珍品(相对而言),譬如以前贴过那枚1806年的乔治三世硬币,虽然字迹不清,但是还是被俺识别出来。呵呵,尽管品相不佳,但是价值足高于我购买那一堆硬币所花的银子。呵呵,不过乐在收藏,而非藏品的价值。

今天又在ebay闲逛,突然瞟见ebay在中国也有分店(以前的易趣?),好奇,在中国站上随便一搜,发现了几个卖“祺祥”钱的,不用说,肯定是假的了,但是祺祥钱背后却有一段政治阴谋,很是有趣。

历史版上的各位同仁自然知道祺祥是清朝的年号,不过一般人应该不会晓得,在清朝的咸丰与同治之间,还夹着一个不尴不尬的只有六十多天的“祺祥”年号(事实上算不得年号的,因为还没有来得及改元)。在这六十多天里,发生了影响晚清命运的“祺祥政变”,也称为“辛酉政变”。

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京师,咸丰帝逃亡热河。恭亲王奕訢奉命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与英、法等国议和,签订《北京条约》。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病危,立六岁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任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户部尚书肃顺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为顾命大臣。次日,咸丰帝病死,肃顺等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总摄朝政。9月4日,定明年改元祺祥。八大臣不让奕訢分享权柄,仅命他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时载淳生母慈禧太后和东宫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权,心怀不满,召醇郡王 (慈禧妹婿)密商罢斥肃顺等人,并与在京的奕訢联系。9月5日,奕訢奉太后召赶至热河,参与密谋。旋促御史董元醇出面奏请两太后“权听朝政”,在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之外,更派亲王一二人(意在奕訢、醇郡王)参政。9月15日,朝廷会议董折,辩论激烈。八大臣称赞襄皇帝不可听命太后,决定对董折发诏驳斥。

1861年10月26日,慈禧、慈安两太后偕幼帝载淳与载垣、端华等离热河回京。肃顺、醇郡王等护送咸丰帝灵柩后发。两太后抵京后,即召见先行返京的奕訢,部署对策。11月 2日,奕訢示意大学士贾桢、周祖培等再次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胜保亦上奏附合,并请以近支亲王辅政。当日太后下诏,历数载垣、端华、肃顺等罪状,称上年海疆不靖为在事王大臣筹划乖方所致,而其与外不能尽心和议,使朝廷失信各国,皇帝避走热河。并令载垣、端华、肃顺解任听勘,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退出军机处。不出一日,又下诏将肃顺等三人革职拿问。11月 3日,任命奕訢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桂良、沈兆霖、文祥、宝鋆并为军机大臣。7日,下诏废祺祥年号,以明年为同治元年。次日,再下诏命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景寿、匡源、杜翰、焦佑瀛皆革职,穆荫革职后发往军台。随后,又清除了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党羽。11日,同治帝载淳正式即位。从此,慈禧、慈安两太后开始垂帘听政。但实际上,慈禧掌握清政府的最高权力,历时四十七年之久。

呵呵,替代“祺祥”的“同治”年号,所表达的意思自然很清楚了。不过由于祺祥这个年号在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就已经确定,六十多天后才废除,而咸丰十一年八月五日(呵呵,还是上次说的传统,到第二年才能正式改元祺祥)在京的大学士桂良在答复热河辅政大臣的信件中说工部和户部开始准备铸造“祺祥通宝”折一钱。到了政变发生时,不少铸造局已经铸出了各式各样的祺祥钱。但是政变发生后,这些钱断不能流通入市,所以全部销毁,回炉重铸“同治”钱,所以流传下来的祺祥钱绝少,除了北京的户部、工部(宝泉,宝源二局),江苏宝苏局,还有比较偏远的云南宝云局,甘肃宝巩局所铸的祺祥钱残存下来寥寥可数的几枚外,其他各局,要么流通前全部销毁了,要么根本就还来得及铸造。

后来因为此钱价值不菲,伪造不少,于是就有了上边中国的ebay的伪铸品,不过技术含量太低,另有几种比较有名的伪制品,假托的是新疆的阿克苏局和乌什局,呵呵,用心良苦啊,不过民国时已被几个大家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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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女真、满洲等古民族问题--贫一下“金兀朮后裔泾川完颜村”兼一些老坑

呵呵,在民族版看到一则消息:甘肃泾川发现了金兀术后裔的村子。先说些题外话,觉得还是写作“朮”比较好吧, 比较符合历史的习惯, 不过不知道现在最新的汉字标准是怎样的,或者已经统一改为“术”了?呵呵,白朮等中药名称已经改了,不知道历史上的朮赤、兀朮等怎么办。转入正题。

就是有这么个村子,姓完颜,据说祖上是金朝完颜宗弼(兀朮)的后人,现在成立了一个泾川完颜(满族)联谊会,希望海内外的满族人、完颜氏等募捐投资,还有请了一个人写了一部村史。

且不说那部村史的纰漏(其实,史料原本残缺,与其臆测,不如直书村中传说更有价值),单单这个联谊会的名称冠以满族的称呼就让人觉得有些怪异,村史的开头第一句居然也说:“完颜,姓氏。凡姓完颜者,皆女真族即满族。” 后面还说他们村想集体加入满族成立满族自治乡,但是无果。

按照他们的观点,似乎民族的发展是线性的,昔日的女真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是当今的满族,这个逻辑还可以进一步拓展(譬如版上的老坑中常用的那样):东北有一个民族,先秦到西汉称为肃慎,东汉至魏晋时称为挹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称靺,五代时黑水靺鞨成为女真,明末女真成为满洲,解放后满洲成为现在的满族---完美的线性关系。类似的逻辑还可以推广到蒙古,突厥,鲜卑等等古时的或是今时的民族(也包括汉族),更有不少人连线性关系图都画出来了。但是,这种逻辑却是及其片面。

这类逻辑的错误其实并不少见:用现在的概念去理解古代的历史,一种傲慢的历史观--认为古时不同时期的民族概念必然等同,也必然与现在的民族的概念相同。关于这这种观点的错误已经说过了N遍,不再赘述,这儿只是具体的说说满族及其先民的问题。

简而言之,不仅肃慎,勿吉等称谓不能与女真等同,即便是笼统的女真名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的内容亦不相同 。这些称谓所指的并不是一个类似现代概念的“民族”,而是对一些部落的笼统称呼。这种称呼不是基于这些部落内部的自我认同,而是由于他们处于相近的地理位置,或是有相同的语言、风俗或是长相。大概类比一下,一个日本人和一个韩国人在美国都被笼统称为Asian,但是韩国人和日本人对Asian这个称呼没有任何认同感(让他们自我介绍的时候肯定不会说自己的亚洲人),对彼此也没有任何认同感,甚至还相互有着某种敌视。他们认同是自己的大和族同胞或是朝鲜族同胞。而肃慎、勿吉这类称呼就是类似“Asian”的一种称呼--只是中土人士这么笼统称呼他们,而他们对于这个称呼却没有什么认同感。如果问及他们,他们更倾向于称自己是哪个部落的而不是用这样的笼统的称呼。

其实中国的史书对这点也有比较清晰的记载,譬如《后汉书·挹娄传》:“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魏书·勿吉传》“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 《隋书·靺鞨传》“邑落具有酋长,不相总一”。所以一般还会按照具体部族或是地域对其进一步细分,譬如辽时的南女真,北女真,黄龙府女真,顺化国女真,长白山女真等等,这些女真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认同上的关系,也不相互统属。因为这种划分是笼统的,所以在细节上可能不同时期有出入,譬如宋人所称的“黄头女真”,其实是唐人称的“黄头室韦”,女真与室韦是两大类不同的称谓。

因为称呼是笼统的,所以在不同时期包含的内容也不必相同,因为跟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来划分女真人与非女真人。这点与后来的满洲不同。

但是一旦这些笼统女真称谓下的某个部族开始强大,开始四处开疆扩土,统一附近的部落,部落之间因为征服统治而关系密切起来,原来松散的女真概念得到加强,譬如完颜部的崛起与金朝的建立。同时,这样还扩大了女真这个称谓使用的范围,原先一些不属于女真称谓下的部落由于被女真人的征服而被称为女真,譬如本不属于女真的辽代的兀惹,铁骊自金代后便也称为女真的一部分,同时由于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度,有些类似清朝八旗制度,事实上加速了周边不同部落的相互同化。

经过金一代的发展,女真的概念比起前代变得更加明确起来,但是随着金朝的覆灭,中原的女真大量融入汉人,而原先女真的居住地除了仍有些原有的女真部落外又有新的部落迁入....

呵呵,废话太多,懒得写了,简而言之,清时满洲和先前的明时的女真没有直接继承关系,满洲类似完颜是女真的一个部族名称。后来满洲崛起,征服了女真各部,统一称谓为“满洲”,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满洲人都是先前明时的女真人(金亡后,女真这一称谓再次笼统化),也不是所有的女真人都成了满州(“野人”女真的不少部落被排除在满洲之外,譬如现在的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完颜部的后裔也不一定就是满洲人,不少完颜部的后裔融入汉人,而完颜部本身也在继续分化,产生了不少新的部落。ft,贫了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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